胡适《论短篇小说》，原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
    
    罗刹海市（插图），原载《详注聊斋志异图咏》，清末刊本
    1948年 《聊斋志异》讥刺了清廷？
    众所周知，《聊斋志异》乃清初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汇辑了近五百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有不少是通过花妖狐魅与世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来体现作者反抗传统礼教束缚，揭示人性本来面目的良苦用心。
    近半个世纪以来，《聊斋志异》中的《画皮》《聂小倩》《促织》《崂山道士》等，俱已多次拍摄成动画片及影视剧作品，可谓尽人皆知。遗憾的是，这么一部极为优秀，且流传极广的作品集，在其诞生的那个时代，却未能受到当时所谓社会“主流”的青睐与赞赏，未能辑入有清代官修“百科全书”之称的《四库全书》，并没有什么特别权威的官方“定本”可言，一直是以民间“坊本”的形式悄然流传于世的。
    自清康熙年间抄本私下流传，乾隆年间刻印行世，各地各式“坊本”传布四方，一度出现过相当繁杂、真伪参半的多种民间版本，后世一般读者也只是随意翻拣，且做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并没有刻意推敲版本，特意考究史迹之意。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自“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以来，对《聊斋志异》的深入研究与充分研讨，俨然又步入了一个“新时代”。国内文史学者以近乎“考古学”眼光看待与研究明清小说的风气，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一股学术潮流。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对于《聊斋志异》缘何未能入选《四库全书》及其创作旨趣、体例、方法、风格等一系列的研究，也随之悄然展开。
    1948年3月3日，一位名叫“冯汉鏞”的四川学者，在上海《东南日报》的“文史”副刊上，撰发了一篇题为《闲话聊斋志异》的学术随笔性质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笔法高绝”，确为“才子之笔”的《聊斋志异》，当年确曾流传至清宫内廷，也曾一度受到皇帝的“嘉叹”。可当皇帝读到《罗刹海市》一篇时，认为此文是针对并讥刺他及整个清廷的，而且什么“女扮男装”“以丑为美”之类的说法，都是不够“正能量”的，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入选“四库全书”呢？
    就在《闲话聊斋志异》一文，刊发三周之后，另一篇署名为“刘永潜”的，题为《也话聊斋志异》的文章，刊发在了《东南时报》。“开篇语”这样说道：读冯汉鏞先生《闲话聊斋志异》，觉其中不少可商榷处，漫书所见，就正大雅。
    作者花了约三百字的篇幅，直接引用了盛时彥《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跋文，明确指出了并不存在什么《罗刹海市》讥刺清廷的说法，《聊斋志异》之所以无法入选《四库全书》，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体例”不合。《聊斋志异》里所收录的篇章，既有类似小说体裁者，又有类似传记体裁者；“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这即是说，从文章体裁上无法将之分类划归。自然，也因之无法将其收入《四库全书》之“说部”了。
    1918年 胡适在北大“开讲”《聊斋志异》
    事实上，早在冯、刘二人此次“切磋”三十年之前，即1918年间，胡适即已在北大“开讲”《聊斋志异》，对于此书的创作旨趣、体例、方法、风格等一系列问题，早已有过初步研判与公开表述。
    1918年3月15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第四次会上，做了以“短篇小说”为主题的学术讲演，当时由后来成为“新史学”大家的研究员傅斯年为之记录整理，讲演稿随即刊发于1918年3月22日至27日《北京大学日刊》之上。这篇讲演稿后经胡适改定，又于同年5月15日，刊发在了《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5号之上。
    此次学术讲演以研讨中国的短篇小说发展历程为主要内容，当提到明清两代以“白话文”创作的短篇小说何以并不多见，质量也并不上乘时，胡适以为，主要是由两大因素导致的这一现象。讲演中有这样的表述：
    ……只可惜白话的短篇小说，发达不久，便中止了。中止的原因，约有两层。第一，因为白话的“章回小说”发达了，作小说的人往往把许多短篇略加组织，合成长篇。如《儒林外史》和《品花宝鉴》名为长篇的“章回小说”，其实都是许多短篇凑拢来的。这种杂凑的长篇小说的结果，反阻碍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发达了。第二，是因为明末清初的文人，很作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说。如《虞初新志》《虞初续志》《聊斋志异》等书里面，很有几篇可读的小说。比较看来，还该把《聊斋志异》来代表这两朝的文言小说。《聊斋》里面，如《续黄粱》《胡四相公》《青梅》《促织》《细柳》……诸篇，都可称为“短篇小说”。《聊斋》的小说，平心而论，实在高出唐人的小说。蒲松龄虽喜说鬼狐，但他写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于理想主义之中，却带几分写实的性质。这实在是他的长处，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写人情世故的利器。到了后来，那些学《聊斋》的小说，更不值得提起了。
    相信当年在北大讲堂里，亲耳聆听到此次讲演的“听众”，不免瞬时会心生一个疑问：这看似是在讲解明清两代“白话”短篇小说不发达的原因，却更像是在专门赏析与导读《聊斋志异》啊？
    讲演现场有些“跑题”的胡适，对《聊斋志异》的赞赏是溢于言表的，认为此书水准已超越唐代小说，可为明清两代文言小说之代表，既有理想主义色彩，又不乏写实主义的丰采……诸此种种赞誉，可以说，已然将之后一百年的各路相关研究者的评赞之语“说尽”，也为之后一百年来此书继续为民间所流行与追捧确定了“基调”。
    虽然胡适晚年还曾对《聊斋志异》版本考证，以及作者蒲松龄生平探究产生过浓厚兴趣，也一度撰写过具有相当创见的论文与札记，可毕竟志不在此，其人主要研究方向并未关涉囊括此书的文言小说一类，故而这些只言片语、东鳞西爪的记述，只能是建立在其人非常赞赏《聊斋志异》一书基础之上的，某种带有“见闻”与“记念”性质的学术备忘录了。
    与之相较，稍晚个三、五年之后，正式将《聊斋志异》写入大学教材，持续将《聊斋志异》的研究与评判带入大学课堂与讲座的鲁迅，确实是要更进一步，更胜一筹了。
    1924年 鲁迅把《聊斋志异》写进北大教材
    距今整整一百年前，1923年3月13日上午，鲁迅前往北京高师讲课，课后又至直隶书局买了一部石印本《聊斋志异》，花了大洋一元八角。这是《鲁迅日记》里，首度提到《聊斋志异》的一次记录。
    这一年年底，鲁迅编撰的《中国小说史略（上）》，由北大第一院新潮社印行，这标志着鲁迅的北大文科讲义，即其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的教材，已然初具规模，有基本可以公开出版的正式版本了。次年6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印行。1925年9月，《中国小说史略》的上下两部分内容合辑为一册，交由位于北京东城翠花胡同十二号的北新书局，正式出版发行。
    从北大文科讲义到正式出版物，鲁迅的这一部北大教材，迅速“火”遍大江南北。不单单是高校师生、学界同仁，纷纷对此书予以关注，即便是对平日里就喜欢读历代小说消遣时日的普通读者大众而言，但凡是稍有一点刨根问底与探究猎奇之心的“小说迷”，大多都赶赶“时髦”，去购置这么一本北大教材，稍稍查证一下自己读了这么多年的各类小说究竟品质如何，看看还能不能给自己再提供一点带有专业指导性质的“权威”意见。毋庸多言，那些喜爱《聊斋志异》的读者群体，迅即就会在书中看到这样的一些“导读”意见：
    ……专集之最有名者为蒲松龄之《聊斋志异》。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人，幼有轶才，老而不达，以诸生授徒于家，至康熙辛卯始成岁贡生（《聊斋志异》序跋），越四年遂卒，年八十六。
    ……《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显然，鲁迅对《聊斋志异》也是推崇备至，对其创作手法与风格之新颖独特，更是大加赞赏。也正是基于这份推崇与赞赏之意，鲁迅对《聊斋志异》所谓“体例”不合惯例（因之未能入选《四库全书》）的问题，早有研究与评判。书中有这样的表述：
    ……《聊斋志异》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至纪昀而有微辞。盛时彦（《姑妄听之》跋）述其语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天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盖即訾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简，既非自叙之文，而尽描写之致而已。
    鲁迅在书中的表述，仍是援引盛时彥《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跋文，道出了一代才子更兼《四库全书》总纂官的纪晓岚，认定《聊斋志异》不合“体例”的基本观点。书中虽未明言，可鲁迅本人与纪大才子所见略同，应当是肉眼可见的。
    1924年 鲁迅在西安讲学再聊“聊斋”
    1924年7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刚刚印行一个月之后，鲁迅赴西安进行暑期讲学时，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为主题，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讲座。其中，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中再度聊到了《聊斋志异》。由于是更为通俗简明的现场宣讲形式，其人对《聊斋志异》一书的评判之表述，较之《中国小说史略》里的严谨考述，也更为鲜活生动一些。且听讲演中，鲁迅是这么说的：
    ……到了嘉靖间，唐人底传奇小说盛行起来了，从此模仿者又在在皆是，文人大抵喜欢做几篇传奇体的文章；其专做小说，合为一集的，则《聊斋志异》最有名。《聊斋志异》是山东淄川人蒲松龄做的。有人说他作书以前，天天在门口设备茗烟，请过路底人讲说故事，作为著作的材料；但是多由他的朋友那里听来的，有许多是从古书尤其是从唐人传奇变化而来的——如《凤阳士人》《续黄粱》等就是——所以列他于拟古。书中所叙，多是神仙，狐鬼，精魅等故事，和当时所出同类的书差不多，但其优点在：（一）描写详细而委曲，用笔变幻而熟达。（二）说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觉得可亲，并不觉得很可怕。不过用古典太多，使一般人不容易看下去。《聊斋志异》出来之后，风行约一百年，这其间模仿和赞颂它的非常之多。
    但到了乾隆末年，有直隶献县人纪昀出来和他反对了，纪昀说《聊斋志异》之缺点有二：（一）体例太杂。就是说一个人的一个作品中，不当有两代的文章的体例，这是因为《聊斋志异》中有长的文章是仿唐人传奇的，而又有些短的文章却像六朝的志怪。（二）描写太详。这是说他的作品是述他人的事迹的，而每每过于曲尽细微，非自己不能知道，其中有许多事，本人未必肯说，作者何从知之？纪昀为避此两缺点起见，所以他所做的《阅微草堂笔记》就完全模仿六朝，尚质黜华，叙述简古，力避唐人的做法。
    读罢作为北大文科教材的《中国小说史略》，听罢作为暑期学术讲座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对《聊斋志异》的推崇与赞赏，早在1924年这一年，便已在其笔墨唇舌之下，留下了淋漓尽致的痕迹。对于《聊斋志异》不合“体例”的研判，对于最早给出这一研判的纪晓岚的相关研究，鲁迅也早已走在了“新时代”的前列。
    无怪乎，待到1948年时，本文开首提到的那两位学者还在为《聊斋志异》缘何“落选”《四库全书》而有所论争之际，国内学界并无任何“凑热闹”之举动。毕竟，爱与不爱“聊斋”，都与其进没进“四库”没有多大关系，这是早在一百年前，鲁迅还健在的那个时代就已然有所“公论”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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