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中原大战后，桂系为维持存在，通过与西南诸省合作获得必要生存空间，并极力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可控，以便为军政建设提供充沛经济资源。国民政府在统合西南过程中，财经手段成为重要途径。随着1935年贵州政局重组，桂系丧失至为关键的战略缓冲地带，加之滇黔烟土改道与法币改革实施，使其财政濒临枯竭，推动了桂系与陈济棠合谋反蒋的步伐。但此后粤局崩溃，在国民政府的军事封锁和经济打压下，桂系内外交困，为换取发展所需的地盘与财政资源，桂系最终选择与蒋合作，实现了生存逻辑的转变。 关键词：桂系 李宗仁 白崇禧 黄旭初 蒋介石 新桂系作为李宗仁、白崇禧主导的广西地方军政集团，自北伐军兴，以“小省强人”的姿态迅速崛起。此后，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渐趋激化，以至爆发蒋桂战争。自1931年开始，蒋桂之间虽不复兵戎相见，但政治对立的态势却长期延续，“以李白之资望能力，不克在中央指导之下，一致合作，转任其局促一隅，翘然独异，形成国家统一之隐忧”。1936年9月，持续数月之久的两广事变和平解决，桂系在南京国民政府保障其地盘、军队等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与蒋介石握手言和。桂系虽仍自成体系，但蒋自信广西从此不足为虑，强调广东已被其控制，西南政局今非昔比，桂系面对鸦片税收断绝、财政崩溃的困境，唯有与其合作、寻求财政补助方能维持生存，桂系“依赖中央之心将不可一日脱离，虽有十白，非绝对听命中央，则无能为力矣”。 国民政府推行的财政经济政策在桂系从反蒋转向和蒋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或成为影响桂系生存逻辑的核心因素之一。而桂系作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延续时间最久、具有广泛政治影响力的地方军政集团，自中原大战后与蒋介石关系从冲突逐步走向缓和、直至合作，其生存逻辑的转变过程，对于理解民国时期地方势力的生存以及央地关系演变均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试图利用近年新披露的桂系核心人物黄旭初日记、回忆录，结合各类中外文档案，重点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在西南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下，桂系生存逻辑转变的政治、经济动因，探析财政经济因素在国民政府实施地方政治整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期对桂系的政治特性、行为逻辑形成更深的认知。 一、西南政局演变背景下的桂系财政 新桂系1926年宣布效忠国民党后，在北伐战争期间势力不断扩展，控制的地盘从广西镇南关延伸至华北地区，并且积极争取对全国政治走向产生影响，乃至陈济棠认为，桂系“抗中央、排外省几成天性，李、白、黄诸人实一邱之貉，饥之则伏，饱之则飏”。1929年，桂系在蒋桂战争中遭遇重挫，但仍能利用广西条件重掌政局。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桂系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共同反蒋，决计弃广西于不顾，倾师入湘，结果非但会师中原成为泡影，而且龙云派遣大军攻桂，兵临南宁城下；陈济棠的粤军又侵入广西，与滇军联络夹击，使得桂系再度陷入险境。与此同时，广西连年征战，民众苦不堪言，社会经济凋敝，犹如广西商民协会所言，“柳庆平桂各属叠被兵燹，满目疮痍，而梧浔郁郡饥馑洊臻，已非沃土，省垣中枢百政莫举，险象环生”。桂系为扭转内外交困局面，1930年10月集中全力将滇军驱逐出境后，开始转向加强广西自身建设，待羽翼丰满，再图进取。 就桂系生存的外部环境而言，陈济棠的粤军自滇军败退后，亦从宾阳撤至贵县，据守梧州等地，广西“全省尚未完全收复，但几度危险关头都已平安度过，且广西从此再无内战的兵祸”。令桂系感到意外的是，1931年2月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引发粤籍军政人物反弹，4月30日，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联名通电斥责蒋介石违法叛党。陈济棠因不满蒋介石大幅削减军饷补助，在古应芬等影响下，5月5日公开通电起兵反蒋。在此之前，陈济棠于4月下旬密派代表马晓军赴南宁，主动向桂系释仇修好，粤桂从军事对立迅即转向团结合作，桂系生存环境因之发生重大变化。黄旭初感叹道，“广西连被广东所败，而战胜者反向战败者请和，更出乎我们的意料。时事变化，真难捉摸”。5月11日，李宗仁、白崇禧公开通电声援陈济棠，各派反蒋人士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形成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胡汉民获释，宁粤双方在沪展开和谈，达成妥协，取消广州国民政府，另行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与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负责两广军政事宜。胡汉民则南下长居香港，与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桂地方实力派合作，遥控指挥西南地方势力，加以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遥相呼应，使得西南成为阻扰蒋介石实现国内政治统一不可忽视的因素。西南与南京国民政府长期对峙，不仅为桂系生存提供足够的战略缓冲空间，亦使其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 桂系鉴于“胡汉民在西南，南京不敢十分压迫，两广局势稳定，给予最好的建设机会”，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建设纲领，主张实践三民主义应采取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重点推行民团制度，将广西各区壮丁分别编队训练，以充实自卫力量、推行政令。民团制度的全面实施，使得广西匪患减少，也为军队募兵提供新的人力渠道。在军事建设方面，桂系提出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将民团组织训练、学校军事训练与征兵结合起来，广西地方社会呈现出高度军事化的态势。在经济建设领域，则着重推行自给政策，不仅奖励私人投资，更强调政府直接投资、发展国家资本。经过数年经营，全国各界对桂系观感随之转变，如《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撰文称，广西“因为贫，所以上下一致，埋头苦干，因为小，所以官民合衷，情感融洽”，“诚实有朝气，是在任何地方没有如此普遍的”。白崇禧对创设民团甚为得意，声言此法源自管子，“作内政以寄军令之意，广西将民团寄于乡村之中，至民团之普遍，类瑞士之民兵，民团之性质类俄国之民兵”。 然而广西僻处边陲，地方贫瘠，财政来源极为有限，桂系依靠田赋等税入难以维持地方政府有效运转，加之李宗仁、白崇禧大肆推行地方建设，整军备武、扩充兵源，对财政收入的需求急剧上升，“数年来省库收入虽有可观，然军费支出、整批购械付款，为数亦足惊人”。1933年，桂系军队各项开支超过2100万元，占全省财政支出的40.24%，尚且不论公安、行政、教育文化亦需款甚殷。增加财赋收入、确保军需开支，就成为桂系“第一紧要而又非常吃力的事”。当时广西全省约1080万人，壮丁接近200万，能够被桂系汲取的经济、人力资源甚为有限。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坦言，“既不能效法四川预征若干年的田赋，又不能增加其他的税项，这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为开拓饷源，桂系将目光转向过境广西的鸦片贸易。黄旭初认为，“这是不得已无可如何的事，而且是沿袭旧有继续办理的”。 事实上，1840年之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通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向中国大肆贩运鸦片以获取巨额经济利益。鸦片在中国的泛滥，使得大量白银外流、贸易失衡，更造成深重的灾难。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觊觎丰厚的经济收益，自1858年开始实施鸦片贸易合法化政策，鸦片种植迅速在国内各地泛滥，“先由滇、蜀、黔诸省试种，其他各省，亦相率效尤”。鸦片在毒害中国民众身体的同时，亦侵蚀经济、助长兵祸、酿成饥荒，如豫、陕诸省灾荒日甚一日，“溯其原由，即因大半田亩，悉种鸦片，而谷麦之出产，遂不能供给人民之需”。尽管1906年清政府在国内外压力下颁布《禁烟章程》，1908年又与英国签订禁烟条约，欲逐步禁绝烟毒，但此后政局动荡，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地方军阀纷起，“拥兵之辈，正苦筹饷乏术，乃视诸毒品之贸易为绝大利源”。鸦片问题犹如痼疾，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以西南诸省为甚，贵州种烟之区约占全省2/3，云南产烟之盛更是倍于他省。正因如此，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西南各省，不仅财政高度依赖鸦片特税，并且在鸦片种植、运输、销售的过程中，粤桂滇黔亦逐步形成利益共同体。 云南、贵州作为西南地区主要鸦片产地，地方军政开支对鸦片特税具有较高依赖性。如1931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财政支出598万元，其中军费298万元；在政府收入的1149万元中，田赋仅为110万元，鸦片特税近乎田赋的4倍，达406万元，实乃云南财政主要收入来源。龙云全面垄断鸦片种植与销售，用以扩充军力，故而在与粤桂政治合作中往往居于主动地位，且态度变化不定，乃至白崇禧斥“云南甚狡猾，其言不可尽信”。至于贵州，则因犹国才与王家烈的混战而长期陷于混乱局面，双方为获得军事优势，竞相向粤桂让渡部分鸦片税收利益，以换取其政治支持，粤桂坐收渔翁之利。就鸦片过境税而论，贵州每担初抽100元，王家烈任内改为120元，“然过桂省每担抽六百元，过粤每担抽四百元，皆数倍于此”。此外，广东虽非鸦片产地，但广州是华南地区鸦片贸易中心，陈济棠觊觎鸦片的丰厚税收，授意胞兄陈维周组建鸦片专卖局，由烟商霍芝庭承办，实施严格的专卖政策，不仅组织规模庞大的武装缉私力量，并严禁军队私运鸦片，每月获利甚丰。1934年广东全年财政收入6442万元（毫币），鸦片相关税收达1620万元，约占财政总收入的1/4。广东经济富庶，可供开拓的税源更为多元，并且凭借其鸦片终端市场的地位，能够确保税额稳定可控，因此获得更大转圜空间。 广西则情况迥异。一方面该省气候、地质条件并不适宜鸦片种植，产量微乎其微；另一方面，桂系为刷新政治、建设新广西，采取严厉禁烟措施，鸦片消费数量极为有限，但“广西作为滇黔烟土的主要贸易通道，如此依赖鸦片特税”。广西省政府专设禁烟监察处，规定凡贩运滇黔鸦片入境，无论销往何处，均需征收数额不菲的禁烟罚金（又名烟土税）。因滇黔烟土转桂输粤数量巨大，禁烟罚金乃成桂系财政收入之大宗。相较于田赋等传统收入，禁烟罚金不仅税源巩固、更具保障，并且征税对象主要为过境广西的鸦片行商，即便加税也不会对本省民众产生额外的经济负担，故禁烟罚金在广西财政结构中日益显要。1933年，广西财政收入约5091万元，禁烟罚金高达1806万元，占比达35.48%（参见下表）。桂系甚为自得的地方民团，每年300万元的经费主要通过向过境鸦片额外征税筹措，规定每两鸦片附加5分，每年大约可得250万元，乃至舆论惊呼，“假如我们设想这项鸦片税取消后，广西的财政将受怎样的影响，这也许是广西省当局所不敢想像的吧”。  在西南地区，粤桂逐渐形成相互依存之势。经济资源粤富桂贫、军事实力粤弱桂强，平时因经济关系，桂被粤所控制；战时因政治关系，粤却被桂所影响。粤桂两省反复磋商后，就鸦片征税问题达成共识，实施粤桂禁烟联络办法，由霍芝庭组建两广合益公司，决定对运往两广的鸦片统一征税，然后再按比例分成，“分出部分利益给广西”。粤桂关系虽密不可分，但广东作为滇黔烟土的重要销售地，凭借其市场地位亦能部分影响鸦片贸易走向，往往占据主导权，桂系在决策过程中不得不顾忌其观感。对于桂系而言，其生存逻辑重在寻求与粤、滇、黔诸省的政治合作，以维持西南半独立的割据局面，当面对南京国民政府强势挤压之时，能够获得必要的战略缓冲空间；并且试图确保禁烟罚金的稳定可控，为军政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资源。但是鸦片运输路线的选择权受制于滇黔，税率决定权操之于粤，亦是不争的事实，故而桂系寻求西南政治合作与保障禁烟罚金之间又呈不可分离之势。 正因如此，黄绍竑认为，禁烟罚金作为广西财政收入的大宗，是影响桂系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如云南烟土，“它可以运销长江，也可以运销珠江，操有主动权，而广西则处在被动地位”。滇省政治态度变化直接影响广西财政与经济的稳定，因此桂系极力谋求与云南合作。“尽管他们当时政治上的立场不同，或刚放下了枪杆子，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不得不弃怨修好，而广西则更为急切”。为避免自身生存陷入困境，桂系态度最为积极，多次尝试策动西南各省展开政治经济合作，以便居于主动地位。1933年，贵州军阀王家烈与犹国才冲突激化，在桂系帮助下，王家烈得以占据优势。次年，李宗仁与王家烈会晤于黔桂边境，王家烈担忧犹国才勾结龙云再图黔政，李信誓旦旦地保证，龙云如若派兵入黔，粤桂不会坐视不管，建议王家烈整顿贵州政局、收拾民心，“以后要械弹，由你备价，（烟土），我向广东方面磋商”。随后李宗仁又倡导粤桂黔签订“三省军事协定”，承诺如果蒋介石对三省任何一方用兵，必须互相支援。黔桂关系日趋密切，贵州逐步成为桂系最主要的战略后方。1934年，龙云曾密派代表向胡汉民提议粤桂滇三省就滇土东运展开合作，所设机构名义上隶属于西南政务委员会，由三省分派委员，共同负责。李宗仁认为与滇合作无论从政治还是财政上而言，均甚为有利，极力推动落实，强调若因此与滇省建立起经济联盟，“则有不可离之关系”，更可得一有钱都买不来之帮手。陈济棠则不以为然，斥责龙云所提方案滇省得利为多，便以禁烟为名婉拒，合作之议被迫搁置。然而随着国民政府逐步实施鸦片统制政策，西南特殊的财政经济结构亦面临受制于人的潜在风险。 二、国民政府统合西南的策略及其影响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虽完成形式统一，但以桂系为代表的地方军政集团的存在，仍旧是蒋介石实现地方政治整合必须克服的严峻挑战。即便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成功击败晋系、桂系、西北军，然而各派新军阀在地方经营多年，灭而不绝。蒋介石为此在日记中特别强调，桂系、阎锡山、冯玉祥和川军，“皆需处置妥备，不使生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蒋看来，整理政治、统合地方实力派、巩固基本势力，成为此时执政的核心要务。 面对地方势力的挑战，蒋介石虽可通过军事手段暂时予以压制，但受客观政治环境以及自身力量的限制，如果不通过输诚改编、调离防区等方式将之分化瓦解，就难以彻底消灭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力量。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承诺由张学良负责黄河以北地区的政治与军事善后事宜。面对数十万之众的晋军、西北军旧部，蒋原本向张建议把晋系及西北军一并解决，但张意在保存，维持各方力量平衡。蒋最终作出让步，答允由徐永昌、傅作义负责晋绥军政事宜。同时，蒋介石考虑到改造广西政局与四川、北方问题的关联，认为“为大局计，如桂事早了，则川事亦可就范，北方亦受影响，较易解决。为两广与将来计，亦应处以宽大”，决定李宗仁、白崇禧离桂出洋，桂事即可宽大处理。待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外患日急，国人反对内战、要求团结一致的呼声高涨，依靠军事解决地方势力的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蒋介石逐步转变策略，寻求其他手段驾驭各地方势力。 相较于军事解决，蒋介石更青睐利用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派系矛盾，使之彼此钳制、相互制衡，从而坐收渔翁之利。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蒋在山东以刘珍年、沈鸿烈制衡韩复榘，在山西利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监视晋系，在河北、平津又依靠国民党中央军、商震的三十二军钳制东北军。此举虽可实现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权势的平衡，避免某方势力坐大，但地方社会秩序却因各地方实力派的冲突时常陷入混乱状态。冯玉祥即有感受：“蒋之计划在彼此牵制，他好从中取利。如山西之宋、孙驻军以制阎。如江苏，如河南，如山东，均用此法，乱国即在于此矣。”同样，粤桂之间自1929年李济深被蒋介石扣留于汤山后，迅即陷入分裂，甚至爆发两次粤桂战争。蒋介石为笼络陈济棠，“使粤军替他看守桂系，故指定以中央在粤税收，全部拨给陈作军费”。1930年2月4日，蒋介石电促陈济棠尽速出兵解决桂事，强调“桂战非兄揽其成，再无他人可以担任，请勿推托，毅然速进”。然而待至1931年粤桂抛弃前嫌、联合反蒋，蒋介石依靠粤桂地方实力派彼此钳制的政治策略也就无从实现了。尽管此后蒋介石多次尝试拆分粤桂，使之相互制衡，但粤桂对此极为警惕，颇多防范，因而效果不彰。 然而，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税收及币制改革、整顿国内公债，蒋介石积累了远较各地方实力派更为雄厚的财政资源，1934年国民政府各项财政支出总计已达12亿元以上，军费总数更是超过3.8亿元。相反，地方实力派则在国民政府不断渗透与挤压之下财枯力竭，财政经济措施逐步成为蒋介石整合地方势力不可或缺的手段。据英国驻华使馆观察，财政问题在军阀战争中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蒋介石很清楚财政匮乏常常迫使心怀不满的军阀发生动乱，但他更明白资金短缺意味着敌对势力的行动将迅速结束”。一方面，国民政府通过各项经济制度改革，将多种地方税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在挤压地方生存空间的同时，使得南京与地方控制的财政资源处于更加不平衡的状态。如1930年12月蒋介石致电各省政府主席，斥责厘金作为数十年来病害商民之唯一秕政，要求自1931年开始全面裁撤厘金，改设统税，由中央统一负责征收，声言裁厘能否实现，“实为革命与反革命、军阀与非军阀之试金石”。各省在蒋的压力下，被迫允诺裁撤厘金，地方财政因此颇受影响。1932年绥远完成厘金裁撤后，该省财政厅厅长苏体仁向财政部哀叹：绥远财政“出入相衡，不敷达二百万元之巨”。另一方面，蒋介石意识到地方实力派财政日渐枯竭，对经济资源的需求呈扩大之势，故试图以财政补助换取地方实力派的忠诚。如若地方的政治行为难以为蒋掌握，蒋则凭借财政补助的多寡对其形成制约。如1931年阎锡山重返山西后图谋再起，但晋系财政困难，阎锡山逐渐转变对蒋态度，极力筹谋与南京亲近。究其根源，乃为取得物质上之利益。 西南川、滇、黔、粤、桂各方为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内统治区域最广、军事力量极为雄厚的割据势力，尤其是桂系经过数年建设，实力更是不容小觑，“桂有坚固工事，训练之民团，部队虽不多，而意志统一，据险以守，攻之废时”。蒋介石在日本侵华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形下，军事讨伐力有不逮，以政治权谋拆分粤桂一时又无从着手，财经手段就成为蒋介石整合西南地方势力的重要途径。然而此时以财政补助制约地方势力政治行为的固有办法，对粤桂却难以奏效。1933年4月，桂系、陈济棠、十九路军以联合出兵进攻苏区为名，向国民政府索取军费补助，李宗仁特别致电蒋介石，“现粤、闽部队已陆续开动，伯南、健生、贤初具极热诚，一致负责，惟金融枯渴，困难异常，尚祈每月拨助大洋三十万元，俾得迅速出发”。蒋介石当即表示，补助费先行拨付半数，由财政部汇粤分配，希望桂军尽速开拔。但是桂系在获取财政补助后，仍旧我行我素，蒋桂关系并无显著改善。蒋介石逐渐放弃是项办法，指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对于李宗仁索要钱款的电文予以搁置，暂不回复。国民政府以财经手段统合西南，唯有另觅新的路径。 西南各省对鸦片特税高度依赖的财政结构，使得蒋介石在利用财政经济手段整合西南地方势力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鸦片统制的特殊意义。事实上，地方实力派为获取稳定可观的经济收益、维持组织运转与军队生存，丝毫不顾及鸦片贸易带来的严重危害，纷纷介入其中。诚如社会舆论所言：“除山西、吉林外，不种烟之省殆极少，甚至不强迫种烟之省且甚少”，“国内大宗烟土之贩运，早为公然秘密，军商勾结，公然贸易。民国来多少战端，乃因争夺鸦片运道及其捐税而起”。鸦片愈发嵌入到中国政治社会结构之中，特税被广泛用于支持地方行政系统与军队组织，甚至部分省份财政收入的1/3以上均来源于此。国人深感鸦片对社会的巨大危害，禁烟呼声不绝于耳，《大公报》痛心疾首地谈到，百年来的中国外患，是随鸦片而俱来的，鸦片仍在国内流行，可说是我们中国的真正国耻，我们要不甘灭亡，禁绝鸦片。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向民众彰显政权合法性，1928年宣布成立禁烟委员会，并颁布禁烟法及实施条例。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禁烟流于形式，效果有限，国民政府军政高官觊觎高额收益，直接参与鸦片贩卖者为数甚众，1928年11月曝光的“江安轮运土案”牵涉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等诸多要员，舆论哗然，国民政府公信力扫地，“禁烟会议之金字招牌顿成黯淡无光”。即便如此，蒋介石仍旧暗自创设两湖特税清理处，不断强化对鸦片贸易的控制与税收的汲取。1931年7月，蒋介石决定成立禁烟委员会查缉处，由李基鸿任处长，以寓禁于征为名，推行鸦片公卖制度，意图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消息一出，各省群起反对，就连立法院代理院长邵元冲也直斥设立查缉处蠹国病民，最终陈立夫、叶楚伧等人不得不“协商打销之”。查缉处虽被迫取消，但蒋介石并未停止染指鸦片贸易，于1932年将两湖特税清理处改组为汉口禁烟督察处，命令杨永泰代为物色各省禁种烟特派员。杨永泰考虑到合适人选一时难得，建议先将豫、鄂、皖、闽四省人员公布，逐步展开。此后，蒋介石又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专门负责特税业务的办理。 1933年《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日军对华北的军事压力暂趋缓和，蒋介石在集中兵力“围剿”红军的同时，也试图借机清除西南等地方势力。以鸦片统制为代表的财政经济手段逐步成为国民政府钳制西南的重要砝码。1934年4月1日，蒋介石将汉口禁烟督察处升格为禁烟督察处，“改隶于军事委员会，凡豫、鄂、皖、赣、苏、浙、闽、湘、陕、甘十省禁烟事宜，概由该督察处会同各该省政府或市政府统筹办理”。禁烟督察处不受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法令限制，自行立法执法，实行鸦片统收统运。汉口作为鸦片集散贸易中心，川、滇、黔烟土在长江流域销售均须通过该地行销各省，在农民银行金融措施配合下，禁烟督察处迅速将鸦片贸易行商纳入鸦片统制体系。根据规定，凡鸦片外销必须经由禁烟督察处规定的运入路线，“一切来货，运至禁烟督察处所设入境最近之公栈，即须卸存”；各烟行向公栈购买烟土，若欲向各地分销，必须向公栈领取禁烟督察处制定的转运证；跨省运销应交由禁烟督察处所设之运输机关负责代运，否则以私自贩卖鸦片论处。面对国内日趋高涨的禁烟呼声，国民政府颁布《禁烟实施办法》，要求各省自1935年起至1940年底，按照6年期限，分期禁绝烟毒；关于贩运售吸诸项，严行统制管理。蒋介石此举名为禁烟，实则重在推行鸦片统制，全面掌控鸦片贸易的各项税收。 为获得经济主动权，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各地方实力派竞相争夺鸦片生产区域与销售渠道，禁烟督察处副主任黄为材就曾谈及，“川方向以黔货税率较轻，认为待遇不平，至今争执不已，自应于统制改革之初，根本稍予加税，公家既可增益收入，而川湘数年来之暗潮，亦可从此平息”。南京国民政府凭借其雄厚的军政实力，通过实施统制政策，强行将鸦片贸易从生产到消费的大部分利润转移至自己手中。1934年3月至1935年4月，禁烟督察处入账就超过3200万元，为蒋介石“剿共”、消弭地方反对势力提供有力财政支持。1935年10月，驻川财政监理处向蒋密报，顾祝同在川“剿共”部队经费缺口达百余万，建议禁烟处所存款项暂行借用，由此可窥一斑。同时，蒋介石依靠鸦片统制不断强化对地方势力的压制，并以税率升降羁縻西南诸省军阀。为拉拢四川刘湘，1934年禁烟督察处特别规定，出口川货每担减税50元，限额4000担，至10月底截止。此外，蒋更借用分期禁绝烟毒的法令，打击挑战统制政策的地方势力。因湖南军政长期依靠川黔烟土过境税收维持运转，1934年何键对鸦片统制政策阳奉阴违，大规模组织武装走私，蒋介石极为震怒，以贩毒为由逮捕何键女婿黄飞，敲山震虎。在蒋介石向何键让渡部分鸦片收益后，何键立即就范。南京国民政府以禁烟为名实施的鸦片统制，使得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愈发呈现不对等状态。 此外，蒋介石认为国家经济迟滞不前，“其症结乃在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能统一”，自废两改元后，不断推进金融币制改革，更借此对地方金融秩序形成釜底抽薪之势。蒋介石为控制四川，明令此后四川各军不得私自发行钞票，1935年3月，他特别致电孔祥熙，强调整理川中金融意义重大，应以统一币制与统制汇兑为要，只要币制与汇兑能够按照财政部方案实行，即可对四川省政府发行的公债予以正式承认。随着币制改革在全国展开，西南各省的经济开始受到影响。为应对国民政府币制统一的压力，黄旭初等桂系要员在讨论广西经济建设问题时，明确表示应依靠政府力量实行经济统制，金融事业必须由省政府垄断经营，广西省银行负责统制调整汇兑及汇价，统一全省通货；外来各种货币须换广西省银行钞票使用。然而令黄旭初等意想不到的是，广西的应对计划在法币改革冲击下，瞬间难以招架。 对于国民政府借助财政手段钳制地方的举措，西南并非无动于衷，胡汉民颇为警醒，直言“微闻特税亦颇受宁方龃龉，宁且有从产烟省分抵制我来源之说，而两粤恃为饷源者，亦不可无善法以防之”，主张两广以扩充财源为目的，全面管控鸦片生产与贸易的运转。然而胡汉民在西南政局内部有名无实，陈济棠对胡所言不置可否，应对措施也就无从谈起。待至1934年红军长征北上，蒋介石以“剿共”为名率军顺势进入贵州，西南固有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被打破，以往十九路军、王家烈、龙云等遥通声气的形势不再。随着蒋介石成功改造贵州政局、全面统制黔土贸易，桂系依靠滇黔烟土过道获取的禁烟罚金税额急速下降，加之国民政府统一币制政策的推进，广西生存压力与日俱增。 三、贵州政局重组与桂系生存困境 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拓展战略生存空间、形成与其他政治势力的缓冲地带，地方实力派对地缘格局变动高度敏感。贵州地处西南各方枢纽位置，控制黔省，东可窥湘，西可挟滇，北扼四川，南制广西。贵州政局如若由南京国民政府掌控，不仅桂系将失去缓冲地带，直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巨大压力，并且财政命脉也将受制于人，“尤其可改变黔省鸦片由桂出口的通道，从而切断广西重要财源，从经济上扼杀桂系”。按照蒋介石的规划，“桂事先从黔湘入手，先入黔后定湘，而后收桂，则得因利乘便之道”。1934年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介石认为解决黔局的时机已至，12月1日命令薛岳不顾一切，率领军队直入贵州。白崇禧等人意识到，“中央军若不离贵阳，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任何方面，我皆感受极大之威胁”。 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一方面担忧红军入黔，另一方面又不欲国民党中央军介入，遂积极联络两广，希望能够共同合作，阻止红军西进。此时，两广亦试图抢夺先机，奈何陈济棠不敢直接反蒋，为留有余地，欲桂系先率军队入黔，彼则在旁观望。李宗仁见陈济棠尚未派兵继进，不愿孤军深入。并且，在红军入黔后，因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战事时有发生，贵州鸦片运销长江的商路被暂时阻断，“贵州烟土不能过洪江至汉，反迫使经桂”，广西得以暂时获益，桂军仅进至黔桂边境，占据盘江沿岸都匀等九县，便待时而动。 孰料中央军入黔后，王家烈地位朝不保夕，薛岳在严防桂系进军贵阳的同时，利用王率军防守乌江、贵阳兵力空虚之机，径往贵阳，抢先控制其统治中枢，贵州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1935年2月5日，蒋伯诚致电蒋介石，建议此后“对黔事应调王家烈离黔入川，另派黔绥靖主任，封锁烟土入桂，并派要员驻滇联络，暂置桂不理，则不久则自崩溃矣”。蒋介石对此深表认同，赞许蒋伯诚所陈黔事处置极有见地，但目前仍应以控制黔局为首要目标。贵州作为桂系战略后方，唇亡齿寒，李宗仁多次向蒋伯诚、薛岳表达希望南京能够允许桂系派兵入黔，协助“剿共”，并授其黔桂绥靖主任之职，信誓旦旦地保证，“拥护中央，决不含糊推诿”。蒋介石窥悉李宗仁意图所在，直言桂系此次出兵纯为保护烟土运道，毫无合作“围剿”红军的决心，明确拒绝李宗仁所请。 滇黔烟土过境广西所产生的禁烟罚金，占据桂系财政最为重要的部分，乃至田赋、契税及其他各项地方税的总额，尚不及禁烟罚金一项。蒋介石认为，如若能够禁绝滇黔烟土过桂，广西财政遭受重创，必难持久。国民党中央军成功控制黔局后，蒋于1935年2月13日致电薛岳，“鸦片设法统制，令由川湘运销，勿使其再入他省（桂境），望详拟办法电复，现时应即设法防其偷漏为要”。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龙云担任“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黄旭初怒言“此着显系蒋虑龙将被西南拉去，故先下手”。果不其然，3月龙云向薛岳表态效忠南京，承诺努力进行禁烟诸要政，自5月起实行统制专运。滇黔政局转变，桂系倍感压力。李宗仁强调贵州乃广西生命线，誓言必须设法取得。白崇禧安抚部众，“敌军环逼，财源枯竭，大家要把十四年前每日四角的生活精神，重做起来！相信不久必有出路”。当此形势下，谋取贵州实际控制权，进而将财政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成为桂系解决生存问题的重要选项。恰逢蒋介石向桂系提出合作意向，对于桂系而言，和蒋谋黔、改变生存环境就成为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为瓦解粤桂联盟，蒋介石在掌控贵州后，强调先桂后粤，以黔制桂，逼桂就范。3月31日，蒋介石飞赴贵州，约见桂系代表张定璠、刘斐，保证中央绝不以经济及武力害桂，但希望桂系协同“剿共”，广西高级文武官员应由中央任命。为展示诚意，蒋介石示意晏道刚暂缓实施禁止贵州鸦片售桂办法，同时再三游说与桂系关系密切的吴忠信出任贵州省主席。多方举措之下，桂系开始考虑与中央接触，缓和关系。5月6日，白崇禧召集桂系党政要员讨论时局，认为广西所处之环境已今非昔比，“贵州完全被南京所改造，湖南因粤桂既貌合神离，当然不会来加入西南团体”，云南态度又模棱两可，“广东太自私，总结起来，人皆不可恃，惟恃自己发奋图强”。但目前广西实力有限，“战既不能，且亦无名，现在形式并未破裂，和亦非是，故实际为拖，而拖的办法必须一有机会即与接近，故宜随时注意减少磨擦，对于本省内部，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均须努力从事，以武装求和平”，“暂不言战，期得建设之时间”。会议最后达成共识，主张与蒋接近，缓和局势。经过往返交涉，8月22日，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成员商讨应对时局方案，最终决定与蒋合作，但前提条件是蒋介石承诺将贵州控制权授予桂系，具体办法包括：改组西南政务委员会；粤设一绥靖主任，桂黔设一绥靖主任；粤桂军队重新改编，番号与全国一致。 桂系之所以急与蒋介石展开合作，贵州即将全面实施鸦片统制乃是重要因素。根据禁烟督察处贵州分处制定的《统制黔省特货运销暂行办法》，黔土外销须遵照该处规划的税区、路线，将鸦片交由该处所设运销机关负责代运。因此，就在吴忠信8月30日收到李宗仁合作主张的同时，广西省禁烟局局长陈雄前往贵阳商谈特税事宜，“因行营将统制特税，与桂方不无影响”。9月3日，陈雄电告黄旭初，广西所拟特税统制办法，吴忠信已经同意，今日由顾祝同飞赴峨眉山，向蒋请示。蒋介石认为此时若能促使桂系政治转向，迅速解决广西问题，则粤桂联盟拆分后，也就能迫使陈济棠就范，故而决定满足桂系诉求，由李宗仁出任滇黔桂绥靖主任、龙云为副主任，试图以贵州控制权与现实经济利益为饵，分化西南，以桂制粤。经过吴忠信从中转圜撮合，蒋桂于11月达成初步共识：如若桂方对粤积极采取军事行动，南京国民政府充分接济桂方；即便桂消极自保，蒋介石亦将给李宗仁西南边防名义，并予以物质上的补助。此时红军第二、六军团西进贵州，12月1日，蒋介石致电吴忠信，令其转达广西，希望桂军速进黔湘边境“协剿”，李宗仁态度甚为积极，当日向驻沪代表黄建平表态，“所商五原则既经介公认为可行，弟当本此原则在介公领导之下，与礼卿先生（吴忠信——引者注）共同努力”。吴忠信乐观地认为，蒋桂合作第一步已告完成。然而龙云闻悉桂系谋黔，态度强硬，表示滇黔不可分离，亦向蒋介石要求贵州绥靖权。蒋左右权衡，示意暂时搁置李宗仁滇黔桂绥靖主任的任命，桂系功败垂成，对蒋疑忌日趋加深。1936年4月，蒋介石为拉拢龙云，决定先授其滇黔“剿匪”司令之职以示信任。吴忠信得知此消息，哀叹“桂方早经要求桂黔绥靖，未能核准，如此西南必起纠纷”，桂系和蒋谋黔无果而终。 事实上，蒋介石与桂系长期对立，桂系虽因现实利益考量被迫谈判，但彼此之间互相猜忌，根本不可能真正信任。张定璠致电黄绍竑，表示“颇虑我方对蒋所商，无真诚”。同样，蒋介石虽满口答应广西绝不阻碍烟土运桂，但鸦片统制作为其控制西南的重要手段，仍在暗中推行。蒋介石要求吴忠信尽速防止黔土走私，“查黔湘接壤、湘西亦向多栽种烟苗，所产烟土往往诿为黔边出产，殊易朦混，自本年起湘省已规定为绝对禁种省份，所有黔省邻湘各边地亦应同时厉行禁种，以免混淆，而便查缉”。南京国民政府为全面统制贵州鸦片贸易，尝试重新规划黔土运输通道，将其置于禁烟督察处掌控之下。 此前黔土运往广西，主要通过荔波进入广西南丹、宜北，再集中到柳州出口；或由榕江经桂林、平乐销往湖南、江西；亦有经三江直下柳州，再至梧州运往外省。禁烟督察处贵州分处处长萧觉天认为，鸦片统制首重整理运道，由于贵州与川、湘、桂三省接壤之地各达千余里，且道路崎岖难行，使得鸦片贩运散漫无稽、走私活动猖獗。督察处要求此后黔土销往外省，若经公路，须经遵义至松坎出四川、经镇远至玉屏出湖南、经独山至六寨出广西；若走水路，由下司船运至锦屏出湖南之洪江，由兴义等地船运出广西之罗里而至百色。督察处规定，将来公路建成、运输统一实现后，水路即行废止。此后鸦片运输凡是“违反路线，便属走私，以便查缉而资统制”。黔土运输改道，使得黔土外运完全由禁烟督察处主导，此前经过广西的运道仅剩六寨、南丹一路，桂系对于过境的特货数量多寡、运送时限，均无从左右，并且桂系更青睐的水路运输亦面临被取消的命运。即便此时桂系试图和蒋谋黔，与吴忠信达成《黔桂联合杜绝私运药料办法》，仍旧需要遵循新定黔土入桂路线，承诺“指定路线应由黔桂两省政府各就范围内极力整理交通，并派得力部队，专司护运”，同意禁烟督察处贵州分处在独山、贞丰两地设立事务所，主办过税贴花及联运一切事宜。黔土入桂受制于南京国民政府，已成不可逆之事实。 为加快黔土改道，挤压桂系以鸦片过境税为主体的财政收益，国民政府不断提高黔土过境广西的税额。贵州鸦片每年产量约在6万担以上，其中两广、两湖及内销者各约1/3，黔土销往桂粤者，此前贵州当局每担仅征收160元税额，不另加收。1935年黔土实施统制运销后，规定运往桂粤者，除照内销征收200元外，暂定加收出口费100元，如试行无阻，再酌情加征。销往粤桂的黔土主要以下等货为主，与湘西鸦片品质类似，但湖南税率较低，统制办法推行后，大量黔土冒充湘产完税，贵州税收损失巨大，并且走私入桂甚多。有鉴于此，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认为“新章若不酌加修改，则私货完全走入湘桂两省，中央与黔省均受其困”，主张暂行免征内外销累进税，同时照湖南办法，将统税减为七五折征收。相比之下，过境广西的鸦片税率则居高不下，而且此前黔土过境广西，相较通过湖南或重庆运往汉口的路线，交通更为便捷，但是随着贵阳至重庆公路完工，以及湖南至四川铁路的规划建设，贵州鸦片贸易注定要转向长江流域市场，黔土改道已势所必然。 1935年10月8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要求云南尽速落实鸦片统制政策，“应妥拟统制产场，集中管理，统制运销等办法，一并呈报行营核定，以免私运走漏，妨碍禁政为要”。云南的鸦片贸易每年以上等货运川鄂，中下等货销两广。上等货品质较佳，价格昂贵，两湖征收的滇省特货统税因此要比川黔特货为高，但滇土中下等货与黔土品质类似，若运销汉口，所付统税须按照上等货纳税，远较黔土为高，商人无利，故而大多转运两广。1936年龙云与蒋介石关系愈发密切，为促使滇土悉数销往长江流域，龙云请求禁烟督察处调整滇土税率，“均照黔货待遇，两湖统税一律以七五折上纳，并请援照陕甘特货例，以边省交通不便、道远途长，运费奇重，除上纳两湖统税外，其余附加税一律豁免，以期本省所产之货无论上中下，皆可一并付汉”。此前由于桂系能够为鸦片运输提供更为可靠的安全保障，商人多选择滇土经百色、南宁、湖南抵达汉口的路线。为加速滇土改道，1936年吴忠信颁布训令，降低滇土过黔税率，“嗣后滇货由黔运出川湘鄂者，拟恳准其自运，联运所亦负监运之责，以免因运费问题，致令改道，损失税收。又滇货经黔外运者，拟不贴印花”，过境税按八五折征收。途经桂省的滇土数量因此大为减少。 鸦片特税是广西最为依赖的税源，此前滇黔烟土每年大约有3000万—4000万两通过广西出口，以每千两征税大洋500元计，约合1500万—2000万元，此时却因烟土改道而急剧萎缩。自1935年下半年开始，仅桂军驻扎的黔南九县种植的鸦片尚能运往广西。据陈雄回忆：“一九三五年秋冬间，蒋桂矛盾更形尖锐化。蒋对桂系采取封锁政策，使黔、滇两省烟土改道武汉，不再通过广西，以扼杀桂系的经济命脉。这样一来，自本年秋起至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的烟税收入就大大减少。与一九三四年同一时期相比，一九三五年的收入不到二分之一；一九三六年不到三分之一”，仅余400余万元。加之广西能开辟的新税源极为缺乏，而田赋、契税等传统收入又难以大规模加征，在军政开支必须维持、禁烟罚金又锐减的情况下，桂系财政急剧恶化。 不仅如此，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实施法币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钞票为法币，使广西金融秩序迅即陷入紊乱。粤桂两省货币原本自成体系，广东以大洋券、毫券为主，广西则主要流通桂钞等地方货币。陈济棠认为，“粤币制决不与中央同，以免其将现金索去”。同月6日，广东仿效中央币制改革办法，颁布集中管理货币办法，规定以省立银行银毫券、大洋券及广州市立银行凭票为法币，市面流通之银币由省立银行计值收买。考虑到粤桂经济联系的紧密性，10日，广西紧随广东步伐，公布管理广西货币办法，黄旭初特别指示财政厅厅长黄钟岳，“此间各人评论广东压低钞价，以吸收现银，论理自属不该，但不如此，则难吸现，现不吸，则必他流，现不在手，将来外汇必发生困难，广西情形亦是如此，故应一致办理。又电吸现后，应提高入口税及极力节省购买外货，使收支出入平衡，否则入超不止，金尽即命绝”。为避免此举引发物价剧烈波动及经济纠纷，13日，黄旭初又示意财政厅，“现银换钞略照市况，将钞稍为压低”。 问题是广西经济基础本就薄弱，自国民政府颁布白银收归国有后，广西省银行发行的桂钞极受影响，对外汇兑入不敷出，贬值日趋严重。1935年12月9日，黄旭初致电在沪与财政部谈判的张定璠，急切询问：“省内对外汇兑极感困难，兄等与宋孔谈话，结果如何？”此时蒋桂合作正在洽谈之中，财政部亦向桂系抛出橄榄枝。1936年1月4日，孔祥熙约谈王季文，“谈桂省财政情形，问收支概况，省银行发钞数目及外汇情形”，但孔祥熙并未予广西财政以实际援助。在广西省银行存钞不多的情况下，21日，黄旭初致电广西省银行行长黄毅先速印新钞。2月7日，黄毅先向黄旭初报告，已与美国公司订立合约，印钞3000万元。随着蒋桂关系破裂，鸦片特税作为大宗财政收入行将断绝，桂钞价值亦是每况愈下。黄旭初忧心忡忡道，“近来各处省钞低折，有达六成二者”。广西财政极感困难，每月透支百余万元，无奈之下，唯有寅吃卯粮。3月22日，广西省财政厅与香港三煤油公司订立合约，由其预缴税款150万元。但实属杯水车薪。31日，黄旭初向李宗仁汇报省库亏空约1000万元。广西财政在中央打压下已呈枯竭之势。 四、桂系反蒋计划的顿挫与蒋桂合作 随着贵州政局重组、滇黔烟土改道，广西禁烟罚金收入锐降，法币改革又引发桂钞急剧贬值，财政陷入无以为继的境地。桂系普遍感到，“蒋对我积极做不两立工作，以黔为中心，滇湘亦同时进行”与蒋介石的矛盾迅速激化。 雪上加霜的是，1936年1月胡汉民，自欧洲回国，蒋介石极力拉拢胡赴京。蒋、胡如若合作，桂系长期依靠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政治屏障就再无存在的合法性。李宗仁在得知胡有返京计划后，斥责此举乃拆西南之台，决定立即至粤，“鼓吹陈伯南，共表示尊重胡，勿使胡入京”。22日，桂系要员白崇禧、刘斐等人会商认为，当下要务第一步在于劝阻胡汉民入京，第二步要考虑使胡留在广东的具体办法。倘若胡汉民政治诉求难以获得满足，粤桂又无明确表示，结果仍难确保胡与两广合作。在此局面下，西南具体做法无非三种：其一，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抗日救国号召国人；其二，宣布西南脱离南京政府的卖国漩涡，形成地方割据态势；其三，向蒋俯首称臣，与南京团结，一致对外。桂系此时与蒋矛盾激化，为保存地盘、维持地方分权，倾向于推动西南共同反蒋。 与此同时，陈济棠因生存空间与现实利益的冲突，与蒋介石关系也愈发恶化。首先，粤汉铁路修通在即，蒋、陈围绕粤汉铁路广东部分的管辖权暗自角力，陈济棠为确保军事安全，主张广东段的收入及护路权由其掌控，南京则坚决反对，双方僵持不下。更为重要的是，陈济棠因福建绥靖权问题与蒋介石纠葛不断。陈济棠胞兄陈维周曾亲赴南京晤蒋，蒋试图以福建为饵，诱使粤系合谋伐桂，亲口允诺“伯南负闽省国防责任，但希望伯南办理数事：（甲）三个月内军队改番号。（乙）设法使胡、邹（邹鲁——引者注）离粤。（丙）如中央对桂用兵，粤省须封锁梧州”。不久，蒋介石却任命张发奎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并以“剿匪”为名率部逐次南下，陈对蒋的戒备之心愈发严重。 在多重因素影响下，粤桂与南京关系极度紧张，“桂对中央，感想尤坏”。3月19日，李宗仁致电白崇禧，望其迅速赶赴广州，强调此乃陈济棠催促，共商反蒋计划。鉴于过往陈济棠举事多系虎头蛇尾，白崇禧“以为伯南或欲借此作幌子，向南京骗钱”。然而陈济棠再三坚持，5月9日，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共同研判陈济棠反蒋决心问题，首先讨论陈济棠反蒋决心是真抑假，如果确实真欲反蒋，理由何在。白、黄等人认为陈济棠所提反蒋办法实在毫无常识，最终决定如果再次起事，应由广西方面制定具体做法，整体而言就是政治上努力进攻，军事上攻势防御。孰料5月12日胡汉民突然离世，粤桂恐失凭借，更加速两广反蒋的步伐。15日，白崇禧访问萧佛成，主张“胡先生虽死，我们必想出个办法”。 5月28日，黄旭初获悉“滇龙有与西南一致说”，湖南何键亦态度暧昧，颇有相机而动之势。滇、湘与粤桂合作反蒋，不仅可扩大西南声势，增加胜算把握，与南京短兵相接时，两广亦可获得更大战略转圜空间。而日军又不断增兵华北、制造事端，在两广看来，南京必无力顾及西南，两广正可借蒋介石一贯的妥协政策举起反蒋大旗。临近起事，陈济棠却又犹豫不决，白崇禧向陈罗列蒋介石对西南生存空间的种种挤压，强调非倒蒋无以挽救时局。同月30日，白崇禧再度与陈济棠会商，白咄咄逼人，威胁道：“桂决干，粤如不同情，桂败则退粤”。陈思考再三，此时联合反蒋尚有胜算，倘若桂系单独行动，粤桂关系破裂，无论桂系成败，广东均受其害，决心与桂共同举事，向白崇禧表示“粤桂决不分手”。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粤桂军队分头向湖南进发，桂系积极策动何键公开反蒋。但何键首鼠两端，态度模棱两可，而龙云又态度圆滑，静观其变，最终罗霖率中央军抵达衡阳，占取先机，何键完全倒向南京，黄旭初直骂：“何键骗我！”两广期待的滇湘响应局面并未出现，6月10日被迫中止北上计划。 在此情势下，白崇禧与黄旭初等桂系要员商定后，向李宗仁建议采取守势：“政治，绝对坚持抗日，主张不得稍变。军事，粤军如退回，则我军亦退回省境，取攻势防御。经济，管理汇兑，管理粮食，排斥日货。外交，抗战而非宣战，抗日而非排日。”李宗仁仍不甘心，6月12日转告白崇禧，望桂军迅速出兵贵州，趁机获得黔省控制权，改变桂系受制于人的局面。然而蒋介石早已密令顾祝同在黔调兵遣将，“以防其先袭击贵阳”。次日，白崇禧召集黄旭初、廖磊、刘斐等开会密商，考虑到当前黔桂双方军事部署，“认为黔不易于短时间取得”，随即放弃攻黔计划。桂系不仅夺取贵州的计划落空，同时，桂系财政在国民政府封锁下也难以为继。蒋介石认为“两广结晶犹在桂方”，为迫使桂系妥协，命令吴忠信彻底阻断黔土过桂。23日，吴忠信向蒋报告，“遵经转行禁烟总局遵办，并商同将禁烟督察处特货，设法由湘鄂方面运销”。桂系占据的都匀等黔南九县，作为禁烟罚金的最后来源，亦被国民政府彻底断绝。7月2日，蒋介石命令顾祝同先占都匀，再定对独山办法。广西物资极度匮乏，黄旭初感叹，“日来各处购粮异常困难，军队有不得食者”。 内外压力之下，反蒋已势所不能，桂系转而希望通过谈判维持事变前之割据状态。7月8日，白崇禧致电黄绍竑，态度软化，意图向蒋介石和解。然而次日余汉谋率部倒向南京，陈济棠兵败如山倒。在广东已被蒋介石控制的情况下，桂系决定与蒋言和。23日，李、白致电蒋介石，愿意接受广西绥靖正副主任任命。蒋却突然改调李宗仁为军委会常委、白崇禧为浙江主席，意图激怒李、白，借口广西抗命不遵，顺理成章派兵入粤，既可稳定广东局势，又能借机威慑广西。桂系退无可退，决定奋力一搏。26日，李、白邀请李济深商议后续安排，主张成立抗日政府，宣布桂省自治，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为增加胜算，桂系积极与国内各地方实力派联络，以壮声势。此时，张学良与中共在陕北已就抗日统一战线达成共识。张学良派中校参谋解如川去广西，希望联合抗日。31日，解与李、白会晤，“甚望彼此互促中国局势之改观”，双方一拍即合，初步达成合作意向。此外，四川刘湘态度积极，8月19日开始与桂系直接秘密通电，双方一致同意由刘湘按照预定计划攻取贵州。此时北方、西南各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的政治整合以及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内心多有不满，彼此合纵连横，反蒋暗流跌宕起伏。但在国民党政权中央与地方实力愈发不平衡的现实下，为避免引火烧身、维持存在，地方实力派对于另立局面往往慎之又慎。23日，桂系致电张学良、刘湘，主张立即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救国会。最后时刻，张学良、刘湘态度犹疑。27日，李宝琏自陕西返桂，报告张学良提出发动反蒋行动尚须1—3个月的时间，以便做好联络各方的准备。此时桂系公开倒蒋，张取中立态度，彼不参加亦不反对。28日，桂系又获悉，“刘湘甚滑头，始终不肯出头”。桂系密谋与川湘、东北军合作组建抗日政府的计划遂告流产。 此时，广西经济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封锁之下日趋艰难。桂系的政治抉择、军事活动均与财政资源的多寡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关联。黄绍竑事后回忆：“用兵虽然可以把李白击败，但难以收拾，不如用鸦片烟封锁，等他们屈服省事。果然不到三个月，李白就不得不与蒋介石妥协，蒋介石表面上达到了统一广西的目的。这就说明鸦片烟与新桂系关系的重大，也就足以说明鸦片烟与中国军阀内战关系的重大。”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控制广东、形成对桂大兵压境之势后，转以“实行对桂经济物质之封锁，使之就范为主旨”。云南烟土运往广西的商路严重受阻，大量鸦片堆积在滇桂边境的广南、开化等地，6—8月积压的鸦片达到1574万两，鸦片行商损失巨大。自两广事变爆发后，桂系依赖甚重的禁烟罚金逐渐陷入无税可征的局面。 此外，在国民政府的操控下，广西金融秩序渐趋紊乱。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宋子良在港粤操纵金融市场，“先是突然将桂钞（广西票子）吸收进去，待市面上几乎见不到桂钞，因而银根吃紧周转不灵时，又一下子把桂钞全抛出来，造成通货泛滥，物价飞涨，造成经济上极大混乱”。8月13日，黄毅先向黄旭初报告宋子良在粤收买桂钞甚多，并散布将来对广西新发钞票不予维持的谣言。陈布雷亲自执笔撰写告桂省民众勿收用桂新发纸币之传单。即便是1936年3月广西与美钞公司商定印制的3000万桂钞，南京政府亦与美钞公司交涉，严禁将所印新钞交予广西。广西省政府无奈之下，唯有自印新币金库券。此外，南京利用外交、军事等手段彻底隔绝广西与外界的物资联络。8月9日，蒋介石指示外交部长张群与法方交涉，切断越桂路，防止桂系借道私运军火。广西经济本就匮乏，封锁之下，独木难支，面对南京的财政经济攻势，唯有就范一途。 桂系与蒋介石剑拔弩张的同时，双方私下仍旧保持着政治接触渠道。9月3日，李宗仁等桂系要员就和战问题彻夜商谈，鉴于当时广西财政困难，难以长久支撑，联络各地方实力派共同反蒋又无确切响应，而黄绍竑在蒋介石支持下亦有可能另设广西绥靖公署，难免不向桂系内部展开分化拉拢，为避免局势恶化，决议言和。次日，李宗仁再度召集白崇禧等人就谈判条件磋商，最终决定李宗仁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第四集团军保留3个军，以后经费请财政部补助；广西党政依旧。当日，程潜等人将桂系条件告蒋，蒋当即允许，国民政府对广西政治整合得以部分实现。9月23日，桂系将领于白崇禧行将赴京任职之际举办活动，表态“共立拥护李白不分离，不使任何一人离开部队”。就此，桂系作为地方势力继续存在的同时，亦被纳入国民政府的军政、财经体制之内；桂系从联合西南以自保，走上通过与蒋介石合作获取政治经济资源的道路，从而实现了生存逻辑的转变。 结 论 桂系自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开始转向广西自身军政建设，宁粤对峙、西南另立局面，为桂系生存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但是广西财政资源紧缺，桂系依靠田赋等财税收入难以维持整军备武的宏大计划，滇黔烟土过境广西所产生的禁烟罚金成为桂系财政主要来源。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在日本侵华与西南联合的背景下，军事讨伐势所不能，以政治权谋拆分粤桂又效果不彰，财政经济手段逐渐成为蒋介石挤压西南生存空间、整合地方政治势力的重要选项。随着1935年蒋介石控制贵州政局，桂系不仅丧失至为关键的战略缓冲地带，并且禁烟罚金亦受制于人。有鉴于此，桂系试图和蒋谋黔，却功败垂成。而鸦片统制政策的实施，使得过境广西的鸦片量骤降，禁烟罚金面临无税可征的困境。法币改革在全国的推广，又引发广西白银外流、桂钞急剧贬值，桂系财政陷入枯竭，蒋桂关系日趋恶化。粤系陈济棠因地缘政治与现实利益问题，再起反蒋之心，胡汉民的突然去世，使西南原有的权力架构不复存在。为改变被动局面，在李、白策动下，最终粤桂联合反蒋。孰料粤系迅即土崩瓦解，桂系另立局面又难获各方响应，广西社会经济在南京国民政府封锁之下更呈难以为继之势，桂系为维持存在，最终选择与蒋介石达成合作。 广西问题和平解决未久，9月23日，李宗仁就急切地向蒋介石请求，希望财政部能尽速提供补贴，“连日各部队及县府请款之电，急如星火，苦无以应，万恳钧座饬将所余编遣费二百万元，一次拨付，俾应急需”。蒋介石却指示财政部部长孔祥熙，9、10两月可再向广西各发放50万元，待发足150万元后，以经费支绌、财政部无力应付为由暂缓续拨。可见，即便桂系已向蒋臣服，蒋亦丝毫未曾放松对桂系财政的控制。为维持力量，桂系试图通过与南京加深捆绑，换取其生存发展所需的地盘与财政资源。诚如桂系要员麦焕章所言，“广西虽受中央统一，而财政十分困难，须与中央团结，方有出路耳”。随着全面抗战爆发，蒋桂关系进入“蜜月期”，李宗仁率军出征、倾力支持抗战；蒋介石则投桃报李，对多年政敌李、白寄以重任，并予广西财政以巨额补贴，如1939年广西财政预算3080万元，其中中央补贴500万、发行省债800万。在与蒋介石合作的过程中，桂系先后组织、参与数次规模较大的对日作战，桂系干部开始被任用执掌安徽等省政，桂系不再仅是局促一隅的地方势力，对国民政府军事决策与政治走向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此外亦应看到，蒋介石在依靠财政经济手段撬动西南政局、促使桂系政治态度转变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鸦片统制，不仅向外承诺的分期禁绝烟毒政策无从落实，对鸦片特税的依赖更是有增无减。1935年5月、6月，禁烟督察处上缴的特税较预定税额减少135万元。7月2日，蒋介石就急不可耐地斥责李基鸿，要求立即补缴，“此项应解正税皆各有一定用途，不能稽延无着，五六两月应解之税何以差欠如是之多，究竟实收税款若干，何以延未解呈。现六月已过，仰迅即克日如数补解，不得有误，否则惟该处长是问”。国民政府在鸦片特税收益的刺激下，无视民众的禁烟呼声，放任鸦片贸易持续扩张，甚至有军队将领与党政官员参与其中，竞相逐利，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问题因此更趋严重，政治威信不断丧失。 （作者贺江枫，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