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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冲击, 导致中国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而新知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阶级或阶层崛起。他们不同于传统士绅, 主要聚集于城市, 多是一些自由职业者, 有的成为政客或职业革命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 他们往往是新思想的缔造者与传播者。形形色色的“主义”, 都是他们在倡导与阐释。本文所论及的阶级观念, 主要是他们的阶级观念。 一 清末西学东渐过程中, 日本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19世纪末20世纪初, 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勃然兴起。受此影响, 留学或流亡日本的知识分子纷纷翻译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等论著, 当时的留学生刊物也多曾片段译介马、恩的事迹与学说。 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 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1848年, 马、恩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宣告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宣言》断言现代社会已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 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并预言无产阶级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列宁则进一步发挥了马、恩的国家学说, 其《国家与革命》高度重视无产阶级专政, 视之为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 阶级斗争学说就颇为引人注目。当时的革命党人、早期无政府主义者, 对此都有所了解。早在1903年, 留日学生马君武就说:“马克司者, 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1905年, 朱执信撰文介绍马、恩事迹, 谈到“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 至于吾今有生, 所谓史者, 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 。1908年3月, 无政府主义派的《天义报》刊载了刘师培的《〈共产党宣言〉序》, 称“观此宣言所叙述, 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 而其要归, 则在万民团结, 以行阶级斗争, 固不易之说也”, “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 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劳甚巨”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宣言所作的译序。 五四前后, 各种学说纷至沓来, 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当时, 《共产党宣言》有了陈望道的全译本, 恽代英则翻译考茨基 (当时译作柯祖基) 所著的《阶级争斗》一书, 于1921年由上海新青年社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出版。该书被毛泽东列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三本书之一。同时, 茅盾翻译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 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进一步为人们所了解。 起初,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阶级斗争论的同时, 往往兼容了社会互助论。五四前后, 李大钊同时相信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Mutual Aid) 与“阶级竞争” (Class Struggle) , 将它看成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两面。李大钊认为, 阶级竞争说, 适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 而“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 当与互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始”。他期待着“诺亚以后的大洪水, 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冲得干干净净, 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李大钊相信的“普遍法则”是互助而不是竞争。与李大钊类似, 恽代英也曾在阶级斗争与社会互助论之间持调和的态度, 表示相信人类的共存、社会的连带, “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 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 “我信阶级革命的必要, 与新村的必要一样的真实”。显然, 他们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信奉, 是工具理性式的, 而不是价值理性式的, 他们也不认为阶级斗争是完成社会改造的唯一手段。 随着共产国际代表宣传的列宁主义的影响,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告别了社会互助论, 全面接受阶级斗争学说, 并赞同了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向劳动者告以“两条大义”, “第一条大义是阶级的觉悟”, “第二条大义是革命手段”。蔡和森自称“极端马思派”, 自己“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 。无产阶级将通过取得政权而实现产业社会化, 改造经济制度, 也通过专政来防止反革命倒而复起。施存统认为, 中国的社会革命要借助于政权才能成功, “我们第一步就要把现政府推翻, 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 借着政治的优越权, 来改变经济组织”。 五四前后, 一些激进的国民党人也介绍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如胡汉民、戴季陶、林云陔等。胡汉民从经济角度理解阶级, 将之定义为经济利益“压服掠夺”关系的双方, 而阶级斗争“为共产制没落以后不能免之事实。其所以不能免, 是因社会组织要随着生产力变动而变动的原故” 。当然, 他也希望借助于道德来缓和阶级冲突, 希望“以从顺的道德, 注入弱者阶级精神里”, 而强者“也要有温情善意, 不做过度的专横”, 这被他视为“变形的阶级斗争” 。戴季陶最初信奉社会民主主义, 视向不流血的进步为世界进化的潮流。看到中国工人的痛苦现状后, 他开始承认, “要想免去阶级竞争, 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 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 阶级的压迫继续一天, 阶级斗争, 就要支持一天”。林云陔则阐述了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 他指出:“阶级斗争何自而起乎, 起于阶级之权利与义务制之不均”, 上等阶级之过于私利与下等阶级不甘居于压抑, 以至演成阶级冲突。他将阶级斗争原理看成是“近代社会主义之最要原理, 亦最有研究之价值者也”。林也认同了阶级斗争作为改造社会的方法。 五四时期, 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同时, 质疑的声音也一直存在着。 质疑的主要理由, 是阶级斗争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 以及鼓吹阶级斗争的不良后果。“景藏”认为, 马克思将人类历史看成阶级斗争历史, 以之观察西洋社会是“信而有征”, 但中国历史上的斗争非阶级斗争而是官民斗争, 土豪“恃官差为护符”但并不成为有势力的阶级, “故马克思之说, 于东方可谓无验”。胡适则对“阶级竞争说”的后果表示了极大的反感, “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 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 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是一种敌人”, 其结果将使社会上本该互助的两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 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胡适信奉的是自由主义, 寄希望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经济上的社会政策来化解阶级冲突。 反对的理由还包括, 解决劳、资对立, 还有更好的方法, 即政治民主化所伴生的“产业民主化”。“三无”认为, 在有数千年文明的历史的中国解决劳动问题, 首当排斥“阶级斗争主义”。劳动阶级掌握一切支配权与资本家掌握支配权, 同样地违背了“德谟克拉西”原则, “其罪恶之相衡”。他开出的药方则是“确立普遍选举制度, 废除阶级的支配 (Class Domination) ”, 由政治之民主化转入产业之民主化。他列举了“产业民主化”的两种方式, 一是劳动者作为股东参与经营, 一是“纯益分配制”, 即劳动者以劳力, 资本家以资本, 共同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比较系统地反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 还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徐六几指出, 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所塑造的历史, 如同用法庭离婚记录书写的无佳偶的婚姻史,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不是置重斗争而是置重互助;不是倡导阶级斗争, 而是倡导社会连带”。马克思派的无产者专政的国家终将成为“奴隶国”, 因其“太重视了秩序, 忘却人类社会最根本的要素——自由”, 阶级专政的苏俄已成为“无论何人都没有自由”的国度。他们心目中, 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分权的、自治的, 职业团体是人类最重要的团体, “职能民主”比代议制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更为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 保留自由平等的生活方式。 对中国阶级分化状况的评估不同, 选择的道路也迥异。李达认为, 中国田主、佃户两阶级的分立是固有的, 受产业革命的影响, “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对抗越发显明”, 社会革命的机会已经来临, 革命手段包括议会政策、工会运动、直接行动, 但真正唯一的手段仍是阶级斗争的直接行动。在梁启超看来, 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与欧美不同, 欧美迫切要解决的是改善劳动者地位, 中国最迫切的是能使多数人民变为劳动者。他区别了劳动阶级与游民阶级, 前者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 “若利用游民以行社会主义运动, 其结果必至毁灭社会主义”。他主张对资本家采矫正态度, 提倡协社, 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 “借资本主义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梁所主张的, 正是基尔特式的改良社会主义。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也包括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往往认同阶级斗争作为社会革命的一种形式, 但认为阶级斗争的结果, 不是阶级专制, 而是解放全人类。 五四时代,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部分国民党人接受阶级斗争学说的同时, 阶级斗争理论也受到其他思潮的非难。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当中, 对中国社会阶级现状的估计不同, 也导致对中国社会改造方案的差别。 二 如前所述, 国民党中的激进分子一定程度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理论;孙中山本人则在接受社会主义的同时, 对阶级斗争理论持排拒态度。 孙中山认为, 人类进化的原则与物种进化的原则是有差别的。人性的发展使人类能够超越弱肉强食的自然竞争原则, 而以互助为原则, “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 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因此, 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就不仅仅局限于均贫富, 而是应“以和平慈善, 消灭贫富之阶级于无形”。孙中山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 也很大程度地带有伦理的色彩, “社会主义者, 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 社会主义之真髓, 亦不外此三者, 实为人类之福音”。基于上述人道主义原则, 孙中山选择了改良的社会主义, 即民生主义。 图片 正因如此, 孙中山晚年系统演讲三民主义的时候, 明确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从社会互助论的角度出发, 孙中山强调, “人类求生存, 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 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 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 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 便起战争”。在他看来, 社会之所以有进化, 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 而非相冲突;马克思也只是“社会病理家”, 而非“社会生理家”;将阶级斗争作为社会进化的原因则更是“倒果为因”。由此看出, 即使孙中山晚年以俄为师, 但并没有导致他思想上的全盘俄化。他并没有像国民党人中的激进派那样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因此,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带有强烈的全民色彩, 其“民生史观”以“民生”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孙中山留下的政治遗产, 引发国民党内部、国共之间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分歧。 在国共合作的前期, 共产党人对阶级问题的分析, 往往强调各阶级同处封建军阀、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 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起来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例如, 陈独秀认为, “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 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 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他看来, 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 比工人雄厚, 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恽代英主张, 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 但仍存在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愈剧烈, 则国民革命愈易成功”, 不过他也认为, 仍需不妨害各阶级的联合战线, 因此“农工阶级还不好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来”。 而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 工农运动的展开, 国民党右派反对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推动工农运动, 指责工农运动“过火”。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 从五卅运动中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 以更迫切的心情将“阶级斗争”引入运动当中。 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 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 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 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 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 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阶级分析, 已然成为毛泽东分析国民革命的视角。 以积极的姿态投身到国民革命中的瞿秋白, 更径直以阶级斗争观念来解释三民主义。在他看来, 民族主义是中国民众同外国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 民权主义就是同军阀、官僚、买办、商团之间的“阶级斗争”, 民生主义更是纯粹的阶级斗争, 因为国民党只有替农工阶级去实行阶级斗争, 才能实行民生主义。总之, “国民革命是要站在阶级的地位上去实行阶级争斗的, 三民主义就是阶级争斗三方面的表现”。他认为, 阶级斗争并不妨碍国民革命, 它不但不会破坏国民革命, 反会导致国民革命的推进与发展。甚至国民党内部对阶级斗争的不同分歧, 本身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稍后, 瞿秋白进一步强调, 国民革命虽然在一国范围内仍是资产阶级性质革命, 但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 包含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素。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阶级分化已经开始, “两阶级互争革命的指导权和国际上联盟军的争择之过程”已经展开, 应该由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来领导国民革命。 尽管对“阶级”一词确切含义的理解仍有混乱之处, 但各类文献中“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提及的频率不断增长。阶级斗争理论改写着国民革命的面目。国民革命到底是全民革命, 还是各阶级的联合革命?它到底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 还是兼具无产阶级革命性质?即使在同一阵营内部, 心目中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另方面, 如瞿秋白所言, “五四时代, 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 五卅之后, 大家争着辟阶级”起而“辟阶级”的包括国民党右派、研究系、国家主义者等各色人等。 戴季陶即是较早地右转的国民党理论家之一。戴表示, 民生是历史的中心, 仁爱是民生的基础, “我们所以不认阶级斗争为革命唯一的手段, 并不只在为维持联合战线而糊涂过去。我们是认为在阶级斗争之外, 更有统一革命的原则。阶级的对立, 是社会的病态, 并不是社会的常态”, 中国社会没有明显的阶级的对立, 因而不能采取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 “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 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 。戴的观点引发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反驳。 梁启超提出“有业阶级”、“无业阶级”的划分来对抗阶级斗争理论。梁认为, 中国并无有产、无产的阶级区分, 只有“有业”、“无业”的分野。阔官、阔军人、政党领袖及党员、地方土棍、租界流氓、受外国宣传部津贴的学生、强盗、乞丐及其他贪吃懒做的各种人等, 都是“无业阶级”。无业阶级以人民的代表自居, “路易十四世说‘朕即国家’, 他们说‘我即国民’”, 把最时髦的主义“顶在头上”, “靠主义做饭碗”, 他打出了“有业阶级打倒无业阶级!”的旗号 。话里话外, 梁启超将国民党人、共产党人都扫入了“无业阶级”的行列。 与此同时, 一批国家主义者明确倡导“全民革命”, 反对“不是你灭了我, 便是我灭了你”的阶级斗争。李璜认为, 中国离实业发展、资本集中的阶段还很遥远, 根本谈不上劳资对立。他指责共产党人反对爱国精神、反对国家, “只以阶级的利益为真, 而不以国家的利益为然, 只以阶级的生存斗争为当, 而不以民族生存的斗争为然”。周佛海指出, 中国目前需要的是全民革命或国民革命, 而不是阶级革命或社会革命, “应极力促成各阶级的份子的民族自觉以御外侮, 促成他们的国民自觉, 以制军阀, 暂时可不必促成各阶级的阶级自觉”。 总之, 随着国民革命的展开, 阶级斗争理论进入政治运动实践过程的同时, 引发了国民党内的左、右分裂, 国、共之间的冲突及合作的破裂, 以及革命阵营外各政治派别的反驳。诚如德里克所指出的, “五卅运动之后的革命越来越呈现一种社会性的向度——阶级斗争——这最终摧毁了维系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关系的脆弱纽带” 。 三 国民党人建立政权后, 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 力图清理阶级斗争理论对于三民主义理论的改写。继戴季陶之后的国民党理论家, 多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 强调国民党的超阶级性, 鼓吹“民生史观”、“社会互助论”、“唯生论”哲学, 主张阶级调和, 反对阶级斗争。 萨孟武以多篇撰述论及阶级斗争问题。从理论根源上, 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 马、恩除暴力之外并不排斥劳动阶级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 无产阶级独裁的方式是通过普选权而自然实现;列宁则“崇拜暴力主义”、“主张恐怖”, 将“无产阶级独裁”变为“对于无产阶级之独裁”。从国情看, 中国土地既未集中, 工厂又不发达, “中西文化, 本不相同, 而中西社会, 尤复有异, 吾人何能无视中国情形, 同舶来式之劳资斗争论, 而实施于中国乎?”从国民党的分子及主义看, “国民党是超乎阶级之上, 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 而惟代表一切民众的利益了”。 叶青认为, 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学说之间, 最相冲突者则为“社会互助论”与“阶级斗争论”, 而前者比后者理论上更完备和全面, 实际上更适合中国的需要。与欧美的社会主义相比, 民生主义是更完美的创造, “是民族性的, 不是阶级性的;是生产性的, 不是分配性的;是经济性的, 不是政治性的;是建设性的, 不是破坏性的;是和平性的, 不是斗争性的”。叶青从早期共产党人, 转变为托派, 又转变为国民党理论家。 国民党人甚至站在人类文明进化的高度, 痛斥阶级斗争会“除法”式地招致社会退化。他们不否认存在阶级斗争的事实, 但这只是病态的生存方式, “其合理的正常的生存方式, 则只有依据互助原则成立的阶级和谐。这种阶级和谐的理论, 为唯生论中矛盾的和谐定律之直接的应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歧, 在于社会内部失却和谐均衡的局势, 不可避免地招致社会生命力的浪费, 甚至招致社会的退化与消灭, “阶级斗争之妨碍进化, 不是减法式的而是除法式的。而阶级和谐之促进进化, 也不是加法式的而是乘法式的”。 而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 民族意识也成为人们批评阶级斗争的理由。张君劢、张东荪一系的国家社会党, 强调民族主义观念的绝对性, “我们相信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 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以往的历史, 抑是目前的事象, 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 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 “只有民族的纵断而能冲破阶级的横断, 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而能推翻民族的结合”, 他们主张以民族文化作为立国之道。 从政治现实出发, 阶级斗争理论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而大革命的失败, 使中国知识界无比困惑。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社会结构呈现怎样的状况?中国社会改造的出路何在?显然, 社会性质决定革命的性质, 社会的阶级状态决定着革命的力量与对象。现实政治的残酷也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转入学术层面。对阶级问题的学术思考开始展开, 阶级分析方法也成为一种学术志趣。 力图从学术层面厘清“阶级”概念的是社会学家吴景超, 他从社会学角度专文研究了阶级问题。阶级的存在, 基于人类生物学上的不平等及社会组织分工的需要。针对阶级划分的诸多说法, 吴倾向于认为, 比较完善的定义是综合性的, “阶级是一种复杂的现象, 在不同时期及不同地点, 表示着不同的形态”。从综合定义出发, 在资本阶级、劳动阶级当中, 应还添一个介乎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至于阶级引发的社会实际问题, 最重要的只有两个, 即下层阶级的上升机会与生活保障问题。国家应通过社会化的手段进行财富再分配, 缩小阶级差距, 消减阶级之间的敌视态度。他反对极端地把阶级斗争当成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 但不否认“阶级间的对立状态, 是推动历史的一种势力”。 张东荪则探讨中国阶级问题的特殊性, 结论是“中国社会的阶级都具有东方的色彩, 所以其性质有些类似所谓‘喀斯特’ (Caste) ”。他认为, 中国的职业差不多与阶级相当, 传统中国社会有农、工、商三个行当, 而读书的士人因考试制度使其的行当不固定, 故不成其为一个真正的阶级。阶级之外, 是各阶级之中余剩下来的不能名其为阶级的“余剩阶级”, 也即是农工商中因人口过剩而游离出来的“流氓”, 其主要成分是土匪、军队、政客、学生之流。历来对政治影响最大的就是这种“余剩阶级”, 中国历史上获得政权的手段, 就是动员与利用“余剩者”。他和当年梁启超一样, 重视职业与阶级之间的关系。 如同早年刘师培的预言, 阶级分析方法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工具。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上的“士大夫阶级”与“官僚政治”的特性做了详尽的探讨。士大夫阶级是“超阶级的社会群”, 远离物质生产而靠观念生活。作为统治阶级的部分, 上面连缀统治阶级的军阀, 下面抑制被治阶级的庶民, 这使中国社会成为“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 其庞大的身份阶级不是封建领主, 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官僚是集权国家“傍生”的制度, “地主、士大夫、官僚三者形成一个连环, 深植其基础于劳苦农民的上面” 。官僚作为统治阶级, 其生存依赖于生产组织中各阶级缴纳的租税, 为维持政权计, 尚能兼顾生产组织中各阶级的利益。周谷城也从阶级斗争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结构。他将中华文明史看成一部种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交错的历史。前者为“横的斗争”, 后者为“纵的斗争”。种族问题解决后, 阶级问题就成为重点, “在一方面有压迫阶级, 在另一方面有被压迫阶级, 在一方面有剥削阶级, 在另一方面有被剥削阶级, 在一方面有统治阶级, 在另一方面有被统治阶级, 在一方面有虚闲阶级, 在另一方面有劳动阶级, 在一方面有特权阶级, 在另一方面有无权阶级” 。 阶级分析方法进一步占领学术阵地, 则表现在有关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过程中。人们力图分析中国历史上的阶级形态, 探讨中国当前的社会阶级结构, 从而为现实政治提供理论指导。当然, 使用类似的分析手段, 类似的数据资料, 类似的阶级话语, 但所得结论却大相径庭。同样标榜马克思主义的, 就有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的区别, 而国民党左翼的“新生命”派内部, 其观念点也五花八门。陶希圣曾列出过中国历史上的几十种“阶级”, 其间多有包含从属、含混不清之处, 不免犯了胡适所批评的以“名词”取代“思想”、取代“事实”的毛病。而论争当中, 虽不免有中国历史被西化的弊端, 简单地把中国历史也当成一部阶级斗争史, 但更多的是历史资料的汇集整理、社会实际状况的考察, 以及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特殊性的详细探讨。 显然, 阶级斗争理论在政治层面被国民党人清算的同时, 阶级分析方法却在学术层面取得成果, 并长远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 四 在概述了阶级话语输入现代中国的历程后, 简要回顾当时中西社会的社会结构与阶级状况是必要的。 跟西方文明的早期相比, 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已从等级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 完成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化。虽然贫富问题突出, 但社会整体结构趋向于平等化, 这表现在基本存在着两个平等原则, 即宗教意义上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西方社会结构也并没有像马、恩预言的那样, 成为日益分化的两大对立阶级, 而是出现了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队伍。而就社会主义运动本身来看, 欧洲工人运动经历了起义、罢工之后也已趋向于软化, 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已放弃马、恩曾全面高度评价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原则, 强调和平、渐进地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当然, 在资本主义程度化较低、也缺乏民主传统的俄国, 出现了与第二国际传统分庭抗礼的列宁主义及第三国际, 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了新政权。 而此时的中国, 却正经历着重大的社会转型。这就是, 传统农业社会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 导致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解体, 中国不只是呈现所谓的阶级冲突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解体, 即包含着价值体系的崩溃、制度体系的全盘瓦解。一方面, 新的阶级关系正在产生, 另一方面, 并没有完成由等级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换, 基于身份的不平等状况并未消除。显然,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完整经历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阶级意识某种意义上还是卢卡奇所谓的“潜意识”, 但阶级斗争理论, 确曾实实在在塑造了现代中国的历史。之所以如此, 从观念本身找思想的根源固然具有其合理性, 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在于, 在传统农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广大民众没有更多地从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获得收益, 社会分化加剧, 社会流民现象加剧, 从而为暴力革命积蓄了更多的基础性力量, 哪怕它被社会改良主义者斥为“伪劳农革命”。与此同时, 暴力革命的兴起是与当时和平政争的手段国会、政党、宪法等宪政机制纷纷瓦解同步演进的, 这使当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和平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化平台。因此, 与其说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的人为输入塑造了现代中国的历史, 不如说这是社会震荡时期, 缺乏民主经验与现代经济基础的落后国家进行社会重构的无奈选择。 而今, 中国由革命时代转入建设时代, 前人在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各种探索, 都值得今人汲取。诚如有学者曾指出的, 阶级斗争并不足以解释人类文明的全部成就, “文明的价值并不在于冲突与斗争, 而是在于凭着理性的光辉, 在冲突、斗争之中寻出一条和谐发展的大道”。 邓丽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曾获王宽诚基金、中英友好基金资助赴英国作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国政治史、近现代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研究，著有《域外观念与本土政制变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与参政》、《西方思潮与民国宪政运动的演进》等，曾在《近代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史学月刊》、《人文杂志》、《河北学刊》等发表学术论文，另参与合著、教材编写若干部。 本文原刊于《历史教学》2009年第4期，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