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具有与许多现代作家和知识分子不一样的特点。他与现代主流的知识分子群体有所不同，有着舒乙所谓的“隐性满族”身份。众所周知，在现代中国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凸显的历史过程中，因为“排满革命”的出现，满族人的地位和心态都十分尴尬和复杂，并不能毫无隔阂地融入主流社会思想，满族人曾经的政权已经被民国推翻，他们的存在更让人想到孑然孤立的“遗民”，满族作为族群也一度在历史的兴替中饱受创伤和委屈，这都使得他们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染上了一层斑驳混沌的色彩。但是作为现代社会文化进程积极的参与者，老舍的思想和情感又绝对有别于视“民国乃敌国”的前朝遗民，当然更与东北沦陷时代认贼作父的伪满洲国作家根本不同，在“中华认同”的鲜明的方向上呈现出一种丰富而复杂的个人特色，是我们剖析现代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的独特样本。
    总的说来，老舍独特的族群身份和人生经历让他以“旁观者”的姿态介入了现代文化的进程，其结果就是“五四”给予他的双重影响：作为独立思考的思想者的开始以及对“五四”个人主义的某种疏离，这是一种不无矛盾的精神状态。不过，因为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普遍性氛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与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的这种间隙反倒是推动老舍将自身的族群资源上升为一种广阔的现代国家—民族认同，从而避免了遗民心态的狭隘和局促。沿着这样的创作道路，老舍稳健地提升着文学的高度，直至成为抗战文学运动的中坚。当然，细致观察，他那微妙的疏离心态依然存在，并在现代中国人的基本叙事中，袒露出了与某些国家—民族宏大主题有所甄别的思想和情感，就是这些微妙的文学意识的发展，最终又使得老舍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包含着一些自我的裂隙，形成了思想的复杂性。
    一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诞生自近代以后列强环伺、危如累卵的现实。然而，这一“觉悟”的过程同时也是汉族主流知识分子以“排满革命”为旗帜，抨击和推翻满清政府的历史进程。为了适应世界大势，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传统帝制的腐朽被集中到满族政权这样一个现实目标上予以精确打击，从而有效地激活了汉族主流知识分子的新仇旧恨，唤醒了夷夏之辨的传统情怀。革命人士坚持认为，在满汉之间，“利害不两立者也，人我不相容者也”，“满政府必不能实行立宪也明矣”，所以，“吾汉之切勿为那拉氏之言所愚焉可也”。[1]“中国立宪难，能立宪者惟我汉人，汉人欲立宪，则必革命。彼满洲即欲立宪亦非其所能也。”[2]连保守阵营中的梁启超也一度发出过“革命排满共和之论”[3]，而在另外一面，满清统治者亦在排满革命的风潮中将平“满汉畛域”的立宪转化为维护自身特权的手段，满汉对立日益加剧。至辛亥革命期间，革命者重述明末清初的痛史，大量翻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控诉满清入关的血腥故事，《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等排满仇满的激进之论流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一时间成为激励民众的旗帜，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虽然理性的革命者也将满人政府与一般的满人区别开来，强调“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倳刃其腹哉”[4]，“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 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5]，“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6]……不过，在清政权覆灭期间遭遇了惊吓恐慌，却是事实，脱籍改姓，不在少数。许多满人在民国之后贫困化，更是不争的事实。“自共和后，八旗生计，愈形困难，入偏僻之处，老弱乞丐，拥挤满前无论矣，即通衢大道，鸠形鹄面，追逐车尘者，到处皆是，其中汉人较少，而旗人实占多数，但见八旗筹办生计处筹边事务所，招牌高挂，未闻有若何之成绩。”[7]老舍《正红旗下》描写晚清以后，“穷旗兵们，虽然好歹地还有点铁杆庄稼，可是已经觉得脖子上仿佛有根绳子，越勒越紧”[8]。话剧《茶馆》中旗人松二爷感叹：“嗻，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9]穆儒丐的长篇小说《北京，1912》对此的刻绘最是全面：旗兵德三“如今只落得拉车了”，因为“有母亲，有妻子，孩子都小，不能挣钱。我今年四十多岁，卖苦力气养活他们”。[10]家中的女儿呢，“自革命以后，北京土著的人民，一天比一天困苦，家里有女儿的，除了学戏便是下窑子，仿佛这两行倒是一种正常营业了”[11]。连知识分子也如此可悲可怜：“念书的只为依人作嫁，为一个贫字所误，直不如当姨太太的一双鞋值得多。文人要打算吐气，便是海枯石烂，也没有指望了。”[12]
    显然，这些历史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满汉之间的心理隔膜，形成了满人民国时代在精神和情感深处的某种症结。不过，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经历也形成了大相径庭的精神状态。比如穆儒丐，北京香山健锐营正蓝旗宗室旗人家庭出身，少年时食清八旗前锋饷，可以说完整地接受了满族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他曾先后在虎神学堂、知方学社、武备学堂及宗室觉罗八旗学堂（后更名经正书院）就读，既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又接受骑射训练。1905年他被选拔为官费留学生，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先后在历史地理专业、政治经济学专业留学6年，1911年上半年毕业回国，通过清政府考验游学毕业生考试，于当年农历九月被授予法政举人。但辛亥革命爆发，大清覆灭，他也因此失去入仕的机会，一度到禁卫军做书记长，不久即辞职回家。穆儒丐真可谓旗人中的精英，如果没有清王朝的灭亡，他的人生很可能是另外一番辉煌，因此，他的情感长期与旗人的荣光纠缠在一起，始终对新生的民国心怀芥蒂，格格不入，在文学中不断表现旗人的不幸，以及对新时代新政权的拒斥，不仅是生存现实让他大失所望，精神价值观念更是难以接受。就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他视改革人心、增长国民道德，比胡乱革命要紧得多，所以革命军一起，他就很抱悲观。他以为今后的政局，不但没个好结果，人的行为心术，从此更加堕落了，所以他甘心隐居，不问世事”[13]。对民国所崇尚的基本观念如平等自由、民主政治等也嗤之以鼻：
    人是平等的吗？平等不过是一句哑谜，不知冤死多少人了。智者、黠者、悍者、滑者，都能猜得破，说是假的。不过他们不肯说破，还拿着去冤人。人们一天不明白，还以为平等是真的，便一天一天地受人家的欺弄。他们要做不平等事，必得先说人家不平等，等到他们把人推倒，他们的不平等，比人家还厉害。[14]
    民国以来，有好多事，不但去仁义太远，并且有许多不足挂于齿颊的，自己以为很豪了，殊不知每每为识者齿冷的。[15]
    中国以前讲究贤人政治，现在虽然共和，应当讲究庶民政治，却不想成了滑头政治、无赖子政治，而白又添了一种有枪阶级，滑头无赖子。有枪阶级，都是以发财为能事的，他们为急于发财，什么事都敢做，什么权利都敢贪。[16]
    不能不说作家在这里所揭露的社会现实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但问题是他分明是带有十分强烈的“现代进程之外”的心态来旁观这个新生的政权的一切，处处都感到奇形怪状，时时都升起厌恶唾弃，由此一来，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理想和内含着的真正的问题其实就被他不假思索地排除了，“遗民”穆儒丐多少和那些前清的遗老一般，视民国为敌国，逐渐落入了作茧自缚的偏狭的民族意识之中，难以发现现代中国的新鲜和丰富，错过现代国家观念的诸多熏染和激荡，虽然他始终都没有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视野，但却还是在抗战的沦陷区沦陷了自己的主体性，成为殖民主义者意识形态的应和者与附庸。
    老舍，作为满清旗人的后裔，同样也承袭了民国以后的“被压抑”的族群身份，他长时间隐族埋籍，本身就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族群意识，他的创作中也不时流露出对民国事物的抵触和批判：
    你瞧，在大清国的时候，凡事都有个准谱儿；该穿蓝布大褂的就得穿蓝布大褂，有钱也不行。这个，大概就应叫作专制吧！一到民国来，宅门里可有了自由，只要有钱，你爱穿什么，吃什么，戴什么，都可以，没人敢管你。所以，为争自由，得拼命的去搂钱；搂钱也自由，因为民国没有御史。……自然如今搂钱也比从前自由的多。别的我不敢说，我准知道宅门里的姨太太擦五十块钱一小盒的香粉，是由什么巴黎来的；巴黎在哪儿？我不知道，反正那里来的粉是很贵。我的邻居李四，把个胖小子卖了，才得到四十块钱，足见这香粉贵到什么地步了，一定是又细又香呀，一定！
    好了，我不再说这个了；紧自贫嘴恶舌，倒好像我不赞成自由似的，那我哪敢呢！
    ……刚才我说人家宅门里怎样自由，怎样阔气，谁可也别误会了人家作老爷的就整天的大把往外扔洋钱，老爷们才不这么傻呢！……人家作老爷的给姨太太买那么贵的粉，正因为人家有地方可以抠出来。你就这么说吧，好比你作了老爷，我就能按着宅门的规矩告诉你许多诀窍：你的电灯，自来水，煤，电话，手纸，车马，天棚，家具，信封信纸，花草，都不用花钱；最后，你还可以白使唤几名巡警。这是规矩，你要不明白这个，你简直不配作老爷。告诉你一句到底的话吧，作老爷的要空着手儿来，满膛满馅的去，就好像刚惊蛰后的臭虫，来的时候是两张皮，一会儿就变成肚大腰圆，满兜儿血。这个比喻稍粗一点，意思可是不错。自由的搂钱，专制的省钱，两下里一合，你的姨太太就可以擦巴黎的香粉了。这句话也许说得太深奥了一些，随便吧！你爱懂不懂。[17]
    老舍在这里对“自由”俏皮的讽刺的确让人联想到穆儒丐小说里对平等、共和等理念的抨击，看来，满人与新民国的距离具有普泛性。不过，认真细读，我们还是不难品出其中的差异来。相对于穆儒丐大义凛然的愤懑，老舍的感受更为曲折和深邃，在我看来，与其说这仅仅是一种修辞的技巧，还不如说是作家对现实的一种更为丰富的感受：大清的专制特权“有谱儿”，坚硬不动，等级分明；民国的享受打破了等级，显得“没谱儿”，但这样的“自由”却也可能照样由新的特权来埋单，特权假借自由居然有了新的存在方式，而自由也还是沦为特权所有。这可不是大清／民国的二元对立，或者是“世风日下、今不如昔”的遗民的感喟，而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新的观察和发现，是一双真正底层的眼睛从生存的“根儿”上来照见社会的全貌。较之于穆儒丐式的道德判断的清晰与单一，老舍的发现是新与旧在当下现实的相互纠缠，“自由的搂钱，专制的省钱，两下里一合”，这社会的秘密的确相当“深奥”，不那么单纯了。
    而这样的“深奥”所包裹着的人生感受的丰富性正好折射出了老舍作为满洲旗人的别样性。
    与穆儒丐那样曾经春风得意的贵族精英有别，老舍本来就生活在一个没落的旗人家庭之中。这位下层八旗兵丁家的孩子、“小羊圈胡同”中的贫民，幼年丧父，从小挨饿受穷，早已经没有了贵族子弟的梦想。他继承了自己族群的身份记忆，“他觉得他的祖先，主要是指清朝末年的满族统治者，给中国丢了人，现了眼，很不光彩”[18]，但是却也减少了贵族子弟眼见大好前程被民国断送的怨愤。《茶馆》中常四爷的这番表述既是老舍自我成长的故事，可能也是他自强不息、融入新民国的基本心态：“扶清灭洋，我当了义和团，跟洋人打了几仗！闹来闹去，大清国到底是亡了，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公道话！现在，每天起五更弄一挑子青菜，绕到十点来钟就卖光。凭力气挣饭吃，我的身上更有劲了！什么时候洋人敢再动兵，我姓常的还预备跟他们打打呢！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19]对于新时代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他也自然是浸润其中，耳濡目染：“‘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20]新时代的思想已经成为老舍的一部分。
    二
    与满清遗民严重的心理对抗不同，老舍的旗人记忆在很大的程度上和“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化观念相互融合，这推动了他对现代国家的自觉认同，也促使他的民族意识跳出满人的族群限制，进入到大中华的民族视野之中。在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所谓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对老舍来说并不是某种人云亦云的概念，而是他族群传统与现代关怀的真切的体现，是他用祖先的血脉与生命的体验所刻写出来的气质与性格。
    旗人文化的核心是八旗制度。八旗是清代旗人社会生活与军事组织的基本形式，它起源于最初的集体狩猎活动，几经改造完善，最终形成了融军事动员、征伐战斗和物资分配、生活供给于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八旗制度，是伴随着满洲的崛起而出现的，这种制度曾经打造了一个磅礴向上的民族，推出了一个辉煌的时代，铸就了虽然属于封建末世却空前统一繁荣的大中华。”[21]更重要的是，八旗制度的存在实际上是打造了一种以军事为基础的生存共同体意识，这绵延在满人的思维中，构成了他们群体认同的坚实基础。“群体观念的深层根源在于内化于旗人心中的八旗制度所形成的秩序观念”，“尽管八旗制度在晚清已经衰落，不过群体意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民族性格的一个部分，从而作用于其精神生产的方面”。[22]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正红旗满洲下属的一名“巴牙喇”（护军），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舒永寿在保卫紫禁城的战斗中饮弹牺牲，老舍幼年失怙。“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23]而“母亲口中的那些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24]。这是鲜血凝成的国仇家恨，它无疑就是作家家国情怀的坚实的基础。
    中华民族作为概念是晚近才得以启用的[25]，不过，多民族不断融合、协同生长的传统却早就流淌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汉文化虽然常常是中华文化的主导，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却不断接纳和融入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即便是蒙元、满清这样的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汉文化的主导地位也依然得到了确立。尤其是满人入关以后，全面接受汉文化已经成为不二之选。对此，“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提出者梁启超就曾经准确地指出：“种界者本难定者也，于难定之中而强定之，则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26]“中国种族不一，而其学术思想之源泉，则皆自黄帝子孙”[27]，梁启超阐述了中国各个“小民族”之上的“大民族”观，道出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要事实。大、小民族主义的提出是以“国家”为基础的对传统中国以文化认同为内涵的“夷夏之辨”“天下主义”等思想的扬弃和改造。他以欧洲政治学家伯伦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par）的“国家”理论解析中国：“今谓满洲已尽同化于中国，微特排满家所不欲道，即吾亦不欲道。然其大端，历历之迹，固不可诬矣”，“今关内之满人，其能通满文操满语者，已如凤毛麟角，他无论矣。故如伯氏之说，虽谓满人已化成于汉民俗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28]现代的“国家”概念成为跃居于“小民族”之上的更大的整合性概念。1906年，梁启超又撰文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诎于国家主义之下。”[29]其实，“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本为英文“nationalism”不同的中文译法，梁启超强作区分，又自设等差，以“国家主义”作为大民族主义的统合方式，这既着意彰显了弥合民族间隙的现实目的，又的确道出了中国多民族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一体化事实——平民老舍理所当然以“中国人”自认，而贵族穆儒丐也不曾拒绝中国人的指称，尽管到伪满时代可能有点别扭。在老舍那里，近代以降、“五四”以来的国家民族忧患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内化为他自己的思想情感，而且随着现代民族危机的加深，到抗战时期更演化为一种鲜明的“国家至上”观念和理直气壮的中华民族的大情怀。
    老舍的创作，在一开始是呼应“五四”新文学主流的“国民性”改造主题，他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主流知识分子在国家忧患时代所设立的文学话题之中，并没有偏离民国文学的基本方向。《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就是这样。我们注意到，老舍特别留意的国民性缺失恰恰就是国家观念的淡薄。他批评“老张的哲学”，因为老张的哲学就是混世的哲学，没有任何真正的信念，“钱本位而三位一体”。“他的宗教是三种：回，耶，佛；职业是三种：兵，学，商”，在老张的世界里，“乡下人们对于城里挂着‘龙旗’，‘五色旗’，或‘日本旗’，是毫不关心的。对于皇帝，总统，或皇后当权，是不大注意的。城里的人们却大不同了：他们走在街上，坐在茶肆，睡在家里，自觉的得着什么权柄似的。由学堂出身的人们，坐在公园的竹椅上，拿着报纸，四六句儿的念，更是毫无疑惑的自认为国家的主人翁。责任义务且先不用说，反正国家的主人翁是有发财升官的机会，是有财上加财，官上加官的机会的。谁敢说我想的不对，谁敢说我没得权柄？呕！米更贵了，兵更多了，税更重了，管他作甚。那是乡下人的事，那是乡下人的事！……”[30]总之，无论乡下还是城里，都没有丝毫的国家公民的意识，包括责任和义务。
    讲学英国的经历更将老舍的国家观念提升到一个理性的自觉的层面，《二马》被文学史家认为是老舍民族国家意识诞生的标志，在这里，个人的人生体验很自然地被置放在中西文明比较的背景之上，而国家就是文明区隔的自然命名。“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31]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此清晰而直接的国家文明的比较可能还是第一次。这位老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代表，只是糊里糊涂有点审美的天性，而缺少常识。可惜老马只想回国，而不明白国家是什么东西”[32]。小马则不同，“他是个新青年，新青年最高的目的是为国家社会做点事。这个责任比什么也重要！为老中国丧了命，比为一个美女死了，要高上千万倍！为爱情牺牲只是在诗料上增加了一朵小花，为国家死是在中国史上加上极光明的一页”[33]。小马说出了影响老舍一生的判断，“只有国家主义能救中国”[34]。当然，这里的国家主义并不是中国青年党、醒狮社那样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张，也不是闻一多、大江会的执着的传统文化追求，而是老舍对国家认同的一种情感表达。
    《二马》对国际关系的强弱态势颇为敏感，并从中生发出自强不息的意志：“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35]在从英国归来途经新加坡创作的《小坡的生日》中，南洋中国人的不屈奋斗再一次成了老舍激情颂扬的对象：“南洋的开发设若没有中国人行么？中国人能忍受最大的苦处，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盘踞的荒林被中国人铲平，不毛之地被中国人种满了菜蔬。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他晓得怎样应付环境，怎样活着。……可是南洋之所以为南洋，显然的大部分是中国人的成绩。”[36]这些开发南洋的中国人让老舍看到了“挺腰板”的民族力量。
    抗战爆发极大地激发了老舍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他的一系列作品——小说、话剧、诗歌、散文、文论及通俗文学创作都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情感。《四世同堂》描绘了家族意识如何服膺于国家利益，他抗战时期的所有话剧，从合作的《国家至上》《桃李春风》《王老虎》，到独作的《张自忠》《大地龙蛇》《面子问题》《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残雾》等，无一例外都始终贯穿了一个“国家至上”的主题。他的大量通俗文学创作，包括大鼓词《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打小日本》，京剧《新刺虎》《忠烈图》《烈妇殉国》《王家镇》，及通俗小说《兄妹从军》等也都是传统“精忠报国”思想的真诚实践。更不必说诸多的文论直接为抗战文艺发声，阐述文学服从国家民族需要的重要意义：
    在没有认清文艺是民族的呼声以前，文人只能为自己道出苦情，或进一步而嗟悼——是嗟悼!——国破家亡；把自己放在团体里充一名战士，去复兴民族，维护正义，是万难作到的。……只有这么着，我们才足以自证是时代的儿女，把民族复兴作为共同的意志与信仰，把个人的一切都放在团体里去，在全民族抗敌的肉长城前有我们的一座笔阵。这还不该欣喜么？[37]
    今天的一个艺术家必须以他的国民的资格去效劳于国家，否则他既已不算个国民，还说什么艺术不艺术呢？[38]
    我们愿把心血献给国家，所以我们愿接受命令，切盼我们能在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中分得我们的责任，共同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39]
    设若文艺者，在民族生死关头，而投笔从闲，钻入防空洞去，则文运绝，廉耻丧矣。[40]
    应该说，“感时忧国”本来就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特质，这些国家民族情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现代中国作家的普遍共识。不过，在经过了晚清经济政治改革的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也从“兴国”转换为“立人”，从“国权”的维护转向“人权”的倡导，也就是“五四”思想启蒙中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强调，这其实又为我们埋下了另外一条思想发展的线索。在整个现代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对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维护与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追求往往交错生长，也不时迸发出矛盾冲突的火花，许多真诚的在启蒙中救亡的人士，也是小心谨慎地处理着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许多的文学表述中都努力将对国家民族的情怀潜存在理性的深处，与个人命运的关切形成自然的互动。所以，能够在文学写作中大声疾呼，直接表述国家主题，甚至作品标题也公开标示“国家至上”的，就不多见了。老舍的“国家至上”至少有两重内涵，一是个人对国家整体利益的服从甚至牺牲，就像《四世同堂》中祁老太爷所获得的新的生存经验：乱世当头，传统的“家”已经不可能庇护个人了，只有现代的“国”才可以，或者是钱默吟的觉悟：“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41]二是超越“小民族”狭隘利益之上的大中华的“大民族主义”情怀，在话剧《国家至上》中就是回汉团结，一致抗日的选择，在诗歌《蒙古青年进行曲》中就是五族一家，共卫中华：“国仇必报，不准敌人侵入汉北，也不准他犯／到海南！／五族一家，同苦同甘。”“叫长城南北，都巩似阴山，／中华民国万年万万年！”[42]朱自清先生曾经认为，闻一多是抗战之前“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43]。在笔者看来，老舍之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形象也与之十分近似。
    三
    不过，老舍也并不是单纯的国家观念的宣传者，这就像他与“五四”新文化的主流思潮也不无距离一样。“我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有在这个运动里面。那时候我已做了事，虽然做的是教育界的事，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看戏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戏的。虽然我极同情于学生们的热烈与活动，可是我不能完全把自己当作个学生，所以我在那个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那严重而混乱的场面里，仅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而没有真挚的同情。所以在《赵子曰》里面风凉话非常多，而真挚的同情却很少。”[44]
    总的说来，无论是“五四”时期盛行个人主义还是我们所熟悉的国家—民族的思想表达，老舍都各有迎拒，最终体现为“老舍式”的信念与追求。
    老舍说过“‘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然而“五四”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鲁迅坚持“任个人而排众数”[45]，周作人则断言“最需要的爱国心应该是个人主义的而不是国家主义的”[46]。这些对个人主义的充分肯定并没有成为老舍的思想基础，所以他的作品始终流露着对个人主义的克服，不仅克服于国家的责任之下，也败退于人生的磨砺之中，包括对个人命运特别关注的《骆驼祥子》以这样的陈述令读者久久地唏嘘感叹：“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47]
    老舍并不完全认同这种个人主义的信念，但他执着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也不似其他国家主义流派中人那样，来自对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的学术观察，或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研究。出身寒门、跋涉于社会基层的老舍无缘这些精英式的知识探求，对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一套学院文化而言，他的人生经验，还有他的族群身份都注定了一种“边缘”化的地位，在一开始是社会角色的无奈的边缘化，到后来则是精神和心理的自觉的边缘化。
    老舍对国家、民族问题的种种表达，从来都不是书院式的、知识型的，而是质朴的、民间的、情感体验式的，它不是精英的先知先觉的判断，而是普通百姓的对生存的感性诉求。老舍创造了一种基于平民立场的对历史主题的表达方式。
    这一平民立场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日常生活”是老舍关切和表现的主体，也就是说，虽然老舍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但文学的着眼点却还是平民的日常人生。他并不是直接书写国家兴亡、民族沉浮的重大题材，也不对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战略决策提出高屋建瓴的意见和建议，他是从平民百姓的生计与生活现象出发，在人生的细节中品味国家民族问题的沉淀，透视社会历史的变化之于个人生活的点滴影响。老张“他的宗教是三种：回，耶，佛；职业是三种：兵，学，商”[48]，但《老张的哲学》并不展现民初的宗教状况与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只描写老张如何在这些驳杂的人群和社会关系间攫取利益；《二马》关乎中英两国的历史文化比较，但学者津津乐道的比较文化课题却不是作者的兴趣所在，他眼中的“比较”其实就是二马父子与温都母女的交往和对视；《骆驼祥子》涉及革命的沉浮，但重要的不是革命的性质、方向和意义，而是为革命风波所搅动的车夫祥子的日常；《四世同堂》的背景是北平沦陷的重大事变，但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家庭的生计展开。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我们可以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读到国家社会的历史演变，需要确证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也可以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吾国与吾民》读到对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的确证。
    因为着眼于日常，老舍对相关话题的观察和表达都有一种特殊的时效感与包容性。遵从生活的日常逻辑本身就具有顺应时代变迁的趋势，只有顽固的文化信仰者才会固执地回避时代的发展，所以老舍的日常生活的书写十分自然地应和了时代发展的节拍；因为日常的烟火会削弱各种矛盾的尖锐程度，老舍当然有自己的是非，但看惯了世间风云的老百姓也不会刻意去强化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因此他的平民故事的批评也满含温和，并非剑拔弩张的抨击和斗争。这是老舍文学平民精神的显著特征。
    从荣耀的八旗子弟沦为普通的北平市民，这是现代国家与民族历史转变的结果，在这样一种国家—民族框架中生存的平民本身就体验着社会历史的变动性。所以，作为平民世界的表现者，老舍自然就不等同于中国古代作家对百姓生活的撷取，“五四”的这双新眼睛让他描绘出了人生的新景观：宋元至明清的中国文学的中国市民阶层尽管也彰显着形形色色的世俗情态，甚至包括纵浪声色、偷鸡摸狗、爱财如命、卖官鬻爵的各种非道德表现，但那大多数都还是被视为“因果报应”的案例，是重温“警世恒言”之理由。而像杜少卿（《儒林外史》）这类的理想人物又都是视功名富贵如浮云的超脱之士，超脱得已经出离了质朴的平民阶层。在老舍作品中，一些市民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新的却又是从属于平民人生逻辑的变化——他们开始重视自己的人格的尊严、自我的价值， 大胆追求个人的幸福与理想。如《赵子曰》中的李景纯，《二马》中的马威、李子荣，《黑白李》中的白李，《猫城记》中的大鹰，《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祁瑞全，《不成问题的问题》中的尤大兴，《月牙儿》中的“新爸”，《鼓书艺人》中的秀莲，《方珍珠》中的方珍珠，等等，他们一般地位不高，从出生到后来所担当的社会角色来看都可以被划入“市民”类（尽管其中一些人知书识礼，但毕竟与那些整日埋头于书山文海的知识分子不同），但都比较看重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有比较强的自我意识，也都执着于各自的人生追求——不管这追求是什么。《二马》中的李子荣是学生，但是却与五四文学中那些活在青春梦想中的学生截然不同，更像一位有见识的社会青年，或者说新一代的市民，他对爱情、婚姻、金钱、商业的现实主义态度给人印象深刻。虽然李子荣的政治理想并不如“赤党分子”李景纯、投入民族革命战争的祁瑞全那样的光彩照人，在人生选择上也显得相当实际，不如那些现代知识青年更富有幻想和朝气，但是，从那一番对“金钱”的长篇大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人生观是他长期体验、深入思考、自由选择的结果，并且这一人生选择又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偏狭市侩，它也有自身辽远的构想，仅就这一点也足以使李子荣超越了传统市民阶层的生活态度，在思想上呈现了属于这个阶层的历史超越：
    我告诉你，老马，我就佩服外国人一样：他们会挣钱！你看伊太太那个家伙，她也挣三四百一年。你看玛力，小布人似的，她也会卖帽子。你看亚历山大那个野调无腔，他也会给电影厂写布景。你看博物院的林肯，一个小诗人，他也会翻译中国诗卖钱。我有一天问他，中国诗一定是有价值，不然你为什么翻译呢？你猜，他说什么？“中国东西现在时兴，翻点中国诗好卖钱！”他们的挣钱能力真是大，真厉害。有了这种能力，然后他们的美术，音乐，文学，才会发达，因为这些东西是精神上的奢侈品，没钱不能做出来。你看西门爵士那一屋子古玩，值多少钱！他说啦，他死的时候，把那些东西都送给伦敦博物院。中国人可有把一屋子古玩送给博物院的？连窝窝头还吃不上，还买古玩，笑话！有了钱才会宽宏大量，有了钱才敢提倡美术，和慈善事业。钱不是坏东西，假如人们把钱用到高尚的事业上去。我希望成个财主，拿出多少万来，办图书馆，办好报纸，办博物院，办美术馆，办新戏园，多了！多了！好事情多了！[49]
    这一段自述真是十分的精彩，它的核心是金钱。从钱中看世界，从周遭的人们里也到处见钱！这是一个精通世事的现代市民，他如此的现实、功利，对这个世界的运转法则了如指掌。然而，他却不是《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卫朝奉，《二刻拍案惊奇》中的毛烈、陈祈，贪婪成性，谋害他人，连亲人好友也不放过，不是《缀耕录》中“作伪欺生”的杭州人，不是《初刻拍案惊奇》中官商勾结、买官行贿的郭七郎，当然更不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孙富、李甲，以及明清小说中那些林林总总为富不仁、欲壑难填的奸商恶霸。作为现代国家进程中的新兴市民，李子荣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对生存原则的了悟、对利益的看重公开而直接，但是这些现实的追逐却并不狭隘和猥琐，同样包含着一种社会文化的理想，或者说是对国家民族有所助益的愿望。
    老舍不仅为我们呈现了现代国家中平民理想的新质，也能够葆有平民世界中的那一份深厚的宽容和温情，对这里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的种种矛盾、间隙保持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没有夸大它们彼此的对立和斗争。《赵子曰》中的主人公赵子曰肤浅、庸俗、不学无术，套用浅薄的新思潮为自己的享乐主义服务，是老舍讥讽的对象，即便是这样的人物，也在李景纯的“读书报国”的真诚下，终获感化。《二马》一开篇是劳资矛盾，群众游行，老舍的感受是：这些冲突“把天下所有的坏事全加在资本家的身上，连昨儿晚上没睡好觉，也是资本家闹的”。另外一方呢，“把天下所有的罪恶都撂在工人的肩膀上，连今天早晨下雨，和早饭的时候煮了一个臭鸡蛋，全是工人捣乱的结果”[50]。也就是说，老舍对是非的判断已经超越了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在小说中，代际分歧、华洋差异、民族矛盾，都被宽厚视之、温和待之，没有卑躬屈膝，也没有尖酸刻薄，更没有我们所熟悉的种种民粹的狭隘。短篇小说《黑白李》，一“黑”一“白”的两兄弟性格迥异，“黑李要是古人，白李是现代的”[51]，但作家却没有作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道德选择，而是各有张扬，兼容并包。
    在笔者看来，在本质上，这依然体现了平民日常的生活态度，因为，人类社会虽然存在一系列不易调和的矛盾和对立，但认真核查，它们其实并不是贯通于人生的各个领域，真正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主要还是在政治、军事的重大事件上，或者某些关乎政治意识形态的思想交锋的特殊时刻，回到日常生活场景，人与人的分歧固然存在，但分割边界却常常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生活世界的观念本身就不那么僵硬刻板，而生活选择中人的思想和情感也流变不居，在这个时候，能够报以一种宽容的、温和的态度，不是怯弱，不是放弃是非和原则，恰恰是一种人生的智慧，是一种对世界——我们的国家与民族的“可能性”的预留。众所周知，由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动之初承受了太重的历史压力，在努力争取现实话语权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学曾经表达过较多的峻急和刚猛，容易给人留下较多的二元斗争的痕迹，老舍式平民文学的出现正好是对这一文学现象的有益的补充和调整，或者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我的救正。在过去，我们有时还停留在惯性的斗争思维当中，视老舍式的温厚为“历史的局限”，其实，越是到了和平时代的今天，我们越能从老舍的平和中读出一种文化心态的广阔和宽大，读出中国现代国家发展与民族精神成长的多种未来。
    抗日烽火中，老舍高擎“国家至上”大旗，誓言不惜投江明志[52]，《四世同堂》是一部北平老百姓的抗战巨著，小说最后的图景是，抗战胜利了，瑞宣以身体挡住了那些试图围攻日本平民的街坊四邻。这种发自内心的人性友善也是老舍本人的写照。这个情节出现在《四世同堂》马小弥回译的哈考特公司编辑的英文版中，而当年老舍与美国朋友艾达·普罗斯特（Ida Pruitt，又译浦爱德）合作翻译的完整原稿，则一直保存在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中。2017年，赵武平根据原稿补译的《四世同堂》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虽然英文稿的“回译”肯定与原作有所差异，但是在总体构思、主要思想倾向等方面还是具有极高的反映度，可以成为我们一窥作者思想感情的重要依据。完整版的《四世同堂》以钱先生在报纸上刊登的“悔过书”作结，全文长达5000字，是一篇入情入理、荡气回肠，又充满“老舍特征”的檄文。
    之所以以“檄文”称之，乃是在一部长篇小说中，竟然出现了如此严肃、激昂而且大篇幅的说理论述，本身也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实在少见，不仅在老舍文学常见的“京白聊天”体式中颇为特别，就是放在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上也十分罕见，值得我们冠以特殊的概念。笔者觉得，这种思想的激情陈述充分体现了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在抗战时期老舍文学中的激荡升华，即便是如此平和的平民作家，也有忍不住跳出身边琐事直奔时代主题的冲动：
    在战前，没有原因，我甚至连蚊子都不伤。你们逼迫我起来抵抗。你们杀害我的家人，毁灭我的家。我会为自己的抵抗后悔？小虫被逼急了，不会回过头来咬人？出于这个原因，说真的，我是有点要感激你们。你们的虐待，让我的人生有了成就。我不是轻看我战前的生活。说实话，作诗，画画，种花，很难说是可耻的。但是，受到你们的虐待，我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意义和价值，变得更深刻，更丰富。我受到的最残酷的折磨，让我下决心起来抵抗——打破你们的皮骨。我开始理解受到的最大折磨，我忍受苦痛，想到我也会得到抵抗的快乐。疼痛是钻心的，但是快乐也必须尽情喊出来。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个机会。发动战争的人，把虐待用作毁灭的手段，可是他们不知道，虐待也会引起决一死战。假若虐待和抵抗的决心僵持着，就不容易看出来，谁会取胜。感谢你们，给了我作一个完美的人的机会，教我能有斗争到死的机会。
    我也想感谢我这一辈人，和我的这个时代。假若你们五十年前发动侵略战争，而我也早五十年出生，我也许，在我的家被毁灭后，只会想到自杀，而不是抵抗。你们的侵略基于五十年前的思想，你们没有认识到，就算你们的思想停止了，可是中国人却仍在摸索着前进。你们的武器比中国人先进五十年，但是中国人的思想，却比你们先进五十年。这是你们看不到的。假若不是这样，就说我自己吧，我就不会想到我的国家，我的同胞，而只会想用我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当我被迫思索的时候，我不能不把五十年来，为我所准备的思想找出来。因此，我想到比个人报仇雪恨更大的事情，我就心平气和的，愉快的，去参加抗战。[53]
    这两大段陈述是诗，也是自述状，诗饱蘸了生命的激情，而自述状则是自我思想的驳诘，在这种热力四射的诗剧一般的独白中，老舍对一个个体的家国情怀作了自我超越式的论述，它让我们看到，一位普通民众的国家观念如何可以被充分地激发，而民族整体的意识又如何充溢、扩大一个一个弱小者的灵魂。
    当然，虽然是严肃的民族论战，老舍借助钱先生所阐述的道理既有大气磅礴的哲理冲击，又有娓娓道来、入情入理的劝诫，在朴实平和中尽显老北京市民的雍容气概，从而与纯粹知识人的论断有别：
    你们说，你们的国土小，人口多，所以必须侵略中国。让我们反过来想一想。中国难道不是从来就人口过多吗？中国种的粮食，自己的人吃还不够。加上日本人，就够吃了？小孩子都能看出来，这个想法多么愚蠢。
    假若你们把用于制造战争物资，飞机，和战舰的心智和人力，拿来用于研究和尝试同中国人变成朋友，用于同中国人协力同心合作的学问上面，我想，我们不仅能够互相帮助，还可以成为世界上所有民族学习的好榜样。要考虑怎样以这种精神来相互帮助，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得告诉你们，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际上说，我都不懂政治，经济，和诸如此类的事。所有的这些，都是我在监牢里和在小庙里的时候思索的。你们也许笑话我，说我的思索和老妇人的没有什么差别。可是我不能，因为你们笑话我，就压制自己，不写下这些想法。就算我的想法不实际，请不要忘记，据说人性的，也是最高贵的东西，通常被看作是不实际的。我认为，只要我们两国人民互相帮助，互相尊敬，就没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你们是人类，我们也是人类。我们有相同的问题和困难，假若能坐下来，诚恳的，讨论我们的问题，就肯定能想出解决它们的正确的办法。要不然，我怕，世界上就不可能有和平。[54]
    这又是一段市民风格的坦诚交流，前述的诗性的升华和这里的平实相互交融，就是老舍国家—民族意识的主要特点，就是“老舍式”的精神风范。
    注释：
    [1]宋教仁：《清太后之宪政谈》，《醒狮》1905年9月第1期。文中前一个“之”疑为“人”。
    [2]蛰伸：《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1905年11月第1期。
    [3]梁启超：“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九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829页。
    [4]章太炎：《排满平议》，《民报》1908年6月第21期。
    [5]章太炎：《致留日满洲学生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19页。
    [6]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7]《北京近来之十大发达》（续），《大公报》1913年10月30日。
    [8]老舍：《正红旗下》，《老舍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2页。
    [9]老舍：《茶馆》，《老舍全集》第11卷，第285页。
    [10]穆儒丐：《北京，1912》，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7页。
    [11][12][13][14]穆儒丐：《北京，1912》，第161、59、14、29页。
    [15][16]穆儒丐：《北京，1912》，第58、270页。
    [17]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全集》第7卷，第533～535页。
    [18]舒乙：《隐式满族文学》，《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19]老舍：《茶馆》，《老舍全集》第11卷，第286页。
    [20]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全集》第14卷，第636、637页。
    [21]关纪新：《旗人老舍的文化解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9年版，第11～12页。
    [22]刘大先：《观念的潜流——清末民初京旗小说与老舍》，《满族研究》2009年第2期。
    [23]老舍：《我的母亲》，《老舍全集》第14卷，第330、329页。
    [24]老舍：《神拳·后记》，《老舍全集》第11卷，第618～619页。
    [25]中华民族的概念，最早由梁启超在其1902年的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以后，又有顾颉刚、费孝通等学者在不同时期加以论述，丰富了这一观念的学理认识。
    [26]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67页。
    [2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第580页。
    [28]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第1194页。
    [29]梁启超：《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4卷第14号，1906年9月3日。
    [30]老舍：《老张的哲学》，《老舍全集》第1卷，第3、37页。
    [31]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全集》第16卷，第172页。
    [32][33][34][35]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第526、530、466、392页。
    [36]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16卷，第175、176页。
    [37]老舍：《快活的要飞》，《老舍全集》第14卷，第134页。
    [38]老舍：《艺术家也要杀上去》，《老舍全集》第17卷，第244页。
    [39]老舍：《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老舍全集》第17卷，第144、145页。
    [40]老舍：《哀莫大于心死》，《老舍全集》第14卷，第308页。
    [41]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第41～42页。
    [42]老舍：《蒙古青年进行曲》，《老舍全集》第13卷，第490页。
    [43]朱自清：《爱国诗》，《新诗杂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页。
    [44]老舍：《创作经验谈》，《老舍全集》第17卷，第425页。
    [45]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46]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 集外文 上集1904—1925》，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401页。
    [47]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3卷，第215页。
    [48]老舍：《老张的哲学》，《老舍全集》第1卷，第3页。
    [49][50]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第596、383～384页。
    [51]老舍：《黑白李》，《老舍全集》第7卷，第100页。
    [52]萧伯青：《老舍在北碚》，《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53]老舍著，赵武平译补：《四世同堂》，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1068～1069页。
    [54]老舍著，赵武平译补：《四世同堂》，第1071～10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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