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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睡眠不好，故人频频入梦，经常夜半醒来。凌晨四点多，恍惚中是和一位老者在风雪中告别，老者转过身去，蹒跚而行，背影模糊，待要返身追问，却从梦里滑落。醒来后呆在床头，那背影莫非是严先生？此种莫名的心绪尚未从梦境中挣脱。打开手机，才发现今天是教师节。严先生的微信名“唐老四”，还可显示，只是，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九月一日，在北大召开了纪念先生的文集发布会，会议隆重、热烈而庄严。在下午的发言中，我说：诸多师友堂中坐，不见先生眼前来。世界充满了悖论，而我们在悖论中展开人生。我们因先生而聚会，却独不见先生的到来。 受《十月》杂志社委托，那几日原本计划负责接待日本作家平野启一郎来京事宜。平野是个有思想的作家，曾提出“分人”这一概念，他认为：人是不存在真正的个人，而是在与不同的人交流过程中，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的不同的“分人”，所有的“分人”都是真正的自我。在逻辑上，这一概念缺乏严谨。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认同这种差异性的思维方式，沿着平野的思维方向，进而我们也可认为，一个人的完成，也并非一次性达成的，而是在与不同的事物和人交流过程中渐次生成的一个“分人”的综合体，每个“分人”都是我们自身内在一部分。 也就是说，与他者交流的过程中，他者将会以内在于自我的方式进入、并成为真正自我（以“分人”为途径）的一部分。当然，这一过程，是相互的，正如人与人、人与物真正的交流是相互生成与共享的一种生命/存在的场域和过程。以此为论，我们怀念严先生，实则是我们对自己美好一面的爱和珍惜。而这美好的一面，恰恰是与严先生的交往中生成、发现而留存的。与先生交流中体味到的可贵品质、领受到的美好回忆，既是先生的也是我们自己的。换言之，离开躯壳的严先生，以内在于我们的形式继续活着。所以，大家提到与先生交往的点滴，场景历历在目，生动而活泼，令人感怀唏嘘。大家的言语唤醒了存在于我们内心的“先生”，先生又复活了——以“我们”的方式。 提及严先生，大家谈论很多的是先生的风趣和健谈，如漆永祥老师在缅怀文章《严绍璗先生逸闻十则》中的所述，奕奕神采，令人向往。先生的风趣与健谈，自然以异乎常人的智力和记忆力为基础，只是，非常的智力和记忆力，却也成为晚年内心的某种负担。而且，这种内心的负担，又和先生内心坚守的“律令”相关。 在未刊的自传（《严绍璗北大风雨五十年纪事：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档案》）之开篇，严先生就引述了《百年孤独》中的一句话作为引言：“活着是为了讲述生活，生活并非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他的记忆。”然而，温润如玉、暖如春风的严先生的记忆，并没有违背可贵的良知，也没有丧失直面真实的勇气。他曾经说过，北京大学，当然是中国学术的殿堂，也是人性的试炼场。 先生是睿智而旷达的，他以理性直面现实的阴暗处，但并不悲观，因为他的批判性思维是与对祖国之爱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曾说，漠视现实是对自己的逃避，忘记真正的历史是对自己的背叛。对于他而言，忠实于自己和忠实于历史及现实是浑然一体的。 先生逝世后，作为受其恩泽的弟子，我感到悲伤而内疚，很懊悔没能多给先生打电话、多去看看他、陪他说话。另一方面，先生在我内心也仰之弥高，特别是当我备课教学、写作之际，先生的学养之深、眼界之高，是超越时代的。严安生、杨乃乔等诸位先辈在九月一日会议上的发言，让我们对严先生在新时期开创“日本的中国学和中国的日本学”之事业有了更为深刻而清晰的认知。前一段时间，《中国文化在日本（上卷）》一书审校完毕，最大的感受是，在严先生为代表的先辈面前，我的学术才刚刚起步。羞愧之余，也申请将署名之“著”改为了“编著”。 秋雨寒灯，阳台上的茉莉残枝清发，幽香如梦，我自半杯酒，举杯对黎明，缅怀先生。 先生走了，先生还活着。我自然不能找到之前的先生聊天、说话，但至少在我以及诸多师友的内心，与先生的对话会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