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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一位“砍树者”

http://www.newdu.com 2023-09-15 北京日报 汪荣祖 参加讨论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至亲好友,与曾还是亲家,但没有曾、左、李三大人物的功勋。郭曾中进士,成为翰林院编修,在学问上颇有心得,但也没有阮元、王闿运、张之洞的学术声望。然而从历史长河看,他的“远见”,远非乾嘉学者、咸同将相可及。所谓远见,指能超越前人之所思,敢挑战传统之权威,能与主流意见相左,指出正确的前程。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以“砍树者”与“爬树者”作比喻。人们习于在大树下纳凉,不仅讨厌“砍树者”多事,甚且谴责妨碍其纳凉。郭嵩焘在他的年代成为具有高度“争议”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砍树者”。
    郭嵩焘的远见使其深刻体会到三千年变局的到来,并提出应变之道,他认识到西方列强有异于古代的夷狄,并无征服中国的意图,可有和平共处的余地。外国以通商牟利为要,中国只有面对已难改变的通商局面,更没有轻启战端、自取其辱的必要。所以他提出“战无了局”的结论。然而鸦片战争以后,接着英法联军之役,中法马江之役,以及于其身后发生的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一再重蹈覆辙,每次战争的结果,贻患一次比一次凶恶。他直白指出:“国家办理洋务,当以了事为义,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战争只会使中国割地赔款,屈辱更深。郭嵩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非天真无知,只是看准列强重商,为了商业利益,也不想轻启战端,中国正宜维持和局,争取时间自强,所以郭氏战无了局之说,绝非虚言。郭颇能在外交战术上有所掌握,但战略掌握在朝廷之手,无奈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士大夫又多浮嚣不实,无可行的战略。郭有战术而无战略依靠,难有作为。郭在当时守旧的中国,不讳言自家的弊端,因而遭遇到唾骂、讥讽与谴责。他受到极为无理的毁谤,虽感气愤,但并未动摇他的见解。他走在时代的前面,是寂寞的引路人,要引中国走向世界,却被拒绝,他的远见不容于强大的顽固势力。他个人的挫折,也是晚清中国的挫折。
    当时最了解郭嵩焘的人,不是曾国藩,而是曾国荃,“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国荃心目中的贾生,就是郭嵩焘,以郭与受屈于长沙的贾谊相比,说出郭所遭遇的挫折,端因其见识超越时代,且直言不讳,很容易被时人视为用夷变夏,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甚者视他为奸人。当时即使略知洋务的人,亦仅知洋人可畏,而不察与洋人周旋之道。洋务派领袖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在郭嵩焘看来,也仅能考求富强之术,如枪炮船械之类,而昧于本源。他曾有诗云:“拿舟出海浪翻天,满载痴顽共一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出海浪翻,象征中国面临三千年的变局;一船痴顽,隐讽昧于中外情势的朝野保守派;风急而无计收帆,说明他内心的挫折感;不能独眠,正是他不能默而不言的写照。
    郭嵩焘常被视为洋务派,唯洋务派的视野限于船坚炮利的物质文化,而郭则重视西学。他无疑惊羡洋人的武备,但认为只是洋人的末务,其本包括政制、法律,以及学术,尤其是西学,他曾说:“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学问才是根本。他一到伦敦,就参访各种学校,探明学制,认为斯乃西洋人才之所以盛。他知道英国大学之中,以牛津与剑桥最佳。他曾于1877年11月28日,赴牛津大学访问两日,印象极为深刻,体认到“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学问思力得之!”于此可见郭独具慧眼,窥得近代文明背后的学术原动力,所以一切莫急于学。相比之下,中国士子习为虚文,所学唯取科名富贵而已。为了矫虚征实,他建议先在通商口岸开设西式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
    郭嵩焘办理外交,知道国门已经洞开,事情日繁,与列强交涉日广。国际交涉唯凭条约,但条约几皆由洋人拟定,而地方官不知洋法,遇到事故,每生争议,予洋人要挟的口实。他认识到法律原是双方的,然而列强却以法来束缚中国,使郭益知法律的重要性,所以当他在伦敦,见到伍廷芳,就十分欣赏他懂西洋法律,要揽为己用,惜伍氏不肯屈就而前往美国。他到法国之后,立刻将法国通律寄往总署备用。足见他深知法律的重要性。但他并不一厢情愿认为法律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警觉到西方霸权的蛮横,他曾与英使威妥玛交涉,常受其辱,认识到若不能以其法还诸其身,全无置喙的余地。
    郭嵩焘开启出使外国之端,之后驻日、驻美、驻德、驻俄公使相继派遣。郭到任英国后,在伦敦闻悉数十万华民没有法律保障,乃积极设法在华民较多的外埠,建立中国领事馆。不过,华民较多的地方,多是英国的殖民地,设置领事需要殖民地政府的同意,所以郭的构想并不顺利。几经交涉之后,通过当地殷商胡璇泽的协助,仅在新加坡设立了领事馆,总理衙门于1877年10月31日同意后生效。即使如此,华民实同英民。中国向世界其他各地派遣领事,异常缓慢,到清朝灭亡时,才逐步完成,这已经是郭氏身后20年以后的事了。
    中国在十九世纪走向世界充满挫折,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不仅由“一带一路”走向世界,互惠双赢,而且经由上海合作组织,引领世界的走向。郭嵩焘若地下有知,会不会一扫当年的阴霾而笑逐颜开?
    (作者为中国近代史学家,曾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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