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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边疆学构建中，马大正先生付出了四十年的心血，可以说，他是主要的拓荒者之一。在中国蒙古史研究领域，他又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是当代我国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我学习和研究卫拉特蒙古史得到大正先生的指导，本文专门介绍大正先生在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中的学术贡献。 一、从“准噶尔问题”研究到“准噶尔史略” 据大正先生讲，他进入卫拉特历史研究是 1975 年年末，他“接受了翁独键的指点”，成为准噶尔问题研究小组的一员，自此，以准噶尔问题研究作为切入点，从事新疆历史研究。 我第一次见到大正先生是在 1979 年的春天，也是因准噶尔研究而结识的。 初春的一个下午，马汝珩老师约我去他家，一位皮肤白皙、留着上海人才有的那种发型的、风度翩翩的学者( 大正先生刚刚 40 岁) 端坐在马老师的家里，马汝珩老师介绍说，“这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马大正，专门研究准噶尔问题的专家”。我肃然起敬，自此尊大正先生为师，开始准噶尔史的学习和研究。 若干天之后，我和大师兄赵云田诚惶诚恐地到大正先生家拜访，一杯热茶，大正先生滔滔不绝的给我们讲了一个上午，我和赵师兄捧着小本本密密麻麻的记录。那时，没有任何教科书，没有任何准噶尔研究的专著，大正先生的讲座，为我们两个进入卫拉特研究指明了方向。 又是若干天之后的一个下午，大正先生到马汝珩老师家谈学问，我被叫去旁听，他拿出一部复印件交给我，厚厚的，泛黄的清代木刻本蒙古托忒文文本复印件，说: 这是一部早期的卫拉特蒙古喇嘛僧人传记，准噶尔研究小组需要，目前还没有人读懂，你是蒙古语专业毕业的，请给译成汉文。那时，我不知道托忒学的深浅，更不知道，这部泛黄的清代木刻本蒙古托忒文文本竟然是卫拉特蒙古著名的僧人《咱雅班第达传———月光一样明亮》。 那年秋天，我将费尽周折才完成的译稿呈送给大正先生。一个周五的上午，位居海淀中央民族学院院内的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西北组召唤我去汇报，在一间堆满书刊的房间里，马大正、蔡家艺、蔡志纯、杨绍猷、白翠琴五位学者接待了我，他们表扬了我的刻苦攻关精神，但是认为译稿有较大缺陷，缺少注释，很难读懂，让我再接再厉，完成译注。五位老师风格各异，马大正满脸笑容端上一杯茶，蔡家艺谦逊地推敲文字，蔡志纯则从这个喇嘛讲到元朝，杨绍猷皱着眉头沉默不语，白翠琴热情洋溢的叫我“小成”。 最初“准噶尔问题”的出现，是当时外交斗争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成 7 人小组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大正先生是 7 人小组成员之一。研究小组“把这本书写成有较高科学性的民族史专著”为努力目标，以“详尽地掌握原始资料和国内外研究动态”为研究原则。当时大正先生负责 “一编制准噶尔历史研究参考书目; 二编制厄鲁特各部世系简表; 负责组织编印《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资料译文集》”。在当时的条件下，经费有限，为组织编印这套油印本的译文资料，大正先生四处奔走，寻找资料，联络专家。成功编印了 16 辑《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资料译文集》，4 辑《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这套 20 册《译文集》《译丛》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准噶尔研究提供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信息。 在编印厄鲁特历史资料译文集和译丛的同时，“准噶尔问题”七人项目组收集大量的汉文资料，从元代的《南村辍耕录》《长春真人西游记》到清代的《清实录》《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等古文献达七十余种，数百万字; 俄文文献和学术著作 30 种; 西文文献和学术著作 30 种; 日文论文和著作 38 部，蒙古文、托忒文、满文、藏文等民族文字文献十余种。为准噶尔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 “准噶尔问题”七人项目组组成的《准噶尔史略》编写组于 1982 年完成了《准噶尔史略》一书。该书前言中写道: “准噶尔原是我国清代厄鲁特蒙古族的一部，为元代斡亦剌、明代瓦剌之后裔。明末清初，准噶尔崛起西北，统辖厄鲁特诸部。其后裔至今尚生活在我国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一带。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上，准噶尔部众跃马挥戈，驰骋疆场，外御强敌，内勤牧耕，为开拓和保卫我国西北边疆作出了贡献。”之后的研究表明，《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确地把握了准噶尔部的历史地位，是研究卫拉特蒙古部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其学术价值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成为后人研究蒙古史的教科书和研究指南。大正先生是当时编写《准噶尔史略》的七人之一，全书六章，他撰写了第三章和第二章的第四节。 二、土尔扈特蒙古部研究与“浩尧尔”台吉 1989 年，大正先生和马汝珩老师历经十年合作，完成了《漂落异域的民族———17 至 18 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一书。 17—18 世纪的土尔扈特部，从漂落异乡到举族回归故乡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历经悲欢和坎坷，研究其历程也需要勇气和刻苦攻关的科研能力。两位马先生从整理资料入手，完成了《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历史资料汇编》，该资料汇编从《清实录》中完整摘录关于土尔扈特的史料，再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硃批奏折民族事务类》、《上谕档》《起居注》等各专档案卷中摘录《清实录》未曾记载的史实。尤其是部分满文档案，尤其珍贵。 托忒文是 17—18 世纪卫拉特蒙古部使用的民族文字，托忒文记载的土尔扈特事略较诸汉文史册更为直接可靠。两位马先生收集到的托忒文文献有: 《咱雅班第达传》、《和鄂尔勒克历史》、《四卫拉特人历史》、《卡尔梅克诸汗简史》以及《土尔扈特谱系》、《土尔扈特家系档案》、《旧土尔扈特北部王公札萨克台吉源流册》等稀见史料，组织专业人员翻译后，和其它文字史料校勘整合，为土尔扈特研究奠定了坚厚的史料基础。 土尔扈特研究中，当事人的记述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图理琛于 1712 年( 康熙五十一年) 被清朝政府派往伏尔加河下游，看望居住在那里的土尔扈特人，回来后撰写了《异域录》。《异域录》既记述了途径喀尔喀蒙古和俄罗斯的经过，更详细地记录了使团与土尔扈特阿玉奇汗会见的场景。 在俄国方面，巴库宁的《卡尔梅克民族记述及其诸汗和领主的事迹》则记述了徙居伏尔加河卫拉特蒙古人与沙皇的关系，卫拉特蒙古兀鲁思内部的行政体制、文化、习俗、法律及其它内部事务。 两位马先生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学术见解，他们的研究以土尔扈特蒙古部为主体，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土尔扈特蒙古部的部落源流与王公系谱，撰写了《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考述》论文; 第二，土尔扈特蒙古与清朝政府的关系，撰写了《清朝前期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的关系》《试论〈雍正谕土尔扈特汗敕书〉及出使土尔扈特的满泰使团》《跋涉数千里，一心向祖国———渥巴锡与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的斗争》等文章; 第三，土尔扈特蒙古与俄国关系研究，撰写了《伏尔加河畔土尔扈特汗国的建立及其与俄国的关系》、《略论 18 世纪 20—50 年代的土尔扈特汗国》论文; 第四，土尔扈特历史人物研究，撰写了《阿玉奇汗简论》、《试论渥巴锡》、《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再论渥巴锡》等文章。 历经十载，四易其稿，1989 年 9 月，一部 19 万 9 千字的书稿《漂落异域的民族———17 至 18 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终于杀青。全书十一章，自土尔扈特蒙古部的先世到西迁伏尔加河，土尔扈特汗国在伏尔加河的游牧到英勇悲壮的东归，最后安居故土和留居伏尔加河土尔扈特人的不同命运，土尔扈特王公系表，大事编年，图版画像，回归路线图，详尽而准确。 虽然是一部很严谨的学术著作，但该书的许多细节描述却是十分感人，在写道土尔扈特蒙古部东归的历程中，有这样一些情节: “伏尔加河下游 1 月初的气候，正是隆冬季节，寒风凛冽，阵阵劲吹，当旭日的阳光洒向大雪覆盖的伏尔加河草原时，皑皑的白雪射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就在这时，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孺老人乘上早已准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橇，在跃马横刀的骑士保护下，一队接着一队陆续出发，彻底离开了他们寄居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 “这时，土尔扈特蒙古军民已冲破俄国的雅依克防线，渡过雅依克河，冒着隆冬的严寒，迅速地进入哈萨克大草原，向恩巴河挺进”。 “至此，历时八月有余，行程近万里的东返征程，以土尔扈特人的胜利返归祖国而结束。土尔扈特人民的东返历程英勇悲壮、可歌可泣，他们为了实现重返祖国的这一崇高愿望，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这种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是举世罕见的。正如一个英国作家所说: ‘从最早的历时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 指土尔扈特人) 跨越亚洲无垠的草原向东迁返那样轰动于世和那样激动人心了”。 这部著作既是两位先生的学术成果结晶，又凝聚着两位先生十年的友谊。戴逸先生常常给年青人讲述科学研究中的合作精神。他为该书作序中不仅肯定了“本书的出版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还特别强调“二马”的合作精神，他说: “作为脑力劳动的学术研究，一般来说，应以个人的钻研为基本方式。但个人的研究并不排斥集体合作，有时为了完成一项巨大项目，或为攻克难度较大的科研课题，科研工作者之间采取互助合作的形式，也是屡见不鲜的，本书的出版就是两位作者长期合作的结果。……这里，除了两位作者的学术观点、研究志趣一致性之外，还与他们合作过程中互敬互助、彼此理解的友谊精神分不开的。因此本书的出版，也可以说是两位作者在志同道合、同心协力的土壤中结出的友谊之花。” 马汝珩、马大正两位先生合作研究，活跃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的中国蒙古史学的论坛上，80 年代末，在一次蒙古史学会年会上，几位蒙古族史学大家将马汝珩老师和大正先生比作为卫拉特蒙古历史上著名的两台吉，两王公，以蒙古语戏称“浩尧尔台吉”( 两台吉) ，学术界也把大正先生与马汝珩老师、马曼丽老师并称为国内开拓卫拉特研究领域的“三马”。 三、马大正先生与《卫拉特蒙古史纲》 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蒙古史学界逐渐将准噶尔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卫拉特蒙古部。大正先生与时俱进，与当时新疆政协主席巴岱同志频繁交流，提出研究重点的转移，组成了《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实际上是一个人员分散于各地的项目组，学术工作的实际组织者是新疆大学的冯锡时老师和大正先生。 7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和新疆社科院历史所重点研究“准噶尔问题”，那时是带有政治任务启动研究工作的。至 80 年代中叶，马汝珩老师和大正先生专注于土尔扈特蒙古部研究时，他们的学术思想已经开始有较大的改变。至 80 年代末，这种转变已经影响到清史、民族史、地方史、中亚史研究诸多领域。 第一，关于对准噶尔政权和噶尔丹的评价 在《准噶尔问题》和《准噶尔史略》研究时期，对准噶尔政权和噶尔丹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主要观点是“噶尔丹取得准噶尔统治权后，一反其父抗击侵略、捍卫民族利益的立场，而逐渐走上与沙俄勾结的道路”。这种学术思想曾一度蔓延在民族史、清史、蒙古史学界，大家有些迷茫，争论不休。 90 年代初，大正先生在其《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见解: “噶尔丹在政治上不是庸才，军事上也颇有建树，他以 10 年戎马生涯，东征西伐，战绩显赫; 他纵横捭阖，深谋老练，一时成为我国北方草原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领导下的准噶尔汗国也成为 17 世纪下半叶我国政治舞台上的强大力量。噶尔丹还忠于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原则，直至身临绝境，不贪瓦全，宁为玉碎，也不接受清王朝的投降，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可贵气节。从这一意义上说，噶尔丹不愧是蒙古族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 大正先生的学术观点，在当时引起较大震动，犹如在长期沉闷、封闭的空气中，注入一波清新的气息，引起大家的关注，一些学者在其观点的影响下，开始摆脱旧框框束缚，挖掘史料，为卫拉特蒙古史进行突破性研究。 第二、大正先生主编的《卫拉特蒙古史纲》，将卫拉特蒙古部作为一个主体，一个整体，展现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论坛上。从远古到 16 世纪，对卫拉特各部的起源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17—20 世纪是重点。对此，马大正先生在《卫拉特蒙古史纲》的前言中有专门的论述，他说: “元代以来，卫拉特蒙古历史发展的进程，大体上可作如此划分: 元明时期的斡亦剌和瓦剌是卫拉特蒙古历史发展的先世时期; 明清之际到清前期，即公元 17 － 18 世纪是卫拉特蒙古历史发展由兴盛到危机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卫拉特蒙古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大部分，在清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在一个多世纪中，准噶尔雄踞天山南北，和硕特进据青藏高原，土尔扈特远徙伏尔加河流域，卫拉特蒙古是活跃于西北和北方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清中叶以后到民国时期，是卫拉特蒙古发展的相对稳定时期，此时，作为与清政府抗衡政治势力的卫拉特蒙古已不复存在，但在清朝盟旗制度统治下，卫拉特蒙古仍在发展，他们生息繁衍，发展经济，并与各族人民一起开发边疆、保卫边疆的实践中，继续作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卫拉特蒙古族与各族人民一起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近年来大正先生主要致力于中国边疆学构建的学术活动中，东北、北部、西北、西南是其关注的重点，当代新疆成为其最用力之处，而位于新疆北部的卫拉特蒙古，既是他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重点。由此可见，大正先生的学术研究，学术理论，学术思想绝不是束之高阁的空想，是有坚厚的学术基础，有一批相互协作的学术挚友，有一个浓厚的学术氛围。值此大正先生八十华诞，仅以短文，表示衷心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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