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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位于云南省西南部，该地区土司制度从元代一直延续到民国，在西南边疆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清初至乾隆时期，清廷大力开拓，驻军设治，改土归流，这些措施强化了对西双版纳土司的管控，奠定了清代滇西南疆域的基本格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学术界对西双版纳土司源流、雍正西双版纳改土归流等问题多有研究，李佛一编译的傣族文献《泐史》a详细考释了西双版纳最高土司车里宣慰司的世袭，江应樑《傣族史》b、王锺翰《中国民族史》c、龚荫《中国土司制度》d、方铁《西南通史》e、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f等重量级论著均涉及雍正前后西南边疆经营的研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以往的研究也留下了一些空间，其中，清军在西双版纳的驻防与撤防、改土归流与撤流复土，以及烟瘴对其产生的影响还未被关注，尚无专文讨论。2020年开始影响全球的新冠肺炎警示人们，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影响，是中国历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西双版纳位于中国西南边陲，气候炎热潮湿， a李佛一编译：《泐史》，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7年。 b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 c王锺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d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e方铁：《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f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适宜传染疟疾的蚊虫繁殖，历史上长期为疟疾所困扰。但民国以前，受医学认知水平的限制，人们将疟疾称为烟瘴、瘴疠、瘴气等，认为烟瘴是天气湿热产生的一种毒气。1935年，国民政府南京中央卫生署实验院姚永政等人到西双版纳调查，“查证车里的‘瘴气’就是恶性疟，属超高疟区。这是最早的科学结论”。a民族学家凌纯声的《孟定——滇边一个瘴区的地理研究》b，思茅医院院长后晋修的《思茅之疟疾及流行之初步研究》c亦证实了烟瘴就是现代医学所言之疟疾。疟疾是由蚊子叮咬人类引发的虫媒传染病，感染者临床表现为周期性发冷、发热、多汗、贫血、黄疸、脾脏肿大等症状，恶性疟疾可导致感染者死亡。学术界对历史时期云南烟瘴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疟疾对西南边疆民族构成和分布的影响》d、《去汉人不能久呆的地方：瘴疠与清代云南边疆地区的民族管理空间结构》、e《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f等论著有一定代表性。但尚无从驻军、烟瘴的角度探讨西双版纳的设治经营问题。历史时期的云南西双版纳地邻缅甸、暹罗（泰国）、南掌（老挝）、越南等国，是中国西南边疆毗邻国家较多的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军队是边疆经营的基本依托，本文以驻军、改土归流、烟瘴影响、撤流复土为线索，探讨清初至乾隆时期，清廷在西双版纳的经营，阐述地域性传染病对边疆经营的影响。 一、 顺治、康熙朝在西双版纳的驻军与设治 元泰定二年（1325），元朝在西双版纳设置车里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五年（1382）置车里军民府，十九年改为车里军民宣慰司。隆庆之后方有“西双版纳”或“十二版纳”之称。西双版纳是烟瘴极盛之地，元明两朝均采取设置土司，命其世领其地、世长其民的方式进行统治，未驻军和设置流官。 明代设置的车里宣慰司辖地包括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全境、今普洱市所属之思茅区及宁洱县，以及今老挝北部之孟乌、乌德等地。康熙《云南通志》载：“（车里宣慰司）东至落恐蛮界，南至波勒蛮界，西至八百宣慰司界，北至元江府界，西北通孟连长官司。”g落恐蛮地洪武时设有落恐甸长官司，治所在今云南红河县西南，地理上属于哀牢山东麓下段；波勒蛮地在今缅甸景栋一带；八百宣慰司为洪武二十一年设，治所在今泰国清莱h；元江府界在今墨江；孟连长官司在今孟连、澜沧一带。 “西双版纳”一名系傣语，“西双”意为“十二”，“版纳”意为“一千块稻田”，“西双版纳”意即“十二千块稻田”。隆庆六年（1572），车里宣慰使刀应勐将车里宣慰司所辖各勐划分为分摊贡赋的十二个区域，西双版纳由此得名，也俗称“十二版纳”。西双版纳地跨九龙江（澜沧江西双版纳段），江以西地区称为江外，江以东地区称为江内。清代文献中也称西双版纳为十三版纳地，即十二版纳再加上车里宣慰司署直辖地，合称“十三版纳”。 明嘉靖朝以前，缅甸内部四分五裂，多归附明王朝，接受明王朝所授予的土司、土官封号，向明王朝称臣纳贡，其近邻的西双版纳地区则相对稳定。嘉靖以后，缅甸东吁（亦称洞吾）王 a景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景洪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95页。 b凌纯声：《孟定——滇边一个瘴区的地理研究》，《西南边疆》创刊号（1938年10月）。 c后晋修：《思茅之疟疾及流行之初步研究》，《西南边疆》第3期（1938年12月）。 d苍铭：《疟疾对西南边疆民族构成和分布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e大卫·贝罗：《去汉人不能久呆的地方：瘴疠与清代云南边疆地区的民族管理空间结构》，杨煜达译，陆韧主编：《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7-252页。 f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g康熙《云南通志》卷27《土司·车里宣慰司》，清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h?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百宣慰司被缅甸所灭，清人不知，该志仍然称其为八百宣慰司。 朝在缅甸中南部的“摆古”崛起，开始不断侵扰中国沿边土司地区。天启七年（1627），东吁王朝军入侵西双版纳，车里宣慰使刀糯猛被缅军掳掠。西双版纳被缅甸劫掠之后，人口凋敝，田地荒芜，元江那氏土司入据其地，《续云南通志稿》载：“天启七年，缅甸执车里宣慰司以去，元江土府那氏全据车里土地。”a因元江土府与西双版纳的历史关系，清初仍然由元江那氏土府管理西双版纳。《清史稿·地理志》云：“明车里宣慰司地，顺治十六年编隶元江府。”b顺治十七年（1660）五月，元江府改土归流，同年十月西双版纳车里土司刀木梼归附。顺治十八年，西双版纳江内（澜沧江以东）六版纳归元江府流官管辖，康熙《云南通志》载： 十月，以普洱地方半归车里，半属元江，并编普洱、思茅、普腾、茶山、猛养、猛煖、猛捧、猛腊、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等十三处隶元江府。c 元江土府改土归流之后，为巩固流官政权，顺治十七年清军在元江府设置元江协，驻防其辖区内的战略要地。元江协设副将1员、守备1员、千总2员、马战兵100名、步战兵400名、守兵500名，马步兵丁其1000名。元江协大营驻元江府城，其余分为因远汛、他郎汛、界牌汛、普洱讯、思茅汛、猛乌汛、磨沙汛（漠沙）、镇沅汛、坝罕汛（迤萨）、三架坡汛、邦轰汛等11个汛。d各汛分驻元江府城向南通往西双版纳，以及沿红河西北到楚雄府，东南达临安府的战略要道，其中因远汛、他郎汛、普洱讯、思茅汛、猛乌汛等五个汛布防于元江府城至西双版纳车里宣慰司署之间，普洱汛、思茅汛、猛乌汛即位于当时的西双版纳车里宣慰司境内。从兵力部署看，元江协边防的重点是通往西双版纳的交通线。 清代云南无八旗驻防，绿营兵是云南边防的常备主力军，绿营兵的编制单位为：镇、协、营。镇为最大的军事编制单位，一镇一般直辖3-4营，称为中营、左营、右营、前营（或后营），另设2-3个独立营。清军各镇节制防区内独立设置的协，协之下一般设左、右两营。清军营下分汛驻防，汛又分出塘卡驻守交通或战略要地。如清初布防于滇南地区的临元镇（大营驻临安府城，即今建水）统辖本标中、左、右、前四营，节制元江协（大营驻元江城）、新嶍营（大营驻扎新平）。康熙三年（1664），清军元江协分防普洱，清军首次在西双版纳驻军。在清军的军事依托下，清廷将元江府通判移驻普洱，开始在西双版纳东北部设置流官，结束了车里宣慰司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在康熙时期，清廷对西双版纳的边防问题并没有特别重视，其原因有二：首先，康熙十二年，驻守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发动叛乱，直至康熙二十年才得以平定，之后，云南地方军政大员们又忙于战后重建，稳定云南腹里地区的统治，无暇顾及边远的西双版纳地区；其次，明代中叶以后长期侵扰西双版纳的缅甸东吁王朝处于衰落状态，势力范围退缩至上缅甸今曼德勒地区，无力对外扩张，西双版纳社会相对稳定，边疆相对安全。 二、 雍正朝在西双版纳设置普洱镇、普洱府 雍正二年（1724）普威营的设置，使得清廷对西双版纳地区的直接控制从普洱（今宁洱）向南深入到400里外的茶山。雍正七年西南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过程中，清廷将澜沧江以东原西双版纳地区改土归流，军事上设置普洱镇，行政上设置普洱府，提升了对西双版纳地区管理的层级，加强了对西双版纳的管控。 （一）普威营进驻茶山，控制西双版纳腹地 雍正二年，云南元江府鲁魁山一带土司普有才、方景明等联合攻杀另一土目施和尚及其村 a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98《地理志·普洱府》，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国家图书馆馆藏。 b《清史稿》卷74《地理志》。 c康熙《云南通志》卷3《沿革大事考》。 d康熙《元江府志》卷1《兵防》，康熙五十三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寨，引发地区动荡。云贵总督高其倬调集清军击败普有才和方景明，普有才率残部翻越哀牢山，经镇沅土司地逃至景东府属威远土州，投奔威远土司刀光焕。新平、鲁魁山等地土司、土目系康熙年间受清廷招抚而授予土职，但相互间时常发生冲突和矛盾，导致该地区长期不稳定。鲁魁山地区北连云南腹里，西南通镇沅、威远、车里等边疆土司地，为云南腹里与滇西南边地土司区的连接地带。雍正二年四月、五月，高其倬连续向雍正帝上两道奏折，建议将威远土司改土归流，以加强对哀牢山以西地区的管控。他认为：“云南形势，亦必须于哀牢西南一面安住官兵，则野贼巢穴四面皆成内地，如在掌握之中，动即成擒，无处可走”；a“以云南形势而言，亦必得将威远改土归流，移设营汛，并将茶山一带连络防守，则云南之门户方为谨严，积年为害之野贼方可渐除。”b该奏请获清廷的批准。于是高其倬调集各路清军至威远，以藏匿不法罪强制将威远土司改土归流。藏匿威远的普有才逃入西双版纳，清军随后追击普有才部至西双版纳。但受烟瘴影响，清军的清剿行动并不顺利。雍正二年五月，高其倬奏报：“目今夏月生彝（夷）之地瘴气大起，臣以追之愈急，则贼拚命奔逃入彝（夷）地愈深，又恐瘴疠多伤官兵，故令其不必深入，暂住凉爽之处。”c九月，高其倬奏报再次提到战事迁延的原因之一是受烟瘴影响： “贼皆入箐败逃，自此之后不敢复行拒敌，止往烟瘴最大之处逃匿，臣恐瘴地多伤兵练，又恐追之过急，贼人逃出外域。”d因此，对普有才余部的清剿一直持续近半年。威远州紧邻西双版纳，为巩固威远改土归流成果，雍正二年清廷在普洱建普威营，其设置为：参将1员、守备1员、千总4员、把总8员、兵丁1200人，其中500人驻扎在普洱，350人驻扎威远，350人驻扎茶山。e普威营的设置，使得清廷在西双版纳地区的驻军兵力从顺治十七年的三个汛约150人，增加到雍正二年的850人（威远350人除外），边防驻军从普洱向南前移了400余里。普威营由元江协节制，元江协又由远在临安的临元镇节制。西双版纳地域辽阔，普威营不足1000人的边防驻防兵力显然还是比较单薄。 （二）设置普洱镇、普洱府强化对西双版纳的控制 雍正初年，西双版纳茶叶畅销，内地茶商纷纷前往贸易，当地茶农与内地前来贩茶的“脚客”（行商）时常出现经济纠纷。雍正五年四月，挟怨的茶农先后截杀多名外来茶商，驻守茶山的清军接报之后出兵缉拿案犯。橄榄坝土司刀正彦是西双版纳车里宣慰使刀金宝的叔父，也是车里宣慰司治下最有权势的土司，他不但不服从宣慰使刀金宝的命令，协助清军缉拿案犯，反而煽动各族百姓攻击清军，f经济纠纷遂演变为“官民冲突”乃至“夷汉冲突”，且事态不断扩大。云南清军最高统帅、提督郝玉麟亲自统领各路清军至西双版纳镇压刀正彦的反叛，战争持续了近两年。江内六版纳地区迟迟不能平定，既有当地各族反抗的主观因素，也有清军不耐烟瘴的客观原因。西双版纳为烟瘴较为严重的地区，每年四至九月最为湿热，蚊虫繁殖最盛，烟瘴也因此最为盛行，导致清军伤亡极大，“因值炎瘴未消，时疫流行，汉土兵丁半多染病”，g临元镇总兵孙弘本也染瘴病故。因此，提督郝玉麟只得命令暂时休战，驻扎到高爽烟瘴较轻之处。 元江府所辖西双版纳幅员辽阔千余里，紧邻安南（今越南）、缅甸、南掌、暹罗等国，具有 a《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报野贼情形并参土司四姓归流不职折》，雍正二年四月十九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43页。 b《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报拿获藏匿野贼头目之土州刀光焕父子折》，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第111页。 c《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报拿获藏匿野贼头目之土州刀光焕父子折》，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3册，第112页。 d《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报剿平云南野贼情形等事折》，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第623页。 e高其倬：《筹酌鲁魁善后疏》，雍正《云南通志》卷29《艺文五·奏疏·本朝二》，乾隆元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f雍正《云南通志》卷16《师旅考》。 g《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报官兵克取橄榄坝情形折》，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第158页。 重要的战略地位。但从元江府城到普洱有八站之遥，只在普洱设流官通判一员，难以控制澜沧江内多个土司。直到雍正七年，刀正彦及其支持者的反叛方被平定。之后，鄂尔泰上《请添设普洱流官营制疏》a，力陈在行政上设置普洱府管理西双版纳，军事上设置清军普洱镇以加强边防的必要性。雍正七年七月，鄂尔泰的上疏经吏部商议后，获雍正帝批准。澜沧江以东六版纳地置普洱府，设流官知府一员、经历一员，其原设之普洱通判（驻今宁洱）移驻思茅；普洱府所属攸乐地方，设同知一员，猛乌、整董设盐课大使各一员。设置普洱镇，由总兵统领，下辖中、左、右三营，改元江协为元江营，由普洱镇总兵统辖。普洱镇的组建和部署直到雍正九年才得以完成。普洱镇设总兵1人、游击3人、守备3人、千总6人、把总12人，总兵力2400人，总兵大营驻普洱城。普洱中营驻守普洱城；左营驻守威远、镇沅；右营负责思茅以南的西双版纳边防，设游击1人、守备1人、千总2人、把总8人，大营驻扎在攸乐（城址在今景洪市基诺山司土寨），分驻九地。b普洱镇兵额及右营部署见表1和表2。 表1雍正九年清军普洱镇兵额一览表
表2雍正九年普洱镇右营驻西双版纳兵力分布一览表
资料来源：雍正《云南通志》卷16《兵防》。 普洱镇中营存城兵600人驻扎普洱；右营1100人部署于澜沧江东岸地区及六大茶山；左营700人部署于已经改土归流的镇沅府之威远、镇沅、恩乐县。雍正初年，清军在整个云南沿边地区已经部署有四镇，分别是：滇西北鹤丽镇（鹤庆、丽江），滇西永顺镇（永昌、顺宁），滇南临元镇（临安、元江），滇东南开化镇。普洱镇建立之后，清军在云南的边防体系得到完善，对保护西双版纳的商旅往来，尤其是普洱茶的贸易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西双版纳地区是烟瘴肆虐的“高疟区”，烟瘴极大地困扰着清廷的边疆经营。 三、 雍正朝清军普洱镇右营受烟瘴影响撤防 鄂尔泰原计划澜沧江以东改土归流后，在橄榄坝设流官知州控制澜沧江东岸及六大茶山方圆千里的西双版纳地区，他曾于雍正六年三月份奏报雍正帝：“刀正彦所辖各地方延袤数千里，江内六茶山地方如倚邦、攸乐之属以及孟养、九龙江、橄榄坝等处俱属要地，延袤千有余里，险峻处固多，肥饶处亦不少，且产茶之外，盐井厂务皆可整理，乘此划定界限，建立城垣，安设文武，既可固边疆之藩篱，并可成遐荒之乐土。”雍正帝接报之后，询问：“但闻该地方烟瘴甚盛，向后应如何料理也？”c当时鄂尔泰忙于镇压滇东北地区土司的反叛，就西双版纳的善后只提出了一个初步方案，要点是行政上在江内六版纳设立普洱府，并在橄榄坝 a雍正《云南通志》卷29《艺文五》。 b雍正《云南通志》卷16《兵防》。 c《世宗皇帝朱批谕旨》卷125，《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9-440页。 设州，军事上将普威营升级为镇普协（镇沅普洱协）。鄂尔泰认为西双版纳的烟瘴虽盛，但主要在深山密林及潮湿的低洼地，治所设于高敞开阔之处就无害，但后来发现橄榄坝烟瘴实在太盛，只好放弃这一计划。“原议橄榄坝拟设知州一员，今查橄榄坝本地烟瘴实甚，未便驻兵。”a为此，选择了紧靠橄榄坝、地势高爽的攸乐山作为清军普洱镇右营游击的大营。以清军驻防为依靠，在攸乐山设置了流官攸乐同知，并筑攸乐土城，清军右营游击之大营与同知官署均驻攸乐城。攸乐同知为普洱府知府之属官，正五品，其级别高于清代云南内地知县，这是雍正时清廷在思茅以南地区设置的唯一流官。攸乐同知负责管辖澜沧江以东改土归流后原西双版纳车里宣慰司的大部分地方。但不久，清军就遇到了麻烦，“烟瘴甚盛，水土恶劣，兵丁多致伤损，其存活者亦皆疾病缠绵，筋力疲弱，难以弹压地方”。b清军绿营兵为世业兵，士兵可携带家眷世代为兵，军人子弟成年后列为预备役，军营有空额时考核合格者可转为正式兵。这种兵制可避免戍边士兵逃亡。清军普洱镇为新组建的新军，士兵大部分是新招募而来的内地成年男子，尚未结婚成家者居多。士兵们很难忍受恶劣的戍边军旅生活，“普镇右营孤悬瘴地，僻处万山，水泉微细，食用艰难，兵丁多系单身，最易逃走，人人视为畏途，更难招募”。c面对这样的情况，雍正十三年，时任云贵总督的尹继善建议将普洱镇的军队部署和普洱府的行政设置作调整，获清廷批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批复是将“驻防攸乐之普洱镇标右营游击，应移驻思茅，统兵防守；驻扎攸乐之普洱府同知亦应移驻思茅”d以避烟瘴。为此，清廷在西双版纳的驻军大营与流官治所，由南向北回撤了300多里，从思茅到车里宣慰司署的交通线，过去由清军普洱镇右营驻守，清军撤出之后改为土弁驻守，“普藤、猛旺、茶山直抵九龙江一路，令各该土弁，沿途设立土塘，传递公文”。e普洱镇右营撤出之后，清军在西双版纳九龙江两岸的军事威慑力下降，攸乐同知移驻思茅之后，其对六大茶山及橄榄坝等地的控制力也大大削弱，从而也影响到了清廷对西南边疆的经营。 清军从攸乐撤防同时，清廷也在完善普洱府之厅县设置，普洱府下设思茅厅、宁洱县。其中思茅厅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猛腊、猛遮、猛阿、猛笼、橄榄坝九土司及攸乐土目；宁洱县为府治，辖圆通、信成、善长、嘉会、义正五里，普藤、猛旺、整董、猛乌、乌德五土司及竜得、等角等地。但因无驻军依托，且距离较远，思茅厅、宁洱县对沿边土司的管控十分有限。乾隆四年（1739），为了解决清军移驻思茅后西双版纳沿边防务空虚的问题，清廷采取多封众建的办法，增加九龙江以东土弁的数目，由土目负责边防和地方治安： 普洱府管辖之普藤、猛遮、思茅、六困、倚邦、猛腊、猛乌、易武、整董等处地方，大小不同，均属边要，远隔普洱四五站、八九站不等，且瘴疠最甚，遇有缓急，流官鞭长不及，非量给土员职衔，夷性蠢顽，难资约束，请分别给衔，承顶管事等语。应如所请。f 清军则采取巡防的形式，每年冬季烟瘴减弱后，普洱、思茅的存城兵被派往各边关要隘驻守，春季返回。同时普洱镇总兵带兵到沿边各土司地巡查边防情况，西双版纳车里土司按规定招募土练，负责地方治安和边境巡查。雍正元年至乾隆十七年近30年中，缅甸处于东吁王朝与雍籍牙王朝的更迭期，无力侵扰西双版纳，这一时期西双版纳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但之后随着缅甸雍籍牙王朝的崛起，这一稳定的局面被打破。 a鄂尔泰：《请添设普洱流官营制疏》，雍正《云南通志》卷29《艺文五》。 b尹继善：《筹酌普思元新善后事宜疏》，雍正《云南通志》卷29《艺文五》。 c尹继善：《筹酌普思元新善后事宜疏》，雍正《云南通志》卷29《艺文五》。 d《清高宗实录》卷4，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 e《清高宗实录》卷4，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 f《清高宗实录》卷107，乾隆四年十二月庚寅。 四、 乾隆朝车里宣慰司的撤废与恢复 从顺治十七年刀木梼归附到乾隆三十二年的100余年里，清廷在西双版纳委任了5任车里宣慰使，分别是：刀木梼，顺治十七年至康熙二年任宣慰使；刀扁勐，康熙二年4岁承袭父职，雍正四年去世；刀金宝为刀扁勐长子，雍正四年继承父职为车里宣慰使，雍正七年去世；刀绍文为刀金宝之弟，雍正七年继兄位任车里宣慰使。 乾隆十七年，缅甸东吁王朝灭亡，雍籍牙王朝兴起a并大肆对外扩张，不断侵扰中国沿边土司地区。乾隆二十八年缅王孟驳继位后，缅军多次入侵西双版纳，掠夺人口与财物，给西双版纳的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雍籍牙王朝对西双版纳的入侵，引发了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间清军的多次反击。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认为：“他们（缅甸）对老挝境内的入侵在云南边境各土司中引起了骚动，以致中国人被迫进行干涉。”b乾隆三十一年四月，清军进驻西双版纳西南外的孟艮、整欠土司地。为获取清廷的保护，以抵御缅甸的威胁，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暹罗北部的景海（清迈）头目先纲洪、整欠头目先迈岩第归附清廷，乾隆帝命画师绘其图像，并亲笔题写图说，将两土目之画像收入《皇清职贡图》。c但驻守孟艮的清军饱受烟瘴的困扰，《清高宗实录》载：“孟艮驻兵千兵，瘴故者八百，染病者百余。”d《啸亭杂录》亦载：“（乾隆三十一年）五月，提督达启卒于军，启捍御边城，颇有劳绩，时在孟艮，受瘴疠卒，滇人思之，宾从无一存者。以李勋代，李至数月，亦受瘴卒。”e清军云南两任最高指挥官云南提督达启及继任者李勋先后在孟艮染瘴病故，清军被迫撤出孟艮。乾隆三十三年，驻守西双版纳车里宣慰司的清军也染瘴较多，请求撤军，“驻扎猛养官兵因猛养瘴发，撤回思茅，现在云贵弁兵内，云南有染瘴弁兵二百六十五员名，贵州有染瘴弁兵三百八十七员名，一时均难速愈，恳请发回本营调养”。f反映了烟瘴对清军西双版纳驻防影响之严重。 乾隆三十一年十月，为加强对滇南、滇西南边疆地区的管控，清廷在普洱府设迤南道，管辖镇沅、元江、临安、普洱四府。迤南道衙署设于普洱，有利于地方官员调动滇南地区经济、军事资源加强西双版纳边防。普洱镇总兵、普洱府知府、迤南道衙署均设于普洱府城内，反映了清廷对西双版纳边防的重视。乾隆三十二年，因边地事务繁重，迤南道员又加兵备衔，可节制辖区内都司以下的清军武职官员，清廷要求：“新设普洱府之迤南道与总兵同城，驻有重兵，统辖土司，外接边境，分巡普洱、镇沅、元江、临安四府。一切稽查弹压与边防事宜必须文武大员会商妥办。”?g 乾隆三十七年冬，普洱镇总兵孙尔桂、迤南道员唐扆衡按例巡查边防情况，发现车里宣慰司所属土练严重缺额，无法履行边防之责，于是简单粗暴地捆绑责罚了土练头目——车里宣慰使刀维屏的弟弟刀召厅，刀召厅携怨在身，加之此前其兄刀维屏在普洱府曾被衙役、官员勒索，由此矛盾激化，车里土司举家逃往境外。乾隆帝对车里土司外逃事件极为震惊，命云贵总督彰宝赴普洱处置该案。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彰宝处斩了勒索刀维屏的衙役、官员，并将孙尔桂、 a乾隆十七年缅族人雍籍牙建国，光绪十一年亡于英国，存在133年。雍籍牙王朝亦译为贡榜王朝、木梳王朝。 bD·G·E·霍尔：《东南亚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93页。 c庄吉发：《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年，第166-171页。 d《清高宗实录》卷783，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乙卯。 e昭梿：《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f阿里衮、明德：《奏为驻扎猛养之官兵染瘴撤回本营调养折》，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初十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1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535页。 g《清高宗实录》卷794，乾隆三十二年九月丙申。 唐扆衡革职。土司外逃，依清律须治罪，车里宣慰使刀维屏被革职，同时清廷撤销了车里宣慰司，将有连带责任的猛笼土司迁移至内地。 车里宣慰使为十二版纳土司之首，尽管清廷在雍正改土归流后就将澜沧江以东地区划归宁洱县、思茅厅管辖，但实际上仍由车里宣慰司约束。车里宣慰司撤汰后，清廷采纳云贵总督彰宝建议，在茨通（攸乐山）派驻一个专门的清军营——普安营，替代车里宣慰司，对西双版纳进行军管。普安营额兵500名，设都司一员、中军守备一员统领。a原车里宣慰司所辖土练改为屯兵，拨给田地耕种，原车里宣慰司直属村寨设寨头、百户管理村寨。普安营都司与中军守备定期前往沿边土司地巡查。普安营的设置完全没考虑到烟瘴的影响，彰宝本人前往普洱府处置刀维屏案后不久就染瘴身亡。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前往云南处理边务的大学士阿桂、新调任云贵总督的李侍尧共同奏请撤销普安营，恢复车里宣慰司设置，原因是清军普安营官兵饱受烟瘴困扰，无法发挥管控西双版纳之作用。普安营所在地茨通为雍正年间所建普洱右营原址，此前就因瘴气太盛，总督尹继善奏请撤归思茅以避瘴疠。但彰宝没有吸取历史教训，又在此地设置清军大营，该营设置不到4年，因烟瘴的影响，官兵死伤累累，完全达不到控扼边地土司、守卫边疆的目的。“都司已瘴故二员，原设兵丁四百余名，每年瘴故者不下百余人，其余亦多染病委顿支离，以残瘠官兵孤悬江上，殊不足以制各猛而壮边威，且该营兵丁缺额无人应募，每于邻近各营拨补顶充，近年来各营招募兵丁亦恐移拨普安，俱视为畏途，绝少应募。”b因此阿桂、李侍尧建议撤除普安营。对于普安营撤除之后如何管控西双版纳，阿桂、李侍尧建议恢复车里宣慰司的设置： 车里地方周围四百余里，山箐居多，路径丛杂，惟九龙江实为控险扼要之门户，十三版纳中尚有猛阿、猛笼、猛遮三处住居江外，紧连外夷，野性难以移易，又与江内之各猛声息相通，内地流官实不能控制，于江外日久恐滋事端。盖夷民性虽椎鲁，情颇专一，非世辖之土司未能骤服其心志，兹车里夷众为刀氏管领已历二十四代，不忘思旧，普安营既属无益，而各猛土弁民人漫无约束，仍恐夷类无知，致滋边衅。臣等悉心筹议，惟有亟为更正，撤去普安营汛，俾官兵脱免瘴乡，仍复宣慰土司，俾夷众有所统摄。c 阿桂、李侍尧认为因烟瘴太盛，无法直接驻军控制西双版纳，而车里宣慰司已经统治了二十四代，在民众中有较高声望，恢复车里宣慰司是最好的选择。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清廷采纳了阿桂、李侍尧的建议，撤销了普安营，委任刀维屏之弟刀士宛为车里宣慰使，恢复车里宣慰司的设置。 车里宣慰使司恢复之后，鉴于烟瘴的致命性，清廷在西双版纳的边防重新采取了由清军兵防改为土练自防为主的策略，由土司组织土练负责治安和对外防御。这一边防策略的转变可从清廷恢复车里土司设置，委派刀士宛为车里宣慰使的告示中可知晓。这份名为《复立车里宣慰刀士宛及十二版纳土弁夷民人等知悉》告示说：“兵以卫民不如民自相卫，故土练最为便利”，认为历史上车里土司之所以能长期保持十二版纳之首的地位，是因为拥有强大的土练武装，土司刀绍文时车里土练不能御敌，才依仗清军，但是“贼踪飘忽，兵来已去，兵退复来，卒至衰弱不能自振，恃兵不如恃练已有明证”。d a《云贵总督彰宝奏请将车里司宣慰土司缺裁汰移驻都司或守备等员事》，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501-059。 b阿桂、李侍尧：《奏为酌移普安营汛仍复车里土司以资控制事》，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8辑，第711页。 c阿桂、李侍尧：《奏为酌移普安营汛仍复车里土司以资控制事》，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8辑，第711页。 d粮储道徐、本镇张、本道王告谕：《复立车里宣慰刀士宛及十二版纳土弁夷民人等知悉》，《滇事杂档》，清道光年间胡启荣、黄中位辑录，国家图书馆藏善本书号：01124；四部分类号：史·杂史。 清地方官员认为，车里宣慰司土练较弱的问题是平时不养兵、练兵，战时按户摊派百姓为兵所致。为解决这一问题，普洱府要求车里宣慰司及各土司，要组织土练集中操练，熟练兵器使用，凡是应征为土练者，应该免除其家庭的差役负担，保证土练衣食无忧，方能提高战斗力。沿边清军汛塘撤出之后，则由土司派土练接替驻守，负责公文传递。乾隆四十四年，缅甸猛勇头人召斋侵入西双版纳，攻击内附安置的景线头人喇鲊，普洱镇总兵张和接到车里土司刀士宛报告，率普洱镇清军进剿，后染瘴身亡。对这一事件，乾隆帝态度是：“夷疆仇杀事所常有，总兵镇抚其地，只应随时授以机宜，令其自行妥办。即或土司求援，亦只可酌于附近内地之处带兵扬威截堵，以助声势而防窜逸……张和不加审察，轻率带兵前往，又不顾瘴发路险，致官兵染病多人，甚属不值。”a 由此可知，受烟瘴影响，普安营撤出后，清廷在西双版纳采取了保守经营策略。从康熙三年清廷开始在西双版纳直接设治经营，到乾隆四十二年恢复车里宣慰司的设置，历经一百余年的经营，西双版纳澜沧江以西地区土司制度仍然得以存留，烟瘴的影响不能不说是清代滇西南边疆经营的难题和自然障碍。 五、 小结 军队是边疆开拓和稳定的主要保障，元代凭借强大的军事威慑，招徕西南边疆各族，建立土司制度，将西双版纳等边疆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明承元制完善了土司制度，正统年间在西南沿边设置了三宣六慰。b清雍正时期，以强大的军事威慑为依托，对西双版纳澜沧江以东的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军事上建立了普洱镇，行政上设置了普洱府，清廷对滇西南地区的管控进一步深入。乾隆时期，清廷试图在西双版纳土司的治理上有更大的作为，一度撤销车里宣慰司，但烟瘴这一客观的自然存在，成为清军驻军和设置流官难以逾越的障碍。清初至乾隆时期对西双版纳的经营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与烟瘴的斗争和适应过程，烟瘴影响了清王朝对西双版纳改土归流的历史进程。 a《清高宗实录》卷1091，乾隆四十四年九月辛丑。 b三宣为陇川宣抚司、干崖宣抚司、南甸宣抚司；六慰为车里宣慰司、缅甸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孟养宣慰司、老挝宣慰司，地理范围为今中国与老挝、缅甸、泰国毗邻地区。三宣今在中国境内，六慰仅车里宣慰司在中国境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