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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春夏之交某一天，脑子不期然浮现了杨义先生的模样：矮墩墩的身材，略大的方脸，眼镜后面眯缝的眼神，带呵呵喉音的粤西普通话，怡然自得地一根接一根抽烟……暌违多年，不知他老兄景况如何。此前他所在的澳门大学曾举办过“杨义学术研讨会”，邀我参加。因为忙，我没有去，做了个几分钟的视频发言，高度评价杨义兄的学问成就。会后没有得到杨义兄的任何回复。那天突然想起杨义，隐约预感他可能染疾患疴，就发个微信询问澳门大学的朱寿桐教授。朱回复说，杨义已重病五六年，曾一度回老家电白养病，如今又进了珠海医院的ICU，已病危。我即请朱寿桐替我去看望杨义，并请杨义夫人把我的微信问候念给杨义听。回信说，那时杨义还有意识，对我的问候表示感谢。不料几天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杨义先生的去世，在学界引起震动，唁电很多，不过告别仪式因在珠海，想来会有些凄清。我认识杨义兄起码有50年了。我1964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他比我晚一年，是65届人大新闻系学生。我们的宿舍离得很近，他住南一楼，我是南四楼，相距不到百米，吃饭也同一个食堂。那时学生不多，彼此应当打过“照面”，或者说过话的，记不清楚了。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胸有成竹的杨义便脱颖而出，考上了社科院的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唐弢先生。我也是同一年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的，和杨义的专业相同。那时的研究生很少，又是“同行”，便有些往来了。 我和杨义是“君子之交”，谈不上热络，但那时已知道他是非常勤奋、对学问痴迷的人。社科院不用上班，自由支配的时间有的是，他就专注地写他的小说史了。据说他写作时可以连续几天不出门，闷着头写。每写完一章，便到街上溜一圈，看看老头下棋，买个板鸭犒劳一下自己。接着又写，又吃板鸭，周而复始，终成正果。1986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之后，第二卷和第三卷也陆续面世。在我们那一届现代文学研究生中，杨义是最早出版专著，也最早成名的一个。 小说史出版后反响并不大，印数也不多，然而搞现代文学的几乎都把该书当作案头必备。这套书没有什么理论架势，就是老老实实收罗、清理数量庞大的现代小说，按时序和风格、流派分类，逐一介绍各家作品的情节、内容及贡献。记得有些风格点评还是颇为精彩的，可能借鉴了传统诗话词话的办法。这部近200万字、2000多页的大部头小说史，发掘了许多被文学史遗忘或者因政治干预而淹没了的作家作品，涉及的作家有数百人，第一次把现代小说创作完整的面貌呈现出来了。至今恐怕没有哪位研究者能像杨义这样，几乎读遍了绝大部分现代小说。以现今学人“新进”的眼光去看，这部书未免有些“笨拙”，下死功夫，却又不能不承认这部书的开拓之功，何况其资料的丰富是那样诱人。就因为这部书，杨义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地位。 写完现代小说史之后，杨义又接连出版多种有关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的书，包括《中国叙事学》《鲁迅小说综论》《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等等。和他的现代小说史比，这些专论的理论性和创新性明显加强了，各有其学术推进，但我更看重的，还是他那“笨拙”的三卷本小说史。 杨义是极勤奋的“高产”学者，而且是持续的“高产”。他总是有许多奇思妙想，还有步步为营的规划，如同打仗，有他的学术“战略”构想。也许他觉得搞现当代文学“不过瘾”，在完成上述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的系列论著之后，便毅然转向，转到古典诗学研究。他提出要“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编撰“大文学史”，并直接“问鼎”古典文学的“高地”楚辞与唐诗，出版了《楚辞诗学》《李杜诗学》等著作。这是他的第二个研究写作“高峰”。 到了退休前后，六十多岁的杨义又一次转向，这次是转到古典“群经”的研究，包括对孔孟、老庄、墨韩、《孙子兵法》《吕氏春秋》等经典的释义，以及对经典形成过程的复原性探索与阐释，力图贯通古今，突破旧学藩篱，打一场学术研究的“大仗”。我不是古典文献专家，对于杨义这些研究的得失不敢妄加评说，但对杨义学术研究的眼光、气度和胸襟，他的学术蓝图与实践，我是很羡慕与钦佩的。杨义努力形成自己学术研究的三个高峰，在现代文学、古典诗学、文学地理学、叙事学，以及古典文献等多个领域都成绩斐然。无论如何，这位博大的学者已经在学术史上刻下深深的印记。 可是，杨义有关古典文学、文献学等方面的“跨界”研究，却未能得到相关领域学界的重视。他的楚辞、李杜，以及经典“还原”系列著作的出版，召开几次新书发布会，也极少相关领域学者去参加。到底是什么原因？即使杨义这些著作有问题，那也可以展开讨论呀？更何况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与思路。而坊间流传一些否定杨义的流言，比如有多少“硬伤”之类。仿佛发现了若干“硬伤”，便操生死定夺的大权。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种不屑的背后，可以闻到有对学术“跨界者”的妒忌或过敏。 现今做学术、搞项目，要么大而无当，套话连篇；要么是“打井式”，每人抱一个课题，穷经皓首，虽有专精，却也难免琐屑。专业分工过细，彼此“围墙”高筑，若有人翻墙“跨界”，就等于“侵犯他人地盘”，难免遭遇拒斥。这种现象在人文学科尤为严重。杨义的“跨界”被冷落，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古人说，人无癖，不可交。杨义其实很真实，善良，不做作，他的“癖”是写在脸上的，这很难得。可是与他“可交”的友朋实在不多。他身居学术重镇，却又总在学术圈外。有时我想，杨义会不会有些寂寞？这寂寞是否反而促成他躲进小楼成一统，更痴迷于读书治学？在当今学界，像杨义这样有“故事”又痴迷学术的学者似乎越来越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