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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革命文士于右任，是南社孕育、诞生、兴起阶段的有力襄助者、重要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于右任主政的早期《神州日报》是滋生神交社和南社的温床，《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成为汇集四方革命英杰、揭载南社开社文献、扩大同人社会影响的报刊重镇，《民立报》则是南社成立初期同人汇聚之所与传媒阵地，其附刊成为与《南社丛刻》声气相求的同人文学园地。南社初期的于右任报章诗歌诗话，高奏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和忧患主义、铁血主义、爱国主义主旋律，体现出对中国诗学传统的创新性发展思路，以及对“诗界革命”诗学精神的承继与发扬。虽然于右任并非南社的直接发起人，但他对南社的卓越历史贡献及其作为诗人在南社的重要地位，需要重新揭橥、认识与肯定。 关键词：于右任 南社 “竖三民” 诗界革命 革命诗潮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和革命诗人于右任的南社身份，早已得到南社社长、社友和南社研究界的公认。柳亚子所编《南社社友姓氏录》，于氏入社号为“六五”；其入社，乃柳氏“罗致”之举，于氏则未填入社书，亦未参加过南社的雅集活动。郑逸梅所撰《南社社友事略》，柳无忌、殷安如所编《南社人物传》，于右任都赫然在列；南社社刊《南社丛刻》、柳亚子编《南社诗集》及今人选编的南社诗文集，均收录于氏作品。然而，于右任与南社之关系，至今仍是一个有待重新梳理与审视的问题。柳亚子对后世南社史建构影响至巨的经典文献《我和南社的关系》，只字未提于右任。于右任自己及其诗文集编者，也基本不提其南社身份。学界建构的以陈、高、柳三巨头和南社雅集为中心的南社史主流叙事，于右任要么被径直忽视，要么处于边缘地带。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讲述南社时，于右任始终处于若有若无状态。 然而，如果换一种眼光和思路，从南社孕育、诞生、勃兴的文学生态史视域考察，那么，晚清革命文士于右任之于早期南社，就并非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细枝末节问题，而是南社史上至关重要的一环。辛亥前后，于右任在上海的办报活动，为南社的孕育与迅猛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与核心支撑，其诗文诗话又与南社文人声应气求，从而成为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有力襄助者、重要奠基者和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一、《神州日报》与南社之孕育 由南社巨子柳亚子之《南社纪略》开其端，文史掌故专家郑逸梅的《南社丛谈》、南社研究大家杨天石的《南社》等书踵其后，当代南社研究论著讲述南社史，大都围绕南社雅集和社刊叙事。而于右任创办的上海《神州日报》和“竖三民”报纸，在南社酝酿时期和成立初期所发挥的汇集天下革命英才、联络凝聚同人声气、发表结社文献公启、开辟诗歌诗话园地、扩大文坛与社会影响等重要历史作用，则长期未得到充分重视乃至被径直忽视。 南社发起人入民国后回忆当年结社缘起与革命性质时，总不忘强调其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柳亚子的说法最为直率，也最具代表性：“我们发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而1907年初在东京被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委以长江大都督重任的于右任，带领笔杆子杨笃生归国后创办的《神州日报》，则是同盟会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家革命报纸，一度成为联络东南八省和中西部四省（豫晋秦陇）革命党人开展反清革命活动的大本营。陈去病主盟的上海神交社乃南社前身，其纲领文献《神交社雅集小启》《神交社例言》及其雅集广告，均经《神州日报》对外刊布。1907年春至1908年夏，于右任主政的《神州日报》成为南社酝酿阶段重要的交通机关与传播媒介，其附刊则成为此期准南社成员着力经营的文学园地。 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问世，总经理于右任，总主笔杨笃生。该报采取公元和干支纪年，隐含不奉清廷正朔之意。于右任事后总结道：“《神州日报》的主张，顾名思义：就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那时距《苏报》案大狱不久，《国民日日报》和《警钟日报》又相继被封，政象黑暗，民气销沉。我们一方面要伸张正义，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又要婉转其词，以免清廷的借口。”发刊词由杨笃生、王无生执笔，于右任统稿，署名“三函”，“高古典雅，士林传诵”，赢得革命同志“益足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诚旧文学中之代表作”的赞誉。于社长则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概括其特征，称其为“那一时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其思想特征和文学趣味，与辛亥前后有着浓厚国粹情结的南社文人同调。 早期《神州日报》附刊坚持文、学并重的方针，辟有“学林”“词林”“神州诗选”“神州诗话”“小说”“神州学术片片录”等专栏，高旭、陈去病、宁调元、柳亚子、傅君剑、王无生等是其主要撰稿者。因形格势禁，总体而言，该报附刊诗文的反清革命题旨并不显豁。即便如此，在同盟会员冯自由看来，其文艺附刊“以芳馨悱恻之词，写小雅诗人之旨，亦足使读者之种族观念，油然而生”。高天梅《悲秋四章（哀鉴湖女侠也）》《路亡国亡歌》《神州八章》诸作，堪称《神州日报》诗中翘楚。丁未秋刊登的《悲秋四章》，为悼念秋瑾烈士而作。“浙江潮激声如雷，阴风惨淡白日微”；“瓜蔓子抄酷若何，党人今日何其多”：情词悲切，笔有藏锋，心照不宣，寄托遥深。《路亡国亡歌》的写作背景，是丁未岁苏浙两省人民掀起的收归路权运动。这首极富鼓动性的长篇政治诗，以“日凄凄，黄云飞”起兴，以“路亡国亡将安归”立意，抒发了对清廷拱手向帝国主义列强交让筑路主权，一步步走向亡路亡国之途的悲愤之情，棒喝“梁亡鱼烂今其时，若不转圜大祸至”，期冀“千年睡狮或者一朝醒，狂呼大啸起搏击”，充溢着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帝爱国思想情感，表现出呼唤风雷的昂扬战斗精神，成为晚清革命诗潮中涌现的代表性作品。 丁未夏，“秋案”发，陈去病谋划在沪举行秋瑾追悼会未果，遂决定组织一个联络反清革命文士的“神交社”。秋瑾殉难后四日，陈去病在《神州日报》发表《神交社雅集小启》，抨击“三百年来，文人结社，几与烧香拜盟同悬厉禁”的文化禁锢政策，号召四方英才“际吴会之名区，结海天之胜侣，论文道故，一朝而集”。神交社的文人社团性质及其与明末清初几社、复社的承继关系，尽在这篇小启之中。同时刊出的《神交社例言》，声言“本社性质，略似前辈诗文雅集，而含欧美茶会之风”，其欲结交之士，共计八种：“（甲）耆儒硕彦有诗文杂著发刊行世者；（乙）曾为著名杂志担任撰述者；（丙）海内外有名之新闻记者；（丁）有编译稿本为学界所欢迎者；（戊）留学生之得有允当文凭者；（己）海内外著名学校之主任者；（庚）各学会之会长；（辛）名人后裔能保先泽而勿失坠者。”以报刊主笔、新闻记者、译界名家、学校校长、学会会长、留洋海归等新学之士为主，兼揽旧学耆儒硕彦。对照其后的南社入会章程条例，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与密切关联，便了然于心。正因如此，柳亚子称其“隐然是南社的楔子”。 丁未夏历七月七，秋瑾殉难一个月忌日，神交社在上海愚园举行雅集活动，陈去病、刘季平、邓秋枚、黄晦闻等11人到会，赋诗填词，摄影留念，设宴终日，集后即散。刘季平《神交社纪事即题撮影》有云：“七月七日春申浦，一十一人秋禊游。一自神山理归棹，几曾高会揖清流。”时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的高天梅，因年初上海“夏寓”被迫关闭、健行公学解散，此时正在金山张堰居家韬光养晦，未赴沪参加雅集，却应约给陈去病寄去答诗，起句云：“弹筝把剑又今时，几复风流赖总持。”希望陈氏继承明末几社、复社遗风，主持东南文坛。家居吴江黎里的柳亚子，则因婚后勾留温柔乡亦未与会，却在接到陈氏所寄雅集照片并嘱作文信函后，写了篇激情澎湃的《神交社雅集图记》，号召社员发扬明末复社文人指天画地流风，打破“文武道丧，社学悬禁”现状。然而，首次雅集后，神交社便再未开展活动，会刊《神交集》亦未付梓。丁未岁暮，神交社同人已在酝酿组织一个更具号召力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丁未、戊申间，上海神州日报馆成为南社孕育和萌芽期的温床，主笔杨笃生则是神交社18位发起人之一和南社先驱人物。丁未仲冬，刘光汉由日返沪，与陈、高、柳等诗酒酬唱，陈氏提议继续明末云间几社的事业，再结文社；其酬唱之作，刊诸《神州日报》诗词专栏。佩忍诗云：“星辰昨夜聚，豪俊四方来”，“待续云间事，词林各骋才”。光汉步韵有云：“尽有文章志离合，似闻欢笑杂悲哀。四方豪杰今寥落，越水吴山汩霸才。”天梅次韵有云：“几复风流三百首，竹林豪饮一千杯”，“楚囚对泣犹难得，鮸力神州讵易才”。几位革命文士，已就结社达成共识。1908年1月12日，陈、高、柳与刘光汉、何志剑、杨笃生、邓秋枚、黄晦闻、朱少屏、沈道非、张聘斋共计11条“好汉”在上海某酒楼聚饮，定下“南社”之名，而后在神州国光社合影留念；这次雅集，“便孕育了南社的精虫”。南社三巨头均有诗文为证。2月15日，陈去病与徐自华等在杭州西湖为秋瑾举行追悼会，其间题徐女士诗集有云：“为约同人扫南社，替君传布廿年诗。”诗中已出现“南社”之名。陈氏《高柳两君子传》亦言：“至丁未冬，复与余结南社于海上，而天下豪俊咸欣然心喜，以为可藉文酒联盟，好图再举矣。”天梅题诗有云：“伤心几复风流尽，忽忽于兹三百年。记取岁寒松柏操，后贤岂必逊前贤。”亚子《海上题南社雅集写真》有云：“云间二妙不可见，一客山阴正独游。别有怀人千里外，罗兰玛利海东头。”正因如此，柳亚子将《神州日报》总主笔杨笃生与《国粹学报》主编邓秋枚，以及“当时有名的革命夫妻”刘光汉、何志剑，一道归入“南社的人物”之列。 1908年春，《神州日报》创刊周年之际，高旭作《神州八章》为祝。其一云：“数支健笔抵戈矛，震撼魔王唱自由。东亚风潮勤鼓吹，青年有责振神州。”其所要鼓动的“东亚风潮”，乃反帝反清反专制的民族民主革命风潮。长沙狱中的宁调元见报后和诗八章，亦刊诸该报。和诗有云：“文字有灵重祷祝，国魂苏复返神州”，“最后成功争一匮，共将热血染神州”。不仅要以文字鼓吹唤起国魂，还号召为拯救国族危亡而血染神州，民族革命题旨更为显豁。两位南社巨子的周年祝诗，代表了南社成立前夕《神州日报》诗歌专栏的思想面貌与精神气度。从1908年夏两人之间的通信来看，南社社刊已在擘画之中，宁调元应高天梅之约为撰《南社诗序》。丁未春至戊申夏，是《神州日报》的“于右任时期”，亦是该报的黄金时期，日销过万份，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二、《民吁日报》与南社的诞生和兴起 1908年仲夏，因神州日报馆火灾后社务不振、内部失和，于右任辞去总经理职务，筹划另创新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因资金短缺，筹备艰难，加之两度回陕省亲葬亲，《民呼日报》迟至次年孟夏方问世，旋因抨击揭露官场，得罪陕甘总督，孟秋时节即被迫停刊，存世92天。一个多月后，更名《民吁日报》继续发行，因不畏强御，得罪日本政府，11月19日被公共租界封禁，出报48期。杨笃生《民呼日报宣言书》中“炎黄子孙之人权宣言书”的定位，蕴含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立场，可用来概括两报的基本性质。清宣统元年自夏徂冬，于右任创办的上海《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延揽了朱少屏、范鸿仙、景耀月、高旭、陈去病、柳亚子、徐自华、苏曼殊、王无生、俞剑华、沈道非、叶楚伧、金鹤翔、陆曾沂等南社文士，成为南社酝酿阶段和成立初期同人依托的报刊重镇。其中，《民吁日报》更以揭载《南社启》《南社例》《南社诗文词选序》《南社诗序》《南社雅集小启》等南社的开社文献，为南社的诞生与兴起做出了重要贡献，注定要永久载入南社史册。 1909年10月17日，《民吁日报》“来稿”栏发表高旭《南社启》，署名“云间高钝剑”，是为南社结社宣言书和头号公告。高文以招国魂、存国学、兴文学相号召，对“伊吕倭音，迷漫大陆；蟹行文字，横扫神州”现状表隐忧，将高、陈、柳三子欲结“南社”晓告天下，承接明季复社遗风，“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南社启》的发表，是南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正因如此，杨天石《南社史长编》，将“高旭在《民吁报》上发表《南社启》，宣布结社宗旨”，作为“正编”的头条；以此为界，此前是南社史“前编”，此后则为南社正史。 十天后，《民吁日报》“附录”栏公布《南社例》18条，规定品行文学两优、杜绝门户之见、寄稿限文学作品、公推正副社长、春秋两次雅集等重要事项。28日，该报“丛录”栏发表陈去病《南社诗文词选叙》，主张效法屈原、贾谊等人，南社之作当为“不得已”之作，为南社社刊编选诗文词定调；29日，宁调元《南社诗序》见报，主张“诗言志”，以“钟仪操南音”解读和定调“南社”之音，提出“斯世何世”与“斯编何音”问题，以为当下仍处“小雅尽废，四夷交侵”时代，南社诗人当踵接晚明复社遗风而起，在国将不国的民族危亡时代，发出怨、怒、哀、思之音。11月6日，《南社雅集小启》见报，约定“孟冬十月，朔日丁丑”，“爰集鸥侣，觞于虎丘”。南社发起人、结社宗旨、办社条例、社刊序言、诗学取向、雅集时间和雅集地点，均在1909年晚秋时节，经《民吁日报》公之于世。十月朔日的南社虎丘雅集，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民吁日报》开辟的“文苑”栏，成为此期南社诗人最为集中的诗歌诗话园地。山西同盟会会员景耀月是该报总编辑，也是文艺副刊顶梁柱，署名“帝召”“迷阳”；高旭、陈去病、柳亚子则是“文苑”栏骨干诗人。景耀月经营的“迷阳庐新诗品”“迷阳庐学诗集”专栏，王郁仁（眀）经营的“惨离别楼诗话”“旡生诗话”专栏，郁庆云（曼陀）经营的“东居诗话”专栏，均可纳入南社诗话系列。高旭《虎林杂诗》咏邹亚云有云“南社从今添健将，匣中宝剑气纵横”，见证了南社成立前后人才济济、龙腾虎跃、生气淋漓的一面。 孟冬时节，柳亚子刊诸《民吁日报》的两组《怀人诗》，凡30章，分咏道非（沈砺）、厚公（赵夷门）、哲夫（蔡守）、枚子（邓实）、道一（刘锄非）、聘斋（张家珍）、恕菁（蔡恕庵）、涤夷（蔡涤夷）、平泉（周尚宽）、慧子（高旭）、亚君（何亚希）、朴存（黄宾虹）、公脑（何震生）、石子（姚光）、余生（冯泰）、朱三（朱少屏）、君武（马和）、刘三（刘季平）、曼殊（苏玄瑛）、巢南（陈去病）、晦闻（黄节）、太一（宁调元）、钝根（傅熊湘）、汉辕（陈家鼎）、时若（高燮）、佛子（高增）、竹丹（孙元）、盖天（林蛎）、觉我（韩苏）、建华（俞剑华）、珊人（顾宝瑚）、介凡（阮尚介）诸友朋，涉及32人，除涤夷外，均为南社中人。怀高天梅、何亚希伉俪云：“罗兰玛俐成虚愿，偕隐青山一卷诗。失意英雄有成例，金闺国士况堪师。”以罗兰夫妇比拟这对革命情侣，为失意英雄高钝剑写心。怀君武道：“别是人间一种才，裴伦路索不须猜。天涯羁旅劳顿谷，感汝诗成远寄来。”裴伦者，拜伦也；路索者，卢梭也；言马贵公集革命家、译才、诗豪于一身。君武自万里之遥的德国劳登谷寄来诗稿，对南社同人殷殷相期：“唐宋元明都不管，自称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辛苦挥戈挽落日，殷勤蓄电造惊雷。远闻南社多才俊，满饮葡萄祝酒杯。”既有赞勉与期许，亦有对南社骨干分子醉心国粹的委婉提醒。通过柳亚子怀人组诗，30余位早期南社社友的性格、才情、志节、胸襟、形象，于南社首次雅集前夕经《民吁日报》“文苑”栏集中亮相，为南社虎丘雅集造了势，扩大了南社的社会影响。 高旭《祝〈民呼日报〉出版》古风，无论从“革其精神”层面，抑或从“革其形式”角度，均可作为《民呼日报》《民吁日报》诗歌代表之作。该诗通篇以议论为诗，大量运用新名词，全面阐发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理念，尤对“民权”思想再三致意，题旨与于右任的办报宗旨深度契合。“君大于民国权沦，民卑于官国础沉。若欲民生民智两发达，先将民德民权扶植勤。”诗人以“种亡族灭”的底线思维、“民史氏”的角色定位，在民族危亡时代，大声呼唤着“民气”“民心”“民魂”，奏响了时代强音。 三、《民立报》：早期南社报刊重镇 清宣统二年重九，西元1910年10月11日，《南社启》发表后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前一年，在草木摇落、秋蝉鸣寂的肃杀时节，经历两起两落的革命报人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以黄菊傲霜之姿横空出世。在发刊词中，他坚信“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主张“修吾先圣先贤、闻人巨子自立之学说，以提倡吾国民自立之精神；搜吾军事实业、辟地殖民、英雄豪杰独立之历史，以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重以世界之智识、世界之实业、世界之学理，以辅助吾国民进立于世界之眼光”。他注重从中国本土历史文化和思想资源中淬厉自立学说和国民精神，从欧美先进民族国家采补科学智识和文明学理，养成国民自立之独立思想和民族自立之世界眼光。《民立报》至民二仲秋“二次革命”失败后停刊，历时三年，成为同盟会国内机关报和大本营。社长于右任，主笔宋教仁、景耀月、范光启、吕志伊、谈善吾、王毓仁、徐血儿、陈其美、叶楚伧、陆曾沂、邵力子等，以及高旭、陈去病、柳亚子、马君武、高燮、庞树柏等数十位诗词、诗话、词话、谐文、笔记、杂文、短评、小说、新剧等附刊作者，均曾加入过南社，可谓集南社一时之雄，成为辛亥鼎革前后与《南社丛刻》互为犄角的南社通讯机关、报刊阵地和文学园地。 历史见证人顾颉刚，晚年在《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一文中，对于右任《民立报》的办报策略及其与南社文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南社文人经营的文艺副刊尤其是诗词专栏及读者接受情况，有着一番客观的描述与评价： 自从两次被封之后，于右任们采取了更为隐蔽的策略，又出了《民立报》，调子更放低些，议论更稳健些，居然没有再禁止，出下去了。那时革命的文学团体，是陈去病（佩忍）和柳弃疾（亚子）所领导的“南社”，他们俩都是江苏吴江县人，为了他们激昂的宣传，江、浙一带的文人们都闻风响应，做起慷慨悲歌、愤时嫉世的诗来。他们除了每年出一本选集之外，又和《民立报》合作，替这个报编副刊。这个副刊登载的东西，有南社的诗、词，有苏曼殊的小说，有杨笃生、陈天华的讲社会主义的文章，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和上海的一般报纸偏重黄色情调和滑稽趣味的迥然不同，使得我们做中学生的仰望之若神仙。我的同学叶绍钧（圣陶）就在这报上抄下了许多心爱的诗词，作为他自己创作的模范。 于右任《民立报》与南社文人结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民立报》所展现的南社文人慷慨悲歌、愤世嫉俗却为爱国进步知识青年所景仰和热爱的诗词风貌，经由富于文学才情的历史学家顾颉刚的一支健笔，被描述得原原本本。 对于辛亥革命前夕《民立报》的编辑主笔、附刊状况及作者多为南社社友的情形，有着“旧闻记者”和“补白大王”雅号，晚年以南社社员自认的郑逸梅，曾有一番独具慧眼的评说： 撰写评论的，以宋教仁、徐血儿两支笔最为锋利，其他如杨笃生、杨千里、王无生、景帝召、范鸿仙、沈缦云，都是一时之俊。附刊很出色……当时报馆经济窘迫，无力收购外稿，除外界义务投稿外，均得由诸编辑自己撰写。好得编辑大多是南社成员，便请南社社友帮忙写稿，有柳亚子的《磨剑室随笔》，陈匪石的《旧时月色斋词话》，叶小凤的《一万里山水美人记》，以及胡朴庵、胡寄尘、姜可生、姚雏、王蕴章、汪影庐、高吹万、高天梅、余天遂、陈去病等的杂著。最末一栏乃片言只语，标题为“剩水残山”，后易名“东南西北”，内容也充满着民族反抗的气氛。 知晓报社内情的老报人郑逸梅透露给世人的，是经费拮据的民立报馆，不得不依靠报社编辑/南社社员勉力撰稿的历史情况。《民立报》为南社才俊提供了言论阵地和文艺舞台，南社文士支撑起了《民立报》，两者相互成就、相互依存。 兴中会和同盟会元老冯自由，晚年追忆“民立报与辛亥革命”时注意到：“嗣民元南京政府告成，民立报诸贤多出任要职，陈其美任沪军都督，于右任任交通部次长，景耀月任教育部次长，吕志伊任司法部次长，宋教仁任法制局长，范光启任安徽铁血军司令，庞青城、沈缦云均任司长。报中枢要，为之一空。”柳亚子追忆南社社友的高光时刻，也以南京临时政府十七省代表中“代表山西的有景秋陆，代表江苏的有陈陶遗，代表广西的有马君武，代表云南的有吕天民，都是南社的社友”为荣，“中央行政各部成立，南社社友得着次长位置的，有司法吕天民，教育景秋陆，实业马君武等”，视其为“南社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综合两人所列名单，于右任、陈其美、景耀月、吕志伊、宋教仁、范光启、马君武七人，既是民立报人，亦是南社社友；其中，于右任才是当之无愧的核心领导和灵魂人物。南社社友与民立报人两位一体、难以分割的特殊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南社第三次雅集后将民立报馆作为第一通讯处，辛亥岁后又将《南社丛刻》的总发行所设在民立报馆，都是这种特殊关系的具体表现。 于右任《民立七哀诗》，“哀《民立报》社社友也”：一哀长沙杨笃生，二哀江都王毓仁，三哀合肥范鸿仙，四哀桃源宋钝初，五哀无锡沈缦云，六哀金坛徐血儿，七哀吴兴陈英士。七子之中，除银行家沈缦云外，其余六人均为南社英杰，他们都是“民立”功臣和辛亥英烈。“十年薪胆余亡命”“耗尽心血一徐郎”“三民终奏大功成”“黄土无情葬国殇”。民立七子可歌可泣的革命功业，社长于右任铭记在心。新闻史家赖光临讲述民前上海革命报刊时，言《民立报》的“革命宣传最具威力”。在时人眼中，《民立报》“主张虽属急进，而无叫嚣之习”，尤受知识阶层欢迎，“学校之内，市肆之间，争相传览”，“日销多至二万份，印机昼夜不停”，“清廷虽加严禁，亦未如之何也”。 南社在民国成立之前蓬勃发展，迅疾成长为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规模最大的革命文学团体，于右任寓沪时期创办的四份大型革命报纸，功莫大焉。然而，民国初元，南社当家人柳亚子因“反对袁世凯，反对南北议和”，在《天铎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天天骂南京政府，骂临时参议院”，招致“南京政府的机关报”《民立报》主笔邵力子、徐血儿“天天”向其“进攻”。或许正因如此，柳亚子写作那篇被后世奉为南社史权威著作的《我与南社的关系》长文时，对《民立报》颇有微词。在此语境下，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之于南社历史的重要贡献，就被性情中人柳亚子一笔抹杀了。 四、南社初期于右任报章诗歌诗话 如果说于右任主政的早期《神州日报》为神交社和南社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其所创办的“竖三民”报纸成为南社酝酿阶段和成立初期同人依托的报刊重镇的话，那么，寓沪时期的于右任报章诗歌诗话，则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民主革命题旨，并以“骚心”“国粹”“国魂”相标榜，与陈去病、高旭、高燮、柳亚子等南社初期骨干诗人的诗歌主题和诗学宗趣合拍合辙。 南社初期的于右任报章诗歌诗话，大体在1908年春至1913年秋间，正值南社革命气象旺盛的孕育期和兴盛期。其发表阵地，主要是《夏声》《民立报》《民声》，另有少量诗作散见《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共计30余首；代表性诗歌，有《爱国歌》《过杜工部故里》《书愿》《马关》《舟过马关再咏》《过函谷关》《潼关月夜》《髑髅一章》《予收尔骨一章》等；其诗话词话，有《半哭半笑楼》《骚心丛谭》《剥果词话》；其化名，有“关西余子”“神州旧主”“剥果”“骚心”“大风”等。从甲辰出亡悲叹“大业垂成却未曾，党人忽变一诗僧”，悲吟“夜中漫作栖栖梦，亡命南来哭孝陵”，到民国二年哀歌“十年薪胆招亡命，百战河山倒义旗”，誓言“若告偕亡吾亦愿，恩仇种种指山河”，作为革命党人、革命报人、革命诗人的于右任，书生报国、唤起种魂、民族复兴的革命初心不改，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革命志向未变，打倒列强、凌欧驾美、民族腾飞的革命理想未泯。 南社初期，流寓沪上的革命党人于右任，以奔走革命和办报鼓动革命风潮而名扬海内外。余事为诗人，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东京同盟会陕甘支部机关刊物《夏声》杂志“诗歌”专栏骨干诗人，以及上海《民立报》和《民声》月刊诗歌诗话栏重要作者。于右任有9首诗刊诸《夏声》，其中，《爱国歌》《书愿》为关中少作，却迟至1908年后方借助东京留学生革命报章在国内外传播开来，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当此之际，时人不仅莫辨其写作时间，甚或不知“剥果”“关西余子”姓甚名谁，故而从报刊传播与读者接受视域，亦可将其归入南社时期。 剥果《爱国歌》，是《夏声》创刊号“诗歌”栏开篇之作，也是该专栏奠基之作和定调之作。于右任《爱国歌》，在老大帝国风雨飘摇、国将不国的民族危亡时代，奏响了爱国尚武、超迈列强、古国振兴、民族腾飞的时代强音。诗人以“大地古国推震旦，神明胄裔四万万”为傲，相信“自古英雄铸世运，黄金世界铁血建”，期冀“结人心，造舆论，招国魂，立国宪，抗拉丁，制条顿，大陆摧倒斯拉夫，远涉重洋攻撒逊”。希冀祖国凌欧驾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是晚清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先觉革命文士刘光汉的豪迈预言，折射出带有群体意义的激进知识者的民族反抗心理，是伴随欧风美雨汹汹来袭的“民族帝国主义”思潮的产物。 关西余子《过杜工部故里》道：“一睨词坛汉后空，河山间气铸诗宗。狂歌侠少凌荷马，酷爱英雄吊卧龙。胡骑乾坤蹂躏半，故乡碑碣莽苍中。四方作客悲多难，游子于今抱恨同。”《书愿》有云：“有胆横行椎宿怨，无权破产购新书。文明倘道头颅换，西北狂生尚有渠。”中国侠少，西北狂生，革命志士，诗界豪雄，奔走四方，击剑狂歌，目空天下，睥睨诗坛；刺客慕子房，烈士蹑浏阳，英雄瞩卧龙，盛气凌荷马，笔力追少陵。如果说一个文明、富强、民主的新中国，需要用无数热血青年的头颅来换取，那么，这位革命文士于右任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马关》《舟过马关再咏》两诗，是于右任为筹办《神州日报》，于1906年春赴日考察舟过马关吟咏之作。前者有“痛定宗臣血，羞开壮士颜；犹闻碑纪念，欲访兴阑珊”之言，后者有“舟人指点谭遗事”“神舟回首总凄然”之语，以诗笔记录下这位坚定的民族主义革命者，舟过马关时难以遏阻的民族屈辱感和民族危机意识。《舟过神户有感》有云：“仆本恨人馀忧患，树犹如此识蓬瀛。”《秋夜神户车中作》有感：“恩仇种种双蓬鬓，歌哭劳劳一劫秤。”痛恨老大帝国统治者之腐败无能，忧患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之危机重重，发抒民族主义革命者知耻后勇、卧薪尝胆的心迹与志节。 宣民之际，于右任刊诸《民立报》《民声》的诗作约20首，其中，辛亥鼎革前以《过函谷关》《潼关月夜》为代表，民国纪元后以《髑髅》《予收尔骨》为翘楚。《过函谷关》云：“片云飞去忽飞还，眼底雄关亦等闲。书剑萧萧惊岁月，恩仇种种指河山。城荒霸气千年尽，地陡残阳一瞬间。虎口余生今到也，鸡鸣未届客愁添。”甲辰岁(1904)虎口余生，数年来戴罪逋逃；千里潜行省亲，片云飞去飞还；书剑快意恩仇，何日重整河山？诗人的家国情怀与过人胆识，于此可见一斑。《潼关月夜》初见1910年10月21日《民立报》“骚心丛谭”专栏，诗云：“河声夜静响犹残，孤客孤鸿上下看。大野飞鸣何所适，中原睥睨一凭栏。严关月落天将晓，故国春归梦已阑。山似剑铓愁似水，有怀无奈路漫漫。”雄关孤客，月夜听涛，大河奔流，大野孤鸿，中原睥睨，前路漫漫；一位在漫漫长夜中苦苦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孤寂苦闷、俯仰不凡的革命先行者形象，跃然纸上。 民二仲春，宋教仁遇刺；季夏，黄兴在南京兴师讨袁，赣宁之役爆发；孟秋，张勋率辫子军攻陷南京，“二次革命”失败，孙、黄出亡。此为于右任《髑髅》《予收尔骨》两诗的写作背景。前诗云：“千龄万代尽何言，丘垄微闻髑髅暄。黯黯长河韬列宿，茫茫白日下中原。征南又入封侯梦，降北莫呼上将冤。天丧应刘吾丧我，人生到此道宁论。”后诗道：“存己偷生死更悲，予收尔骨尔尤谁？十年薪胆招亡命，百战河山倒义旗。罴虎连营思将帅，江淮载道泣孤嫠。良心痛苦吾能说，又到鸡鸣午夜时。”以曲笔记录下一位同盟会元老和《民立报》记者对关乎党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观察、省思与针砭，对讨袁之役的失败、革命果实丧失殆尽和黎民百姓生灵涂炭深感痛惜，对多副面孔的南军都督、粉墨登场的北兵军阀和事败即逃的革命伟人语含讥讽，可谓以诗笔和个人眼光记录癸丑之役的有性情有温度的“诗史”。吴宓《空轩诗话》言于诗“苍凉悲壮，径直雄浑，而回肠荡气，感人甚深”，以为“在今自成一格，可比昔之辛稼轩、陆放翁”，称其“以新名新意镕入旧格律”乃“创造之正途”。 南社初期，于右任有《半哭半笑楼》《骚心丛谭》两种诗话刊于上海革命报章。前者见诸陈其美创办的《民声》“文谈”栏，时在1910年孟夏，署名“剥果”，一期而辍；后者自1910年秋至1912年春，时断时续刊诸《民立报》，成为南社初期影响较大的革命诗话。古代诗人中，于右任推重屈原、刘邦、曹操、杜甫，推崇豪杰之诗和英武之气。他盛赞《离骚》为“情之至文之至者”“自屈氏创之，遂为文界开一新纪元”；其“骚心”笔名，即远绍屈骚诗心。他推尊杜少陵为“大河灵气一诗宗”，赞佩其睥睨词坛的诗宗气度。他扬曹操《短歌行》而贬孔明《梁甫吟》，称“孟德固一世之雄也，偶而弄笔，自有英气”，言前者“雄俊沉爽，时露霸气”，后者则“无味极矣”。他崇尚汉高祖《大风歌》，酷爱南宋词人“大家齐唱大风歌”句，曾作《大风诗》，起句云：“大风先生歌大风，云扬风起中原中。”诗出，同侪皆以“大风先生”呼之。 南社初期，于右任强调“文章一道”天成偶得，以为“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因自然之波澜以为波澜，乃为至文”；认为“泥古，非也；拟古，亦非典上也；无古人之气息，非也；尽古人之面貌，亦非也”，主张“以浩落感慨之致卷舒其间”，做到“是古是我，即古即我，乃为得之”；断言“文坛革命之说，此不知文者之言也”。较诸求新求变的关中时期，其诗学观和文体观，似乎表现出某种“复古”趋向。无独有偶，南社魁杰高旭，此期亦主张“诗文贵乎复古”，以为“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这一情状，与国粹思潮兴起和“文界革命”“诗界革命”落潮的时代潮流合拍。然而，于氏此期诗话中提出的“文犹物也，理想犹水也，水高而物之大小毕浮”之说，以水比拟理想/精神，以物比拟文学形式，强调的仍是“革其精神”重于“革其形式”，其诗学思想实与梁启超“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之说同调。南社初期于氏诗话，既为考察梁启超“诗界革命”诗学思想的时代性和普适性提供了典型案例，又为透视南社诗人与诗界革命运动之间的暧昧性和承继性提供了经典文本。 民国初肇，于右任《骚心丛谭》集中裒录一批革命党人和豪杰志士之作，其中，录汪精卫北京狱中诗7律，胡经武武昌狱中诗3首，居觉生《游滇藏》1律，吴绶卿遗作10律，宋渔父《登奉天城》等旧作3律，景帝召近作4律，台湾名将丘沧海5律4绝，以及自己两首哭孝陵旧作。这些革命诗篇，均可谓“诗中有人，诗外有事”。其用意，既为勉励革命同志“毋负同党期望”，更在砥砺爱国青年不忘“国殇遗箸，国史之荣”。从甲辰出亡，到民国初肇，于右任的身份，已由朝廷钦犯，变为党国元勋；未变的，是革命志士的革命初心和革命诗人的赤子之心。 五、余论 近年来，南社文人的报刊活动与报章文学，受到了学界关注。与此同时，南社研究对象的泛化（扩大化）与非文学化（文化转向），成为一种重要现象和新常态。这一学术趋向，对于改变过去南社研究过于聚焦柳、陈、高等少数代表人物，主要围绕南社雅集叙事的历史境况，显然有着积极意义与学术开拓空间。然而，南社毕竟主要是一个民间文学社团，而非政治组织、学术团体、教育团体等，在南社文学文献家底尚未全面摸清、南社文学研究远未充分展开的情况下，系统的南社文学文献（尤其是报刊文学史料）整理与深入的南社文学研究，依然是南社研究的核心任务。有鉴于此，考察与梳理南社初期南社同人主要依托的几种重要刊物——如《民吁日报》《民立报》《南社丛刻》《太平洋报》《民国日报》等——的文学文献与文学生态，就是一项亟待开展的学术工作。辛亥前后，于右任创办的四种革命报纸，则是重理南社报章文学文献，重绘南社文学史地图，重审于右任与南社之关系，重估于氏在南社史和南社文人中的历史地位的核心文献。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一些青年学者的博士论文，如郭建鹏《南社报刊文学史料研究》、陈龙《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等，注意到于右任所办报纸之于南社的重要性。然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仍有待持续和系统地展开。 南社初期，革命党人和革命报人于右任不以诗名。同盟会员瞿方书在《荪楼说诗》中举了一个典型事例：“右任经世学，人多知之。至其为诗界魁隽，非日相过从者，不深悉也。钝剑作前后《诗中八贤歌》，数海上诗豪几遍，独不及右任，非遗之也。盖未尝以诗示人，故世亦鲜知之。”高旭《诗中八贤歌》《后诗中八贤歌》，先后刊诸《南社丛刻》第一集（1909年冬）和《民声》第一号（1910年夏）；前八贤为陈去病、傅钝根、蔡哲夫、柳亚卢、苏曼殊、沈道非、叶楚伧、宁太一，后八贤为马君武、黄晦闻、徐寄尘、高吹万、景耀月、刘季平、王毓仁、俞一粟；作为南社虎丘雅集公推出的诗选编辑员，“数海上诗豪几遍”拈出的16位“诗中达人”，确乎没有“诗界魁隽”于右任。其原因，正如瞿氏所言，乃在于氏“未尝以诗示人”。辛亥前后，于右任未向南社社刊提供诗稿；其诗文见诸《南社丛刻》第22集（1923年12月），已是很晚的事了；其散见于晚清革命报章的诗作，使用的又都是化名，“故世亦鲜知之”。如此看来，南社初期，云间钝剑高天梅目无关西余子铁罗汉，也就不足为怪了。 钱仲联《南社吟坛点将录》，将于右任点为“天贵星小旋风柴进”，座次排在旧头领“托塔天王晁盖”金天羽，都头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柳亚子和“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陈去病，掌管机密军事“天机星智多星吴用”高旭和“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姚光之后，与高燮并列为“掌管钱粮头领二员”，坐上了第六把交椅。柳、陈、高是南社三位创始人，未入社籍的金松岑作育了高足柳亚子，姚光、高燮则是南社后期柱石。钱先生将从未参加过南社雅集的于右任，置于后期盟主高吹万之前论列，评价已不算低。 需要特意指出的是，柳亚子对革命诗人于右任的诗歌评价甚高，于右任对南社也有着深厚的感情。1930年初，《右任诗存》刊行，卷首有柳亚子题诗八绝，首章云：“落落乾坤大布衣，伤麟叹凤欲安归？卅年家国兴亡恨，付与先生一卷诗。”前两句刻画革命元老于右任的精神世界，后两句论定革命诗集《右任诗存》的诗史价值。尽管于氏回忆文字中很少提及其南社身份，但这并不说明他不重视这层关系。1935年春，南社元老蔡哲夫获旧拓剪裱本《宋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石》一册，同为南社社员的如夫人谈月色，请于氏题额；他题曰：“宋徽宗书神霄玉清万寿宫诏旧墨脱，月色社嫂工瘦金书，获此旧本跴装，属为书端。”称谈氏为社嫂，亲切，不见外。这一方面说明于右任与蔡氏夫妇私交很深，另一方面也不经意间流露出内心深处对南社的深厚情感。毕竟，辛亥鼎革前后遁迹沪上艰难办报数年间，于右任与作为其编辑班底和主笔队伍的南社同人患难与共结下的革命战友情谊，是难以忘却、历久弥新和值得珍惜的。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3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