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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信是历代王朝权威的象征，是公文的唯一行政信用凭证，只有加盖印信的公文才具备行政效力，“无印信文字，不许入递”，A因而备受重视。B清朝典志详列各种不同印信的材质、大小、印文等形制内容，并规定如何使用印信。C国家严厉打击漏使印信的行为，“凡各衙门行移出外文书漏使印信者，当该吏典、对同首领官并承发，各杖六十。全不用印者，各杖八十”。对因漏盖印信而延误公务者的惩处更重，“若漏印及全不用印之公文，干碍调拨军马、供给边方军需钱粮者，各杖一百。因其漏使不用，所司疑虑，不即调拨供给而失误军机者，斩监候。亦以当该吏为首，经管首领官并承发，止坐杖一百，流三千里”；以及“凡盗各衙门印信者，不分首从，皆斩监候。又伪造印信、时宪书、条例云钦给关防与印信同。盗关防印记者皆杖一百，刺字”。D A 《 大清律例》卷 22《兵律·邮驿·递送公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672 册，第 695 页。 B 相关研究有任万平：《清代官印制度综论》，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1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年，第 298—316 页；伍跃：《官书与文书行政》，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8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32—358 页。 C 《 清朝文献通考》卷 143《王礼考十九·玺宝符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6085—6096 页；《清朝通典》卷 54《礼·嘉四·宝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2380—2386 页；乾隆《钦定大清会典》第 28 卷《礼部·仪制清吏司·铸印》，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台北：世界书局，1988 年，第 198 册，第 232—233 页；《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63《礼部·铸印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2 册，第128—139 页。《清朝通志》列举了各级印章的材质和印文。（卷 12《六书略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6811—6814 页）。 D 《大清律例》卷 7《吏律·公式·漏使印信》、卷 23《刑律·贼盗上·盗印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72 册，第 517、713 页。 清代的封印制度承袭自明代。明嘉靖年间曾任南京刑部主事等职的田汝成记 “除夕……官府封印，不复佥押，至新正三日始开”，A清初亦如此，后逐渐发展为官署衙门“于每年十二月之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吉时，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至来年正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吉时，先行知照，朝服行礼，开印之后，则照常办事矣”。B道光时期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周寿昌言：“今世中外官，以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封印，或十九，或二十一，要不出此三日。开印亦然，次年正月二十日开印。”C康熙年间即定封印期间官署停止公务活动，休假月余，D这体现了清朝统治者贯彻“以孝治天下”，以营造官员与民同乐的和谐气氛。 前有研究涉及封印制度的源流演变、休假时间、封印仪式和封印后政府的办公规程。E本文拟聚焦清代封印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经权互参，进而揭示封印制度的内在张力和经权智慧。 A 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294 页。 B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36、27 页。 C 《思益堂日札》卷 4《封印》，《周寿昌集》，王建、田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278 页。不同文献对封印休假的具体时间记载略有出入，《燕京岁时记》中记封印日期为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潘荣陛、富察敦崇：《帝京岁时纪胜 燕京岁时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93 页）；开印日期为来年正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但许多记载了嘉庆末期至光绪末期封印、开印时间的官员日记均未支撑该说（如《林则徐全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年，第 9 册，第 47、83、142 页等；《翁心存日记》，张剑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227、301、308 页等；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上海：中西书局，2012 年，第 49、54、333 页等；《王文韶日记》，袁英光、胡逢祥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4、67、73 页等；《曾纪泽日记》，刘志惠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953 页）。本文以《清稗类钞》所记为准。 D 具体更定时间难考。晚清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的俞樾曾言“今制未知何时更定”（《茶香室丛钞》卷 6，《俞樾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20 册，第 125—126 页）。查慎行《人海记》亦称“壬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各衙门已封印两日矣，忽有旨召各省新授督学臣入南书房候考”（卷下《考督学臣》，《查慎行集》，张玉亮、辜艳红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2 册，第 446 页）。壬午年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可知当时封印时间已提前至腊月二十日前后。 E 相关研究有杨联陞：《中国制度史研究》，彭刚、程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1 页；李伯重：《“终岁勤动”：夸张还是现实？——19 世纪初松江地区各行业从业人员年工作日数之考察》，《学术月刊》2008 年第 4 期；刘文波、张文秀：《清代封印制度考述》，《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第 3 期；杜实、夏闯：《汉族春节的封印仪式考察——以辽宁省灯塔市西三家村为例》，《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5 期。 一、 封印年休，制度之经 自汉至清，国家都制定了官员公休制度。汉代五日一休沐的常规性假日延续至元代，历朝休沐的间隔时间长短不一；此外还设有若干节假日。明清时期公休假期紧缩，明代取消了常规性休沐假期和大部分节假日，至清代仅存封印制度给予官员一年内唯一的公休假期。A 印信是国家公文有效性的凭据，对官员而言，管好印信是重要职责之一。康熙年间就规定了官员每日公务结束后要亲见印信入匣，用印时要亲见印信被取出；吏员加盖印章时官员必须在旁督责，不得使印信远离自己，吏员用印后要报告盖印数量；官员要随身携带印匣钥匙，甚至要提防家人偷取。道光年间的《牧令书辑要》也有类似记述。B 封存印信意味着政府停止处理公务，官员进入休假状态。顺治元年（1644），清政府首次规定了封印典礼的大致流程，“每岁封印开印，先期礼部札钦天监择吉具题，行知内外各衙门”。C康熙九年（1670），政府对封印礼仪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凡每年封印日洗御宝，前期大学士启奏。是日，典籍随学士赴乾清门，内监捧出洗净，入匣”。D后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洗宝所需器物行内务府支用”。康熙五十一年规定了官员行封印礼时的服饰衣冠，“在京官遇朝贺、祭祀、到任、封印、开印照常用朝服。各省官员拜牌、到任、封印、开印、祭丁、入场亦照常朝服披执外，其文武官谒见、迎送上司止用补服。如违禁滥用者，事觉照违禁例，从重议罪”。E 封印仪式为当时之大典，“非特文武各衙之有印者然，县丞等钤记亦然也”。F 晚清官员岳超回忆封印仪式时说，“各个有关防印信的衙门的主要官员都集合在一起，把官印供奉在正房当中的案桌上，率领全体人员对之叩头行礼，然后用写好的 A 杨联陞：《中国制度史研究》，第 18—27 页；李红雨：《简论由宋至清公共休假制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 B 凌铭麟：《新编文武金镜律例指南》卷 1《选州县新任要览·重印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 年，史部，第 260 册，第 300—301 页；徐栋原辑，丁日昌选评：《牧令书辑要》卷 1《政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755 册，第 391 页。 C 《清朝文献通考》卷 143《王礼考十九·玺宝符印》，第 6095 页。 D 《清朝通典》卷 23《职官一》，第 2160 页。 E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2《内阁》、卷 65《礼部·仪制清吏司·冠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0 册，第 63、170 页。 F 海上漱石生：《沪壖话旧录》，宋钻友整理，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年，第 2 册，第 36 页。 ‘封印大吉’红纸封条粘贴在印匣上面，为期一个月”。A美国传教士卢公明记当时福州“封印的顺序是，从最高一级的官员开始，到最低一级的官员结束。所有僚属都必须出席并见证长官的封印仪式”。B 封印仪式的结束意味着官员可以暂时卸下公务，他们的文集、日记中记录了封印日与同僚聚饮、拜访道贺等活动。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并曾出任则例修纂官的富察敦崇就详细描述了封印日“各部院掌印司员必应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故每当封印已毕，万骑齐发，前门一带，拥挤非常，园馆居楼，均无隙地矣”。C曾在工部等处任职的孙宝瑄，也记录了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1909年1月10日）“封印交班讫，遂衣冠以待。会沈雨老至，群登堂揖贺。在邮司与同僚射灯谜为戏”。D 统治者也尽量保证官员在封印期间得到充分休息，与家人团聚。雍正十三年（1735）底，直隶总督李卫以离京不远、想面聆圣训为由，奏请进京随班行礼，恭贺乾隆帝登基的第一个元旦令辰。皇帝批复李卫不必前来，留在保定与家人团圆，尽享天伦。E封印过后，进入庆贺新年的准备阶段。《帝京岁时纪胜》就详载了封印后至新年前北京官民的节日活动： 岁暮官署封印，诸生散馆。送灶神后，扫除祠堂舍宇，糊裱窗槅，贴彩画玻璃窗眼，剪纸吉祥葫芦，还账目，送节礼，谢先生，助亲友馈炭金，整齐祭器，擦抹什物，蒸糕点，炸衬供，调羹饭，治祭品，摆供献，雕茶果，神堂悬影，院内设松亭，奉天地供案，系天灯，挂琉璃。F 赵翼《岁节》一诗中也有类似描写，“戛釜家家爆孛娄，糟床茅酒亦新刍。儿童放学官封印，乐过苍鹰脱臂耩”。G皇宫内也要张贴春联，庆贺新春，“各宫殿门对联撰自翰林，次由工部，每至封印后，工部堂官率属敬谨悬挂，新春开印后，收而谨藏之，岁以为常”。H 官方封印仪式堪称壮观，不过，封印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要务立办、细事展限”的经权相参状态。 A 岳超：《晚清京师杂忆》，文安主编：《晚清述闻》，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年，第 7 页。 B 卢公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陈泽平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2页。 C 潘荣陛、富察敦崇：《帝京岁时纪胜 燕京岁时记》，第 93 页。 D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1249 页。 E 《直隶总督李卫奏请准乾隆元年元旦进京随班行礼折》，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30 册，第 303 页。 F 潘荣陛、富察敦崇：《帝京岁时纪胜 燕京岁时记》，第 40—41 页。 G 赵翼：《瓯北集》，李学颖、曹光甫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1326 页。 H 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新编》，周维德辑校，济南：齐鲁书社，1988 年，第 95—96 页。 二、 要务立办，彰显国威 封印期间若所有官员休假一月，国家政务势必暂停运转。为调和官员放假和政务运转的矛盾，顺治二年便规定：“各衙门封印不理事，如遇紧急事务仍行办理。”A在官员普遍休假的状态下，以“要务立办”进行协调，确保政务运行有序。国家虽然规定封印期内需立办要务，却未明示“要务”的范围，通过检阅档案、官员日记等资料可以发现，立办之要务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军务 “军旅乃国家第一要务”，B因此，即使在封印期间，如有军情，经办官员也必须尽快处理。 面对影响空前的太平天国，晚清政府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应对，即使在封印期内，相关军务也必须从速处理，不得展延。咸丰三年（1853），王庆云由户部侍郎调任陕西巡抚，不得不在封印期内忙于筹措军饷，救济前线。其日记记载：当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得方伯公文，筹解京饷；并续解舒云溪制军军饷；又官捐先借库款 4 万两垫解。二十七日筹拨京饷 10 万两，借垫官捐 4 万两，是日起解。二十八日接部文，共拨 650 万两解充部库，其中陕西 41 万两，春季赶解 25 万两，正月到京。咸丰四年正月初一，记接探报称独流有腊月十日之捷。初二日得两书，称河东商捐 260 余万两可以济饷；接黄寿臣书，称甘饷不足。初五日兴平李令述楚省贼情；藩司有言兴安防兵领饷甚急。初六日商州牧言防堵颇费银两，为之愕然。初七日奉廷寄称庐州失守，命筹饷 10 万两济师。初八日两司来，商讨皖饷筹措之事。初九日接见同官，言渭南捐输之事。十一日读甘肃、新疆会筹兵制奏稿，将陕西各提镇属应派防兵停派，以省远道供亿之烦；得恒中丞书，称河东商捐可及 300 万两以供征用。十三日商防堵团练各款应令截清，先行造报。十四日致子临书，言陕省办防以来，动款数十万两，有支无销。咸丰四年，王庆云调山西巡抚，任内解京饷并协济各省逾千万两，封印期依旧忙于筹集军需。C 咸丰三年正月十六，河南巡抚陆应谷连上三封奏折，请求展限军政，待至豫省军务告竣后再行举办，请求调拨武职营员以供军事差委，并将襄办军务得力之河南候 A 《世祖实录》卷 13，顺治二年正月丁酉，《清实录》第 3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21 页。 B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109《兵部·武选清吏司·出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3 册，第 251 页。 C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565—575、686—692 页。 补道保升直隶知州。A一日内围绕军事活动连上三封奏折，军情紧急已令前线官员难以休假。同治元年（1862）郭嵩焘任苏松粮储道，与两江总督曾国藩一道经办军务。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郭嵩焘至新闸观看英兵操练洋枪队；二十三日受命与徐佩瓀乘炮船同赴徐六泾；二十七日会客筹办局务；同治二年正月初三，接见外来官员商办军务；正月初七接见张岩云、成楚材、陈丽生三镇军；初十日传谕，责令报捐京米；十一日草拟筹办京米情形各折片；十五日开设筹办京米局。B面对捻军起义时，经办官员也须从速立办。咸丰七年正月的封印期内，河南巡抚英桂连作数封文牍汇报军情并请求支援。C围绕军事行动，涉及兵丁、军需、火器等要事皆须立办。 （二）重大民生事项 1. 赈济救灾 赈济救灾作为事关民生的重大事项，也是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员皆须立办的要务，不能展限拖延。 康熙二十八年，京畿地区遭遇旱灾。十二月底，康熙帝颁布诏谕告诫大臣，不可在封印之时贪图享乐，须思百姓疾苦，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须齐集午门前商议救济灾民之策。D 道光元年（1821）至五年，陶澍任安徽巡抚，其间安徽遭遇洪水，灾情严峻。陶澍在道光三年封印期内忙于“核放赈银，稽查户口，以及筹划兵粮，督修江坝，各属被水后城垣、仓监、营汛报有坍塌，须委勘兴修”，皇帝还为此推迟了陶澍进京陛见的时间。皖省其他官员也被调动起来，“印委各员，务须户必亲到，口必亲验，极贫、次贫，细为体察”。若“实心实力，弊绝风清，即分别存记，留俟保荐。倘办理不善，即撤省参奏，另行委办”。同治九年，直隶遭旱灾，正月封印期内，大名府知府李兴锐一直忙于赈济事务，下县视察灾情，还广召绅士，劝谕帮办赈事。郡守、县令、同知等都被调动起来，参与赈济。E 县官还会在封印期内救济县内贫民，保障他们安然过冬。乾隆时期，尹侃任肃 A 段自成、李景文主编：《清代河南巡抚衙门档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92—194 页。 B 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8 年，第 8 册，第 576—580 页。 C 段自成、李景文主编：《清代河南巡抚衙门档案》，第 449—461 页。 D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 44，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己卯，《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史部，第 370 册，第 238 页。 E 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卷 6《抚皖稿·附奏赶办要务，于封印后入觐折片》、卷 7《抚皖稿·附奏遵旨暂缓入觐折片》，《陶澍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 年，第 1 册，第150—151、158 页；《李兴锐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1—4 页。 宁县知县时，曾记述自己清查、救济县内贫民之事：发给贫民棉衣；让乡保将贫民引回原村的同时，捐俸购粮，待封印的第二天让统计在册的贫民前来领粮，以保其过冬度岁。A 2. 恶性案件 事关地方安泰的恶性案件，如人命要案和恶性斗殴事件，也是地方官于封印期内必须办理之要务。 清政府规定了民间诉讼的受理时间，凡遇“庆贺穿朝服，及祭享、斋戒、封印之期，上元、端午、中秋、重阳等节，四月初八日、每月初一、初二日并穿素服日期，俱不理刑名”。B但重大人命案件不受此限制，官员听闻报告后必须立刻“详鞫尸亲、证佐、凶犯人等，令其实招，以何物伤何致命之处，立为一案”，然后亲往相验，且须在验尸现场作出初步判决。C同治九年，赵烈文署磁州知州，于封印期内处理若干词讼。十二月二十三日，河庄杨具妮与外来兽医刘洛吉同宿被火焚死，二十四日赴河庄验尸，并讯明缘由，了结完案；同治十年正月初九，训供前日所拿获之阎武氏命案凶犯，与前供相符，收禁候办；正月十九，接受西乡刘王氏被王相和揢死一案，二十日前去验尸，验明死因，并严缉凶手。D赵烈文在封印期内记录了多笔理讼，但只有人命案件被详细记录，并在案件呈报次日下乡验尸，全部审理结案。可见，对地方官员而言，人命要案是封印期内非办不可、不得展限的要务。《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中整理了浙江黄岩从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五年的司法档案，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共 78 件，有 2 件告于封印期内，皆为人命案件。E 除人命要案外，恶性斗殴事关地方安泰，不受封印停讼的限制，县官必须立刻处理，至少要立即验明伤痕，防止因拖延造成伤痕变化，妨碍案情判断。F道光十六年正月十二日，时值封印，巴县县民段兴递诉状，言刘宗万家及其雇工龚三率地痞至段家打砸，打毁香炉、茶壶等，并将自己年逾六十的伯父殴伤至卧床不起。G县官接此诉状，依循“离城窎远之区及繁冗州县，委系不能逐起验看者，许 A 乾隆《肃宁县志》卷 10 下《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之《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43 册，第 559 页。 B 《清朝通志》卷 79《刑法略五·刑制》，第 7223 页。 C 《大清律例》卷 37《刑律·断狱下·检验尸伤不以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73 册，第 154—155 页。 D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长沙：岳麓书社，2013 年，第 1385—1391 页。 E 田涛等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 传统与现实之间——寻法下乡》上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年，第 134—137 页。 F 《大清律例》卷 27《刑律·斗殴上·保辜限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73 册，第 5 页。 G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司法卷·道光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49—150 页。 委佐贰、巡捕等官代往，据实验报”，A差仵作前去验伤，并令段家约邻在场佐证。 这也证明了恶性斗殴案件是地方官须立办的要务。 （三）关涉王朝安危的其他事件 乾隆十六年（1751）至十八年的孙嘉淦伪稿案，牵涉范围广，涉案人数多，朝廷对此十分重视。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云贵总督硕色奏称发现密禀一纸，“假托廷臣名目，胆肆谤讪，甚至捏造朱批”，为此硕色一边拿获传播之人，一边具折上奏。八月初五，乾隆谕令严惩传抄之人，勿令党羽得有漏网。B此后两年内，涉案人数愈加庞大，内容愈加复杂。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初四，四川总督策楞奏称拿获囚犯“恃停刑月份，又复转相扳指，翼图抵赖”。C十三日，两江总督尹继善奏称，为迅速办理此案，以免要犯望风而逃，奏请“封印之后亦须上紧查办，不许稍有迟误”。D乾隆十七年，皇帝发现伪稿案头绪甚多，多省均有关涉之处，非寻常案件可比，因而于十二月初九下令“不必拘泥常例，扣除封印及不理刑名日期，随到随办，总以迅速为要”。十八日重申“作速根究，不可任其狡展，不必拘定封印期内不理刑名”。E面对纷繁复杂、影响统治的伪稿案，乾隆数次下令封印期内务须速办，不少官员围绕着伪稿案紧张办公，他们的封印假期被严重挤压。 三、 细事展限，封印实态 别有用心者往往利用封印前夕事务繁杂而浑水摸鱼。乾隆六年十二月，皇帝指出，在福海打死已赎家人常德并肢解烧埋一案中，刑部官员因福海为大学士福敏之孙而有意袒护，特意选在本章最多之封印日具奏案件，企图蒙混过关，将福海一案 A 《大清律例》卷 27《刑律·斗殴上·保辜限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73 册，第 5 页。 B 《硕色奏提塘吴士周禀内发现伪稿折》，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日；《严拿传播伪稿逆徒谕》，乾隆十六年八月 戌（初五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年，第 697—698、702 页。 C 《策楞奏逐案根究伪撰首犯情形折》，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 795 页。 D 《尹继善奏究出官贵震传抄伪稿得自黄景良折》，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 803—804 页。 E 《鄂容安务宜上紧根追不必拘泥常例谕》，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乙未（初九日）；《庄有恭上紧作速根究范仲玉供情谕》，乾隆十七年十二月甲辰（十八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 906、907 页。 谓为小案，从轻发落。A为此，乾隆将刑部尚书来保及满汉堂官一并严加议处。 雍正二年曾定“每年封印后所到本章，令提塘官送司验收贮库……其寻常本章，均俟次年开印之日，校阅明白，封送内阁”，B乾隆二十九年湖南巡抚陈宏谋提出“在京部院封印后，于外省文移。概不收阅”，C可能会贻误要事，遂建议各部院对各类来文作出判断。 对于以县官为代表的地方官员而言，可展之细事较为明确。户婚田土之讼不需在封印期内处理。雍正十年，青浦县发生一则官告民案件，由当地巡检沈弘任于十二月十三日首告，至来年二月二十七日青浦知县黄应信牌示沈弘任销案，历经两月有余，审理颇为缓慢。D嘉庆二年（1797）正月二十二日，巴县王罗氏控告故夫胞兄王升企图逼嫁，侵吞家物。此事发生在正月十五日，但直到县衙开印，王罗氏才投递诉状。E嘉庆六年正月十六日，巴县刘正龙控诉徐老么将妻子拐逃并偷走衣服等事。时值封印，县官仅收下刘正龙诉状，委托约邻何正全等协查，并未介入调查审讯过程，在来年约邻协查结果出来后，才传唤人证到庭。F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三，巴县刘华瑞状告刘崇华借钱不还一事，此案案情颇为简单，但持续时间颇久。从二十年十月初三至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来回共 34 份状纸、笔录，几乎每月不停。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刘宏道递保状，至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刘华瑞递禀状，中间停止递状月余。G上述诸案均可见，民众对封印期间官府不理户婚田土等细事心知肚明，故封印期内发生的细事纠纷，会等到官府开印后再递诉状。 清朝规定封印停讼，为防止封印期内差役奉票传案，滋生舞弊，乾隆二十八年规定：“各衙门凡有差票事竣，即宜随时查销。如遇封印而案未完结，于封印时将票暂行缴销，俟开印差拘，另行给票。”H乾隆年间，贵州举人毛之燕出任阳山知县，为防止自己封印休假后，无法对胥吏进行有效监管，于每年封印日将所行签牒 A 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 14，乾隆六年十二月辛亥，《续修四库全书》，第 372 册，第 83 页。 B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151《通政使司·接受本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4 册，第 713 页。 C 《高宗实录》卷 703，乾隆二十九年正月己巳，《清实录》第 17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851 页。 D 伍跃：《官告民：雍正年间的一件维权案——〈青浦县正堂黄李二任老爷讯审销案等呈词抄白〉跋》，《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E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司法卷·嘉庆朝》，第 3 页。 F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司法卷·嘉庆朝》，第 21—25 页。 G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司法卷·道光朝》，第 159—200 页。 H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77《处分例·书役》，《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6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 年，第 3631 页。 全部销毁。A 封印期间不理刑名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引进西方司法制度，在浙江设立的杭州府地方审判厅贴出文告，对清朝旧例有所突破，表示封印后一切民事诉讼仍照常受理。 位高权重之官因身处要职，即使在封印期，也常有要事处理，不过，相对平日而言，休闲放松的机会还是多了些。道光三年十二月，林则徐以江苏按察使署江苏布政使，在该年封印期内，无要事亟须处理，因而主要在宴饮聚会、四出拜答、祭神行香等活动中度过。B咸丰八年，郭嵩焘虽身居要职，但他除四次入直、与来京的僧格林沁商议夷务海防外，便在赏画拜贺中度过年岁。C同年封印期内，身为陕西学政的翁同龢，多仅拜答会客、赏画作字等。D 有记录日记习惯的官员毕竟不多，通过分析官员奏折，也大体可见其日程及处理之事。咸同年间以军功起家而擢升一方大员的陈宝箴，其所留奏折始于光绪五年七月，终于二十四年九月。其间，陈宝箴历任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等职，参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其奏折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共 433 封，仅 10 封成于封印期内。E光绪二十五年，王之春署山西巡抚，次年调安徽巡抚，所留奏折起于当年四月，终于二十七年八月，所涉之事多与甲午战败相关，凡政治、经济、军事等无所不包。所留《椒生奏议》共 5 卷 85 封奏折，除因不知当年开印日期，无法对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所上《借拨司库银两片》作出判断外，其余 84 封奏折皆为开印后所奏，可见即使时局动荡，官员在封印期内也可以稍事休整，不必如开印办公时般忙碌。F 若将考察范围扩大至整个官僚体系，便可以更清晰地展现封印后官员的轻松状态。奏折制度形成于雍正时期，相比以往扩大了具折上奏官员的范围，同时形成了一整套缮折、传递、批阅、发还、缴回的程序。封印期间，用印之题本不能呈进，但不须盖印之奏折仍可递送。G清代封印制度也在雍正时期定型，时间延长至一个月左右。通过检阅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可发现，封印期内官员上折数量明显偏低。 封印期内整个官僚系统的状态都较平日松弛，各级官员得以休息、团聚。 A 《广东通志》卷260《宦绩录三十》，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68年，第4303页。 B 《林则徐全集》，第 9 册，第 142—143、316—320 页。 C 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 8 册，第 176—183 页。郭嵩焘在咸丰八年供职于翰林院，当年十二月入直南书房。 D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 50—54 页。 E 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 F 《王之春集》上册《椒生奏议》卷 1—5，赵春晨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0 年。 G 刘铮云：《具题与折奏之间：从“改题为奏”看清代奏折制度的发展》，《四川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2 期。 为保障封印期内立即处理要务，公务运作不至完全停摆，衙署多采取每日轮流派人员值守，以备不虞。但这种轮班也因封印普行年假而不能得到普遍执行，常有官员休班不到，署内空无一人的情况。光绪二年正月初八，翁同龢到署发现署内空无一人。A此外，即使上级官员要求僚属于封印期内立办要务，也可能面临僚属的违抗。张之洞督鄂时，一日会值新年封印，须立复京中要电，而文案委员回寓度岁，张之洞召集文案旧人办稿，竟无人至。张之洞十分愤怒，但也无可奈何。B 总体而言，即使身在高位、经办要务的高官，封印后的状态也与平日公务繁忙之态有异。林则徐、郭嵩焘、翁同龢、陈宝箴、王之春等高层官员在无要事须办的情况下悠度年假，是官员封印休假、无事闲暇的缩影。 当然，不同官员在封印期的实际休假状态也有差异。勤政爱民的官员在封印后仍劳心于细事，孜孜为民。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广东陆丰知县李平书谒见巡抚马丕瑶，得到马丕瑶夸奖：“君于封印后，不惮劳苦，为一古庙整顿僧规，可见平日孜孜为民矣。吾入粤境遍访州县，无一若君勤民者，真好官也。”旋即被“奏保循良，传旨嘉奖”。C 四、 制度纠偏，预用空白 封印制度出现在国家法典里，具有制度刚性，但在协调官员休假与王朝运转之间，采用了“预用空白”作为变通途径，以便处理封印后不得不办之要务。“预用空白”即预先在公文上加盖印信，封印制度设立之初，并无这一规定，但在实践中，为不破坏封印制度的要旨，人们制定了若干变通性条文进行弥补，以求经权相参、确保效率。不过，“预用空白”容易滋生弊病。雍正十二年，在候选、简选人员方面，强调须用同乡京官印结，衙门设立号簿登记出过印结缘由，将册内无名即赴选之人纠问，将预用空白印结者，“令该堂官照预给空白例参处”。乾隆二年重申不许使用空白印信，各部院衙门行移事件时，需钤印编号，“一应空白，悉令严行禁止”。D 随着政务日趋繁杂，封印期内处理要紧公务已成必然，不得不以“预用空白” 进行纠偏。清朝统治者发现，只要“预用空白”在严密监控下实施，一定程度上可促使政务在封印期内有效运转，因而谨慎地规定了“预用空白”的使用方法。雍正 A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 1217 页。 B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1125 页。 C 李平书、穆藕初、王晓籁：《李平书七十自叙 藕初五十自述 王晓籁自述》，方尔同、陈正书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37 页。 D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21《吏部·考功清吏司·印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0 册，第 422—423 页。 四年，禁止“预用空白”的规定出现松动，但局限在八旗及各部院范围内，并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雍正六年，增加八旗衙门如何“预用空白”的规定，“封印前一日，于空纸及封套上预行用印，登记数目，该都统等收贮，以备封印后遇有紧要之事填用”。同时规定了如何防止伪弊，严惩借机作伪者和不察之上司，“登记用过数目，开印日将未用者验明销毁。有借端作弊者交部治罪，该都统等不行详察，罚俸六月”。但此时封印期内“预用空白”的做法，还仅限于有限的范围内。乾隆五年，为解决政令下达不畅问题，遂规定“内外大小凡有印信衙门，均于封印前一日酌量件数，各用空白印纸并文移封套，以备封印后遇有紧要公文之用，仍各登记号簿。在京衙门呈堂收贮，外省衙门同印信在内衙存贮，有紧要文书方行填用”。同时，规定开印后要核销未使用的空白用印文书，并对借端作弊和不察官员照“禁止空白印信例”治罪。A至此，清廷准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预用空白”。 对“预用空白”进行事无巨细的规定，恰恰是清朝统治者尊重封印制度的体现，这些条文十分细致，执行过程也十分严谨，防止在操作中出现纰漏。清政府一方面对封印制度作出适度的变通，以“预用空白”为制度纠偏手段，方便官员办公；另一方面坚持了“封存印信”的原则。 清代封印制度以经权智慧尽力协调国家与社会、皇帝与官员的不同需求。封印期间正值春节，官员们得以休整和与家人团聚，但政务处理不能因为封印而停摆，关涉王朝、民生的重大事项、突发事件等，必须及时作出应对，皇帝甚至不惜强制高层官员放弃休假，处理紧要政务。为规范封印后紧要事务的处理方式，王朝还以 “预用空白”进行纠偏。清朝封印制度的规定和运行实态，兼顾了制度的刚性与实行的弹性。通过经权相参：封印休假是经，要务立办是权；官员放假是经，皇权干涉是权；封存印信是经，预用空白是权。寓变于恒、寓权于经，坚持常制、事急从权，将权变稳定于常制之内，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特殊智慧。 A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147《督查院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4 册，第634—635 页；卷 117《兵部·职方清吏司·公式二·八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3 册，第 465 页；卷 21《吏部·考功清吏司·印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0 册，第 422 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