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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在此与长江交汇。明清两代，重庆均为府治所在，以巴县为附郭。历史上，重庆是一个军事重镇，向为兵家必争之地，经济开发相对较晚。清代重庆作为商业城市的崛起，与清初四川盆地的大规模移民开发和长江航运的发展密切相关。 关于清代前期的重庆经济，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1]不过，近年来《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的出版[2]，为我们对重庆经济做进一步的考察，提供了大量极为珍贵详实的资料。本文主要利用这些档案资料，对乾隆一道光年间重庆城市经济的发展特点，特别是重庆作为西南地区重要流通枢纽的地位和作用.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 明代，四川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万历年间，四川人口为26万余户，310万口；耕地面积1348万余亩。明末的连年战争对四川经济破坏极大，清初几乎完全荒芜。康熙二十四年四川全省耕地仅170余万亩，田赋岁入仅三万余两。[3]为恢复经济，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一方面招徕流落外地的川民返回故里，另一方面鼓励外省农民进川开垦。经过数十年的移民垦荒，土地渐辟，经济复苏。雍正年间四川耕地面积已增至2100余万亩，乾嘉时又增至4600万亩；田赋岁入雍正年间增至22万余两，乾隆时为66万两，道光年间超过100万两。[4] 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商品流通也日渐活跃。位于四川盆地长江口的重庆遂成为四川与内地联系的主要通道，成为四川、也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商业城市和货物集散中心。乾隆(巴县志》记载称，重庆为“三江总汇，水陆冲衡，商贾云集，百货萃聚”[5]，“吴、楚、闽、粤、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座，水则结舫。计城关大小街巷二百四十余道，酒楼茶舍与市阔铺房鳞次绣错”[6]。(巴县档案》亦载，“渝城系三江总汇，上通云南贵州，下通湖广陕西”，自“临江门搭船至磁器口，逆水四十余里；磁器口搭船至临江门，顺水三十余里，系水陆冲街……每日经过客商络绎不绝”[7]。这里集散的商品除四川本地所产外，“或贩自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之间”[8]。 乾隆年间重庆商业已相当繁荣，县志记载，其时该县领帖牙行计有150余家，“十倍他邑”。表1是乾隆年间重庆牙帖数额及其税额的具体状况，请参见： 表1乾隆年间重庆牙帖及其税额一览表
资料来源：乾隆(巴县志》卷3,赋役志。 重庆居民系以移民为主。乾隆年间重庆建有湖广、江西、福建、江南、浙江、山西、陕西等八省会馆，这些会馆虽是移民会馆，但其核心和主体则是商人。重庆的牙行经纪也“大率俱系外省民人领帖开设”。《巴县档案》中有一份嘉庆六年“八省客长”奉地方官之命对该城现在牙行牙帖状况进行调查的察文。该文称：“渝城原额引帖修【旧?】计有一百五十一张，现在开行者计有一百零九张，余帖存滞，并无开设”；“查得江西省开行者共四十户，湖广省开行者共四十三户，福建省开行者共十一户，江南省开行者共五户，陕西省开行者共六户，广东省开行者共二户，保宁府开行者共二户”。该察文附有这109户牙行的清单，分别开列各行的省籍、行名、领帖人及实际经营者姓名，经营内容等项。[9]其中，江西商人主要经营山货、棉花、药材；福建商人则集中在山货和烟草两行；江浙商人多经营糖、纸张、磁器等货；陕西商人经营皮毛；四川保宁府的二行都是经营丝的，保宁府乃是著名的间丝产地；而两湖商人经营范围甚广，靛青、棉布、杂粮、麻、山货、磁器、锅铁、花板、猪、酒等行均有涉及，其中又以靛青和山货为多。表2所列是嘉庆六年重庆109张牙帖经营内容的概况，请参见。 表2 嘉庆年间各地客商在重庆经营行业分布一览表
资料来源：据(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第254～256页统计。 二 从表1、表2我们看到，汇集于重庆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有山货、广货、粮食、药材、染 料、竹木、棉花布匹、磁器、铁锅、烟草、糖、酒、丝、麻、绸缎等等。其中，粮食、药材、染料、木竹及“山货”等项是从四川输出的主要商品，而棉花、磁器、铁锅、烟草以及“广货”则为输入商品。现择要分述如下。 1. 山货与广货 乾隆《巴县志)所列重庆牙帖以山货、广货二者为最。(巴县档案)亦载“渝城水陆冲衙，万商云集，凡城内城外各牙行既有山货、广货之分……各照码头卖货，不得彼此搀越，致起争端”。[10]所谓山货主要是指皮革、桐油、白蜡、木耳、竹笋等产自山区的四川(以及西藏、云贵经由四川输出)土产。巴县档案中有记载称：“孔茂公开山货行，代客买卖牛皮牛胶”。又如，嘉庆九年贵州商人黎德茂“装笋子来渝投瑞泰行发卖”；秦玉顺“贩运笋包来渝，起贮德丰行，交与李得丰并挂平之胡天佑发卖”；这里的瑞泰行、德丰行就都是山货行。[11]桐油是造船修船的重要涂料，重庆南部山区的綦江、南川、江津等县是四川桐油的重要产区，如綦江县“桐子到处皆有”，每年“八九月间挑负盈路，收者积之如山，油房声相应”，所产桐油除点灯外，“皆载出外河，为捻船油漆之用，屯户有岁获万斤者”[12]。民国《巴县志》有记载称，“桐油旧隶山货”[13]，即桐油在清代曾属山货业，民国时已单独立为一业了。 所谓广货当也是对某一类商品的总称，不过广货行经营的内容未见明确记载。广货，大概是指从广东运来的商货。王纲《清代四川史》言：在四川经营的广帮又分“内广帮”和 “外广帮”，所谓“内广帮”系指住在顺德、广南、古岗三栈内的广东客商，其他广客即称 “外广帮”。[14]不过，上述嘉庆年间湖广商人在重庆领帖牙行中所占比重之高远超过广东商人，故这里的“广货”也可能主要是由湖广商人贩运入川的。 2. 粮食 粮食是四川输出的大宗商品之一。清初数十年的移民垦荒，使四川农业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商品流通也日渐活跃，到雍正年间川米已开始大量外销，“出荆襄达吴粤”，成为江浙 地区商品粮的重要来源之一。雍正年间抚按大臣有言：“汉口地方川米连墙而至，米价平减，江浙客商搬运甚多”，且有“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之语。[15]邓亦兵估计乾隆年间由四川输出的粮食每年约三百万石。[16]吴承明先生则将输往江南的川米与湘米合计，估为一千万石。[17] 四川粮食输往江楚诸省都需经由长江东下，故重庆之粮食市成为“川省总汇”，贸易十分繁荣。重庆周围的津渡即多系“米口”，如嘉陵江上的16处津渡中有9处为“米口”，长江上的九处津渡更全部为“米口”。[18]四川各府州县的余粮通过不同的水道和市场环节汇聚于此。如重庆府定远县所产米谷“舟运保宁、重庆一带地方”[19]，归；“夔州、保宁二府以及其余府属有产米地方，俱……装至重庆就买(卖?)”[20]。较远的地区，粮食多先汇集到地方性粮食市场，如金堂的赵家渡、射洪的太和镇以及遂宁、庐州、合川等都是较大的粮食集散地；绵州、彰明、江油、安县所产粮米经太和镇运至遂宁，再运至重庆出川。[21]重庆共有杂粮行帖12张，粮食买卖立有行规。道光年间的(杂粮行规)定有七条，其中有六条涉及粮食买卖，摘录如下： “一议，银水平祛仍照旧例，不得轻平毛色，有滥行规； 一议，即现随手账期买卖，当客面议，始无欺假争论； 一议，斗解仍遵官结行斗，经行户斗纪过量，庶无外错； 一议，大小两河远近上下客货抵岸，任客投行，务要秉公按时市议价，行用照老额，每石卖客二分，买客二分，不得违例过索，如违凭客帮议罚； 一议，大小两河客货来渝，未经行户议价，或自过载，自起坡，对客买卖，较取斗每石一分行用，倘经行主提盘交易，仍照前例每石取用，无得紊乱； 一议，投行经手生理之人，务要至公无私遵规议价，匆得滥规帖用惑商午口，所获用资，以二分一石上入行用，不得任意乱规，如违规不遵，任行主公禀； 以上公议条规，务宜格守遵依，不得违拗。如有故违有误客事，照公议章程受罚，不得推诱”。[22] 3. 药材 药材是四川输出的又一大宗商品，乾隆年间重庆有药材行帖8张，嘉庆六年的清单所列则至少有10行，多由江西商人经营。江西的樟树镇是全国最著名的药材市场，由重庆输出的药材估计有相当一部分系输往樟树。四川所产药材品种很多，如纂江县药材以积壳、木瓜为大宗，“小贩收买，商人捆包，船载渝行，或径至楚” [23],灌县之青城山产川芍、泽泻，该县太平、中兴二场即以药材为商品之大宗，这两个场的药材先汇集到石羊场，顺石羊水下运至元通场，商人在此把从各场收购来的药材汇集成庄，然后大批运出川省。[24]简州、资州、遂宁等州县则盛产红花。王培荀《听雨楼随笔》记云，“蜀地红花贩入四方者较他省为佳，内江县产尤多”[25]。红花既是药材，又可作染料，故江浙商人也赴川省购之。乾隆年间陆炳有诗“红花行”记之曰：“简州四月采红花，简州城门动塞车；买花尽是姑苏客，姑苏余杭道途赊；争发红花趁头水……半月为限悉抵家；抵家之时方仲夏，颜色鲜新染轻纱”[26]。 4. 染料 四川输出的染料除上述的红花之外，靛青数量更大得多，重庆专门设有青靛牙帖8张。川省的纂江、江津、合江、长宁等县都是重要的蓝靛产地，如合江县谢常明、袁鹏先等以“栽种蓝靛营生”，道光六年“二人共装靛三十二包来渝”，投洪兴行发卖；道光八年在朝天门开设钱店的商人黄有成“先后票借客民”丘发源、王和顺等人白银3900余两，“作本往合江县买靛来渝发售”，采购量相当之大。[27]又如商人王正顺以“买贩靛斤生理”，嘉庆二十一年他在江津县“承买唐茂先蓝靛，价银一百三十两”，“将靛载渝投天一行出卖”；道光九年“长宁县靛客程裕隆、江津县靛客刘聚和共贩靛三十三包运渝，投朝天门林德茂靛行发卖”；道光十八年客商柳兴顺、张洪发、黄仕顺等从“綦江、合江、江津各处贩靛来渝朝天门外投裕丰行发卖”，所贩靛包“约值银一千四百余两”[28]。汇集于重庆的靛青除供本城染坊所需之外，主要是沿长江东下销往湖广等处。如商人余魁顺“在渝开设魁顺栈，代客装靛生理”，道光十一年十月代“黄帮靛客”田复顺、刘德二人雇邓应洪船只装载大靛共164包，运往汉口。[29]重庆靛行也定有行规。嘉庆六年的《靛行行规》列有： “一议，一客之货或一船之货，分起三两行者，无论字号各别，务口口口酌验货做价； 如一人做价，一人过秤，其货完售，通知兑银，违者公罚； 一议，凡九河来靛，务须留神查看边底，分别真伪……； 一议，做价务须公平，过秤亦当公正……； 一议，凡收各买客银两，仍照旧规，以九一色足兑……； 一议，凡兑卖客银两，务须斟酌，尽以收回之银兑给……； 一议，凡兑卖客之秤，仍照较准常之法码，出入一体，以免争论……； 一议，凡来行买靛之客，不拘多寡，其秤与价仍然一体方为公平交易，童史无欺……”[30] 嘉庆六年巴县地方官也发布告示，将客商与靛行行户协商议定的“银色、秤斤”等项规定昭示于众。其告文日:“查得渝城靛行自乾隆三十六年因银色秤斤不一，致丘有山、邓明山等上控藩宪……至嘉庆四五两年，弊窦复萌，银色倍低，秤斤不一，彼此紊乱行规。去年腊月，九河山客协同八行行户等妥议，两愿遵照旧规……蒙批委八省议复。民等遵委公议，两愿遵照旧规，铁制正秤，撒手离锤，每篓除皮十八斤，每百斤加十斤，九八色银过验，九折兑扣……。据此除呈批示外，合行出示晓谕行户靛客人等知悉，嗣后务须遵照旧规，颁发铁制正秤称吊靛斤，撤手离锤，每篓除皮十八斤，每百斤明加十斤。其银仍然旧规，九八成色过验，九折兑扣……”[31] 5. 木材材料 长江上游及其支流金沙江、嘉陵江、涪江、渠江等流经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是清代最重要的竹木产区和输出区之一，所产竹木多沿长江及其支流运往江南各地，或再转运河北上输往直隶、京师。金沙江发源于青海西部，先后流经川、滇，再转回四川，至叙州汇入长江，在其所流经的四川雅安府甘孜、巴塘，云南丽江府境内，森林连绵数百里。云南的木材沿车洪江、牛栏江、金沙江运下；昭通永善的竹木、四川叙州府雷波厅等处的木材，也由金沙江顺流而下，运往重庆出售。嘉陵江发源于陕南，经陕西、甘肃入川境，经保宁、顺庆二府至合川；涪江发源于松潘厅，经龙安府、绵州、渔州至合川；南江发源于保庆府境内，与巴水在江口合流，经绥定府入渠江，亦至合川；嘉陵江、涪江、渠江在合川汇流至重庆入长江。保宁、顺庆、渔川、巴州南江的木材，分别沿这三条江下运，“每年五六月江水泛涨方能扎筏放行，至七八九十等月始陆续抵(重庆)关”，“或就近发卖，或运贩下楚”。[32] 重庆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木材集散市场，是西南木材向长江中下游转运的枢纽。康熙初年清政府在重庆设立渝关，征收关税，“乾隆十七年将渝关移设夔州府征收，惟木税仍在渝关，以便稽查”。[33] “重庆以上抵关木植完税之后，给有完单，听其发卖。凡有江楚商贩在重庆零买已税之木，总汇扎筏，前往湖广江南贩卖”。重庆城外江北嘴一带地方，江宽水平，是木材改捆扎筏之处，有专营此业者，凡“山客发卖各项木植，远商扎造下楚大排，数十年来百无一失。置缆夫工，熟谙齐备”。[34]。乾隆《巴县志》载重庆竹木帖共有6张，竹木本为一帖，但竹行、木行则往往分设。如乾隆四十五年冯兆元出租竹行租约中即写明:“帖内载竹木二字，木行已分设，竹行无人承力开设，应办各署□□□□□愿请凭客行，将竹木帖内竹行出租与杨瑞龙开设……”。[35]商人经营者似也多竹、木分做，如乾隆年间，合川商人安居甘王奇等“俱做竹子生理，均投渝发卖”；嘉庆十五年木商刘成万“办木植来渝发卖”，售出大圆木四架半，共计202根，价银1344两5钱零。[36]据说在四川领票入山伐木者多系江西、湖广商人。[37] 6. 棉花 棉花是重庆输入的主要商品之一。棉花多来自湖广，经营者也以湖广商人为多。如据商人江清等言:“小的们是湖广人，运花来渝发卖”；唐仁和等也称，彼等“俱系楚籍，贩花生理”，“数千里运花赴渝”至朝天门码头，“每日码头上下棉花四五百包不等”。[38]如以每包百斤计算，则每日在朝夭门码头起卸的棉花当有四五万斤之谱。陕西商人也有不少从湖广贩运棉花入川，如傅如松、赵松甡二人均“籍陕西，由楚贩运棉花来渝投行发卖”；又陕西商人刘志成则系“在籍领承东本来渝生理有年”，嘉庆十年六月二十日“贩运棉花七十二包，投渝巨富方牛和、方豫泰叔侄自置行内发卖”，所贩棉花价值2530两零。[39]又如，道光二十年重庆商号全和彩号在汉口镇雇周兴顺船只，一次就‘·装载棉花一百八十包，运渝交卸”。[40]数量更为可观。再如马乾一、张大丰、陶协盛、李如升、王大丰等五位商人“均系领本来渝生贸”，嘉庆十年三月贩棉花投“巨豪郑殿扬等所开大昌棉花行”内发卖。其中，马乾一棉花价银1000两零，张大丰3520余两，陶协盛2740两，李如升365两零，王大丰1190余两，总计棉花价银达8800余两之巨，均投往一家棉花行发卖。[41]由湖广输入的棉花运抵重庆，再由此转销川省各县。道光九年吴立生雇请“胡高漠代卖棉花生理，每年工价二十千，高漠将花运至铜邑等处发卖”。[42]前述湖广商人江清等贩运至渝的棉花，有江津县商人买去71包，值银1537两零。[43]四川各地船只装运棉花回本邑，须按路途远近，每包抽收一定数量的厘银做为船帮支办官府兵差的费用，如“装棉花赴江津船，每包收银一分五厘”；“装棉花赴合江船，每包收银三分”；“装棉花赴金堂船，每包收银八分”等等.。[44] 7. 磁器 磁器是重庆输入商品之又一大宗。重庆共有磁器帖3张，主要由江浙商人经营，嘉庆六年《浙江会馆碑文》记载，“我湖列圣宫公所，自前辈偕宁府经营，百年于兹……第我湖贸易于渝者，磁器为最，杂货次之，粤稽渝城磁行牙帖有三，备载府志，既可任客投牙，又堪杜绝把持之弊也”。这里的“湖”当系指浙江湖州府，“宁府”或指宁波府。该会馆碑文还言，“向来江浙磁货自豫楚及川，一体同照。因乾隆五十六年间紊乱前规，分开彼此，今后仍修旧规，另置湖震公栈。凡有磁帮公事，无分江浙，合而为一，永以为好”；并规定了磁行的抽厘额:“凡磁货投发行售，俱属梓里，挂平经手仍照旧规外，本行厘金减半，本客粗磁每子三厘，细磁每只一分六厘，照数归公，以资行用”；如系“过江水客，无论粗细磁器，正疏外，仍旧厘金，每子六厘”等等。[45]与前述棉花一样，四川各帮船只装运磁器回邑销售，也须“每子收银五厘”作为船帮支办兵差的费用。[46] 8. 棉布 重庆经营棉布业的商人、商号为数不少，主要分为广布、土布两大帮。广布大概系指来自湖广的棉布，土布显然指四川本地所产。汇集于重庆的大量广布、土布除供应四川本省的非棉布产区之外，有相当一部分销往云贵、西藏等省。如居住在巴县仁里十甲的商人王吉顺，以“办卖布匹生理”，即曾“往黔省桐邑发卖布匹”。[47]清代前期，由于“川民不谙纺织”，所产棉花往往由“商贩贱售至江楚成布”，复“运川重售” [48]棉花出川，楚布入川，乃是清代前期重庆棉、布贸易的基本形式。清代中叶，随着四川棉纺织业的发展，这一贸易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四川所产棉花已不能满足本地棉纺织业的需要，嘉道年间楚花已成为四川输入的大宗商品，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其次，四川土布产区和商品量均有大幅度增长，除满足本地需求外，已有相当数量可供外销。如岳池县“出布颇多，远贩他境”[49]；中江县所产棉布有大布、连机、台正等数种“远商贩至滇黔，为大装货”。[50]土布贸易量的增长也使重庆棉布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道光年间《巴县档案》记载，“查渝城近日广布运来稀少，系被土布阻滞之故”，四川土布业的发展使广布需求量大为减少，重庆原经营广布业的布行因业务萎缩倒闭了四家。[51]而经营土布业的店铺、商贩数量则大幅度增长，道光二十年的一份档案开列有渝城土布帮、土布铺商人字号，共二三十家，如:土布铺商有高义和、唐亿顺等；土布贩商、字号计有何原茂、董义和等；土红布帮有唐玉发、朱富顺等等。[52]新开设的奕美政、庆太正等号并自设染坊，收买“广安土布，自行染造”色布，夺去了色布帮老字号丘正昌、刘德昌两家不少生意。[53] 此外，滇铜、川盐等特殊商品转销湖广，也是重庆商业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 随着商业的发展，重庆的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也有较大的增长。明代，重庆城厢只有8坊2厢，清代乾隆年间已增至29坊，15厢。道光(重庆府志}记载，嘉庆年间巴县人口为75000余户，21万余口，但对城乡人口未做区分。[54]又据《巴县档案》记载，道光四年该县城乡人口共计82053户，386478口；其中城内及关厢人口合计共有17850户，65286口；城居人口占全县总户数的21.8%，占全县总人口数的16.9%。[55] 作为一个商业城市，重庆城市人口中经商人口所占比重较高是自然的。表3、表4分别对重庆定远厢和金紫、灵壁二坊居民职业结构进行了统计。这三个坊厢中，商业人口均超过50 %，再加上从事运输业、饮食服务业和手工业的人口，工商业人口比重更高达80%左右。 表3乾隆三十八年重庆定远厢居民的职业结构
资料来源:《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页310～3110 表4嘉庆十八年重庆金紫、灵壁二坊居民职业结构
资料来源:《清代乾篇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页318～3190 关于重庆的商业，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较详细的论述，这里对该城的运输业、饮食服务业和手工业再做些具体考察。运输业的发达是商业城市的重要特点之一，作为水运码头，重庆船行船户之多更有其必然性。汇集于重庆的船只既有本省各府县的船帮，也有下游湖广各府船帮，分为广帮、川帮，“广帮装拨下楚一切等省客货，川帮装拨本省境内进出一切口岸地名客货……已立合约，彼此不得争装”。[56]各帮船只以航行河道之不同又有大河帮、小河帮之别。大河系指长江，小河系指重庆上游长江支流各河。大河帮又以重庆为界分为两段，重庆下游长江沿线四川、湖广各府船帮称“下河帮”，计有长涪帮、忠丰帮、夔丰帮、归州峡外帮、归州峡内帮、宜昌帮、宝庆帮、湘乡帮等，共有船只720余只；重庆上游长江沿线各府县的船帮则称“大河帮”，计有嘉定帮、叙府帮、金堂帮、沪富帮、合江帮、江津帮、纂江帮、长宁帮、键富帮等，估计也有船数百只。小河帮计有遂宁帮、合川帮、中江绵州帮、长庆帮、兴顺帮、顺庆帮、渠县帮等；各帮航行范围亦有不同:如遂宁帮系上至绵州、撞州府各船只；渠县帮船只的行船范围，上至东乡太平二县，下至广安岳池；保宁帮上至广元县及陕西略阳县；兴顺帮系装略阳货至顺庆交收等等，约计共有船三百余只。[57] 除上述船帮之外，重庆各码头还有为往来商船提供装卸服务的拨船，其王家沱码头与五门拨船又有分工，并立有“拨船合约”，规定五门应差拨货，由“王家沱码头小船载入；其有山广杂货花包油脂，悉归五门拨船拨运；所有谷米粮食等项，任客雇船拨运，两无阻滞”。[58]此外，重庆还有不少以抬木、抬米、背货为生的居民，也是为商货的搬运服务的。 饮食服务业也是重庆城市商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消费主体不同，饮食业的规模、档次会有较大的差异。对于商业城市而言，大量流动人口是城市饮食业的主要服务对象。这些流动人口除少数富商大贾之外，更多的是小商人、小本经营者乃至农民，他们的消费档次都不太高。为满足不同档次消费人口的需要，除高档酒楼饭馆之外，低档饮铺、酒铺也大量存在。乾隆《巴县志》称，重庆“酒楼茶舍”鳞次；《巴县档案》记载，金紫灵壁二坊五百余户中，有饭铺10家，酒铺9家，茶铺12家，以做厨子、包席为业者也有数家。[59]又如武云等三人合伙开设的“天星楼面馆”似是一较大的饭馆；杨高太“在南纪门外开豆腐铺生理”；熊合顺、岳国顺等“在本城设炉打卖烧饼生理”等，则都是小本生意。[60] 从事服务业者，如经营婚丧喜庆业者为数不少，王世华、瞿先、刘怀仁、罗玉、李向荣、李仕元等人各开有花轿铺，刘玉、谢贵等“在朝天门城内设有四大行吹炮手生理”。重庆的花轿铺分为上行、下行，从事吹打业者大约也相应地分属上、下行，如刘玉、谢贵等为“下行吹炮手”，汪贵、景贵等则与上行关系较为密切。[61]又有以剃头、修脚、浆洗、裁缝为业者，修脚行业还设有罗祖会，定有行规，看来从业者也人数不少。[62] 乾隆—道光年间重庆城市手工业也有较大发展，尤以丝织、造纸及钮扣制造等业为最。 1. 丝织 据《巴县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重庆有“机房二百余家”，“绸号四十余家” [63]。如张玉龙自祖辈在渝城“开设万盛号织绩机房生理”，到道光四年已是第四代了，并且与开县客商形成长期固定的买卖关系，“前搭后账，同行共知” [64]。又如汪正兴、傅永顺、许义全、黄开泰等数人均系“在渝开设机房生理”；而张宗华、梅玉兴、汪世照、张恒丰、张家桂等则“都在汪正兴、张永顺们各机房帮工织绞”为生。[65] 四川桑蚕业较为发达，很多州县均为蚕丝产区，尤以保宁府的间丝最著。重庆丝织业所需原料丝当主要来自本省，经营蚕丝业者也以四川本地商人为多，重庆的两张丝行牙帖即均由保宁府商人承领，凡“装运山丝、水丝各样丝斤来渝，务需投行发卖” [66]。重庆的丝线帮也由本省商人所把持，曾于乾隆年间与“江南、江西、湖广、贵州五省客长议立章程……议明开铺之家不得自行打线”。[67]不过，重庆从事丝织业者可能以楚省移民为多。嘉庆七年楚省黄机房公立有《永定章程)。此事的缘起是因黄机房工匠谭仕贵、秦宝华等为工价银色与雇主发生纠纷，经县审断具结，由县令给示公立的。该章程规定了机房各工种的工价，计有提花、会线、重续、大续、中绞、保帕、大络绸、小络绸、须巾、彩绸、灯纱、提花上手等12种，并规定“嗣后工价银两遵照九四足兑，不得低毛一、二抵塞”。[68]在重庆上清寺还有楚省“丝棉行”所设的义家，为该省从事此业客死他乡者提供安息之所。[69] 2. 造纸 四川木竹资源丰富，故造纸业成为重要手工业之一。重庆城内纸铺、作坊为数不少。如金紫、灵壁二坊，即开设有纸铺11家，另有红纸作坊一家。[70]这些纸铺有些不仅卖纸，还自行造纸，可能是前店后场的形式。如开设纸铺的廖洪兴等即称，他们“历来招徒兼雇工匠打截纸捆”;胡富川等也在重庆“千厮坊正街各开草纸匠生理”[71]。重庆造纸业工匠人数众多，故于乾隆年间议定，分为储奇党、朝天党两帮，各建有蔡伦会。道光年间因朝天党工匠 “孤独者多段，下庄银不敷葬费”，两帮集议每“打纸一捆，零星抽钱四文”，除用于祀神之外，“余作衣棺安膺”之资。[72] 3. 钮扣制造 重庆钮扣业分为川、广两帮。川帮系四川本地原有的钮扣制造业，广帮则是道光年间自广东佛山迁来的钮扣工匠。据道光二十一年《广扣帮公议章程》记载，“我广扣一行向在粤东佛镇开设，不惜工本，制造精细，四远驰名，历有多年，以取行商坐贾人咸信之，毫无紊乱。及今分为渝城，仍照原郡精工造作……四远销售已及十载”。[73]川、广两帮制造钮扣各有划分，不得逾越。据广东籍人莫信成所言，“道光十五年客民们在广东雇请匠师来渝制造花素广扣发卖，经凭渝城钮扣铺首事周晴川等议明行规，分川、广两帮”。规定客民们制造广帮钮扣，“不得混做本地钮扣”;本城川帮钮扣铺“认后不得做蚁广帮扣子，各有行规章程无紊”[74]。 以上考察我们看到，乾隆一道光年间重庆己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商业城市。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该城的流通所及不仅可达四川本省各府以及相邻的湘鄂陕豫、云贵、西藏等省，而且远及江浙闽广，成为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流通枢纽城市。以外来客商的经营活动为中心，形成了一整套商业、服务业体系，构成重庆城市经济的主体，并左右着本城大部分居民的生计。该城的手工业虽也有一定的发展，但与庞大的流通体系相比，在整个城市经济构成中所占比重不大。 [1]如冉光荣“清代前期重庆的店铺经营”(载《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林成西“清代乾嘉之际四川商业重心的转移”(载《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等，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王纲(清代四川史)等书中对清代重庆商业亦有论及。 [2]《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下册，1996年出版。 [3]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2、 61、660 [4] 同上书，乙表61, 66. 790 [5] [8]乾隆(巴县志》卷10，风土志。 [6]乾隆(巴县志)卷2,建置志。 [7]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页4090。 [9] [10]《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页252、256, 362。 [11] 同上，页369, 363. 2540。 [12] 道光《綦江县志》卷10，物产。 [13] 民国《巴县志》卷13，商业。 [14] 王纲《清代四川史》，页7490。 [15] 《雍正朱批谕旨》，迈柱、王景灏等折。 [16] 邓亦兵“清代前期内陆粮食运输量及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30 [17]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275页。 [18]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页207。 [19]嘉庆《定远县志》卷170。 [20]《雍正朱批谕旨》六年二月初六日管承泽奏本。 [21]王笛前引书，页208-210。 [22]《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页2460。 [23]道光《綦江县志》卷l00。 [24]参见高王凌“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清史研究集》第三集。 [25][26]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6，卷5。 [27]《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页352. [28]同上，页351, 354, 3570 [29]同上，页356。 [30]同上，页237-238。 [31]同上，页238。 [32] [34]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和运销”，载《燕京学报》第1期。 [33]《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页3230 [35]《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页3270 [36]同上，页328, 3230 [37]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第五卷，第255页。 [38]《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页339、338。 [39]同上，页342-343、339。 [40]同上，页424. [41]《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页339. [42]同上，页343。 [43]同上，页339。 [44] [46]同上，页403-404。 [45]同上，页251。 [47]同上，页396。 [48] 《清高宗实录》卷747。 [49] 道光《岳池县志》卷18。 [50]道光(中江县志》卷1。 [51][52]《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页345、346。 [53]同上，页345。 [54]道光《重庆府志》卷3，食货志。 [55]据《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页340 -341统计。 [56]《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页408。 [57]同上，页417-418. 402-404。 [58]同上，页418。 [59]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页318-319。 [60]《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页393、385、 388。 [61]《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页394、395。 [62][63][64][65]同上，页390, 347, 349, 249-250。 [66] [67]同上，页348。 [68]同上，页241一242。 [69 ]同上，页250。 [70]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页318-319。 [71]《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页247、248。 [72] [73] [74]同上，页247, 242, 2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