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4日凌晨，徐怀中先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驾鹤西游，寿年九秩又四。入院之初，回眸戎马一生，文坛浮舛，他如此简嘱家人：比之于奉献，党和军队给予我的荣耀已属厚待，百年之后，切勿给任何组织添烦加乱，让我清清静静，无牵无挂。故此，先生仙游数月，知之者寡。寂然大化，先生走得云淡风轻。
    雪线丹心
    怀中先生对信仰的初念、对人民的深情、对真爱的憧憬、对艺术的倾心，均肇始并升华于雪线之上。起点即在云端处，终其一生，他都至臻以求、忘我以付、践诺以行。
    1929年9月，先生出生于太行山下一个贫寒之家，其时烽火连天，食不果腹，但先生12岁即考取抗日高小，两年后又入太行第二中学，自言是吃着太行山根据地人民的小米黑豆长大成人。1945年年初，从太行中学毕业即入伍，次年入党。之后，先生跟随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结束后，又跟随二野部队一路解放大西南。参军后，他先后从事美术、战勤、武工队、土改、宣传诸项工作，至于他最倚重的文艺创作，则是20世纪50年代初，任职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研究员之后的事了。
    其时，新中国成立伊始，西藏尚未和平解放。作为一名曾经的“小八路”，二十出头的青年军官徐怀中，对新生的共和国、对伟大的人民军队、对瑰丽的西南边地风情，心胸间始终奔涌着炽热的情感。但他性格内敛，喜怒不形于色。而激荡其炽热情感的还有一个重要动因：他，恋爱了。恋人，是第二野战军文工团二团的青年舞蹈演员于增湘。此际，于17岁，徐22岁。他们相识相知于二野文工团战火连天、长途跋涉的慰问途中，有时在军营，有时在乡郊，有时在牧区，还有时就在修筑康藏公路的工地旁。
    心心相印，无须赘言，他们将对彼此溪流般的爱，融汇于革命奔涌的波涛中。增湘先生出生于工程师家庭，对读书，葆有初衷。她悄悄勉励爱人，你有那么丰富的战斗生活经历，有空还是写点小说吧。对创作，怀中先生自有法度，但他从不虚构自己不熟悉的生活。1950年，先生第一次进藏，先是参加慰问团，接着就同十八军进军西藏，修筑康藏公路。为了修筑这条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但又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路，三千筑路官兵魂驻高原，平均每公里都留下一个英魂。先生不是走马观花式地采访体验，而是直接到筑路第一线的工兵连队任职指导员。20世纪50年代初，缺乏机械设备，完全靠人力劈山斫岭。他带领战士们起早贪黑地挥镐抡锹，就是一名本色的筑路工人。虽然当时还年轻，但先生的体力毕竟不能跟战士们比，未过数月，身体预警。血压飙升，心率过速。因为缺氧，好几次直接晕倒在筑路现场。但他还是坚持不下山，他害怕：如果一下山，就被归为不适合上高原的人员，再不能上去。上不去，如何壮绘丰沛的生活？
    工兵连施工开始是在川藏北线的达马拉山，公路垭口海拔近5000米。达马拉山公路修通之后连队转场，他在后面的收容组里，结果，就剩他自己身体最差，一个人落在后边。到最后体力不支，根本走不动路，就往连队的方向一点点地爬。不爬，就只有死在荒野高原。天黑了，风雪呼啸，他凭借毅力和信念，拼着命终于爬挪到炊事班的帐篷边上，扒着灶台从锅里舀了一大勺半开的热水缓缓灌下去，这才慢慢活泛起来。而此刻，连队的战友们，正漫山遍野地找寻怀中指导员呢。再苦再累，他还要挤出时间来创作，这，既是对爱情的承诺，更是对生活的礼赞。就是在那种困厄的条件下，以西藏筑路官兵为题材，先生饱含挚情地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
    该作发表两年之后，还是以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为背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艰难面世，在文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这是新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为背景，旨在讴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讴歌每一名耕耘者，奉献给祖国这片壮丽高原的长篇小说，此作经叶圣陶先生推介，很快被翻译成俄文、英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
    数年苦厄，一朝回甘，历经7年守望，《我们播种爱情》风行世界之时，怀中先生敬约增湘先生，携手走进婚姻殿堂。
    琴箫和鸣
    “我们是不是能好起来，我会对你好的。”穿越73年的历史风云，89岁的于增湘老人依然清晰记得怀中先生在重庆糊涂关慰问演出后台对她讲的这句话。前台喧闹非凡，而这句如金石之音的承诺，穿越岁月羁绊，阅尽世道人心，伴随他们见证铝婚、瓷婚、珍珠婚、红宝石婚、金婚、金刚钻婚（2016年），同时互相勉励：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他们“好”起来后，先生以自己一生的行为，守诺践诺。子女们回忆：打我们记事起，爸爸就对妈妈好，好得几乎没有原则。弥留之际，爸爸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妈妈。从小到大，如果爸爸出差几天，他爱吃的那几道菜，家里就不能做，做了妈妈就发火。爸爸晚年肾脏功能衰减，医生嘱咐少吃些豆制品。到妈妈这就变成，全家都别吃了，否则，你爸更管不住口。子女们还唏嘘忆起，一家人在一起聚餐，爸妈永远互相给对方碗里夹菜舀汤，他们互相夹了一辈子。那一勺一箸之中，浅酌慢咽之下，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相扶与呵守。
    让于老印象极深的那件事，她时常翻拣：那是1962年的一个夏夜。那夜，她随总政歌舞团到高等军事学院慰问演出，演出结束后已是半夜，天又下着大雨。因为担心孩子，她就顶着件雨衣往家里走，打扮得像个男同志，以便给自己壮胆。路上几乎一个人没有，她边走心里边打鼓。远远见雨中好像有个人骑着车过来，她便把自己包裹得愈加严实起来，直到错身而过十几米之后，那人突然停下来喊：增湘，增湘！原来，怀中先生想到暴雨夜行的爱人，很不放心。更因为，他明天就要出趟远门，因任务紧急，还没来得及跟爱人道个别。现在，即便爱人在宿舍已经住下了，他也要见个面，说上几句话。他急匆匆从家里，一路向歌舞团骑行而来。路遇会合后，风雨电闪中，他们两个人全身湿透，在街心大笑，然后，推着自行车，慢慢悠悠地往回走。这个慢镜头，充盈并温暖他们漫长而携手相扶的岁月。
    作为徐怀中的夫人，于增湘绝非被定义的另一半，无论是艺术造诣、政治定力，她都是独立的“这一个”。
    增湘先生是享有盛誉的著名舞蹈家，她曾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多场次领舞；20世纪60年代初，总政歌舞团推出的大型舞剧《湘江北去》，她在剧中担纲女一号——杨开慧烈士，她对这一形象的生动塑造，《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3日第5版曾以《动人心弦的革命形象》做过专题报道；她还在反映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舞剧《怒火在燃烧》中扮演一位黑人妈妈，该剧20世纪60年代曾在欧洲巡演期间广受欢迎；她参与编导的舞蹈《八圣女》，在业界广为流传。离休多年后，她还被中国舞蹈家协会授予“卓越贡献舞蹈家”称号。
    增湘先生格外沉浸于这段往事：
    1964年年初，怀中和我先后被抽调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组，他是文学创作组成员，先期进入，我是在演员组。我记得，怀中、乔羽他们俩提前好几个月就在文学组里进行台本前期构思，特别是朗诵词的创作。后来周总理点将，文学组陆续进了魏巍、贺敬之、郭小川。怀中他们前期工作办公地就在老动物园边上的西苑饭店，前后住了有一年多。那一年多里，我们两个人都很少回家，孩子都托付给保姆照顾了。集体奋斗了一年多，终于等到要为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式演出了，大家格外高兴。我在全剧第二场《星火燎原》之《打土豪分田地》章节中扮演女游击队队长；在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之《伟大的节日》章节中又继续扮演挥舞镰刀的工农代表形象。怀中则和魏巍、郭小川、贺敬之、乔羽等人通力合作，废寝忘食进行文学创作。串联《东方红》演出全篇的朗诵词，就是他们几个联袂完成的，花费了很大心血，才使得各方都较满意。
    哦对了，我和怀中参加《东方红》演出还有一件特别高兴的事，就是在《东方红》首演现场，周恩来总理受毛主席委托，大声向全体演员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特大喜讯，我们那天高兴得手都拍红了，嗓子都喊哑了！那个场景，一辈子也忘不了！
    怀中还跟我讲到一个特别的细节，就是演出进入到舞台合成时，演员组都在后台候场，他们文学组在人民大会堂一层中后居中位置观摩，每次当序幕《葵花向太阳》开场，舞台上，万恶的旧社会里，民不聊生。一位衣衫褴褛的母亲准备鬻儿度日，根据民乐“江河水”改编的独奏“卖儿歌”，唢呐过门一响，他们几个人心都要揪一下，每到高潮部分时，他们都难过得泪流满面。
    作为革命伉俪，他们是夫妻、是战友、是同事、是朋友、是知音，更是双方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怀中先生创作态度谨严，每有新作问世之前，必请身边方家近友提点把脉，而增湘先生，总是他的第一读者、第一编辑。20世纪80年代初，怀中先生从西南边境回京，认真酝酿后欲拿出一部作品，因风格迥异于当时的流行写作惯式，一位著名作家言语尖刻，评价不高。因远隔文坛数十年，对此，怀中先生颇有踌躇。见此，增湘先生大胆放言：“不要受个别人的影响，而应该让作品发表后由大家去品评，我看你这部作品就很有特点！”这句话，坚定了怀中先生的信心，他稍加修改，即示之于众，这部作品，就是后来享誉文坛的《西线轶事》。可以说，该作的出现，使得当时的文坛，别开生面，清新扑面。该作的影响，对当时一批军地作家，具有划时代的风向标意义。若干年后，著名诗人、作家胡世宗先生在其长篇日记中有准确记载：1983年1月，《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召开的济南作品讨论会上，年轻的部队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西线轶事》。李存葆说：“徐怀中同志的《西线轶事》问世时，曾使我大为激动。我不止一次地与我同龄的作者谈论过，对徐怀中同志优秀的文笔，我常有望尘莫及之感，但我更佩服他那勇于探索的精神。”朱苏进说：“徐怀中同志的《西线轶事》是对我的痛彻一鞭：这是我们年轻人的领域啊，他竟先踏进来了！而且没有如抢先上市的果子常有的青绿和酸涩。它饱满沉重，于酸甜之间，还有新的浆汁……”王中才说：“《西线轶事》给我的东西比较多，比如它的人物形象，它对敌人的描写，也不是那种简单化的。它的影响是个综合体，在许多方面让你开窍。原来读《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觉得这类作品在中国不能写，徐怀中同志的实践证明是可能的。他不是简单地模仿，‘西线’的内涵已远远不是‘静悄悄’了。”由此可见《西线轶事》对当代军事文学发展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划时代的。
    可以说，怀中先生笔下的诸多女性形象，卓然丰姿，兀立多彩，百人千面，跃然纸上，这固然跟先生洞若观火地俯察生活、提纯加工的笔力有关，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则是增湘先生在幕后的点化之功。
    贯穿怀中先生一生诸多的重大事件，增湘先生不但是见证者，亦是亲历者。因年轻时在西藏高原数年的筑路生涯留下的“馈赠”，加之工作上精益求精的标准，故此，先生的健康问题一直是全家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生任职总政文化部部长的最后几年，尽管全家人担心，但先生也真的无暇专注个人的小健康，因为，被军委点将，怀中先生将组织领导3部6集革命战争史诗电影《大决战》的创作与拍摄！“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同志对该剧剧本有明确指示：《大决战》拿出来就一定能站住脚，剧本不好不拍，要改就改剧本，不能在将来拍成的影片上改！”（引自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百年潮》杂志2008年第10期《电影〈大决战〉诞生记》，作者：袁成亮）
    “剧本，一剧之本，是拍摄基础，也是制胜关键。电影《大决战》的剧本由著名作家徐怀中领导并参与创作，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史超、王军、李平分等组成创作组。主创人员全身心地投入剧本创作，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翻看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查阅各类资料达6000万字之多，多次邀请党史军史专家专题授课，实地走访当年的战场和相关旧址，登门拜访亲历三大战役的老同志，深入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他们分工合作，在剧本写作期间字斟句酌。从1986年3月至1989年10月，剧本创作历时3年半，其间八易其稿。”（见《人民日报》2021年6月17日《鸿篇巨制书写解放战争的大决战》，作者：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明振江）
    作为一名老军人，任务就是动员令，行动就是决心书！先生专程向组织上递交了日常工作交接的申请，带着老伴于增湘，带着瓶瓶罐罐一堆药，把家径直搬到了当时北京郊区怀柔水库边的北京市委招待所，开始埋头修改剧本，不承想，这一改，就是3年多！
    他要逐页统筹3部6集的电影剧本，其时，他是总政文化部部长，是主创人员，又是统筹协调人员、艺术质量上的总把关。使命大于天！这不是普普通通的一部军事电影，如何在党史、国史、军史上立得住脚，如何让这部史诗级的影片客观地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这是横亘在徐怀中将军面前的一座山！先生宵衣旰食，夜以继日。巨大的压力使得他严重失眠，因为压力过甚，他的身体出现透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修改剧本最紧张的时刻，一次冲澡沉思时，先生脚下一滑，不慎摔倒，情急之下他下意识地用右手一撑，只听“哎哟”一声，先生右手腕竟生生骨折！先生又疼又气又急，右手打着石膏，他就用左手赶活！因为电影已经开拍，上万人的大剧组， 5个摄制组，坐等他改定的剧本开拍！
    3名编剧特别辛苦，但怀中先生更为不易。他的工作是要将编剧们先期完成的剧本逐页逐行地统合把关。既统历史高度，战略态势，更统台词句式，美学风格！《大决战》剧本先后八易其稿，废稿都有几麻袋，个中辛苦，自不待言。从青藏高原下来，先生身体本有隐疾，此番历经三年多的连轴改稿、创作、呈报、开拍，日夜苦熬，致使先生的心脏和血压出现了严重状况，他一度累倒。带着病体，他还要奔波于锦州、长春等多地拍摄现场！他的全身开始浮肿起来，增湘先生心痛念及：“到最后，怀中平时所有的鞋子都穿不上脚，婷婷专门给他爸买了几双大一号的圆口布鞋，他才勉强穿上。有时，我陪他在院子里走一个很小的缓坡，他都要我扶着，一点一点地往上挪。”
    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1991年6月29日，建党70周年前夕，由中宣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主办，革命战争历史巨片《大决战》首映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首映式，并同主要编导人员和演员合影留念，时任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题写了片名。邓小平同志对《大决战》的拍摄也很关心，后来他在上海看了片子后满意地说：“片子拍得很好，我每年都要看一遍。”（引自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百年潮》杂志2008年第10期《电影〈大决战〉诞生记》，作者：袁成亮）
    在指导拍摄，特别是宏观把握、微观修改、深度打磨《大决战》剧本的三年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诸多艺术家，感动并敬仰于怀中先生的无私奉献，萧穆厂长强烈要求怀中先生在影片正式公映前署名“总编剧”，他说这是实至名归，但怀中先生微微一笑，淡然拒之。最后在大家的反复劝说，特别是在上级的明确要求下，他也仅仅象征性地挂了个 “艺术指导”的名。情蕴于中，萧穆老厂长在1991年8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深情撰文《为党和人民拍电影——有感于〈大决战〉第一部摄制完成》，他动情回忆：“这部篇幅巨大、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中国式的革命战争巨片，它是一幅浩瀚广阔的革命历史画卷，是一部雄伟壮丽的人民英雄史诗。专家们赞誉它取得了军事题材影片创作的历史性的突破，毫无愧色地步入了世界战争巨片之林。《大决战》影片创作方面的难度更胜于拍摄组织工作，有数不清的难题需要细致琢磨和大胆探索。在著名文学家、本片艺术指导徐怀中同志的主持和参与下，编剧、导演、演员和全体创作人员，同心协力，……剧本和影片的创作才得以顺利完成。”
    《大决战》电影公映后，各方反响热烈，影片相继荣获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最佳美术、最佳剪辑、最佳道具和最佳烟火6项大奖；此外还荣获第15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在总政为电影《大决战》剧组举办的隆重庆功大会上，怀中先生开始表示不参加。在上级明确要求参加的指示下，他坚决不上主席台，而只当一名普通观众，静坐台下。那天，整个会场欢腾如沸，他骨折的右手尚未痊愈，打着石膏绷带，像一尊受伤的雕塑。
    繁华喧嚣处，不见先生影。他悄然归隐，尽显君子本色：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生活，磕碰于日常；婚姻，璀璨于坚守。
    先生的剧作《无情的情人》遭到多方批判后，影响逐步波及部队。作为著名舞蹈家的于先生，好多次团里组织批判活动，她孤孑地坐在角落，不发言，也不争辩。一天晚饭时，怀中先生木坐小凳上，沉寂无语，只是默默吞咽。增湘先生起身添饭时惊觉，爱人头顶有一块铜钱大小的褪斑，她遽问：怎么啦？答：没什么。那一刻，她的心在滴血，但却在内心深处滋生了一份恒念，这一生，不管外界雷鸣电闪，也不管粗茶淡饭，他到哪儿，家就到哪儿！
    “文革”不久，怀中先生被定为另类分子，“下放”云南。增湘先生虽也被批判，但属于“三名三高”演员，可控制使用。可她一心“决意随夫”，根本不在乎所谓的北京户口，于是上级来了个“连根拔”，一家大小五口，集体迁出北京。在云之南一待就是8年，直到“文革”结束才奉调回京。纵使受到天大的委屈，怀中先生一生从未有过任何的抱怨。
    无独有偶，笔者在数年前，从某旧书网上高价购得一封经于增湘先生确认为真的书信，此函是时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怀中先生给老邻居，原任昆明军区第14军宣传处副处长的郭明效同志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不长，不妨照录如下：
    明效同志：
    你好！本来已确定我和张笠一同去开远，因为办公室人员分不过来，只好我来大理，张笠单独去开远，兼起赛区的联络工作。你返军后想已投入紧张的执勤工作。这次传达了电影创作会议和四省市调演精神，对照起来，《竹林春笋》的创作思想是正确的，也是当前的新主题，如果搞出来，会为我们的会演增添光彩。当然，时间上是仓促了一些，就看创作组的突击精神了。11军这里忙着篮球比赛，会演工作则无动静。其他单位情况也不甚了解，12月第一批调演会是什么样子，恐怕不容乐观。
    于增湘说过了节去开远，刘副政委讲过希望她到军里去。她想到126团待一段时间，没有一定目标。你和于钢同志等可以向她介绍一些部队情况，帮她出出主意，搞一个什么舞蹈。我想，不带什么任务，去部队走走也会有很大收获。她在军里期间，会去看看宣传队的舞蹈节目，能提点什么意见就提点。以前她去军宣传队，领导和大家都很客气。她有些顾虑，怕帮不了什么忙，反倒把节目排练拖长时间，同志们对军区下来的抱有希望，但往往都会失望，这是实在的情形。所以于增湘在军待几天后，还是叫她赶快去部队算了。
    于增湘这段时间贫血，打B肝血色素上来一些，她在军区门诊部没有要到B肝，不知你是否有办法弄几盒价拨给她，麻烦你了。
    我来时小赵带了一盒月饼，我送到家里去了，两位老人和你们的小女儿均好，勿念。
    问余钢、张笠同志好。
    握手！
    一封信请转交于增湘，如她改变计划，没有来开远，就请寄往昆明。
    徐怀中
    （1975年）九月廿九日
    通读全信，令人唏嘘。字里行间，饱含深情；穿越经年，弥足珍贵。
    此后不久，怀中先生又跟随“中国作家记者团”，秘密借道他国，进入越南南部地区4个多月，数度经历并见证生死。
    几乎与此同时，增湘先生参加“四清”工作团，奔赴陕西千阳县农村。在千阳县农村，一天，她到大队部去，在队部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一条新闻：美军B-52飞机“地毯式”轰炸越南南方某地，想到爱人的未卜生死，她越想越怕，哭着从塬上跑回来。深夜在窑洞，点上油灯，又拿出来看……
    2023年3月14日傍晚，曾与怀中先生楼上楼下居住十几年的老邻居——92岁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原政委乔佩娟将军眼中噙泪，作如是语：徐部长爱“蘑菇阿姨”（于增湘的昵称），那真是爱到骨子里！但他们的爱，不是庸俗的爱，不是浅显的爱，他们的爱是革命的爱、信仰的爱、忠诚的爱，更是患难见真、荣辱与共的爱！
    八面来风
    怀中先生非但是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一员主将，更在文学的黄金年代，仅凭一己之力，持续推出在中国文坛葆有影响、享有盛誉的军艺作家群！1984年，先生受命组建军艺文学系，并担任首届系主任。开学在即，先生麾下仅有一名教师，一名参谋，一名干事。师资严重匮乏，教学设施陈旧，教学场地短缺，课程设计无例可循。但，上级要求的教学目标却非常明确：要在短短两年内，推出一批在全国、全军广有影响的军事文学作品！还要培养一批广有影响的军事文学创作骨干！这，近乎天方夜谭。
    35名学员绝大部分来自偏僻的基层部队，军队经历丰富，但接受高等教育不系统，创作成绩差别大，且普遍没有见过大世面。面对这样一支队伍，中军帐里的怀中将军，陷入了沉思。
    先生从来不抱怨，他深信：办法，总比问题多。
    经过一番长思远虑，旋即，一张蓝图徐徐开展。
    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为以诚交心，他经常只带一名参谋，逐户入室拜访。这种君子之风，感动所有应聘者。于是乎，丁玲、刘白羽、魏巍、汪曾祺、林斤澜、王蒙、张洁、李陀、张承志等著名作家，李泽厚、刘再复、张炯、吴元迈、刘梦溪、刘锡庆等著名学者，吴组缃、吴小如、袁行霈、严家炎、谢冕、叶朗、乐黛云等著名教授纷至沓来……这些如雷贯耳、名噪一时的作家、学者和教授，如丁玲、吴组缃、任继愈先生，都已多年不登台授课，但却把毕生的最后一次演讲留给了军艺文学系，留给了20世纪80年代的魏公村。
    2019年9月，面对故乡《邯郸日报》的记者，忆及当年组建军艺文学系的窘迫情形，先生如此娓娓道来：“当时接受任命，要我主持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学工作。领导跟我谈话说，这可能会牺牲一些你个人的创作，以后补上好了。事实证明，不仅不是什么牺牲，两年学期对学员们和我，都可谓收获颇丰。不同的是，35名部队学员坐在下面，我陪同客座教授坐在讲台上，我和大家一同听课一同学习，一同接受了为期两年的超量灌输。就我个人而言，犹如凤凰涅槃，文学观念上有所觉醒，有所觉悟，也不妨说是为以后完成长篇《牵风记》，准备了艺术修养方面的基本条件。说起培养35个学员的事情，许多人都常提起。其实一个作家的成功是多种因素成就的，主要是个体努力，个体追求，个体感悟。事实上，军艺文学系草创期，我也不懂教学。我作为文学系的第一任主任，没有给文学系的学生讲过什么正规的课，但文学系的学生，都叫我老师，或称先生，这是出于尊重，也是对我作品、做人、做事的认可。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一个老师，也不懂什么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影视文学的区分。每一件小事，我都是亲力亲为。早上6点去接外请来的老师，8点准时要到教室门口。我与学生一起听课，我不是也受益吗。听完课，我们一起到食堂排队吃饭。为培养军事文学专业的学生，我托关系找熟人，请‘各路财神’、各方面专家，倡导八面来风，只想着为学生们服务。乐此不疲，高兴得很。”先生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为切实提高学员的眼界修养，怀中先生还有点石成金之法：文学系宿舍走廊东头的小黑板上，动辄通知，明天早上八点登车，全体学员去中国美术馆参观意大利油画展；明天下午五点登车，全体学员去首都剧场观摩人艺话剧《茶馆》；至于“法国电影周”“德国电影周”“美国电影周”，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正是这些深谋远虑的组合拳，让众多来自基层的“土老帽”弟子开了洋荤，生发底气，有了念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这帮弟子便抱团发力，《透明的红萝卜》《枯河》《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山上山下》《唐山大地震》《红高粱》等重磅作品持续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收获》《当代》《花城》等名刊屡屡推出，召开作品研讨会，并在全国性的征文或评奖中摘金夺银。学员们的众多作品，亦被改编成多部热映热播的影视作品，在国际、国内频频获奖，一时，引发坊间拭目以待、好评如潮。
    舐犊之爱
    “怀中对我说过一句话，‘只要你高兴。的确，只要我高兴，他付出多少都愿意。怀中是懂我的，他爱孩子，不仅爱我们的孩子，对文学系的那些孩子，他也那么喜欢，只要他喜欢，我付出多少也高兴！’” 89岁的于增湘老人如是语。
    于老似乎忘却了，他们家，一度成为军艺文学系第一届学员分批次改善生活的第二食堂、谈心谈话的主要场所、修改作品的第一车间。
    莫言的第一部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原题为《金色的红萝卜》，临发表前，系怀中先生亲自将“金色”改为“透明”。该部手写稿出来后（当时电脑尚未普及），怀中先生即将此稿带至家中审读，并热情地推荐给了增湘先生。增湘先生对《透明的红萝卜》文末中的这个细节记忆犹新，并多次夸奖莫言深厚的生活捕捉功夫：“黑孩的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回力球鞋，由于鞋子太大，只好紧紧地系住鞋带，球鞋变得像两只丑陋的胖头鲇鱼。”她回忆，尽管出生于工程师家庭，但她小时家中兄弟姐妹多，为省钱，父母在给他们买鞋子的时候往往要买大一号，这样，老大穿完，老二、老三缝缝补补还可以接着穿。有时鞋子的确过大，只能拼命地用鞋带将鞋子几乎捆绑起来。2023年4月8日下午，在怀中先生黄寺的家中，当他们共同回忆到这个特殊细节时，增湘先生和莫言都会心地笑了。一转眼，这个细节也近40年了。
    多年前，中国作协的老领导冯牧前辈就曾颇有感慨地对莫言说：“我早就知道你是军艺文学系的，你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就是发在我任主编的《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上，怀中和我都对这部作品十分认可。我跟怀中共事熟悉几十年，怀中这个人哪都好，就是有一点——护犊子。”
    学生张波忆及：刚入学的我们，其状态是两个极端。一方面，每个人都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多少都有一点自命不凡；另一方面，初到京城，每日面对鸿儒大家，又着实有几分自惭形秽。这时候，怀中先生作为引路人的作用便彰显出来。由于他本人有着深厚的军旅生活和对军事文学创作的长期实践，故他也深知我们这批人的短板。他先是搞调研，而且方式独特又温馨：把同学们分批请到他家里，他和夫人亲自下厨，然后师生一起边吃边聊，就在这浓郁的家庭氛围中，他便基本摸清了我们每个人的状况。顺便说一句，我就是在怀中老师家里头一次吃到云南名菜——汽锅鸡的。
    学生刘宏伟尤念：比之于很多成名成家的同学，我入学时还没有多少代表作品，直至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写出了一部比较满意的短篇——《始祖鸟蛋》发表于《青年文学》，并在当年年底获奖。很快，毕业就天南海北了。我如愿走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忽然有一天，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办公电话听筒里，竟传出老主任徐怀中的声音！他要我尽快准备一份简介和近照，邮到上海文艺出版社，说人家要出版一本重量级的当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集，而作为推荐者，他选中了我的短篇小说《始祖鸟蛋》。《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集》如约出版了。当出版社寄来样书，在《始祖鸟蛋》前面，我看到附有一篇评论文章——《刘宏伟小说的蜕变》，署名竟然是——“徐怀中”！那个下午，我眼含热泪，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那篇专门为我而写的文学评论，只觉得天地无比广阔。在那个崇尚文学的黄金时代，这是我的恩师——徐怀中先生对一位学生所给予的最珍贵的礼物。
    学生宋学武感慨：1985年我的短篇小说《山上山下》草稿辗转到徐怀中主任手上，徐主任约我谈谈。徐主任开门见山：敌人趁着天黑在我方阵地前往回拉拽尸体的情节写得有点简单了，能否在这个过程中增加点细节，比如增加点拉拽的难度或者意外，小说就有张力了。我按徐主任的点化，增加了一个小细节，恰恰这个细节，使这篇平庸的小说，点石成金，以至于登上了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阶梯——《收获》杂志。
    著名编辑董保存感佩：怀中前辈一生著作斐然，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85岁那年，还参与编辑出版过一本自费书。那是先生的老家——太行山老区组织的一本红色村史、家史。他亲自交代我：“保存，我10多岁离开老家，可以说从未给老家办过什么事，老家的人编了这么本书，希望我能帮助改一改，编一下。我看了，也做了修改。你再帮我一个忙，按照正式出版的标准，把这本书收拾好做出来。该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这个钱由我来出，也算是我为老区、为老家作了一点点贡献。”前辈交代的事，我当然会尽心去办。这事后来让出版社一位领导知道了，他对先生十分敬重，加之先生曾任总政文化部部长多年，任职期间对我们十分关爱，该社领导就拟定按内部指令性图书出版。当我把这层意思告知先生后，没想到老恩师非常不悦，他严厉地说：“这事听我的，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们领导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后来，当样书送呈先生当日，他马上让司机带着书款分厘不差地交到了出版社财务部。
    学生朱向前感怀：1984年9月下旬，在文学系内部组织的第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因刚入学不久，大家彼此不太熟悉，更因为各自忙于创作，疏于座谈会准备，致使发言开席即冷场。当怀中先生的目光第三次扫到朱向前时，这个来自福州军区基层业余创作代表，冲动之下鲁莽救场，洋洋洒洒讲了几十分钟。课后，怀揣惴惴不安之情的他尚未完全清醒之际，怀中先生已令其把课堂发言稍加整理，当即推荐给中国社科院的《文学评论》发表，自此一发不可收，一心想当小说家的朱向前从此改弦更张，走上文学评论的万里长征，并频频以鸿篇巨制般的激情长评，跻身中国当代一流评论家行列。
    学生常青追念：澳门回归前两年，经审批，我遵国务院港澳办的约定要求，赴澳门深入采访并撰写《百年澳门》一书。历经多部门审核通过，样书出版之际，中国作协专门召开了作品研讨会，徐主任时以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莅会。当参加讨论的个别嘉宾对该书提了些不了解相关规定的意见后，轮到徐主任发言时，他微微一笑：大家提意见当然是为了作者好，为了进一步把作品修改好，但作者是吃透精神，去澳门实地采访将近一年，当地情况她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对文章的修改要实事求是，常青你要秉持这个态度，不能以我们想当然的看法去修改。护犊之情溢于言表。不久，该书被评为中国百本爱国主义图书之一，老师的支持、鼓励、点拨功不可没。2019年，在主任九十寿辰之际，我打电话给他贺寿，他在电话中郑重对我说：“常青，你可不可以来一趟，我有要事和你讲。”因为事发突然，几乎没有过渡，主任又没有明说，我更不便细问，但感觉兹事体大，我当即和爱人驱车赶到黄寺大院主任家中。进门后，只见徐主任半靠在旋转椅子上，安坐在电脑前逐字逐句地往里输东西呢。先生用的是手写版电脑，几乎是半躺着，蜷缩着胖胖的身躯，每日笔耕不辍，他的获奖作品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见此情景，我估计老爷子是让我来他家谈作品的，正思考怎么接话呢。不承想主任转过椅子，和我们面对面，然后娓娓而语：“常青，今天专门让你们来家里，只为一件事，就是想当面向你们道个歉。这些年，我一直把你当女儿看待，也对你讲过。当年我反对你们的婚姻，是担心你未经世事受委屈，也因为不太了解具体情况，现在看来是他们搞错了。我了解到你们现在很幸福，我为我当年的误解，向你，向你们夫妻，今天正式道个歉。”听完主任的话，我当即愣在原地。时隔30多年，徐主任还清晰记得当年这件事，仿佛不说出“道歉”这两个字，会令他终生不安！我非常受震撼，更为感动，口中嗫嚅半天却说不出一个字。为了当年的一个小误会，老人家竟悬置于心这么多年！眼前这位如慈父般恩师的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一股女儿受委屈的热流再次充盈我的眼眶……
    即便对于一个初涉文坛的晚辈，先生也是抱以期许和勉励。2009年7月，本科就读于军艺文学系的文坛新秀董夏青青，毕业后放弃留京意向，而主动选择到新疆军区基层部队任职。2017年，当她的第一本浸润边地芬芳的中短篇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正式出版之际，怀中先生获悉情况后，欣然为之作序：
    “初次与书中那些新疆戍边军人相识，似乎彼此已十分熟悉。作者描述北部边陲所特有的自然景色，寥寥数语间，如一缕清澈的光晕在流淌，令读者神往，久久在品味着。这本书稿仿佛一张从新疆寄来的明信片，印着当地某个小县城的夜景。我不会忘记，霓虹的光影投映在地上，街头巷尾传来的笑闹中夹杂着声声叹息，空气里尘沙的腥味挥散不去……”2022年11月，董夏青青以短篇小说《在阿吾斯奇》成功摘得第8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桂冠，并成为军队获此奖项的最年轻作者。
    在文学圈，怀中先生被公认为当年发现、挖掘、推介莫言的真正“伯乐”，初因在于当年莫言报考军艺文学系时报名逾期，但其两个短篇《民间音乐》和《春夜雨霏霏》仍被先生慧目识之，破格取之。莫言蜚声文坛特别是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任何公开场合，先生都谦推外界对他的褒奖。即便2012年12月10日莫言于瑞典皇家文学院领奖时的获奖致辞中如此明了：“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先生还这样辩白：莫言为人很谦逊很低调，但他称我为“恩师”，这个话显然过于夸张，与事实不符。我虽主持文学系工作，但我个人也并未受过高等教育，更无任何教学经验。莫言提到的几个中短篇，只能说是他在文学系读书期间写出的，谈不上我的什么启发引导。要讲受到谁的恩惠，那只能说莫言有幸，适逢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参见2013年第1期《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文贵情真
    对于创作，怀中先生的态度始终是法度庄严，他从不虚构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即便是在其晚年的巅峰之作《牵风记》中有已臻化境的纵浪大化之法，那也是在他调动一生的战争储备素材上的升华和淬炼。
    真实，贯穿先生生命的始终，无论是行事，还是为文。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怀中先生便想构思创作一部反映第二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小说，作为一名曾经的“小八路”、见证者，他有责任、更有义务去书写这段军史传奇。先生曾先后到军事科学院和相关文档存放部门，借阅当年的电报，查找、复印、摘录了许多历史文件。利用业余时间，先生断断续续写了有20多万字。书稿尚未过审，“文革”到了！
    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更怕红卫兵来查。先生悄悄将书稿烧掉。因书稿太厚，小火烧不透，先生就反复拨拉好几个小时，才彻底烧毁，书稿只留了几万字的一个小开头，并无重要的东西。粉碎“四人帮”后，文艺思想大解放，对先生影响深刻，他痛定思痛后反思：“我后来想，烧掉它没一丁点儿可惜的，我不可能在那个基础上完成它，我感觉到那么写已没多大意思。”他暗自发誓，不弄到完全满意的地步，宁可窝在手里，也不拿出去。
    先生这一思考，就近乎一甲子！
    “到了晚年，我想我该放开手脚，来完成我生命中最后的一次搏击。”2014年，经过一个寂寞而又漫长的准备阶段，先生开始打磨长篇小说《牵风记》。没有写作提纲，先生只准备了一个塑料硬皮小本子。一个生活小细节，一句有意味的话，他都会随手记下来，“我希望凭借自己多年战地生活的积累，抽丝剥茧，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那时，他白天写两三个小时，身体不舒服或者头晕，就停下来。“写到哪儿算哪儿，就算最后写不完，对我来说，它也已经完成了。”薄薄10多万字的一本书，写了将近5年。对创作，先生可谓是极端负责。故此，当厚积一生的生命之作《牵风记》甫一亮相，即惊世人！
    先生对大部头作品潜心久酝，对小短篇同样是虔身以躬：1964年，怀中先生写作短篇小说《四月花泛》之时，正经历《无情的情人》遭遇批判后的“空窗期”。在此之前，由于政治环境的紧张，他已经有数年没发表过任何作品，而这篇小说也是应组织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征文的应景文章。可就是为了写好这么一篇“命题作文”，怀中先生竟然长驱数千里——专程跑到小说主人公——一个过年回家帮战友带东西做好事的战士所在的部队，和连队炊事班的战士们同吃同住。这还不够，接着，他又沿着战士返家的路线，从吉林四平出发，转乘火车、汽车、小船，到达湖北浠水农村，按照战士分送战友物资的实际家庭，挨家挨户地探访了解，到每个家庭里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战士家乡生活的细枝末节，怀中先生甚至和战士家属一同下乡插秧，参加晚间评工分会议，每天至深夜一两点方休。正是这样扎实的生活体验，使得一个短篇小说出自平凡，近乎天然，通篇洋溢着真挚而朴素的农耕文明气息，传递出淳朴浓郁的乡情与乡愁。人物间的对话多是由武汉当地的语言风格写成，由于作家对方言驾驭得精准、原汁原味，甚至有读者以为徐怀中是地道的湖北籍作家。对这段经历，怀中先生这样自述：“那几年，部队正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我在1964年春写的短篇小说《四月花泛》，也是被作为‘四好五好’征文发表的。我并没有想过去配合这个运动，不过倒是由坦克兵部队一位五好战士的事迹引起的。他的事迹很平常，主要是他回家探亲，一路上先到几位同乡战友家里去，办理了人家托付他的事情。待回到自己家，假期已满，他不得不急忙赶回部队。我沿着他当初探家的路线，转乘火车、汽车、小船，到了他的家乡湖北浠水农村，挨家访问了他几位战友的母亲、妻子、未婚妻，在当地一个小镇上拉出了稿子。写这篇东西，我希望做到出自平凡，近乎天然。着意于人物细微的感情波澜，而回避任何人为的强烈的戏剧性波折。文笔上须细心雕琢，读来又不见雕琢痕迹。尽管这些意图并没有很好完成，总是有意识地经过了一番琢磨，自己早晚回想起来的，还保留了一点印象的。”——摘自《徐怀中研究专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3年4月第一版）之《爬行者的足迹——文学自传》第15页。
    增湘先生补叙：“怀中做什么事都认真，早在50年代初刚进藏时，就是个有心人。他不但利用工作之便采访了十几位西藏的头人、寺庙的高僧，同时也采访了大量的农奴，他关注当地人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传统，还顺带学会了开拖拉机。怀中作品里的人物，几乎没有虚构的，都能在生活里找到原型，当然，他在作品中也多次写到了我。”
    小中见大，平中见奇。通过增湘先生介绍，四川雅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罗大佺先生，跟笔者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令人不胜感佩：
    “2021年6月6日黄昏，我正在家乡洪雅县的洪雅广场散步，忽然接到怀中先生的电话，接通后，他要我加他的微信，说有急事找我。我和怀中前辈是1998年8月认识的，那时我借调在国家林业部工作。认识以后，感觉徐老和他的夫人于增湘阿姨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高官和名人的架子。每次去看望他，他不但亲切地和你交谈，签名送书，还留你在家里吃饭。
    92岁高龄的徐老还会用微信？这让我感到惊奇。加了他的微信后，他的保姆打开微信视频，确认是我本人后，说徐老有事找我，会给我发微信。到底什么事呢？我心里七上八下，有点忐忑不安。没过多久，徐老发来第一条微信：‘大佺同志你好！你对康藏地区有深入了解，烦你相告，为当地人最为熟悉的有哪几种野花？花名、花色、生长情况、有无香气等。我拟以当地野花名写一篇小说，不可随意编造。谢谢你！’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知道徐老曾经在西南军区政治部战斗文工团工作过，多次去进军西藏、修筑川藏公路的十八军‘代职入伍’，体验生活，参加过拉萨康藏公路通车典礼，对藏区同胞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作品中，很多也是描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我立即回复徐老：‘据我所知，康藏地区格桑花比较出名。’徐老回复：‘最好多介绍几种花，便可选择适合于我用意的。麻烦你了。’其实我对康藏地区也不太熟悉，只是我工作的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在四川省精准扶贫工作中，对口帮扶的是甘孜州雅江县。去年我随学院党委书记去检查工作时，进行过一次专题采访。于是我把电话打给雅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钟进强，请他帮助。进强是个年轻的藏族同胞，为人热情。他给我介绍了藏区高原上生长的达玛花（杜鹃花）、火绒草、雪莲花、羊羔花等，从花名、花色、生长情况到药材价值，都做了详尽的介绍。同时告诉我，格桑花是一种泛指，不具体指哪一种花。我将钟进强的微信转发给了徐老。
    第二天上午徐老发来微信：‘请问火绒草是木本还是草本？属什么科？是否开花？如开花在什么季节？有无花香？花、叶、茎形状是什么样？可否发一张照片给我。’
    当我将火绒草的详细资料和两张照片发给徐老后，徐老回复：‘太好了！再次向你致谢！’
    我以为此事可以圆满结束了。不料6月8日上午徐老再次发来微信：‘大佺同志：火绒草是否有花香？前信未给出回答，虽然有无花香，无碍火绒草在藏胞心目中的神圣感，也并不影响我文中对此种野花的借喻效果，但我的行文必须确切无疑。如果此花有香写为无香，或无香写为有香，便犯了低级错误。故而再三打扰，请予原谅。徐怀中八日。’
    当我咨询到‘火绒草没有特殊花香，有淡淡的草香味，此草具有药用价值，被用于制作藏药和藏香’时，把它转发给了徐老，并附言：‘徐老，您问的情况我咨询到了，已经发过来了，您老别客气，不麻烦，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祝您一切安好！’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展示出我和徐老的通信内容，其实是想告诉广大从事文学创作的作者，文学的路子只能脚踏实地去写作，没有快捷方式和坦途可走。以徐老为例，尽管老人家著作等身，名满天下，而且已经年过九十，但他还以顽强的精神勤奋创作，并以虚怀若谷的学生态度来严谨地处理创作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哪怕是一个很小的细节。我想，这也是他老人家能够取得丰硕的文学成果和受到读者敬重的原因吧。”
    斑斓长卷
    “苏海”，这是后人对千古名士，北宋艺术第一全才、通才、文豪——苏东坡的尊称、昵称和敬称。怀中先生对东坡居士的爱，非常人所能言。在《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这部中篇小说中起笔第一句便是：正如苏东坡贺欧阳修辞官退休的一封书信所说的，大家晚年不可避免地都要面临这桩事情，“愚智共蔽，古今一涂”，往往是“有其言而无其心，有其心而无其决”。
    《底色》一书正文第3页中，先生这样写道：苏轼说他素不解棋，只是喜好，看别人对弈，在一旁安坐竟日不以为厌也。偶尔也会信步探访一下黑白世界，过后全不往心里去，“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遗憾之至，古来有几人能如东坡居士这样优哉游哉？
    佛说人间有七难八苦，“苏海”均遍尝之。少小之时，其父任侠壮游，全家十余口人的生计均由慈母程氏操持；教诲抚育，韧母兼任；兄妹6人，早夭其三；兄弟登科，本为至喜，罹遇慈母早丧；丁忧刚毕，中年丧妻；仕途不展，又遇父亡；乌台诗案，几丧性命；贬谪瘴地，晚年丧子。他一生风雷，雨滔浪急，却一直泰然处之。他把别人眼中的苟且不堪，活成了自己的开怀潇洒。悲喜自渡，随遇而安。他的那份旷达辽阔，每每念及，常令人一唱三叹。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或许，怀中先生亦不例外。戎马一生，战场数度，文海宦游，屡经运动，几经沉浮，他，内心该有多少的苦楚和悲酸？他接受，他隐忍，他自化。或许，在先生的心灵祭坛，一直敬奉着一尊无论境遇多少舛劫，也永远示人以真、待人以诚，大善若佛，悲喜自渡的苏东坡。
    中国古典先贤中，怀中先生喜好者芸芸，但增湘先生忆及，先生对东坡先生、王维的偏爱，又甚于众人。
    高风绝尘般的禅境、意蕴为苏轼、王维作品的共性之美，他们又皆为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在先生诸多作品的美学旨趣上，不也是一脉系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书摩诘蓝天烟雨阁》）借此一点，怀中先生与先贤，在精神向度上深度契合了。
    纵观怀中先生一生的创作，他绝非是一个以量取胜的大家，而实在是一个以质制胜的名士，他的制胜之道还在于，不管文坛如何喧哗与骚动，我自泰然待之。在其漫长的创作远征中，他不跟风，不随波，不呼朋引伴，每每在阻隔处惊险“凿空”，庸常区独辟蹊径，鲐背时归于大化。无论是出道文坛伊始的发轫之作，还是遭受磨难经年之后的试水之作，乃至耄耋之年的霍然一击，每每令文坛为之侧目、为之讶异、为之喝彩！
    如果说，《地上的长虹》《我们播种爱情》起笔不凡又意味隽永，带有木刻的印记并散发油画的光泽，那么，《十五棵向日葵》《雪松》《松耳石》《卖酒女》等作品则在美学风格上可见工笔的虔诚、素描的清雅和水彩的淡香；《无情的情人》则借用西方透视的技法传递水墨的韵致。
    先生即便因为此剧遭受不公正打击，前后遇冷20年。但这20年中，先生读书潜修，问道古贤，自成气象。《西线轶事》《阮氏丁香》这对姊妹篇，则如中国传统扇面的两帧，自呈风貌而互为体系；新世纪初年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画作中的留白，极简，如偈语诗，更如偈语画；而从长篇非虚构文本《底色》中，我们依稀可见重色块的战争黑洞，浮雕般的战争场景，以及战争阴影之下，伦勃朗式的柔性之光；短篇《万里长城万里长》则如一幅儿童画，初心与童心合体，文字疏朗，况味深远；到了《牵风记》，众生豁然可见，一位穿越硝烟，经历变乱，透视生死，看淡荣辱，心澄意阔，正值大化之年的谦谦长者，在战争题材的条案上，兼工带写，吴带当风，心无羁绊，随心所欲，天马行空，至美至幻，意念曼妙，莫可一言！
    入伍之初，先生曾从事美术工作；创作之始，他即明示，要在战争这块画布上，描绘出一代青年的美好灵魂。而纵观其一生，在他挚爱的这片土地上，在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历史进程中，这位古风长者，这位文坛大家，于静寂中，始终持守中国风格、彰显中国气派，以一生的信仰和忠诚，一生的智慧和坚韧，壮绘了一幅气象万千、百世流芳的斑斓长卷！
    追思与迟悼（代后记）
    2023年1月14日凌晨，怀中先生于解放军301总医院驾鹤西游，寿年九秩又四。先生一生寄情林泉，走得云淡风轻。
    先生入院之始，莫言、向前两位师兄即已知晓。先生驾鹤之后，莫言、向前当即泣书挽联，以寄哀思。时接岁末，忧欣更替。
    先生家人一直遵示，守口缄言。其间，偶有传言，亦逝风中。未几，受怀中先生家人郑重委托，由吾采撰众生，集思成文，于清明节期间择机刊发，仅此一文，以飨众念。
    采访期间，吾屡受触动，夜半行文，每每泪透纸背。全文约两万字，先选发4000字刊于3月31日的《光明日报》大观专版，余下长文，延后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纪念怀中先生文集。
    在撰写此文过程中，蒙如下前辈、先学、友朋期许鼓呼：乔佩娟、于增湘、莫言、朱向前、施战军、邓凯、胡玉萍、胡世宗、金辉、李荃、常青、董保存，在此一并致谢。
    整个3月和4月上旬，余未虚度半日。采访、撰写均利用正午、夜晚和周日进行，从未耽误正课。撰写此文前，吾与先生家人商讨，尽力达到：悲而不戚，哀而不伤。
    89岁的增湘先生，自1月14日怀中前辈驾鹤之后，一直郁郁寡欢。余每次电话采访前，均须将功课做足，还须避免提及老人伤心过往。但是，俱为风云者，历史遮不住。采访中偶或触及某年某事，老人总是淡然一笑：怀中跟我说过，事情都过去了……
    多少悲与痛，皆付清风中。
    4月1日傍晚6时，当余再次心怀忐忑拨通增湘先生电话时，先生告余：谢谢你，小婷把《光明日报》给我拿过来了，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了，写得很好，简洁传神，大半个版呀！但是我怎么没看到莫言呢？（我马上补充：版面有限，莫言师兄也理解，长文另出）你替我谢谢《光明日报》，我跟孩子们说，过几天，要把这件事告诉怀中……
    怀中先生一生淡然，他的隐逸事迹，如秘不示人的江湖掌故，口口流传于文坛坊间，文艺故园。近10余年，余因工作之故，与先生有切近之交。凡接触时，皆有悟化。先生之道，非常人道。先生之名，非常人名。
    吾父已仙逝9年，生前容貌与先生酷肖。故此，每近先生之侧，总有恍惚之感。清明临近，吾每从梦中睡醒，追念先生之功，怀感家父之慈。谨以碎语，追思怀故，念慈庚新！
    作为一个近“80后”的文坛晚辈，为一位1945年即参加革命，誉满天下（中国作协副主席，本人亦先后获中国最高文学奖项之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弟子群中大咖云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参与过1964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的新中国第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文学台本、朗诵词撰写；担任3部6集革命史诗战争巨制电影《大决战》艺术指导，担任军艺文学系首届系主任，总政文化部原部长——文坛巨擘徐怀中先生，为其作致悼之文，受命之日为2月底，且须在一个月内的清明节前刊发，静思极恐，后怕甚多。扪心自问：何德何能？何才待举？冷思数夜，自省有四：
    无知者无畏。2023年1月14日凌晨，怀中先生于解放军301总医院驾鹤西游。入院之初，先生即如此简嘱家人：比之于奉献，党和军队给予我的荣耀已属厚待，百年之后，切勿给任何组织添烦加乱，让我清清静静，无牵无挂。故此，先生仙游数月，知之者寡。先生驾鹤月余，家人悉遵其嘱，缄口静默。然坊间偶有传闻。其中，亦有甚者私自发布，对先生归期、救治多有传讹。为正视听，故受先生家人恳切之托，更因对先生景仰之故，余仅凭一腔冲动，即应即允，且仰之弥高，钻之愈坚，系之愈切。被采访者中，无论辈分、学识、资历、官阶、年龄，但凡语及先生，瞬间隔膜皆遁，每每语记不及。余更觉应及早进入，更恐春日迟迟，有所懈怠。
    切近者情深。与先生切近之后，慕之景从。尤其是渐进被生活相应遮蔽的增湘老。又忆7年前，增湘老不慎骨盆摔裂，余亦挈扶在侧，万幸术后康复皆佳。故此，在去年岁末疫情最严重时，两位先生双双染疾，无法及时就诊之际，吾悉其详，跃身前出，逢友作揖，尊口如絮，使得增湘老得以转圜，亦使得怀中老，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渡人者渡己。怀中先生淡泊名利，宽厚渡人。叶圣陶、丁玲、李德伦、魏巍、王蒙、吴小如、任继愈、冯牧、汪曾祺、莫言、王干、朱向前，这些名尊大家，或与先生有惜重之交，或对先生有感佩之举……先生渡人无数，然终始人隐如鹤，其温如玉，其修如竹，其馨如兰。
    光明者明世。先生一生初心如磐，矢志光明。1956年首部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发表后，叶圣陶公即在《光明日报》上为其热情撰文，一举奠定其初涉文坛的地位！之后，先生每有突破之作，《光明日报》必给予热切关注，有时还不吝版面，辅以长评配发。2023年1月8日，《光明日报》以《徐怀中：作品要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为题，在头版头条加评论员文章推介了怀中先生波澜壮阔的创作生涯，样报递呈病房时，先生已上呼吸机，但回光感知。6天后，先生溘然远游。
    先生染恙之初，康护之时，特别是弥留之际，时任中国作协党组，特别是铁凝主席、张宏森书记，数次致电并委派专人予以关切关爱。早在1月4日下午，中国作协张宏森书记就委派作协书记处施战军书记转告：请转达铁主席和我的牵挂问候，有需要作协做的事随时联系。当日傍晚，铁凝主席再次委托秘书转达对怀中前辈和夫人住院情况的关注，并表示，这十几年，每年春节前，她都去探望怀中前辈和夫人。祝两位老人健康，看后续情况，如果需要作协做什么，请随时联系。
    1月8日中午，怀中先生尚清醒之时，铁凝主席专门致电，时因老人已上呼吸机，由家人代为接听。电话中，铁主席再次祝福先生早日康复，祝福于老师保重身体，并深情回顾10余年来每次看望老人的温馨场景，期待春暖花开之际，再次登门看望。
    1月14日凌晨，怀中前辈驾鹤仙游。中午，铁凝主席获悉情况后悲痛致哀，问候先生家人，并特别记挂尚在病中的于增湘前辈……
    往事历历，其温如潮；点点滴滴，皆因故人。于增湘先生及家人深感其馨，掩泪入怀。
    余为后学，在采撰过程中虽经历多舛，琐事叠加，但幸未被外力所扰，虔心以付，亦受惠良多。默化潜滋，一如开谕。这是一种修行，亦是一种幸运。
    受困截稿节点，特别是各种要务之催，吾薄衫燃夜月余。评点先生之文论，吾皆有所猎。然综述先生一生之巨章，付之阙如。文章既出，即成定论。臧否由人，受教益己。是为补记，尚飨尚飨。
    （选自《十月·长篇小说》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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