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乡土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高晓声（1928—1999）因塑造了陈奂生这一继阿Q之后的典型农民形象而获得文学界的普遍赞誉，并因此被贴上了“农民作家”的标签，有不少人见了他甚至脱口而出把他喊作“陈奂生”。把作家高晓声与笔下的人物陈奂生画等号，既是因为他所塑造的这个农民形象的生动逼真、惟妙惟肖，同时也是由于他自己的神态、语言包括手上厚厚的老茧已经与农民难以区别。有意思的是，后来还发生过同村的农民主动“对号入座”向他索要稿费之事，这可以看作是小说引起轰动后的“余波”了。
    当了二十一年农民
    “含着眼泪的微笑”是陆文夫对好友高晓声作品的评价，可谓知己之语。这是由于高晓声那过于凄惨的身世几乎没有亮色，在一般人看来已是陷入绝境，而他能够坚强地挺过来，并且还能重返文坛，写出有深度、有影响的小说，他身上所蕴含的非凡的勇气和生存的智慧实在令人佩服。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并不平坦的作家之路——
    高晓声1928年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郑陆镇董墅村一个农民家庭。中学时代因经济原因曾三次中断学业，全靠父亲的朋友相助才读完了中学。但他学习很刻苦，尤其是写得一手好作文，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同学的传抄。但他远超同侪的笔法也曾被老师误以为他的作文抄自当时流行的《模范作文》一类书籍。这样的误解反而使高晓声深感得意，也更加坚定了他“当文学家”的信心。
    1948年高晓声考入上海法学院经济系（父亲不让他报考“毕业即失业”的文学系）。不到一年，高晓声便回到了刚获得解放的家乡，考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就读（这一届只招生250人）。这所学校在当时可谓远近闻名，与高晓声同期就读的同学中就有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林斤澜。
    1954年，高晓声创作的以《新婚姻法》为背景的短篇小说《解约》，刊登在巴金创办的《文艺月报》上，引起了文坛广泛关注。那时候他的作品就显露出了自己的特点：“他的文学语言全像在说话，顺溜溜淌出来却又黏又糯，很有咬嚼，吸引着读者非看完不可。”（章品镇语）但这样的语言并非一蹴而就，高先生曾经透露过古代散文对自己的影响：
    “无论写什么，都会一面书写，一面默诵，我的脑海里会不断想起语言的节奏，像乐曲一样，你一觉得走调，就要反复去修改。”
    正当他才华初露，想在文坛大展身手时，一场风暴的来临中断了他的文学梦想。1957年，因与方之、陆文夫、叶至诚等青年作家一起组织、创办“探求者”文学社团和同人刊物，高晓声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发回原籍劳动改造，成了一名彻头彻尾的农民。祸不单行，1959年，与他结婚一年多的妻子即因病去世。此后，高晓声还因患肺病做手术，拿掉了四根肋骨、切除了一叶肺，才保住了性命。在农村，像他这样的“半残”身体只能干些轻活，能在各种“运动”中得以幸存着实不易，但他硬是坚持了下来，直到1979年获得平反后才重返文坛。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早晨，经过二十一年零十三天，即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早晨七时。”这段“被踢出文学队伍”的日子成了高晓声刻骨铭心的记忆。
    高晓声的好友林斤澜非常理解他的境遇。林斤澜曾说过高晓声有两个“最”：“冤案最冤，婚姻最惨。”但高晓声并没有一味沉溺于个人的苦难中，复出后的他把在农村的生活观察与积累转化成了小说，于是有了享誉文坛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系列小说。1979到1984年，他连续六年出版六本年度小说集（第七本的出版推后了三年），这样旺盛的创作势头自然是他沉寂日久、厚积薄发的结果。
    高晓声的小说《解约》早在1956年就由我们杂志《中国文学》译介到了海外。到了八十年代，他连续有7个中短篇小说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译文数量远远高出同时期的作家，并出版有英文版小说选集。有一家德国出版的文学杂志还专门刊登了有关高晓声创作的长篇评论，足见其作品影响的深远。
    温厚幽默的良师
    我原以为享有盛名的高晓声先生可能不好亲近，但一接触才发现，生活中的高先生是一个毫无架子，性格随和，很好相处的老前辈。
    我当时负责外文版杂志的选稿工作（后来又增加了《中国文学》中文版），平时会大量阅读发表在全国各类文学期刊上的文学作品，高先生希望我把好的作品推荐给他看，于是我便定期把刊物给他寄到家里，他也因此称我为“益友”。他在来信中说起“你的样子我还记得”，还说我和他以前的女友同一个姓，“后来往美国飞了”。这可以说是高先生在不经意间透露的一个小秘密吧。
    高晓声先生好酒是出了名的，甚至发生过因与作家好友喝酒而忘了开会的事。他详述自己喝酒经历的散文《壶边天下》，可以视为一段酒后吐露的“真言”。因为在聚餐时了解到我也喜欢喝点黄酒，和他有“同好”，高先生在来信时也特意提及，希望将来有机会还能“重续雅事”。
    我们杂志社很重视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来信，会定期打印出来交给各个文部作为工作成效的一个参考，我们也会把这些意见反馈给有关作家。有一次我把一篇国外读者对高晓声的小说评论译好后寄给他，他很高兴自己的作品在海外也有知音。高先生会把刊有他作品的报刊告诉我，让我“顺便看看”，我也会及时寄上我的“读后感”。他曾谈及他的创作状况，说到最近发了不少散文，但随即便表示：有时间还是想多写小说。由此可见小说创作在他心中的分量。
    高先生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幽默在小说中常以“村言土语”的形式来表现：“精明人家的门闩也能舂得米”“说真话，扶着这种人前进，手也真酸”；而在日常生活中，他的幽默也相当别出心裁。比如，他在70年代末被安排住在24块钱一晚的两人间，他会非常心疼地感慨：“一块钱的骨头困在十二块钱的床上。”再如，他受邀给一家位于秦淮河畔的餐馆题字，他先写了一句：“千里长江入秦淮——”看上去颇有气势，正当大家猜想他会以怎样的妙笔束尾时，他却有点慢条斯理地写下了很“白”的四个字：“休息一下”。这也是他惯用的幽默手法。
    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收到高先生的来信，后来才得知他是因病住院了。出院后他便给我写信，还不忘调侃几句：“这一年来，老毛病不断上新台阶，大有送上高楼拔矮梯，送掉我的小性命。”完全是高晓声式的幽默。幽默过后，他又严肃地思考了一下生死问题：“从前对于死，总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你想，一个人的灵魂是怎么离开身体呢？从哪一个洞里钻出来呢？现在好像死过一次了，才明白不是让灵魂钻出躯壳，是躯壳拖住了灵魂不让它自由。”这样的体悟如果不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是难以领会到的。
    对于我这个年轻人，高晓声先生经常是鼓励有加。我曾经寄给他一本我翻译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长篇小说《星游人》，请他提意见。高先生认真阅读后告诉我他的体会：“我青年时代也很喜欢杰克·伦敦的小说，你说他是个硬汉作家，我赞成，推颂一点说，他是个硬派作家的代表，野性十足，一派龙吟虎啸，读来既惊心动魄又胆壮态雄。”这样精准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而又个性独具。
    那些年高先生不时会去国外访问，他都会在来信中详细告知，并顺便问我有没有需要他帮忙办的事。他给我寄来新出的作品集，会非常谦虚地在扉页写上请我“评正”的字样。我正为他旺盛的创作精力感到庆幸，没想到就在我编选英汉对照版的《高晓声小说选》时，突然得知了高先生去世的噩耗，震惊之余深感极大的惋惜。他的慈祥的笑容似还在眼前，转眼间就已驾鹤西去，真是令人痛心万分。从此我失去了一位良师，一位温厚的作家朋友！
    美食家请客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南京采访作家储福金时，正好碰到《天津文学》的编辑康泓向他约稿，为人实诚的储福金让我们退了旅馆，请我俩到他家住下，免得我们来回奔波，我也算是近距离感受了一番作家的日常生活。
    时任江苏省作协专职副主席的赵本夫先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特意安排了一次聚会，邀请正在南京的作家们参加，我就是在这一次聚会上同时见到了陆文夫和高晓声两位前辈作家。
    陆文夫先生是我们杂志的重要作者，他的《小贩世家》《美食家》《清高》等小说就是由我们刊物译介到国外的，他的中篇小说《美食家》中对苏州美食的精彩描写让法国读者大开眼界，更是令巴黎的大厨们深深着迷。他也是第一位被授予“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的中国作家，可见他在法国受欢迎的程度。我在北京曾见过一次陆先生，当时他作为两会代表来北京开会，就住在离我们单位不远的奥林匹克饭店，我们总编派我去给他送我们新出的杂志，顺便请他对我们的刊物提些意见。陆先生炯炯有神的目光和谦和儒雅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在南京见到他，我自然是格外高兴。高晓声先生则是初次见面。当时我就坐在他旁边，因为我能“听懂”他口音很重的常州普通话，高先生显得很高兴，因此他跟我聊得也比较畅快。
    我和康泓在南京完成了各自的工作任务后，结伴到苏州、无锡等地游玩，正好高晓声先生准备回常州，于是我们三个人便一路同行。陆文夫先生头一天先回到了苏州，当我们第二天中午到达时他已选了一家雅静的餐馆等候我们了。
    由陆文夫先生这样一位名声在外的“美食家”请客，我的心中还是颇为激动的。
    我们两个年轻人当时正处于“吃嘛嘛香”的年纪，陆先生亲自点的菜更是令我们食指大动。陆、高二位先生是知交倾谈，“君子在酒不在菜”，品着黄酒，细聊近事，很少动筷子。但新菜上来时陆先生会立即停住话头，劝我们俩多吃，完全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其中有一道用太湖名产制作的“蟹粉银鱼羹”令我至今难忘，用陆先生的话来说属于“料真味正”的类型。尤为别致的是，银鱼羹是盛在一个大蟹壳里端上来的，以鲜吊鲜，堪称双美。记得陆先生当时还非常认真地强调了一句：“这道菜他们烧得蛮不错的。”要知道陆先生在用餐时通常是不轻易下评语的，如果厨师听到了他这样的夸赞一定会开心得不得了。
    陆先生曾经颇为自豪地说过，他对菜肴的点评，厨师们可以拿去评职称的，足见他在苏州美食界的威望。能够享受这样的美食，我们也可以称得上是有口福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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