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是一个常常被世间误解的人，在对国故的态度上，他被人批评的地方很多，几乎成了破坏旧文明的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主要可能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其小说影射传统文化的黑暗，有民族虚无主义之嫌。二是讥讽京剧艺术和中医，视国粹为国渣，亵渎了先贤的遗产。三是对于主张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乃媚外主义。至于文章中对于孔子、老子、庄子的描述，都非学界中的雅正、专业之语，过于偏执了。这些看法，还是表层感知的掠影，并未看到其思想的内核。细细阅读鲁迅的手稿和整理国故的资料，会发现他的学问其实很深，并非坊间所说那么简单。和他同代的许多学者，对于其学识与思想，都是赞佩者多的。蔡元培就说：
    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著手。 (1)
    与鲁迅思想相左者，对于其学术水准，也是不敢轻易否定的。胡适在文章里，就叹其学问之好。钱玄同、周作人也在回忆文字里客观描述了其整理旧文献的贡献。对于鲁迅的学问，周作人描述较多，《关于鲁迅》就写道：
    鲁迅在学问艺术上的工作可以分为两部，甲为搜集辑录校勘研究，乙为创作。今略举于下：
    甲部
    一 、会稽郡故书杂集。
    二、 谢承后汉书（未刊）。
    三、 古小说钩沉（未刊）。
    四 、小说旧闻钞。
    五 、唐宋传奇集。
    六 、中国小说史。
    七、 嵇康集（未刊）。
    八、 领表录异（未刊）。
    九 、汉画石刻（未完成）。
    乙部
    一 、小说：《呐喊》，《彷徨》。
    二 、散文：《朝花夕拾》，等。(2)
    蔡元培、周作人所列文献不全，遗漏了许多内容。后来林辰、顾农等学者潜心研究，鲁迅与国故的关系得以系统阐释，面目便渐渐清楚了。大致说来，他对于文化遗产的兴趣，主要在经学之外，但对于儒道释都有心得，看法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偏激。他幼时受到良好的教育，喜读《山海经》《花镜》等奇书，钟爱美术，涉猎范围较广。后来受民俗学影响，在整理国故中，看重的是出土文献，和乡邦文献、野史杂记等。而碑学的心得与文字学的修养，亦不可小视。他们那代人研究国故，已经和前人不同。鲁迅所做的工作，都非止于学理的探讨，而是深入其中，又返归到新文学创作中，今而古，古而今。自己又带专业的特点，以小说家和杂感家笔触凝视旧岁遗物，所释之意是深的。
    从鲁迅的藏书看，他对于旧学有很浓烈的兴趣。但他的孤本与善本不多，多为常见的著作，但一些内容看出其阅读兴趣。比如，他曾拟写一本《中国字体变迁史》，可见其对于音韵训诂类著述是十分关注的。他也想做一部《中国文学史》，购置了很多古人的文集。那些未能完成的著作的某些观点，后来都散在杂文与书信中，寻其语态，亦可对于那学术品相揣摩一二。我们读他的杂文，也仿佛嗅出书斋的气味，觉得是学人随笔的经典。他晚年所作《门外文谈》《买<小学大全>記》，都是有深度的沉思。关于版本、关于文脉、关于艺术发生学的研究，非一般学人可为。古人的学问是静态的多，鲁迅的思考是与社会和人生密切相关的，所以就没有匠气与迂腐气。一些随感点到了思想要害，也是学问的一种。中国治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思想史的人，喜欢引用其观点，不仅因了学问之好，还由于他的思想里的学术性。郭沫若等人后来在鲁迅缉校古籍面前的赞佩之情，都说明了那学识的专与精。
    鲁迅的旧学修养与浙东学派的渊源很深。学界对此曾有不少的讨论。从王充到章实斋、章太炎，都影响过他，这从其文章里也能感知不少。所辑《会稽典录》，就有王充条目，他向青年推荐读书目录，也有《论衡》 。章实斋的《文史通义》，对于六经的理解，以及思想的透视，他也注意过，治学思路有相近的地方，有时候也沿袭了前辈一些思想。他对于黄宗羲、王思任、朱舜水的文本与事迹都熟，文字中也传染了某些慷慨激越的韵致，没有一般江南儒生的柔气。浙东学派的风格与一般地域的学术略有差异，历代学人的叛逆性表达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鲁迅以文学家身份耀世，但认识他，仅仅从小说、杂文、翻译层面展开思路，是有缺陷的。我在《鲁迅的暗功夫》一文说过一段话：
    如果看鲁迅的藏书，就会发现，他的知识很驳杂，兴趣亦广。除了文学之外，金石学，考古学、科学史、文字学、哲学、美学、民俗学、心理学、历史学的著作都有，这构成他的知识谱系的全部。鲁迅的藏书被完整保留下来，有14000多册。我们翻看这些遗著，内容丰富，好像一个学者的书单一般。但我们读鲁迅的书，不太易发现这些书籍的影子，这些东西都藏在文本的背后。我的朋友刘思源说，鲁迅的伟大在于有暗功夫，确是不凡之论。（3）
    不过，一般学者谈论现代学者，不太涉及鲁迅。钱穆《中国近代学术》，现代学者只讲到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并不包括周氏兄弟。我以为钱穆可能觉得他们不过文学写作者，至多是个杂家而已。周氏兄弟译介方面用力过多，成就在另一层面。可另一个事实是，在总结中国学界近八十年的学术引用率中，近代人物著作被引用最多的是《鲁迅全集》，哲学界与史学界也是如此。这里不都是审美思想的参考，而有许多学问的呼应。鲁迅精神指向的是文明的原点，现代人如何面对遗产，他的选择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比如古典学的学者徐梵澄就将自己的学术背景与鲁迅联系起来。他把自己的精神来源看成鲁迅所馈赠的。郭预衡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就受益于鲁迅， 他视鲁迅的思想是研究国故的灯塔。张培恒面对旧的文化遗产，也时常参照鲁迅。鲁迅的研究领域因为集中在较小范围，不及王国维、章太炎广博，但他对于旧遗产的眼光，则是难有人能代替的。
    这样说来，走近鲁迅，或者说立体地解释鲁迅，需研究他的学问里的思想才是。鲁迅的学问，大概不能以学界一般的尺度量之，用凝视陈寅恪的方式读鲁迅，就遗漏了现代性的元气。而我们也不能用对待马一浮的视角，对应鲁迅的内在精神，因为他在经学之外另辟蹊径，思想有另一个原点。鲁迅以非学院派的方式，解释了象牙塔內一些学者不能穿透的话题。这很重要，而当我们进入其精神之海时，则会发现，其认知的深度不仅与庄子、墨子、释迦牟尼有所交叉，也与康德、海德格尔哲学构成一种呼应的关系。其精神更带有现代哲学的意味。正像尼采从古希腊文明中吸收了智慧一样，鲁迅的智慧多半来自古中国文明的熏陶。只是他避开了儒学正宗之路，而发现了文明史中的另一种资源 ，即所谓“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正是。而当我们真的沉入他的世界的时候，他的学问带来的冲击力，与其审美中的热流，同样打动着人们，且让人对于一些问题回味不已。
    二
    最早显示鲁迅学术思想的，是鲁迅在日本留学中所写下的《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这些文字已经不再是梁启超式的简单的东西对比，而是一种文明观的呈现。虽然青年鲁迅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还是初步的，但已经接近了其本然之所。他由近代文明，也推演到古代文明，对于古希腊、古印度、古中国的文化形态作了初步的勾勒。不过那时候的鲁迅还不能从更深的文明论中讨论问题，而是经由诗学视角，讨论精神哲学的问题。在《摩罗诗力说》一文里，他说：
    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盖人文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4）
    鲁迅在文中例举古印度、古希腊与希伯来的文明进程与艺术，感慨其“灌溉人心”之美。可以看出，当欧洲文明在自己的世界中出现的时候，他对于故国的旧有的形态才有了另类认识。他感慨于周秦汉唐的浑厚，对于胡气颇多好感。在“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同时，也有着忧思和冷想。他更多的还是考虑旧文化缺失的东西。那些抑制个性生长的思想，成为批评的对象。他对于老子思想的描述，就一针见血：
    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其术善也。然奈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5）
    先秦诸子的思想本是多元的 ，灿烂明快的精神亦常可见到。但中国社会逆淘汰的力量，毁良苗于雨日 ，长稗草于风中。旧文化中压抑人性的传统，是青年鲁迅最为不满的部分。这造成了精神的凋零和创造性表达的委顿。受章太炎影响，那时候意识到重返“固有之血脉”的重要，年轻鲁迅自觉于两个使命。一是“取今”，即摄取外来思想。二是“复古”，即回到被遮蔽的旧文明形态里。他认为，自己这个时代的文化选择，仅仅在单一维度上是存在问题的。可惜在基本问题中，许多难题在那时还没有得到认真讨论。
    那时候他的文字还看不到沉郁、悲慨的调子，内心有着梦想，一下子就能让人感到。他对于国故的热情，从其文字中可以看出。用的既不是桐城派的语言，也非晚清流行的士大夫之语。受到音韵训诂影响的鲁迅，创造了一种古奥而舒朗文体。自创了诸多格式，用语多带奇意，辞章健劲、超迈，可与先秦文体媲美。不妨说，行文的高傲与峻急，衔接了遥远的元气，既无低眉，也非自恋，与时代的语境已经很有距离了。
    选择这样的明快的表达，可看出其“取今复古”的深深用意。所以，从那时起，谈论国故，已经不再是乾嘉学派的语态，也非洋务人员的辞章，有了新的面貌。典型的例子是他与周作人所译的《域外小说集》內俄国等东欧作家作品多多，而表述则是六朝的格式，非深通音韵训诂者，难以有此类辞章。在为小说集所写序言中，有这样的文字：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此则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6）
    研究者早已发现，鲁迅在章太炎那里得到了重要的文脉，辞章里的要义与思想的深浅与之不无关系。慢慢地，以最为古雅的文言来对应西方小说的情境，是一种创造。与林纾那时候的翻译文字比，他们的文体里的古风并不弱，有时甚至更为诘屈聱牙。越古越雅，古而雅，雅而古 ，这样的书写，也有几分前卫意义。
    之所以如此古奥地行文，有意与清儒的辞章隔离开来，与其说是一种先锋式的尝试，不如说是一次带着新风的访古。他们觉得汉语表达是走过弯路的。回到远远的起点重新起飞，看到的图景将是不同的吧。这其实也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批判。说起来， 对于清儒的不满，是从清代知识人自身开始的。龚自珍《与江子屏笺》就指出学界“浑浑圜无一切语弊矣”（7）。多年后，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就说：“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8）。严复则以为国人病态甚多，主要是“苟利而自私”（9），说的都很确切。章太炎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观念的微词，根本的差异在于对文化之本的理解有不同路径。细想一下，鲁迅的批判意识，一部分是从儒之内部延伸过来的。留学后，西方思想刺激了这一传统的流动，许多灵思被渐渐召唤出来。不久从尼采和克尔凯廓尔那里受到启示，觉得清代知识人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自我。于是提出精神界战士的概念，希望从昏暗中走出。这和《民报》上的文章，多有呼应，那时候的流亡知识人，多见奇绝之语，冲荡之气缭绕，庄子之意与墨子之神都有，古朴之音与灿烂之语飘荡其间，造出恢宏之气象。鲁迅一开始就从中得到教益，其风格受改革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诸多行文里，一洗明清文人柔软之语，刚健之气袭来，在思想中有了现代性的元素。什么才是今人应追求的精神呢？他的答案是个性与灵冥。个性乃本我的率性，灵冥是对于神思的召唤，不囿于旧习，思接苍穹，意回万里，飞于尘世之上。这就回到老子与孔子之世，在原点上重启思与诗。我们会发现，他善于从人类文明初始状态考虑精神路径的多种样式。汉代以后，文人们是接着孔孟思路说下去，有一种惯性的推力在，到了鲁迅那里，这种惯性终止了。“从来如此，便对么？”于是回到与孔子、老子同行的位置，考察思想的起落，文明的兴衰，笔法与韵致都区别于儒道释的套路，那起点的辞章，是元气淋漓的。
    一个青年人初涉学林，就已经出笔不凡，在那时是少有的。一面呼唤远古的遗风，一面批判陋儒的思想，这是青年鲁迅文章显著的特点。这个特点一直延续到了后来，所以，他面对国故时，总有清儒少见的神理在。锋利的词语在那时候已经萌芽，显示出爆发力来。对于旧的文明的批判，是基于新学基础上的。比如对于生物学之介绍，多于科学史的译介；对于浪漫诗学的阐释，使其视野就与一般清儒有了很大的区别。带着腐朽之味儿的文言，经由其笔有了清朗之气，语态中有波光的闪动，许多地方是周秦汉唐的文章才有的风采。黄侃曾说章太炎的著述“甄别今古，辨师法之违”（10），用来描述鲁迅兄弟复古类的文字，也是不错的。
    三
    他结束留学后，最初的工作除了教书，业余时间主要是辑校古籍。后来在教育部开始抄录古文，整理旧的文献，这是对于他后来的写作，不无帮助。绍兴与北京，是他的学术沃土，两地风格各异，传统有别。前者多周秦汉唐的遗迹，可谓熏陶于日常之中。后者则为元明清的文化古城，可触摸的古物在在皆是。在绍兴教书之余，把玩古物一时成为乐事。这既是对于现实的一种逃逸，也是留学时期的思想的延伸。不过留学时期的精神是向四方打开的，现在被内敛到古老的幽魂里。对于青年鲁迅而言，这是一种枯寂的冥思，内中的毒影未尝没有。
    归国后的鲁迅先后在绍兴与杭州任教，讲的是化学与生物学课程。但那时候也开始搜集整理乡邦文献了。这些与博物学与民俗学多有关联。他曾给三弟周建人寄过英文版植物学书籍，在杭州时带领学生采集过各种植物。1910年开始，抄录《燕子春秋》《蜂衙小记》，后来又校勘唐刘恂的《岭表录异》，抄录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清代郝懿行《记海错》，程瑶田《释虫小记》等。其中所辑录的《搜神记》《搜神后记》《十洲记》《神异经》《异苑》《王子年拾遗记》《洞冥记》对于后来的小说研究提供了较为重要的资料。鲁迅不仅搜集材料，也有多次实地考察。寿洙邻《我也谈鲁迅的故事》介绍过与鲁迅同游大禹陵、兰亭的过程，看得出鲁迅对于古代遗迹的兴趣。那时候他写下的《辛亥游录》就载有在田野采集标本的情致，至于故土的碑文与残垣里的古意，也颇吸引他的目光。他1912年为《越铎日报》所写《<越铎>出世辞》就说：
    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理，乐安谧而远武术，鸷夷乘之，爰忽颠陨，全发之士，系踵蹈渊，而黄神啸吟，民不再振。辫发胡服之虏，旃裘引弓之民，翔步于无余之旧疆者盖二百余年矣。（11）
    这段话情绪颇多反差，礼赞了先贤精神之美，对于专制社会压制民间思想的控诉亦在字里行间。远古的文明在他笔下带有一丝神话意味，澄明而伟岸之气荡在空中。此间留有复古的意识，令人想起章太炎的某些辞章。文章也道出辛亥革命成功后的欢欣之情，重振故土遗风的雄心也毫不掩饰。鲁迅此文，引《尚书》之句，化《离骚》之语，散《史记》之风，全然没有晚清文人之调。雄健之气旋动，超迈之思漫卷，古文明的意味被勾勒得楚楚动人。
    他初入教育部的时候，同人中有此类风格者多多，怀揣复兴古文明之梦的，与其都有不少的交际。在北京的十余年生活，访书，抄书，搜集拓片与古玩，占据了许多时间。1912年5月，他赴京工作，在古都生活工作之余，多次造访古迹，访书寻友，去琉璃厂购书。彼时琉璃厂是古物集散地，书铺之多不可胜数。从其日记可见，趣味有某些士大夫气，但阅读倾向则在较偏的领域。刚到北京不到半年，就去了琉璃厂19次之多（《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912年5月去琉璃厂四次：
    下午与季茀、诗荃、协和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籑）喜庐丛书》一部七本，五元八角。（5月12日）
    下午至琉璃厂购《李太白集》一部四册，二元；《观无量寿佛经》一册，三角一份二；《中国名画》第十五集一册，一元五角。（5月25日）
    得津贴六十元。晚游琉璃厂，购《史略》一部两册，八角；《李龙眠白描九歌图》一帖十二枚，六角四分；《罗两峰鬼趣图》一部两册，两元五角六分。（5月30日）
    6月去琉璃厂两次：
    午后赴琉璃厂购《四印斋校刻词三种》一部四册，一元；善化童氏刻本《沈下贤集》一部二册，二元五角；《畿辅丛书》本《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一部六本，二元。（6月9日）
    又赴琉璃厂购《龚半千画册》一本，八角；陈仁子《文选补遗》、阮刻《列女传》各一部，共六元。（6月16日）
    7月去琉璃厂两次：
    下午与季市浴于观音寺街之升平园，甚适。至琉璃厂购明袁氏本《世说新语》一部四册，二元八角，尚不到十分刓弊，惜纸劣耳。又《草堂诗余》一册，二角，似是《词学丛书》残本也。（7月3日）
    下午赴青云阁购日用什物，又至瑠（琉）璃厂购《黄子久秋山无尽图卷》一册，五角；《梦窗词》一册，四角；《老学庵笔记》二册，八角。晚杨莘士、钱稻孙来，遂同饮于广和居，季士亦往。（7月20日）
    8月去琉璃厂三次：
    午后稻孙来，在季茀之室，遂同往琉璃厂，购《埤雅》一部四本，二元，似明刻也。（8月1日）
    晚钱稻孙来，因同至琉璃（厂）购纸，又至神州国光社购《古学汇刊》第一编一部两册，价一元五分。（8月23日）
    上午徐诗荃、商契衡来。午后钱稻孙来，同往琉璃厂，又赴十刹海饮茗，旁晚归寓。（8月25日）
    9月去琉璃厂四次：
    午饭于四牌楼之同和居，甚不可口。下午至青云阁购什物二三种，又赴琉离厂有正书局购《中国名画》第一至第十集共十册，计银十二园，佐以一木匣，不计值也。（9月1日）
    上午同季市往留黎厂，在直隶官书局购《式训堂丛书》初二集一部三十二册，价六元五角。会微雨，遂归。收九月一日《民兴报》一分。午后晴。翻《式训堂丛书》，此书为会稽章式所刻，而其版今归吴人朱记荣，此本即朱所重印，且取数种入其《槐庐丛书》，近复移易次第，称《校经山房丛书》，而章氏之名以没。记荣本书估，其厄古籍，正犹张元济之于新籍也。读《拜经楼题跋》，知所藏《秋思草堂集》即近时印行之《庄氏史案》，盖吴氏藏书有入商务印书馆者矣。（9月8日）
    上午往青云阁购日用什物共三元。又至留黎厂购《开元占经》一部二十四册，三元；《蒋南沙画册》一册，一元二角。（9月15日）
    午后同稻孙至留黎厂购《述学》二册，八角；《拜经楼丛书》七种八册，三元。（9月24日）
    10月去琉璃厂四次：
    上午钱稻孙来，又同季巿至骡马市小骨董店，见旧书数架，是徐树铭故物而其子所鬻者，予购得《经典释文考证》一部，价止二元，惜已着水。又见蔡孑民呈徐白摺，楷书，称受业，其面有评语云：牛鬼蛇神，虫书鸟篆。为季巿以二角银易去。人事之变迁，不亦异哉！午后访季自求、寿洙邻。下午往留黎厂购笺纸并订印名刺，又购《敦煌石室真迹录》一部，银一两。（10月6日）
    国庆日休息。上午同许铭伯、季巿、诗荃、诗苓至留黎厂观共和纪念会，但有数彩坊，而人多如蚁子，不可久驻，遂出。予取名刺，并以二元购《前后汉纪》一部而归。晚饮于广和居，同席五人，如往留黎厂者。今日特冷。钞补《经典释文》两叶。（10月10日）
    上午往留黎厂购《汗简笺正》一部，三元；《北梦琐言》一部，四角；《读画录、印人传》合刻一部，一元。午后昙。晚得二弟信，附《希腊拟曲》二篇，十五日发。（10月20日）
    至留黎厂购《郑板桥道情墨迹》一册，三角；《舒铁云手札》一册，四角；《中国名画》第十六集一册，一元五角。归寓已晚。（10月26日）
    在公务之余的读书写作里，古老的遗存深藏在背后。他自己称像蛇一样纠缠着自己，也是一种真言的流露。那时候的工作，多与旧文化的遗产保护有关，和古物的接触，越发多了起来。1912年8月21日，临时大总统颁布任命状，鲁迅成为教育部佥事，主要负责博物馆、图书馆、植物园、美术馆的工作，调查搜集古物事项等。工作的理念是西学的，但对象则属于古老的遗产。这也就使他延续了留学时期的趣味，在现代性的眼光里，审视旧的遗存。
    从公的角度看，一些研究属于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乃为国家保护旧物。比如建立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举办博览会等。也借机看到了国子监的石鼓文，和外地转运来的《四库全书》的一些善本，以及北京故宫的大内档案等。私的方面，则在琉璃厂等地搜集了大量拓本和文献，购置汉代造像、古砖、俑、钱币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的建立：他亲自参与了中国首个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将自己所藏的铜镜、瓦当捐献给博物馆。鲁迅对于博物馆，有着很深的认识，那时候受蔡元培的影响，美术观念渗透其间。对于各种古代文献，最看重的是有诗学意味的东西，这也与他的审美追求有关。有关活动，仅在1913年日记中就有许多记载：
    上午得吕联元自新昌来信。收《通俗教育研究录》第六期一册。午后同夏司长及戴螺舲往全浙会馆，视其戏台及附近房屋可作儿童艺术展览会会场不。（3月31日）
    午后同夏司长、齐寿山、戴芦舲赴前青厂观图书分馆新赁房屋，坐少顷出。又同齐、戴至青云（阁）饮茗。（4月1日）
    上午收十二日《越铎》一分。午后同夏司长赴图书馆，又步什刹海半周而归。夜风。（5月16日）
    下午同夏司长、戴芦舲、胡梓方赴历史博物馆观所购明器土偶，约八十余事。途次过钟楼，停车游焉。（6月2日）
    午后通俗图书馆开馆，赴之。以译文付《教育部月刊》。（10月21日）
    在部终日造三年度豫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岑岑然。（10月29日）
    历史博物馆送藏品十三种至部，借德人米和伯持至利俾瑟雕刻展览会者也，以其珍重，当守护，回寓取毡二枚，宿于部中。夜许季上来谈，九时去。不眠至晓。（12月20日）
    ……
    博物馆应如何建立，学界观点不同。蔡元培将其纳入美育的范畴中，也未尝没有道理。民国初年的博物馆主要工作是古物陈列，涉及陶瓷、铜器、玉器、书画等。鲁迅与教育部同人看到了敦煌遗物和宋代版本。这些古物与绍兴时期接触的地域性的文献不同，涉及的历史更为复杂，背后的历史纠葛是杂音缠绕的。
    公藏寥落，私藏隐没，是那时候的一个问题。而各地文物惨遭破坏，令人心焦。国人那时候没有文物意识，对于各类遗产的认知多有盲点。面对日益稀少和消失的古代遗迹，急需投入精力保护与研究。文化研究，倘没有大量实物进入公共视野，总还是有所缺憾的。为公而计，建立好博物馆，注重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的保存与研究，就显得异常重要了。那篇《儗播布美术意见书》就专门谈到文物保护的意义：
    著名之建筑 伽蓝宫殿，古者多以宗教或帝王之威力，令国人成之；故时世既迁，不能更见，所当保存，无令毁坏。其他若史上著名之地，或名人故居，祠宇，坟墓等，亦当令地方议定，施以爱护，或加修饰，为国人观瞻游步之所。
    碑碣 椎拓既多，日就漫漶，当申禁令，俾得长存。
    壁画及造像 梵刹及神祠中有之，间或出于名手。近时假破除迷信为名，任意毁坏，当考核作手，指定保存。
    林野 当审察各地优美林野，加以保护，禁绝剪伐；或相度地势，辟为公园。其美丽之动植物亦然。（12）
    考察鲁迅在北京十余年的生活，与国故研究有关的活动甚多，其文化视角与思想情怀，不像后人想象的那么单调。他的文学活动中，夹杂着诸多国故研究。没有这些研究，就不会有文章上的高古与凝重。鲁迅是从历史的遗风和现实的感受里，建立起自己的审美意识的。我们在他的小说与杂文里，都能够感受到一种悠远的、带着古风的气息，这都受益于传统文化。只是所衔接的不是士大夫钟爱的经学，而是野史与边缘艺术的奇光。我们从其选择里，也能够意识到那精神非同寻常的一面。
    四
    民初的教育部，聚集了一批学者，他们多有留学经验，又颇好古董。往来于西学与国学之间，一些学问也因之出现。鲁迅与几个朋友的交往，都很有趣味，他们间的交往也催生出不少话题，这些对于后来的学术发展，都颇可一记。夏穗卿（1863－1924）曾是维新文人，有旧学根柢，著有《中国古代史》《夏曾佑诗集》。蔡元培（1868－1940）是美学家，对于古代文明的解析新意多多，有《中国伦理学史》行世。许寿裳（1882－1948）善于学术史研究，对于俞樾、章太炎学术颇多心解。钱稻孙（1887－1966）译介过《神曲》《源氏物语》等，对金石学兴趣浓浓。许季上（1891－1953）乃佛学家，通梵文，懂版本之趣。陈师曾（1876－1923）系美术研究专家，与鲁迅往来频繁，在造像、绘画方面有诸多交流。乔大壮（1892－1948）为文史专家，书法与诗词均好，是有古风的人物。齐寿山（1881－1965），戏剧研究专家齐如山之弟，翻译家，与鲁迅同意过德文小说。这些人观念不同，但对于文化史与艺术史的研究，都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有开创之功的当属蔡元培与陈师曾。
    蔡元培与鲁迅是同乡，留学德国，对于康德学术有所心得，归国后主持教育部工作，提出了美育教育。他注重美术研究，推动了许多活动的开展。美术这个概念，包括了文学、音乐、建筑、雕刻、图画等。涉及的都是审美的话题。鲁迅在部里积极配合蔡元培的思路，做过诸多的演讲和实地调研。蔡元培为人坦诚，思想鲜明。他谈论文化与教育，都非固定的语境里的自语，而是显得通脱大气，其格局非常人可及，比如他说：
    吾中国之美术，自四千年以前，已有其基础；至于今日，尚能保其固有之精神而不失。其间固尝稍稍受波斯、希腊、罗马诸民族之影响，而以二千年前受印度文化之影响为最大。自建筑、雕塑、图画、音乐，以至日用文饰之品，殆无不有一部分参入印度风，而仍保有中国之特色……（13）
    从世界文化的整体性中看中国的历史，其实是把今人文化的现代性趋势合理化了。那就是重新发现固有文明的敞开性，惟有敞开的国度，文化才得以生长。蔡元培在《何为文化》《以美育代宗教说》《美学的进化》中，都涉及到再造新文明的理念。鲁迅日记中多次记载过他们互相赠送古代造像拓片的友情，看得出对固有的文化的热心。而他们那时候更关心的是优秀的文物的保护与利用，让后人得以有参观、学习的机会。1912年暑期，蔡元培提议举办“夏期讲习会”，鲁迅呼应过蔡元培的提议，做过《美术略论》的演讲，题旨与蔡元培也多有接近的地方。
    在开放的视野里重审古代文化，是教育部的一种风气。那时颇有成就的人就有陈师曾。陈师曾与鲁迅一同留学日本，1902年，他们同行的船上，也有陈师曾的弟弟陈寅恪，可以说都是到海外求法的新人。鲁迅与陈师曾关系甚好，彼此关于金石学的心得交流颇多，往来亦勤。陈师曾身上带着陈三立的某些风度，对于国粹有深深的情感，但又能跳出士大夫藩篱，看世界的进化。他给鲁迅的篆刻与山水画作品，气韵是生动的，有飘然、俊美之风。1911年，曾翻译过《欧洲画界最近之状况》，明心于域外艺术，对国故的看法是另类的：一面礼赞辉煌的过去，一面感到振兴画法的紧迫。对文明史的开放的理解，让他产生了改革的意愿。在那篇译文的附记中叹道：“且彼土艺术日新月异，而吾国则沉滞不前，于此亦可以借鉴矣。”（14）对比陈师曾与鲁迅的谈艺文字，虽然一个讲小说，一个谈美术，但见解在精神深层中交汇于一处。比如言及艺术之起源，类似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实用到审美，精神渐次脱俗近神。讲到汉代艺术，都注重了造像艺术的奇崛之美，陈师曾所礼赞的山东武梁祠的石刻，也是鲁迅搜求的。至于言及六朝艺术，都发现佛教背景中的艺术的自觉。鲁迅礼赞的汉唐气象，从陈师曾的研究中也得以印证：
    山东肥城孝堂山祠、嘉祥武梁祠、嵩山三阙之画像石刻尚存，多画帝王、圣贤、孝子、烈士、战争、庖厨、鱼龙杂戏等，刻画朴拙，亦可想见当时衣服、车马、风俗之制度。此其最著者。其余散见于他处者甚多，古拙大抵相类。盖汉时绘画及雕刻不如后世之精巧，笔法浑古，有雄厚之气象，与书法同风，乃至砖瓦、偶像、工艺诸品，皆可推知其有一贯之特征也。（15）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谈到鲁迅对于汉代造像艺术的喜爱，就曾写道：
    他曾经告诉我：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16）
    不过，鲁迅也感到古代文化是波浪式的发展的，这也与陈师曾相似。在《中国绘画史》中，陈师曾说：
    现在有人说西洋画是进步的，中国画不是进步的，我却说中国画是进步的。从汉时到六朝的人物画，进步之速，已如上述；自六朝至隋唐，也有进步可见；不过自宋朝至近代，没甚进步可言罢了。然而不能以宋朝到现今几百年间的暂告停顿，便说中国画不是进步的。（17）
    鲁迅也认为，宋代以后的艺术，是弱化的：
    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18）
    如此巧合的观念，一是存在一个新知识人的舆论空间，彼此影响。二是都有一个西学背景，搜求文物时有一个对比的视角。从文字可以看到，陈师曾与鲁迅都意识到，中国的国故，大凡有生气的地方，都非奴态使然，而是有自由、奔放的精神在。而在精神空间方面，绝非封闭的世界，而是向四方洞开。文化是不同的知识与审美交汇的结果，有一个动态的时空。教育部那时候许多新政的推出，与有一个新的知识群落的自由精神不无关系。
    在教育部，鲁迅过着一种极为散漫的生活，工作并不紧张，但许多活动都有着影响未来的意义。他与朋友的交往都值得一书，访书、购图、搜寻有趣的版本，对于独居的他未尝不是一种补充。自然，失望于古国的苦闷也是有的，他形容看古书像毒蛇一样缠绕着自己，不是夸大之语。每每与远去的灵魂对视，亦有寒气袭来。他知道，遥远的过去，并非玫瑰的世界。那些散着毒意的文字，也当警惕才是。真的美质，有时候藏在陈言之后，需万万小心方能得之。与一些浅薄的尊古派人士比，他的复杂性，从彼时留下的文字里也可看到一二。
    五
    有几件事折射出他思想深处的一丝复古意识。1913年，他与钱稻孙等人一同设计了国徽。图案为钱稻孙所绘，说明书则是鲁迅所写。这个设计方案，融进了诸多古代文化元素，也带着新的隐含。那文章道：
    谨按西国国徽，由来甚久，其勾萌在个人，而曼衍以赅一国。昔者希腊武人，蒙盾赴战，自择所好，作绘于盾，以示区别。降至罗马，相承不绝。迨十字军兴，聚列国之士而成师，惧其杂糅不可辨析，则各以一队长官之盾徽为识，由此张大，用于一家，更进而用于一族，更进而用而一国。故权舆之象，率为名氏，表个人也，或为十字，重宗教也。及为国徽，亦依史实，因是仍多十字，或摹盾形，复作衮冕旗帜之属，以为藻饰。虽有新造之国，初制徽识，每不能出其环中，盖文献限之矣。今中华民国，已定嘉禾为国徽，而图像简质，宜求辅佐，俾足以方驾他徽，无虑朴素。惟历史殊特，异乎欧西，彼所尚者，此不能用。自应远据前史，更立新图，碻有本柢，庶几有当。考诸载籍，源之古者，莫如龙。然已橫受抵排，不容作绘。更思其次，则有十二章。上见于《书》，其源亦远。汉唐以来，说经者曰：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取其文也；宗彝，取其孝也；藻，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养也；黼，取其断也；黻，取其辨也。美德之最，莫不赅备。今即从其说，相度其宜，会合错综，拟为中华民国徽识。作绘之法，为嘉禾在于中，是为中心。嘉禾之状，取诸汉《五瑞图》石刻。干者，所以拟盾也。干后为黼，上缀粉米。黼上为日，其下为山。然因山作真形，虑无所置，则结缕成篆文，而以黻充其隙际。黼之左右，为龙与华虫，各持宗彝。龙复有火丽其身，月属于角。华虫则其咮衔藻，其首戴星。凡此造作改为，皆所以求合度而图调和。国徽大体，似已略具。（如下图）复作五穗嘉禾简徽一枚，（图略）于不求繁缛时用之。又曲线式双穗嘉禾简徽一枚，（图略）于笺纸之属用之。倘更得深于绘事者，别施采色，令其象更美且优，则庶几可以表华国之令德，而弘施于天下已。（19）
    一个国家的国徽，涉及到民族文化的认识以及国家意识里的深层理念，图案的内外无不带有象征意味。钱稻孙、许季上、鲁迅的方案，当是多次讨论的结果，最后的定稿，也有妥协的地方。这里透出三种信息，一是参照别国的样式，寻找构图的意象。古希腊以来的图案，让诸人多有启发。可以说，是从域外文化的背景里，重新发现古国文化最有象征意味的元素。二是取先秦、汉唐的文化符号，以灿烂之光为背景，展示灵动之思，毫无儒家符号的暮气。三是别开欧洲文化的暗示，于汉代石刻中寻找表达的图案。那时候已经在甘肃成县发现东汉摩崖刻石，内中的黄龙、白鹿、木连理、嘉禾、甘露五种图像成为灵感的来源，由此继承了古人审美里经验的古朴、高远之气。这个图案比一般所崇尚的龙的图腾要更为丰富，虽然元素显得较多，不够简练，但也由此看出彼时知识人召唤出固有文明有意义部分的一种渴念。
    汉代及汉代之前的文物，是让民初的知识人大感惊讶的。教育部同事喜欢搜集旧物的人很多，对新出土的文献也颇有兴趣。秦汉封泥中的构图遒劲大气，线条朗然爽目。瓦当的纹饰有天地之韵。无论是农业生活还是娱乐图景，都有单纯里的丰富和神秘中的广远，那种审美思维后来不幸中断了。鲁迅读《史记》《汉书》，每每叹于精神的阔大，没有腐儒的暮气。他说司马迁的作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是对于彼时气象的一种礼赞。《汉文学史纲要》写到汉代艺术，不免是一些誉词，他从汉赋里感到磅礴的云海之气，而彼时诗歌里的意象的奇异，也令人追念。汉代词语简约而灿烂，常常出现“飞龙秋”“路远”“神之游”的词语，《郊祀歌·练时日》云：
    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灵之下，若风马，左仓龙，右白虎。灵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20）
    在陈师曾、钱稻孙、鲁迅搜集的拓片里，类似的意象很多，绝无明清绘画与诗文的扭扭捏捏的样子。鲁迅后来批判的儒家文化的奴性与士大夫的世俗意识，是看不到这样的精神之影的。所以，民初一些知识分子揶揄旧的文化，只是那些扭曲的部分，因为知道曾有过伟大的遗产，痛心于美的流逝，所以他们批评的国粹，实在是失去祖先伟岸精神的残破的存在。
    在教育部的十余年间，考察旧物占去的时间很多，他对于文明的态度，是不同于那些遗老气很浓的人的。因为知道美物被掩埋，佳趣得蒙尘，流行的多为糟粕，故有重新书写旧的文化的冲动。他的教育部同事徐森玉后来回忆道：
    北京琉璃厂是鲁迅常到的地方，有时他发现了较难得的书籍，便邀我一起去。也时常送一些拓片给我。在他每月的开支中，书费支出占了很大的部分。他购置书籍，其目的并不在于珍藏，而是真正的读书。他读书之广，使我们当时感到惊奇。更重要的，鲁迅读书能跳出古书的圈子，拿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做到了“古为今用”。那时，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其观点的正确和论点的新颖，实在使我们折服。（21）
    显然，他和教育部同人们，那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通过新的参照，打捞已经遗失的某些古人精神，重新解释历史遗产。只是因为现实的文化建设和社会批评的原因，无暇过多地注意国故的研究。倘他不去翻译和创作，仅仅埋头于故纸堆里，其成就一定不俗吧。
    1907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发表《近代汉学变迁论》，分析彼时学界的治学特点，将学者分为怀疑派，征实派，丛缀派，虚诬派。前两者是有进步的渴念的，独立思考的成分可见。后两者不能看到文化的起伏的原因，滞于末节，气象就不及前人。他认为道光、咸丰以来学术衰微，与缺乏除旧布新的意识有关（22）。这种思想，与后来活跃于学界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观点很像，而民初新文化人的改良意识，实在不是从天而降，乃晚清学术进化的结果。蔡元培那代人克服了清代学术的弱点，走上了一条新路，这是先前的学人所没有的新的选择。
    鲁迅正是在这条新路上默默而行的孤独者。
    六
    当陈独秀、胡适打出新文化的旗帜来，鲁迅并不感兴趣的。他一个人居于绍兴会馆，精神是极为沉寂的。对于未来的新文化怎样建设，其实他是迟疑的。因为市井中人，都在木然的世界，能否接收新的观念，也未可知。后来被朋友拉进《新青年》阵营，他的笔触也非陈独秀那么朗健，也无胡适的明快。显然，古老的幽魂缠在身上，他的旧习，也许比许多人都多。但也因为如此，当讨论国粹的时候，语言比许多人更为偏激。最初发表的文章，都显得决然，我们现在看《热风》里的文字，多少是有着尼采的影子的。
    与鲁迅保持终身友谊的许寿裳，对于鲁迅的学术修养是极为佩服的。许寿裳在大学授课多年，明于学理，深味诗文，但自知对于国故解之不深。而鲁迅的学问则不仅打通古今，对于中外也是不隔的。他还特让鲁迅为自己考入清华中文系的儿子许世瑛开列书单。鲁迅一生唯一为青年人开列的书目，内容是：
    计有功 宋人 《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 又有单行本
    辛文房 元人 《唐才子传》 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严可均 《全上古······隋文》 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 《全上古······隋诗》 排印本
    吴荣光 《历代名人年谱》 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照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胡应麟 明人 《少室山房笔丛》 广雅书局本 亦有石印本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世说新语》 刘义庆 晋人清谈之状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雅雨堂丛书》 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抱朴子外篇》 葛洪 有单行本 内论晋末社会状态
    《论衡》 王充 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今世说》 王晫 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23）
    对于一个初入学林的青年，开出这样的书单，可见鲁迅的眼光。他没有去让许世瑛读“四书五经”，而是看那些非正宗的士大夫的诗文和一些有批判意识的文本，其看待国故的态度也一览无余。十二部书中，有工具书，诗文集，小说集，杂著。依次是东汉、魏晋、唐、宋、元、明文人文本。孙伏园曾就十二部书作了细细陈述，点名题意，道其隐含，明其要点，文字颇可参照。就精神隐含而言，鲁迅注重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审美的文本，以哲学的角度说，属于情感论范畴。从《世说新语》到《今世说》，勾勒出文士风采。刘义庆的文字简约传神，每每于瞬间而见幽意，人物神态跃然纸上。鲁迅欣赏放荡不羁之人，又喜幽默反俗之举。古小说这类精神可谓极矣。此外，唐代诗歌也是他欣赏的，以为诗歌已经被唐人写绝，超越是不易的。唐代诗人，他喜欢李贺，对于杜甫也是颇为佩服的。他说青年的时候喜欢李贺作品，分析起来，可能是那造句的奇崛和表达的幽玄。“李长吉才人也，其诗诣当与杨子云文诣同。所命止一绪，而百灵奔赴，直欲穷人以所不能言，并欲穷人以所不能解。”（24）鲁迅年轻时代的文章喜欢自造新语，脱去俗人之语，盘绕游动中，远接神思，近逼众生，将表达变得丰富起来。他的词语中的不可解处，与李贺略有仿佛。由此看鲁迅与传统诗文的关系，是能够体味到非同寻常的一面的。
    李贺之外，鲁迅对于杜甫也是认可的地方多。增田涉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还有一个相当有关系的人物，佐藤春夫曾把鲁迅比做杜甫。我在给他的信里曾经提到。他回信里说，要是杜甫倒不坏。这虽然是以轻松的心情说的，但我以为随着他晚年的来临，他是逐渐成为杜甫的了。（25）
    的确，鲁迅的旧诗里，类似杜甫的意象是有的。典型的例子是《亥年残秋偶作》，悲慨之情与苍凉之意都有，忧患之风荡出，有浩茫之韵袭来，是让人难忘的。杜诗是汉语表达的奇迹，词语纷繁，任意东西，描物达情自如通神，每每有高邈之意流动，精神是旷达伟岸的。我们如果对照他们内心沉郁和悲壮之语，确有相似的地方。这是其他层面的作家，都难以有的境界。不过鲁迅喜欢唐诗，却并不主张青年人写旧体诗，他以为旧诗已经被唐人写绝，难以超过。但是倘若研究了解古代文学，是不能不去学习的。
    二是批判性的文本。这部分涉及到认识论的话题。鲁迅认可的有思想性的古代著作有限，古代书籍中的“粹”与“渣”是并存的，经得起考验的学术著述说起来不多。他例举的《论衡》，系周氏兄弟看重的著述。作者王充在书中所涉社会风气与信仰之处多多，每每看到陋儒的可笑。于时风中窥见悖谬，在词语中体味到虚妄，恰是古代思想者难见的品格。鲁迅希望青年人由此书中看到社会习气，其中敢于逆向思考问题的勇气也许是更让鲁迅感动的吧。王充讨论问题，是往往将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时列出，在对比中思考问题。比如命运，是先定的还是后天的呢，他的看法就不同于常人，“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适偶之数，非有他气旁物厌胜感动使之然也”（26）。可看到存在的复杂性。世人信鬼神者多，他却说“鬼神无喜怒，则虽常祭而不绝，久废而不修，其何祸福于人哉？”（27）汉代百姓认为人死而有魂在，他却说：“人生于天地之间，其犹冰也。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夫春水不能复为冰，死魂安能复为形”（28）？这种辩驳之语很是锋锐，某些地方也让人看出墨子的某些智慧。
    三是工具书，按照现代学术观念看涉及知识论的内容。鲁迅提及的几本工具书，可能与自己的早期阅读经验有关。周作人说他们家里的《康熙词典》《十三经注疏》《文选评注》《唐诗叩弹集》《尔雅音图》对鲁迅的是有影响的。他后来读书，一向看重治学的方法，自己搜藏的目录类图书就有很多。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观古堂书目丛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来青阁书目》《书目答问》《宋元旧本经眼录》等，都是重要的参考文献。后来写《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就参考了大量文献。工具书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但是这样的书籍并不易寻找。许寿裳回忆说：
    据我所知，鲁迅的著作有好多篇是未完成的。他对我说过，想要做一部《中国字体发达史》，在开始说明字的起原，就感觉得资料不足。甲骨文中所见的象形，“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器上，有时还可以看见一点写实的图形，如鹿，如象，而从这图形上，又能发见和文字相关的线索：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我答道诚然，像西班牙亚勒泰米拉（Altamira）洞里的野牛形，在中国的实物上似乎还没有找到。他这部字体发达史，终于没有写出，只在《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中略现端倪。用“门外”二字作题目，虽说是由于门外乘凉的漫谈，但其实也含着自谦的美意啊。（29）
    在书海里翻腾过的人形成的经验不同，从各种工具书和参考资料入手认识古人的思想，是必然的路。文化的发展，是有文脉的起承转合的，不能孤立地看待各种遗物。在为青年开的书单里，鲁迅并没有像一般学者那样，推荐《庄子》《文选》，这倒是有点意味深长。他自己是深受《庄子》《文选》的影响的，但也知道其间的有限性。后来看到施蛰存为青年人推荐古书时的态度，就不以为然，觉得其间存在诸多问题。任何选本，都有时代的印记，如果不知道那些背景，则可能受制于选本的文字。谈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时，他让人注意其间的批评之语，但同时也要明白那批评是“钦定”的。如此提醒，其实也是让人注意一个问题：认识古代文献，当了解那文本的明暗部分。既要深入其间，又当跳出其外。认识国故，倘没有新知的渗透，总还是有问题的。
    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之于国故，不是传统文人那样的天地人的整体思维，也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预设。传统的文化被他在认识论、知识论、情感论三个方面不同方式呈现着，于是有了另类的结果：就认识论方面说，鲁迅看到了旧文明的有限性，他的批判思维穿透了其间的屏障，照出旧文明的畸形之状；而在知识论层面，鲁迅意识到传世文献的内在欠缺，以考古学与文献学的视角，重新寻找精神原态。此外，鲁迅最为重视的是审美的翻新，在情感论的层面发现了传统文化珍贵的遗存。后世人讥讽鲁迅的反传统，还是在一种笼统的儒家思维中进行的一种价值判断，没有看到鲁迅在三个层面面对传统文化苦心。鲁迅的这些思想与方法论的智慧，被后来的李泽厚等学者所借鉴，且拓展了现代的学术的路径。为什么李泽厚等新学人能够理解鲁迅，而马一浮、熊十力等人的观点不能触摸到核心点上，原因在于未能理解其文明观与哲学观中的精神路向。讨论鲁迅与国故的关系，没有类似的视角，大约也是一个问题。
    这是显然的：鲁迅由旧学而得以染习新知，后由新知而反观国故。这个过程，由艺而学，即从艺术出发而进入学术思考，激活了某些遗产，也唤来了新的思想。对于学界而言，他是新文人，乃小说家者流。但其思想高于诸多国学研究者。就新文学写作来说，他又带有国学研究的意味，其文本在诗意的灵光里，又多渊博的学识在。他不仅挑战了学衡派，疑古派和京派，也挑战了新文学的批评理念。于是横跨于时代的诸多领域，又不属于它们中的任何一员，同代颇有影响力的学者如胡适、蔡元培、郭沫若，对于其旧学修养，都是颇为佩服的。一个作家和翻译家背后的国学修养如此深厚，也证明了新文化建设者的内在丰富性。说他们是以新知刺激了国故研究，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文化，大约是准确的吧。用后来文化变迁中出现的单一语境描述鲁迅，大约是不得要领的。
    注释：
    1蔡元培：《<鲁迅全集>序》，载《中国现代美学家名家文丛·蔡元培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第308页。
    2周作人：《关于鲁迅》，载《周作人文选》（第2卷），广州出版社，1995，第583-584页。
    3孙郁：《鲁迅的暗功夫》，《文艺争鸣》2015年第5期 。
    4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65页。
    5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69页。
    6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68页。
    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347页。
    8刘师培：《清儒得失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59页。
    9严复：《严复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7页。
    10黄侃：《<国故论衡>赞》,《国故论衡》，商务印书馆，2010，第6页。
    11鲁迅：《<越铎>出世辞》,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1页。
    12鲁迅：《儗播布美术意见书》，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4页。
    13蔡元培：《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目录>序》，载《中国现代美学家名家文丛·蔡元培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第258页。
    14陈师曾：《欧洲画界最近之状况》，载《陈师曾画论》，中国书店，2008，第188页。
    15陈师曾：《陈师曾画论》，中国书店，2008，第9页。
    16许寿裳：《许寿裳文集》（上卷），百家出版社，2003，第109页。
    17陈师曾：《中国人物画之变迁》，《陈师曾画论》，中国书店，2008，第159页。
    18鲁迅：《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09页。
    19鲁迅：《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8页。
    20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第一册）·郊祀歌·练时日》，中华书局，1979，第3页。
    21徐森玉：《和鲁迅在教育部同事》，《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第73页。
    22刘师培：《清儒得失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73页。
    23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97-498页。
    24李贺著，王琦等注：《李贺诗歌集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377页。
    25钟敬文著译：《寻找鲁迅 鲁迅印象》，北京出版社，2002，第348页。
    26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33页。
    27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395页。
    28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318页。
    29许寿裳：《许寿裳文集》（上卷），百家出版社，2003，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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