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忆旧，是孙犁晚年生活和写作的主要内容。愈到晚期，其怀旧和自省的情绪愈浓，文章也愈加沉郁、洗练。他的“童年漫忆”、“乡里旧闻”，以及对父母和亡妻的记念，展现了比其前期小说更加丰富的乡土世相、人情物理，乡愁中隐含一丝忏悔，文字百读不厌。同时，他还有一些写友朋故旧的文章，背景主要在“进城”以后，与其精神生活、职业生涯关系更大。这类作品所写内容，往往直接体现社会现实，笔下人物的行止和命运，也构成孙犁人生的一部分，这类是回忆，也是写现实。本文所论，主要是后面这一类。
    孙犁晚年总结写作经验时说，一，“不要涉及人事方面的重大问题，或犯忌讳之事”；二，“不写伟人”，“不写小人”。[2]第一方面，与他“远离政治”的一贯心态有关。他说，“我的一生，曾提出过两次‘离得远些’。一次是离政治远一点，有人批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论点。但我的作品，赖此，得存活至今。这一次是说离文坛远一点。”[3]不写伟人，盖因“伟人近于神，圣人不语”；不写小人，则是遵循“宁过于君子，勿过于小人”的古训[4]。孙犁这些带有传统中庸色彩的经验之谈，个人语境重，不宜做字面的机械理解，但“不写小人”，却昭示了一个事实：孙犁刻画的人物，即便不能称做君子，也绝非小人，无论孙犁对其好恶褒贬如何，这些人都是值得写的。
    一、君子之交
    孙犁曾自责，“余于友朋，情分甚薄”[5]。但实际上，他只是性情疏淡，不好结交而已，加上晚年孤独，体弱迟惰，使人以为其冷。只要稍微观察，便可得知，孙犁是一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其散文作品中有大量书信，便是明证。
    《芸斋书简》中，孙犁晚年通信最多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叫邢海潮的人。从1989年3月开始，到1995年6月，孙犁致邢海潮信达83封[6]。1988年春夏之交或1989年初[7]，孙犁接到失联五十多年的高中同学邢海潮来信，二人遂开始了书信往还。他俩曾于1931至1933年在保定私立学校育德高中同班两年。孙犁在文章《老同学》中回忆道：“当时，他是从外地中学考入，我是从本校初中毕业后，直接升入的。他的字写得工整，古文底子很好，为人和善。高中二年同窗，我们感情不错。”[8]邢海潮是河北赵县人，读书时家境较好，故高中毕业便直接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而孙犁家境虽在当地算小康，但育德中学六年的昂贵学费，已使其父不堪重负，故高中毕业后，没再考大学，而是按父亲的希望去考邮政局，但在英语口语环节失利，没有取得铁饭碗。孙犁在北平市政局职位上失业后，邢海潮曾陪他找过中学国文老师孙念希想办法，还借给他五元钱。但这五元钱孙犁一直还不起，有一次海潮写信给已回家的孙犁，说二胡弦断了，手头没钱买新的，委婉暗示老同学还钱，而孙犁那时实在没钱——《报纸的故事》中曾写到，他那时想订份《大公报》，都得鼓起勇气向父亲请求——回信叫海潮去北京图书馆查报纸，看看有没有他新近的投稿发表。为此，邢海潮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北京图书馆翻看近一个月的京津报纸，结果没有孙犁的东西，孙犁这五元钱也就欠了下来。忆及三十年代初这段往事，孙犁有点忍俊不禁说，“我们那时都是青年人，有热情，但不经事，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和做法”[9]。邢海潮建国后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10]，但因曾在“大学毕业后，在国民党政权下做事”[11]，后来处境不好，晚年妻、儿离世，他孤身一人回到河北乡下投靠弟弟，帮助编县志，但生活拮据，意气消沉。孙犁曾叫家人给邢寄去二百元钱，既是接济，也有还债的意思。[12]自此，他设身处地关心这位落魄的老同学，为他介绍审稿差事，又建议和敦促他写文章向报纸投稿。1989年6月23日致海潮信说：“弟冒然询兄，如精力有余，是否愿从事一些业余工作，如代出版社看一些古籍文稿……”7月26日信说：“关于兄业余做些事的问题，弟已与百花文艺出版社谈过，该社社长郑法清同志说，最近想去石家庄，顺便到赵县和兄面谈一切……”9月23日信：“目前，出版社事多，郑君恐未能去石家庄。因之亦未到兄所。” 1990年1月23日信：“郑法清出国刚回来，最近他会写信给你的。” 4月12日信：“前与郑法清见面，彼谓俟书稿到后，即与兄联系……”[13]彼时，百花文艺出版社正计划出版一套“古代散文丛书”，孙犁认为审校古籍书稿，既是邢海潮专业所长，又能有笔不错的薪酬，故频繁联系郑法清。但这套书迟迟未能上马，其间，邢海潮多次致信孙犁询问，孙犁则每信必复。郑法清回忆道，“那时我工作确实很忙，整体东奔西跑。孙犁同志一时找不到我，于是信中不无‘郑法清是个忙人’，‘办事拖拉也无准则’之类的话。后来，这些信件在《长城》发表出来，孙犁同志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法清啊，最近我在《长城》发表了一批信件。其中多次提到你郑法清。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听后哈哈大笑：‘那有什么，你不就是找不着我着急嘛！’”[14]另一方面，孙犁鼓励邢海潮投稿给报纸，他一方面向报社推荐邢的稿子，另一方面又以编辑的视角，给海潮提建议。“报社传话，兄之大作，他们可能选用数节。以弟所知，近年颇有些人，写这种文章，兄所记，有些已谈过。他们一定是选用新内容的。” 最初邢的文章多谈戏曲，报纸采纳不多，孙犁建议道，“您还可以写些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文章，知识性的或趣味性的。可否写一篇回忆钱穆的短文？”[15]“兄撰论赵高一文，金池转给（《天津日报》）《百科之窗》版刊出，弟已拜读，写得很好。金池编的版，不大登此类文章。今后比较深奥的历史短文，可寄给《今晚报》的达生同志。”[16]在孙犁悉心关怀下，海潮撰写历史和文学掌故方面的文章，终受欢迎，他也成为《今晚报》的经常撰稿人。在孙犁致邢海潮的八十多封信中，最多的内容是他为老同学出点子、联系出版社和报刊编辑、寄书寄文、敦促打气，即便自己病体孱弱时也如此。1993年他大病初愈，就给《天津日报》编辑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写信，继续为邢海潮介绍投稿或校稿工作，还想办法将自己给邢海潮的通信寄到《长城》杂志发表，稿酬则分了一半给海潮。1993年4月25日邢海潮致孙犁信说：最近因事外出十五天，4月23日返回邢村，其弟江潮告诉天津孙犁汇来人民币一百六十元，“从汇款单附言中知悉乃孙兄在《长城》杂志发表书简稿费之半数。弟深感兄之惠受，但却有‘踧踖不安’的心情。”[17]当邢海潮终于逐渐走出生活困境，老有所为，精神有所寄托而身体亦转好时，孙犁满心高兴。与邢通信中数年如一日的日常关切，嘘寒问暖，呈现了孙犁重情仗义，以及过去不太为人所知的细心关照他人的一面。孙犁自小因父母溺爱，又自恃“家有一点恒产”、“不愁衣食”而对生活琐事几乎一窍不通，母亲称其为“大松心”[18]，后来又长期养病，对家事和亲人有所忽略，《亡人逸事》和不少回忆亲人的随笔，透过平淡的语言，能感觉到其内心的隐痛。然而从晚年他与邢海潮的通信看，孙犁对需要帮助的人，竟能如此细心周到、体贴入微。1994年10月10日，他给邢海潮信说，“收到来信，知兄冬季取暖，已准备就绪，甚慰”[19]，而那时，他自己刚刚经历大病，做了胃部切除手术后不久。邢海潮对孙犁“数年以来”“不以庸樗见弃”，“多方诱掖慰勉，奖饰荐拔，并惠寄书册现金，抬爱优渥”，十分感激，多次在信中发自肺腑说：“兄实乃弟晚年之最大支柱也。”[20]对于赵县有关人士托邢向孙犁求书求字，孙犁总是毫不犹豫慷慨满足，给这位晚景凄凉的老同学以切实的帮助。他对邢始终很尊重，写信一直称“海潮学兄”，落款则署“弟犁”，字里行间，热忱和仗义可掬。看到邢海潮信纸粗劣，孙犁还时常给他寄一些好稿纸。邢那些“来自一个县城粗糙简易的信封信纸，”孙犁都“将所有来信平平整整按时间顺序捆扎有序仔细保存”，与之对照的是，“许多名气甚大的作家、编辑约稿信，他并不保存。冬天点炉火用了，一捆捆的”[21]。孙犁常说，他只愿雪中送炭，不喜锦上添花。与邢海潮书信交往，体现了孙犁这一性情。
    二、友直友谅
    孙犁经常感喟，“少年时的同学，在感情上，真有点亲如骨肉，情同手足的味道。“[22]《小同窗》[23]就写他与初中同窗、终身好友李之琏之间几十年的手足情：他们十四岁时在保定育德中学同班，“后来我休学一年，关系还是很好……李长得漂亮，性格温和，我好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后来，李之琏上了北平的法商学院，孙犁升了高中；再后来，李入狱，孙犁正在北平谋生，他“胆小，没有到过这些地方，约了一位姓黄的同学，一同去看他”。隔着一个小小的窗口，孙犁“和他谈了几句话。我看到他的衣服很脏。他平日是很讲究穿着的。我心里很难过，他也几乎流下了泪。”抗战开始，李之琏任吕正操人民自卫军民运部长，孙犁被他动员参加了部队，“因为有他，我出来抗日，父亲的疑虑就减少了。我是独生子。”建国初，李由中南局组织部副部长，升任中宣部秘书长，1958年，“因为替一个作家，说了几句话，一下就成了右派。先是下放劳动，后来就流放到新疆石河子去了。”
    临行前，他到天津来了一趟。我给他一些钱作为路费，另外送他两本书：一是《纪氏五种》，其中有关于新疆的笔记。一是《聊斋志异》，为想叫他读来解闷儿的。他说，“聊斋，你留着看吧。”
    平反后李之琏当了中纪委常委，照片和国家领导人排在一起，孙犁自豪地说，“这在过去，就是左都御史！”可李仍然保持朴素作风，一次到天津公干，不乘专车，带着天津当地司机去看孙犁，“那一顿饭，我只是应酬司机，也没有很好照顾他。”孙犁跟李抱怨社会风气，李之琏并不反驳他，只笑了笑说：“哪里都一样。” 1956年孙犁大病，住医院、到各地疗养，都是李之琏安排的。他“私下里询问天津的熟人，问我的病是怎样得的。被询问的人说，是夫妻不和，他就说，那样就不必叫他的爱人来看他了。后来又听人说，我和妻子感情很好，他又笑着说，那就叫她常常来看看他吧。”[24]孙犁淡笔白描，人物性情跃然纸上。
    孙犁晚年随笔，好用“君子”一词。他念兹在兹、保持终身友谊的旧友，都有君子人格。曾与孙犁在晋察冀通讯社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老战友陈肇，后来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家徒四壁”，“从不伸手，更不邀功。知命知足，与世无争。身处繁华，如一老农。辛勤从政，默默一生”，他“就连公家的信纸、信封都不用，每次来信，都是自己用旧纸糊的信封”。陈肇多才多艺，诗文、书画、音乐兼通，却“从不自炫，不大为人知道”。“有一次，我想托他在故宫裱张画，又有一次，想摘故宫一个石榴做种子。一想到他的为人，是一尘不染，都未敢张口。”[25]
    孔子曾告诫，交友应“友直，友谅，友多闻”，孙犁认为其中“直”最可贵，而“谅”则不易。他记述一件事，由此可看到陈肇这位谦谦君子的“谅”：
    1962年夏天，我去北京，住在椎把胡同的河北办事处。一天下午，我与一个原在青岛工作、当时在北京的女同志，约好去逛景山公园。我先到景山前街的公共汽车站去等她。在那里，正好碰上从故宫博物院徒步出来的陈肇。他说：
    “我来看你，你怎么站在这里？”
    我说等一个人。他就站在路边和我说话。我看见他的衬衣领子破了，已经补上。
    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注意停下来的公共汽车，下来的乘客。他忽然问：
    “你等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说是女的。他停一下说：
    “那我就改日再到你那里去吧！”
    说完，他告别走了。我一回头，我等待的那位女同志，正在不远的地方站着。
    这戏剧性的一幕，在极简的语言中跃然纸上，陈肇的宽厚体谅，可触可感。孙犁自省道：“在对待朋友上，我一直自认，远不能和陈肇相比。在能体谅人、原谅人方面，我和他的差距就更大了。”[26]
    1978年，孙犁在《吃粥的故事》中写过他和诗人曼晴在晋察冀时期的艰苦生活。1989年，曼晴因病去世，孙犁写《悼曼晴》，再次忆及1940年冬季反扫荡时二人的结伴辗转——在荒凉而恐怖的山沟里，“我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游而不击，‘流窜’在这一带的山头、山谷”，在危险的饥饿和寒冷中，两人竟写了两篇通讯，和一些“浪漫蒂克情调的诗和小说”[27]。曼晴性情像农民，文革后在石家庄文联，埋头兢兢业业编一份“土里土气的刊物《滹沱河畔》”，孙犁把一些诗作寄给他，他不喜欢，给《孙犁诗选》作序时，也直言不讳批评。他作诗也一直没有走红，“晚年才出版了一本诗集，约几个老朋友座谈了一下，他已经很是兴奋”。退休时他的头衔只是地区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比起显赫的战友，是显得寒酸了一些。但人们都知道，曼晴是从来不计较这些的。他为之奋斗的是诗，不是官位。”[28]孙犁交友，”向如萍水相逢，自然相结”；“对显贵者，有意稍逊避之，对失意者，亦不轻易加惠于人。遵淡如水之义，以求两无伤损。”[29]
    孙犁在晚年，来了客人，就送人两本书：一本是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一本是虚构之名的纪实小品《芸斋小说》。他说，“我的生活，全在这两本书里，从中你可以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包括思想和感情。可以看到我的兴衰、成败，及其因果。”[30]这一微言大义，是我们理解孙犁精神世界的关键。而李之琏、陈肇和曼晴等，正构成了《风云初记》的底色。
    三、和而不同
    孙犁忆旧散文中还有一类人物，共事久、彼此非常熟悉，一同经历坎坷、见证历史，孙犁对其性格和命运有深刻印象，因此，对他们的书写，也成为孙犁反省历史、回味人生的一种方式。《记邹明》、《记老邵》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进城”以后，孙犁的一直在《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任编辑，级别为副科，手下只有一个兵，就是邹明。1956年孙犁外出养病，不久邹明被送农村劳改，这对搭档，在文革结束后，才又重新一起工作。邹明是福建人，与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因为爱好文艺，从而走上了革命征途”，“为此，不少人曾付出各式各样的代价，有些人也因此在不同程度上误了自身。幸运者少，悲剧者多。”[31]孙犁认为邹明属于后者。在单位，孙犁和邹明是一对奇特的组合。他们性情本不相同，邹明喜欢洋玩艺，爱看毁禁书，脾气不好，对孙犁倒尊重。他们也有一些相通之处，如处事淡泊，尊重作者，敬业，无野心，不投机等，因此一生“官运也不亨通”。[32]但在他们的开垦下，《文艺周刊》在五六十年代成为青年作家成长的摇篮，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都从这里起步和成名。邹明被人们视为孙犁的“嫡系”，其实二人很少交心，关系也淡淡的。但孙犁信任邹明，其私人印章、样稿等，都交邹明保管。[33]孙犁写了东西也爱拿给邹明看，而邹明“总是说好，没有提过反对的意见”。孙犁晚年自省：“他对文、对事、对人，意见并不和我完全相同。他所以不提反对意见，是在他的印象里，我可能是个听不进批评的人。这怨自己道德修养不够，不能怪他”[34]。1958年，当孙犁在外地疗养时，邹明被打成反党分子，罪状是《文艺周刊》发表右派分子从维熙、刘绍棠及胡风分子鲁藜等的作品。[35]有一次，孙犁妻子看见邹明拿着刨子从工作间出来（劳动改造），心疼得要流泪。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孙妻在公共汽车上遇到邹明，像遇见亲人似地“流着泪向他诉说家里的遭遇，邹明却大笑起来，她回来向我表示不理解。”
    我向她解释说，你这是古时所谓妇人之恩，浅薄之见。你在汽车上，向他谈论这些事，他不笑，还能跟着你哭吗？我也有这个经验。1953年，我去安国下乡，看望了胡家干娘。她向我诉说了土改以后的生活，我当时也是大笑。后来觉得在老人面前，这样笑不好，可当时也没有别的方式来表示。[36]
    1989年秋当邹明被诊断出癌症后，孙犁心情沉重，十分挂念。10月14日，他在《史记》包书皮上记下：“邹明脑中取出肿瘤二，手术顺利良好，系脑系科王主任所做，老鲁所托也。手术时，老于一直在场，照顾周到。现邹明语言清晰，可慰也。”随后又补一行：“疾病无常，邹明发病前一日，尚在和面做饭。”[37]他与邹明之间，在平淡如水的交往中，实际有了一种生命的联系，对方已构成自己历史的一部分。“回顾四十年的交往，虽说不上深交，也算是互相了解的了。他是我最接近的朋友，最亲近的同事。我们之间，初交以淡，后来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波折变异。他不顺利时，我不在家。‘文革’期间，他已不在报社。没有机会面对面地相互进行批判。也没有发见他在别的地方，用别的方式对我进行侮辱攻击。这就是很不容易，值得纪念的了。”[38]
    孙犁自言其年轻时写作，顾虑较多，比较谨慎。到晚年，则率性直言。《记老邵》写报社总编辑老邵，颇有《史记》风韵。
    老邵是孙犁进城后的同事，直率而有些刚愎，“想做官，能做官，会做官”，既有行政能力和业务能力，同时也享受官威。
    老邵在任上，是很威风的，人们都怕他。据说，他当通讯部长的时候，如果和两个科长商量稿件，就从来不是拿着稿子，走到他们那里去；而是坐在办公桌前，呼唤他们的名字，叫他们过来。升任总编以后，那派头就更大了。报社新盖了五层大楼，宿舍距大楼，步行不过五分钟，他上下班，总是坐卧车
    ……老邵的办公室，铺着大红地毯，墙上挂着名人字画。编辑记者的骨干，都是他这些年亲手训练出来的那批学生。据说，一听到走廊里老邵的脚步声，都极速各归本位，屏息肃然起来。[39]
    寥寥几笔，就把老邵的性格勾勒出来。在孙犁看来，老邵人生的沉浮，并非关乎其能力，而与“上面”人事关系更大。五十年代中后期，老邵被革职下放，文革中惨遭批斗。这次批斗，显露了老邵刚强正直的一面。“有一天晚上，报社又开批斗会，我和一些人，低头弯腰在前面站着，忽然听到了老邵回答问题的声音。那声音，还是那么响亮、干脆，并带有一些上海滩的韵味。最令人惊异的是，他的回答，完全不像批斗会上的那种单方认输的样子，而是像在自由讲坛上，那么理直气壮。”这个态度，招来拳打脚踢，“会场烟尘腾起，噼啪之声不断”，“老邵一直紧闭着嘴，一言不发”。文革后，老邵曾患半身不遂，康复不久，想再回报社做点事情，并责备孙犁软弱，写文章不敢批评社会现实。1990年老邵去世，留下的遗嘱是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孙犁在文末点评道：“老邵为人，心直口快，恃才傲物，一生人缘不太好。但工作负责严谨，在新闻界颇有名望，其所培养，不少报界英才。我谈不上对他有所了解。但近年他多次枉顾，相对以坦诚。他的逝世，使我黯然神伤，并愿意写点印象云。”[40]这些随笔，无论内涵还是细节，都不输于任何小说，堪称当代文学精品。
    四、秉笔直书
    被孙犁冠以虚构之名的“芸斋小说”，实是纪实，这一点他在不少场合都提到。1989年写的《罗汉松》，主人公老张，实是其老同事王林。王林的革命资历和创作生涯都比孙犁老，1933年孙犁向《大公报》投稿时，王林已在包括该报在内的报刊发表短篇小说数篇，193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幽辟的陈庄》。[41]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王林都是见证人和参与者，还创作了表现西安事变的话剧《打回老家去》和《火山口上》。他也是俞启威（黄敬）的大学同学及入党介绍人，俞又介绍图书馆员李云鹤（江青）入党，故小说中说 “20年代末，老张就和这个大城市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在一个支部活动。当时在这一支部的，还有‘十年女皇’”。[42]1938年孙犁加入人民自卫军时，王林已任火线剧社社长和冀中文建会副主任，孙犁《<善闇室纪年>摘抄》记载，他1937年“识王林于子文街头，王曾发表作品于《大公报文艺》，正在子文街上张贴广告，招募剧团团员。”[43]自此，二人一直工作、生活在同一个地区和领域，王林主持《冀中一日》征文，请孙犁来编。土改时王林任组长，曾对孙犁“搬石头”。建国后王林和孙犁同住天津，交往颇多，王林日记中有关孙犁的记载，有二百七十余处、共十万余字，[44]而孙犁不同时期的文章中，也经常见到王林的名字。
    小说描述老张，“以他的资历，本来有许多机会去做大官，他都没有去做……终于以作家身份，了其一生”。[45]王林不同于陈肇、曼晴，他带匪气，有些油滑，故小说写道：“他不愿到山里去，那里生活太苦……他打游击，不避阶级嫌疑，常住在地主富农家里，这些人家，都有子女在外抗日。他到一家，大伯、大娘叫得很亲热，既保险，又能吃到好饭食。他有时住在我家，我父亲总要到集上去买肉”。“老张的口福，是有名的。抗日期间，我从路西回来，帮他编书（按：指《冀中一日》）。他们一天的菜金是五分，我是客人，三角，他就提出跟我合伙。……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父亲给我炖了一个肘子，刚刚炖烂，他就从外村赶来了，进屋大笑着说：‘我在八里以外，就闻到香味了。’”“进城以后，他是市长的老朋友，经常赴宴。打听哪里有宴会，只要主客一方是熟人，他就跑去。“[46]孙犁对这类生活细节不厌其烦地描写，有其原因。孙犁父亲非常节俭，原做掌柜，抗战爆发被辞回家，“带着一家人东奔西跑，饭食也跟不上……舍不得吃些好的，身体就不行了。”[47]而王林大大咧咧，缺乏体谅。“有一次，他（按：指老张）到路西去，父亲托他带给我一些零用钱，还叫妻子把钱缝在他的夹袄腋下。他到了路西，我已去了延安，他把钱也买了书。”[48]近年披露的王林日记，可印证《罗汉松》的纪实性；而“老张”的到处蹭晏会，与“三年自然灾害”饥饿有关，而那时孙犁正在各地疗养。《罗汉松》对生活小事的斤斤计较，可理解为小说细节描写的需要；孙犁对王林最大的不满，是处世态度上。 “历次政治运动，他都以老运动员，或称老油条的功夫，顺利通过。土改时，他是组长，当然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当机立断，以‘左’派姿态，批评了市文教委书记。在那样人心惶惶的情况下，他一改平日的邋邋遢遢的形象，穿上一件时兴的浅色的确良的衬衣，举止活泼，充满朝气，以自别于那些忧心忡忡垂头丧气的人物。“[49]孙与王，个性迥异，处事风格南辕北辙。孙犁另一篇文章说，“西安事变时，我有一位朋友，写了一个剧本，演出后，自己又用化名写了长篇通讯，在上海的刊物上发表，对剧本和演出大加吹捧。抗战时，我们闲谈，有人问他：你怎么自吹自擂呢？他很自然地回答：因为没有别人给宣传！”[50]这位自吹自擂的朋友，应是王林。孙犁拘谨、自律、敏感，王林不拘小节、左右逢源，孙犁对其“不仅游戏人生，亦且游戏政治”[51]的做法，无法接受。小说写老张对于权势者，“他可以当着很多人的面，去拍他们的马匹，插科打诨，旁若无人”[52]。资历和见识比这些新贵高、而并不追求官位的“老张”，确实是以喜剧的姿态游戏人生。其“老油条”状，有几分像王蒙笔下的“刘世吾”。“当不少同行家破人亡之际，他的家庭，竟能保持钟篪不移、庙貌未改的状态，这在全国也恐怕是少见的”。[53]如何评价王林，孙犁也感到不好拿捏，故文末 “芸斋主人曰”：“相交过久，印象丛脞，不易下笔”。[54]这篇小说或许有偏见，但所提供的生动细节，却揭示了王林性格和行为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对于认识革命队伍中另一种知识分子，颇有意义。孙犁对其政治漩涡中“善泳”的感受，对理解王林几十年修改《腹地》过程中逐渐丧失自我、丧失文学创造能力的悲剧性命运，也提供了参照。
    孙犁有道德洁癖。他承认，“我有洁癖，真正的恶人、坏人、小人，我还不愿意写进我的作品。……一些人进入我的作品，虽然我批评或讽刺了他的一些方面，但我对他们仍然是有感情的，有时还是很依恋的……”[55]因此，他的尖锐讽刺，是带着一份沉甸甸的历史体验与感情的。看王林在文革时期对孙犁的“揭发”，并未罗织，基本忠于事实——
    孙犁也不喜欢广交，以前感情好的，一直保持友情。以前谈不到一起的，永远格格不入。不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而是用超阶级的友谊挂帅……
    我觉得孙犁对工作，不论是通过组织，或是为工作需要临时拉夫，孙犁都是勤勤恳恳，尽力而为之的。可是总是“同路人”的心情，也就是“四旧”中的“为朋友谋而不忠乎？”的帮忙态度，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向来不高……
    孙犁跟周扬、林默涵等文艺黑线头子们的关系如何呢？据我所见到的，他们来到天津倒是主动找孙犁见见面、谈谈。可是孙犁对这种事能推就推。即便去了，也感到是一种痛苦，还不如到水上公园去钓鱼愉快。[56]
    那些充满时代特色的“帽子”，多属性质并不严重的“四旧”。且在对孙犁与“文艺黑线”人物周扬、林默涵的关系问题上，王林以揭发的口吻为孙犁撇清，其 “老油条”外表内的真诚和正直，可见一斑。
    1991年1月15日，与孙犁相识半个世纪、曾经十分亲密的老友康濯在北京病逝。
    从感情上说，康濯一度与孙犁“情同手足”，“从” 1939年春季和康濯认识，到1944年春季，我离开晋察冀边区，五年时间，我们差不多是朝夕相处的。”二人切磋写作，有许多共同语言。康濯对孙犁的作品非常珍惜，孙犁回忆说，“我的很多作品，发表后就不管了，自己贪轻省，不记得书包里保存过。他都替我保存着，不管是单行本，还是登有我作品的刊物。例如油印的《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晋察冀文艺》等，‘文革’以后，他都交给了我，我却不拿着值重，又都糟蹋了。”[57]1956年，孙犁晕倒，病情一度严重，康濯怕他从此不起，特意将其作品编选为《白洋淀纪事》付梓。二人的通信，孙犁写给康濯的，都被康濯完好保存；而康濯给孙犁的，却在文革抄家时被孙家为避祸而烧毁，孙犁“总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对不住他”。[58]
    1950年代初，康濯政治地位擢升，1954 年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1955年8月，作协党组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孙犁作为天津代表出席，“大家都很紧张。小组会上确定谁去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想，你对他们更熟悉，更了解，为什么不上？”最后，孙犁称病推辞，中宣部一位负责人（林默涵）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59]孙犁如蒙大赦。而彼时，康濯正处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抉择中，他曾在丁玲任所长的中央文学讲习所担任副秘书长。会前，他审时度势做了检讨，会上，他表现也较积极。大跃进期间，他写紧跟形势的“放卫星”的作品。孙犁虽一直珍视与康濯的友情，但自康濯当官以后，他便与之疏远起来。“我们来往少了，也很少通信，有时康濯对天津去的人说：回去告诉孙犁给我写信，明信片也好。但我很少给他写信，总觉得没话可说，乏善可述。”《芸斋书简》中孙犁1946至1954年间致康濯信有七十多封， 1954年后戛然而止。晚年孙犁文集中偶见致康濯的零星短简，也属礼节性答问。对孙犁而言，他和康濯之间的“相濡相忘”，皆“时势使然”。[60]他自言“自幼腼腆，怕见官长。参加革命工作以后，见了官长，总是躲着。如果是在会场里，就离得远些，散会就赶紧走开”[61]，这与王林交代材料所说相符，据说是受其父亲影响。[62]不过，康濯逝世的消息传来后，孙犁尘封心底的感情汹涌起来，很少流泪的他，眼里含满了泪水，当即写下《悼康濯》一文。康濯腾达时他疏远，康濯倒霉后他不投石。在这篇悼念文章中，他客观写道：“康濯很聪明，很活跃，有办事能力，也能团结人，那时就受到沙可夫、田间同志等领导人的重视，他在组织工作上的才能，以后也为周扬、丁玲等同志所赏识。”[63]“他在晋察冀边区，做了很多工作，写了不少作品。那时的创作，现在，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是像李延寿说的：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是不寻常的。它是当国家危亡之际，一代青年志士的献身之作，将与民族解放斗争史光辉永存”。[64]没有通常悼文的虚矫和夸张，且不回避谈康濯后来的过失：
    至于全国解放之后，他在工作上，容有失误；在写作上，或有浮夸；待人处事，或有进退失据。这些都应该放在时代和环境中考虑。要知人论世，论世知人。[65]
    在几十年来“齐声”歌颂或声讨的文坛，孙犁这一姿态，实在难能可贵。
    孙犁晚期写作，虽皆短文随笔、寻常人物，但那些熔铸了作者生命和情感的沧桑历史，回味弥久，滋味愈浓。他秉笔直书，徐徐道来，展现的就是一幅鲜活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注释：
    [1] 作者简介：杨联芬（196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主义思想史。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后期资助重大项目“中国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译介整理与研究（1917-1949）”，资助。项目批准号：18JHQ003
    [2] 孙犁《庸庐闲话·我的戒条》，《曲终集》第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3] 孙犁《我与文艺团体》，《曲终集》第104页。
    [4] 管子言。孙犁原文是“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
    [5] 孙犁《书衣文录·三唱集》，《孙犁全集（修订版）》第2卷第4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芸斋书简》中，孙犁致邢海潮的信有83封。但有文章披露，孙犁致邢海潮信84封，邢海潮致孙犁信90余封。参见赵长青《同窗佳话：孙犁与邢海潮》，《当代人》2013年第7期。
    [7] 这两个时间，分别据“芸斋小说”《老同学》和《芸斋书简》中孙犁第一封信推测。
    [8] 孙犁《老同学》，《如云集》第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9] 孙犁《老同学》，《如云集》第74页。
    [10] 赵长青《同窗佳话：孙犁与邢海潮》，《当代人》2013年第7期。
    [11] 孙犁《老同学》，《如云集》第74页。
    [12] 参见孙犁《老同学》，《如云集》第73-75页。
    [13] 孙犁《致邢海潮》，《芸斋书简》（下），524-528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
    [14] 郑法清《怀念孙犁同志》，铁凝等著《百年孙犁》第27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15] 孙犁《致邢海潮》，《芸斋书简》（下），524、532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
    [16] 同上，541页。
    [17]孙晓玲《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第16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版。
    [18] 孙犁《<善闇室纪年>摘抄》，分别见于《澹定集》140页，《陋巷集》3、4、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19] 1994年10月10日，孙犁致邢海潮信：“收到来信，知兄冬季取暖，已准备就绪，甚慰。”《芸斋书简》（下），第568页。
    [20] 孙晓玲《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第15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版。
    [21] 同上。
    [22] 孙犁《小同窗》，《无为集》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23] 以下引文均出自《小同窗》，《无为集》66-70页。
    [24] 孙犁《小同窗》，《无为集》69页。
    [25] 孙犁《记陈肇》，《曲终集》13-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26] 孙犁《记陈肇》，《曲终集》14页。
    [27] 孙犁《悼曼晴》，《如云集》31页。
    [28] 孙犁《悼曼晴》，《如云集》32页。
    [29] 孙犁《悼曼晴》，《如云集》34页。
    [30] 孙犁《文虑——文事琐谈之二》，《曲终集》68页。
    [31] 孙犁《记邹明》，《如云集》第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32] 孙犁《记邹明》，《如云集》第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33] 李牧歌《秋天的回忆——记孙犁》，《百年孙犁》第8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34] 孙犁《记邹明》，《如云集》第39-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35] 李牧歌《秋天的回忆——记孙犁》，《百年孙犁》第86-8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36] 孙犁《记邹明》，《如云集》第37页。
    [37] 孙犁《书衣文录·史记》，《如云集》第236页。
    [38] 孙犁《记邹明》，《如云集》第41页。
    [39] 孙犁《记老邵》，《如云集》第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40] 孙犁《记老邵》，《如云集》第59-64页。
    [41] 孙犁《芸斋小说·罗汉松》，《如云集》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42] 孙犁《芸斋小说·罗汉松》，《如云集》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43] 孙犁《<善闇室纪年>摘抄》，《陋巷集》第5页。
    [44] 参见王端阳、冉淮舟编《王林日记辑录之一：我与孙犁四十年》，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45] 孙犁《芸斋小说·罗汉松》，《如云集》第2页。
    [46] 犁《芸斋小说·罗汉松》，《如云集》第3页.
    [47] 孙犁《父亲的记忆》，《老荒集》1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48] 孙犁《芸斋小说·罗汉松》，《如云集》第3页。
    [49] 孙犁《芸斋小说·罗汉松》，《如云集》第4页。
    [50] 孙犁《庸庐闲话·我的自我宣传》，《曲终集》56页。
    [51] 孙犁《芸斋小说·罗汉松》，《如云集》第5页
    [52] 孙犁《芸斋小说·罗汉松》，《如云集》第4页
    [53] 孙犁《芸斋小说·罗汉松》，《如云集》第4页
    [54] 孙犁《芸斋小说·罗汉松》，《如云集》第5页。
    [55] 孙犁《谈镜花水月》，《如云集》78页。
    [56] 王端阳辑录《王林的交代：关于梁斌、孙犁》，《新文学史料》2009年2期，131、132页。
    [57] 孙犁《悼康濯》，《曲终集》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58] 孙犁《悼康濯》，《曲终集》第18页。
    [59] 孙犁《关于丁玲》，《陋巷集》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60] 孙犁《悼康濯》，《曲终集》第19页。
    [61] 孙犁《庸庐闲话∙ 与官场》，《曲终集》57页。
    [62] 王端阳辑录《王林的交代：关于梁斌、孙犁》，《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2期，132页。
    [63] 孙犁《悼康濯》，《曲终集》第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64] 孙犁《悼康濯》，《曲终集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65] 孙犁《悼康濯》，《曲终集》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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