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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在鲁迅诞辰100周年的一个纪念会上，翻译家戈宝权先生提出了建立“鲁迅学”的设想，他借鉴了欧洲的一些作法，比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学”、俄罗斯的“普希金学”等，认为也可将“鲁迅研究”以“鲁迅学”概念加以“学科化”，使之“长久研究下去”，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成。同样也是在1984年杭州举办的第二次全国茅盾研究学术年会上，有学者提出设立“茅盾学”的建议。那次研讨会上，参加的年轻学者居多，“茅盾学”的提出，是此次研讨会上的一个“亮点”。 为什么提出“茅盾学”？年轻的学者何以有这样的胆识？那时的茅盾研究也不过刚刚预热，相较于鲁迅研究，显然还有一些距离。但是，茅盾研究与鲁迅研究又有一个共同点，即茅盾研究也有相当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或者更早些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评介性的研究就开始了，1954年由上海泥土出版社出版的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就是一本比较早的研究专著，之后又有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等论著出版。 改革开放伊始，思想解放当先，文学界可谓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透彻变革，不仅人们阅读的习惯被打破，同时阅读的起点也变得“高大上”起来，人们对现代作家作品的阅读，除了好奇，还有诚敬，阅读伴随着思考，又点燃研究的热情。茅盾是那时除鲁迅之外最受关注的少数几位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阅读中拿来研究，受到了“热捧”，不仅吴奔星、叶子铭等前辈专家的研究著作再版重印，作为引路，年轻一代的研究文章也纷纷出炉，多了起来。以中国人民大学提供的《茅盾研究》资料看，仅1983—1984两年的研究文章就多达520余篇。 茅盾研究不断升温，一则是说明过去既有的研究基础；二则说明其研究工作尽管中断但并未隔绝。它契合了当时的环境与条件，是在以往研究基础之上对茅盾的“重新认识与估价”。 过去茅盾研究多以“小说”为中心，而小说又多以《子夜》《林家铺子》等少数名著、名篇为重点，假如以“学科化”衡量，这样的“研究”显然太狭窄了，应该扩展到其他方面，比如他的散文、戏剧、诗歌以及儿童文学，他的文学批评、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编辑，等等。茅盾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对他理应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当然这些“多方面”成就的取得，是同中国革命和“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同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近现代世界进步的思想文化艺术思潮相联系的，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了解茅盾及其“多方面”的成就。 那时读书界的茅盾研究热，确有一股助推力量将其“学科化”的意味。根据当时的研究资料显示，茅盾研究已经渗透到茅盾文学活动的多个领域，有人甚至研究起了他的早期思想与文学主张，他的艺术追求的政治化倾向，他是如何做到“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张光年语）等等，完全突破了以往那种为文本而文本的研究格局。 “茅盾研究”的学科化，打开了茅盾研究“大视野”的一扇亮窗。为此，学者们提出了作为学科意义上茅盾研究的体系构建。首先是明确历史上的“两次评价”——第一次是称茅盾“是文化界的一位巨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坛上努力了将近二十五年的开拓者和领导者”，第二次是称茅盾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和“伟大的革命文学家”，指出“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两次历史性评价”是一个总基调，对开展茅盾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是关注宏观。鉴于茅盾在文学上的“多方面”贡献，且作为一代文化巨人，必须重视多学科的、综合的、系统的研究工作。一些学者提出从现代革命史、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文化史、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角度展开研究，或者说用社会学、文艺学、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和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多维度的考察，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茅盾，了解其深耕于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还有一些学者从“茅盾研究”到“茅盾学研究”作了跨越式的学科布局上的探索，将茅盾的“多方面”的成就分解再归纳。 其三是深度引领。当时的“茅盾研究热”催生出的“茅盾学”，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科研人才队伍，既有“学院”的，也有“民间”的，不仅成果多，而且质量高，屡屡填补“空白”。比如茅盾唯一一部创作于1945年的话剧《清明前后》也被研究者注意到了，这部深藏于隅陬之处，不显山露水的话剧，因为写得“另类”（按茅盾自己的说法是“不成材的习作”），常常被摒弃或遗忘。 上世纪80年代是茅盾研究的黄金时期，特别是中后期可以说达到了鼎盛。以1987年出版的《茅盾90诞辰纪念论文集》为例，遴选的各类代表性文章涉及茅盾研究的方方面面。可以肯定，作为体系构建的“茅盾学”已现雏形，学科的“基本盘”已经形成。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及其后的相当一段时期，茅盾研究趋冷，但似乎也属于正常，因为“茅盾”早已进入学术研究，茅盾研究并没有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