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开山鲁迅是十分重视各种文学选本的价值的。他还特别强调选本在专集、文学史和文学传记之上的独特价值，并有其独特的选本“专论”①。事实上，各种文学选本的出现，各有目的。新诗诞生以后，各种诗歌选本的出现，更是如此。如由许德邻选编的现代新诗的第一部选本《分类白话新诗》，其选编目的就是“须要把白话文的声浪，竭力的提高来，竭力的推广来，使多数人的脑筋里，多有这一个问题，都有引起要研究白话诗的感想，然后渐渐地有‘推陈出新的希望’。这个：就是编这一部白话诗稿的本意。”②诗论家、诗人冯文炳认为，选本选诗就应该选最好的：“让我说一句公平话，而且替中国的新诗作一个总评判，像郭沫若的《夕暮》③，是新诗的杰作，如果中国的新诗只准我选一首，我只好选它，因为它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比我的诗却又容易与人人接近，故我取它而不取我自己的诗。”④著名编辑家赵景深《现代诗选》的“编者序“认为，“选编的标准略带主观，即以我个人的爱憎来做去取的标准……我希望这部书能合于初中学生的阅读。”该书的广告词认为，“此篇为赵先生极精粹之作，把十年来所读新诗的意见一股脑儿都放在里面了，可说是一部缩小的现代中国诗史。“⑤以这样的选学思想并结合新诗史发展历程来考察闻一多的《现代诗抄》，我们会发现这个选本的最大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它的“以诗存史”的选编目标，为我们一睹新诗风采提供了一部最佳的新诗选本。它包含的独特的诗学观念、独特的叙史意识及其经典意识，使它比赵景深的 《现代诗选》式的“一部缩小的中国现代诗史“的价值更大。它为一般读者接受新诗、也为我们研究三十年新诗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新诗选本。
    何以会得出如此结论？这是因为在已经出版的1919到1949年的现代诗歌选本中，除了最初的基本新诗年选本之外，闻一多的《现代诗抄》与许德邻《分类白话诗选》（崇文书局1920年版）⑥、《新月诗选》（新月书店1931年版）、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17-1927）、（1937—1949）、《现代创作新诗选(新编文学读本)》（中央书店出版1940年版）、《现代诗杰作选》（沈仲文编，1932年青年书局出版）、《现代诗选》（赵景深编，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俊生编《现代女作家诗选》（仿古书店1936年版）、金重子编《抗战诗选》（战时文化出版社1938年版）、魏冰心编《抗战诗歌选》（正中书局1938年版）、《孙望《战时中国新诗选》（绿洲出版社1943年版。诗人50家，收70首诗）等新诗选本比较，虽然它为后出，也没有单独正式出版，但它却以明确的“选学”意识，优良的选本“正文’,成了现代诗歌选本史上最好的选本之一，为我们审视新诗发生至1949年前三十年诗歌历史和成就提供了最佳佐证，也为我们认识百年诗歌史和重写文学史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文学选本是某些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也可以引领某些文学思潮。就后者来说，新诗的一些选本，就曾经引领了新诗潮的发展。如新诗第一部选本《分类白话新诗》，其明显是引领了白话新诗潮的发展，而毋容置疑，新诗史上非常有特色的选本《新月诗选》，则引领了针对白话新诗之弊端的新诗规范化运动。就这一意义来讲，闻一多《现代诗抄》与孙望等的《战时中国新诗选》的这种倾向最为明显，他们“选有事之诗”，通过大量选择抗战诗歌，是有力地促进了抗战文学思潮发展的。而且，闻一多的《现代诗抄》明显是对于陈梦家《新月诗选》的超越，它以“新月”诗人居首和独特的爱国主义思想，在《现代诗钞》中选编了大量抗战诗歌，从而昭示了闻一多独特的诗美为主脉的叙史观、现实主义诗学思想和经典理念，为新诗选学和选本批评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一、选本批评与学术史视阈
    闻一多生前编就的《现代诗抄》选本⑦，没有发行单行本。其最后最终在1948年的开明书店《闻一多全集》和1993年孙党伯先生等编的《闻一多全集》版本中做了收录⑧。在孙党伯等编的《闻一多全集.诗》第1卷中，《现代诗抄》占了一半篇幅（该全集1卷总计640页，《现代诗抄》占了317页）。《现代诗抄》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新诗选本，也较为充分地体现了闻一多独特的“选学”思想、诗学趣味和叙史意识，在闻一多研究学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意义和价值。换句话说，《现代诗抄》不同于《新月诗选》和《新文学大系.诗集》的流派诗选和“十年”断代选本（从新诗史总体而言，它也算是断代选本），也不同于1956年臧克家在革命与政治的美学引领下的《中国新诗选》的示范性、“学习性”选本。它的独特性在于，它“以诗存史”，是以诗人、学者和文学史家的视野编撰的一部较为完整的、能够展现现代新诗30年历史与成就的颇有价值的新诗选本，也是他与世界诗坛对话的产物⑨。它在现代“选学”及其选本批评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现代诗钞》虽然没有“序言”、选编说明及“编者话”等一般选本的惯常内容，但其貌似“选本”编订的大纲，却透露了其编订《现代诗抄》的周密“选学”思想：因为《现代诗抄》的第一部分是一个别具特色的“目录”，该“目录”不同于一般的标明全书内容的书目“目录”，而是包含了“新诗汇目”、“新诗过眼录”、“待访录”和65位诗人、193首诗作等丰富的内容。这个“目录”，实际上标明的是闻一多鲜明的“选学”意识——选一部新诗选集，不是把诗人挑出来，简单的排列他的诗那么简单，而是包含选者一定的选学思想、文学史意识和经典意识等丰富的内容的诗学实践行为。所以，该“目录”之后的第二部分就是选编该诗选的主要诗集来源的“新诗汇目”。该“新诗汇目”，包含了诗集、选本、期刊、事略、批评、论说等6部分的丰富内容。在这一部分，闻一多就明确提出了“选本”概念或范畴。我们由此可以断定，闻一多编订《现代诗钞》的时候，其“选本”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闻一多在这里，是把“选本”与“事略、批评、论说”并列，就显示出了“选本批评”的明确诗评意识。《现代诗抄》“目录”的第三部分是“新诗过眼录”。这个“新诗过眼录”的内容也比较丰富，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闻一多能“看得上”或已经阅读过的各种新诗选本、别集、选集及其诗歌专刊。这一部分包括别集、选集、专刊3类内容，是对于选本“选诗”的来源的说明。第四部分是“待访录”。这部分包括别集、战地歌声、选集、专刊等类内容。这里的“过眼”和“待访”当然不同。“过眼”指已经阅读过和浏览过，“待访”则是有待访谈或阅读的诗歌专辑、诗刊及其各类选集。所以，《现代诗抄》选本正文前的这几项内容极有学术与批评的“意味”，至少它切切实实的交代了《现代诗抄》诞生的过程（选编《现代诗钞》的过程当然很复杂，但我们从这里的选择结果推断过程，却是饶有趣味的学术议题）：它既交代了《现代诗抄》的史料来源，又交代了它是各种选刊及“事略、批评、论说”的结果。因此，尽管这个“目录”内容显得极为简化，但它至少表明：闻一多的选本及“选本批评”意识相当明确，他也为编选这个新诗选本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另外，我们知道，文学选本，是由选本的序跋、入选作品（正文）和批注和评点部分三部分组成的，如臧克家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就既有序《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又有“关于编辑工作的几点说明“和”再版后记”，闻一多《现代诗抄》尽管看起来没有序跋和批注评点部分，但凭借这个“目录”——选本主体前的这四项内容显然已经表明，他是在精心为现代诗做选本。因为有了这些说明，《现代诗抄》的“正文”就“事出有因“了。因为尽管选本的真正价值主要体现在“正文”上（如《现代诗钞》的65位诗人的193首诗歌才是其最有价值的“正文”），但有了这个“目录”，其选本“正文”何以产生的过程就就得以凸显了。就是说，《现代诗抄》尽管没有一般选本的行之成文的理论主张，也没有序言、编辑说明等选编主张，但它选本“正文”前这个周密的选编“大纲”，却不弱鲁迅的选本“专论”，逼真体现了闻一多的某些现代性“选学“思想。因为不同的选家，由于传达、推崇的观念有差异，其选择出来的文本，都具有选家自身的个人色彩，正是由于如此，我们便看到了有着独特选录标准和审美倾向的古典名选《花间集》（在选本及其选学意义上，《花间集》有其独特的范式意义），也看到了提倡“新诗规范化”，从而把现代新诗引向审美方向的现代新诗“名选”《新月诗选》。换句话说，这两个选本之所以成为了传统中国文学选本的经典之作，主要在于前者为词体定了“性”——词是合乐而唱、以绮丽婉媚为正的一种文体，后者为新月诗派审美追求做了示范，从而导引了一种文学诗学潮流。而且，好的选本，尤其是文类型选本，由于其是对于某一时段本类作家作品的选集，必然包含着对于某一时段作家作品的批评、比较、发现和定位的作用。它挖掘出经典，会使经典不会被永久埋没，使一些文学经典得以有效传播。闻一多《现代诗钞》的选本学意义，可以由此观之。
    其次，独特的学术史构述。“一部选本同时也是一部诗话著作、一部（通代、断代或当代）文学史、一部某种文类、某个作家（作品）的注（笺、校、辑）释本甚至是有关某个文学现象、文学流派的发展史、创作史或者批评史”⑩。编一部选本，恰恰如鲁迅所言，是“可以借古人文章，寓自己的见解”。选者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⑪。而“凡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⑫如果我们联系上述这些通常意义上的现代“选学”思想，就会对于闻一多《现代诗抄》的学术史意义和价值有更清晰地把握。实际上，《现代诗钞》也正是鲁迅所期望的那种典型的新诗选本：即闻一多“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不是“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是用“选本”这一批评方式，进行新诗史的学术研究及其批评实践。对于这一批评实践，闻一多和鲁迅这两个伟大的心灵惊人的相通！因为鲁迅有专文谈论选本及其选学，闻一多则以选学家的诗学实践编辑了《现代诗钞》！所以，依据鲁迅的这种选学思想，我们毫无疑问会发现，闻一多《现代诗抄》，既是一部典型新诗选本，为现代选本学做了示范，也是闻一多对于现代学术史的重要贡献。因为如果说他的中国神话研究、唐诗研究等是对于中国古典学术的重大贡献，那么，他的《现代诗抄》，连同他的大量美学研究和新诗研究论文，则是他对于现代诗学研究这一现代学术的重要贡献了——他用选本批评方式，表达了他的现代“文术”（诗学）与主张，表达了他对现代新诗30年发展与成就的基本判断。换句话说，闻一多是在现代学术视阈和“以诗存史”的新诗史意义上编就了《现代诗抄》的。《现代诗抄》就是他在西南联大从事诗学研究、诗学批评的产物，也是他与世界现代主义诗学诗潮有效的对话的产物。对于后者，只要我们联系执教西南联大的燕卜逊、白英们以及闻一多协助白英选编《当代中国诗选》的历史事实，即可确认。因此，如果说白英选编《当代中国诗选》，旨在向世界推广现代中国诗歌⑬，那么，闻一多之选编《现代诗钞》，则明显有为现代中国诗歌发展“立此存照”及其展示新诗发展史和创作史的诗学意义。
    二、“以诗存史”：30年新诗面相、诗艺演变之构述
    大体上说，《现代诗钞》作为现代新诗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展现新诗发展三十年历史、变迁及其成就的一个选本，与大概同时期闻一多协助编辑的白英的《当代中国诗选》英译本选集相比，它的学术史贡献更大：它以“以诗存史”方式对于30年新诗面相、诗艺之演变做了较为客观构述；它展现了闻一多“选有事之诗”的诗与历史主脉相一致的文学本质观与诗学思想；它彰显了以“新月”的诗美为主脉的叙史观与经典选诗意识，是20世纪现代新诗史上极有特色的新诗选本。
    新诗最早的选本，是北社编的《新诗年选一九一九》、《新诗年选一九二一》等。这些选本，展示了新诗诞生起几年的新诗发展状况，对新诗催生与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如选本之题所示，它们只是年选本，尽管也有诗评，选本学价值却并没有《现代诗钞》显豁，尽管其能显示其文学史及其批评史意义。现代中国的新诗（白话自由诗）诞生于五四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各种各样的新诗选本除了北社“年选”外，有数十种（这里不包括个人诗集，尽管它是诗人作品的汇集），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新月诗选》、1920年1月《新诗集》（第一编）、《新文学大系》的两种“诗选”卷、王亚平《新诗源》，等等。《新月诗选》是这些新诗选本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个选本。它选录新月诗派18人81首诗。选本前有陈梦家的万字序言，集中论述了新月派的新诗追求及其理论主张，尤其是他们关于新诗规范化的美学主张。其在选学史上，可与《花间集》（就审美倾向一致而言）媲美。《现代诗抄》是闻一多生前在1940年代中期编选的一部新诗选本。与《新月诗选》比较，它并非诗学主张一致的一派诗人合集，而是新诗诞生以来30年间的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合集，是“一部（通代、断代或当代）文学史”，具有明显的诗史意识，即“以诗存史”的文学史意识。因为在《现代诗钞》这个新诗选本里，闻一多选取了从新诗产生到1940年代中期近三十年的65位诗人的190多首诗，既对新诗发展三十年的成就作了总结，也使这一选本具有了“新文学大系”的性质。因着这个选本，使得新诗发生以来的65位诗人的190多首新诗经典（至少是闻一多认为的新诗经典）有机会走入读者大众的视野。因此，该选本的文学史和批评史意义和价值就比仅选一派诗歌（词）《花间集》和《新月诗选》重大的多。
    首先，从时间上说，《现代诗抄》在时间上上承北社“年选本”和“朱本”（《新文学大系》诗卷），向下（后）延伸为整个新诗发展的前三十年，是比较完整地展现了新诗30年的面貌的。一方面，从时间段上说，《现代诗抄》选编了从二十年代初延伸至四十年代中期的闻一多认可的经典诗人诗作，比较完整地展现了新诗发展三十年的面貌，是首部完整地概括新诗三十年发展成就的一部选集。另一方面，与1940年代前后已经出版的新诗选本如陈梦家《新月诗选》、金重子的《抗战诗选》、朱剑芒的《抒情诗》等比较，这些诗选很多只是展示某一流派或某一种风格的作品，而《现代诗抄》的编选着眼的是整个新诗坛。就是说，闻一多《现代诗抄》所选录的诗人诗作，既有徐志摩等新月诗派的诗，又有冰心等现实主义诗人的诗，既有戴望舒等现代诗派诗人的诗，也有一些像李金发等象征主义诗人的诗，还有充满动乱、战火的四十年代“七月”、“九叶”诗人的新作。他把存在于新诗历史长河30年的各种风格、各个流派的他认为是杰出诗的作品都选入其中，比较完整地展现了新诗三十年的发展面貌，从而勾勒了中国现代新诗史的基本雏形。
    其次，《现代诗抄》以选诗范围较大，凸显了新诗第一、第二、第三个十年各自取得的主要成就：1）在《现代诗抄》中，闻一多比较集中地选编了新月诗派、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徐志摩、郭沫若、冰心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三大文学社团的诗歌，以此展现了新诗第一个十年的成就；2）1930年代，现代派、新月诗派、一批左翼现实主义诗人崛起，闻一多敏锐把握这一动向，在《现代诗钞》中选了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左翼诗派、自由诗人等的颇有影响的一批诗作，展示出新诗发展“黄金时代”（1936年被称为新诗发展的“黄金年”）第二个十年的成就。3）国统区的“七月”诗派、“九叶”诗派，是整个40年代诗歌创作的主要力量，他们诗歌的基本主题是“救亡”，《现代诗抄》以此抗战救亡主题为灵魂，精选了杜谷、艾漠、鲁藜、力扬、侯唯动、艾青、田间、阿垅、任钧、孙钿等一批诗人的大量经典作品，充分肯定了他们诗歌的鲜明时代倾向及其诗学价值。4）《现代诗抄》也选取了不同诗派、艺术倾向复杂的诗人诗作。在闻一多所列的“新诗过眼录”、“待访录”的“目录”中，我们更可以看出，闻一多对于各个社团、流派、风格的诗人诗作，坚守以诗取人的选学原则，绝不蹈袭传统选学家以派取人，以人取诗选编恶习。而且，他所关注和接触的不仅仅是新月诗派诗人诗作，像卞之琳、戴望舒、梁宗岱、李金发的等这些象征派、现代派诗人的选集，艾青、孙钿这些七月派诗人的诗集以及“九叶”诗人的诗集，只要认为其中的诗作本身上乘，他都精心选入。因此可以说，《现代诗抄》是中国现代新诗30年来创作、发展的一次总结，也集中展现了30年来新诗发展的成就及其多元审美面相。
    第三，《现代诗钞》比较清晰地勾勒了新诗诗艺演进的轨迹，并呈现出闻一多较为独特的叙史意识。在《现代诗钞》中，闻一多特别看重徐志摩之于新诗的开创意义，实际上看中的是其对于新诗审美和“格律”的追求的价值。这与他协助白英选编《当代中国诗选》时把徐志摩置于诗选之首基本一致。在《当代中国诗选》里，白英把徐志摩置于首位，闻一多排在第二。而在《现代诗钞》里，他也把徐志摩排在第一，他本人排在第二，新月同仁饶孟侃排在第三，体现的正是这种独特的诗美艺术观。事实上，徐志摩是新月诗派中影响最大的诗人，也是和他一道倡导新格律诗写作的诗人，闻一多在《现代诗钞》里，就选了他的诗作13首诗作，并把他置于“榜首”位置。这极为充分地体现了他对于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人对于新诗审美及其诗艺探索的肯定，体现了他以审美现代性为目标的独特新诗史叙史意识。因为如果我们联系新诗艺术的发展进程，就会发现，他的这种“意识”，他的这种关于诗歌艺术演进的意识，与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审美情趣完全相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诗底发展无疑是从抒情的进展到戏剧的。这却不是说现代诗人已经不再需要抒情，而是说抒情的方式，因为文化演变的压力，已必须放弃原来的直线倾斜而采取曲线的戏剧的发展。……如果读者觉得这样的说法太抽象，我请求他把徐志摩的抒情底诗与穆旦底戏剧诗并列的细读一遍，徐诗自然有它的好处，有他的时代意义，我们不能要求二十年前的诗人写出远离他二十年后的诗；我只是借他们的比较来帮助说明两个先后时代诗底不同；徐诗的特质是分量轻，感情浓，意象华丽，节奏匀称，多主要情绪的重复，重抒情氛围的造成，换句话说，既是浪漫的好诗；穆旦的诗的分量沉重，情理交缠而挣扎着想克服对方，意象突出，节奏突兀而多变，不重氛围而求强烈的集中，即是现代化了的诗。……但作为现代人，我们也自然无理由对穆旦的诗表示一点偏爱。”⑭袁可嘉从其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出发，认为从徐志摩到穆旦的进程，实际上就是新诗三十年“现代化”的进程。袁可嘉的这种新诗艺术演变进程论，不仅关注到了徐、穆诗学观念上的变化（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热情的宣泄），还借鉴新批评的元素分析论，从“分量，感情，意象，节奏，情绪的重复，重抒情氛围”诸端，阐释了三十年来新诗艺术的演进进程。历史的叙述，以一定的历史观与观念为前提。闻一多、袁可嘉的这种现代诗诗艺演变历程（历史）的构述，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叙史意识。因此，如果袁可嘉要书写新诗史，很可能也就从徐志摩开始，如果袁可嘉选编一部新诗选，其排列居首的可能性也同闻一多、白英一样，是徐志摩。这相当清晰地反映出闻一多以新诗艺术演变的独特的审美现代性为主的诗美叙史观。这也是这部《现代诗钞》的独特价值所在。
    三、“选有事之诗”：“诗与历史主脉”与伟大抗战诗篇
    《现代诗抄》是在闻一多独特的诗学意识和历史意识下选编的一部新诗选本，这种独特性，不仅表现在其独特的选学意义、叙史观上面，也表现在其所选诗人诗作时，特别突出地精选了大量的抗战诗篇，突出了所选诗歌及其诗人的时代性。如田间、艾青以及“七月”、“九叶”的年轻诗人的与抗战有关的名作就被大量入选。这与1940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高度吻合。而就选本本身而言，如前所述，它尽管没有如陈梦家《新月诗选》、臧克家《中国新诗选》那样的序言申述编者的选编目的及其诗学思想，但从他的选编诗歌的整体面貌及其对于诗人的排列次序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其包含的深刻的现实主义诗学思想和闻一多独特的思想倾向。因为闻一多在《现代诗抄》的选编、编次中，不仅自觉秉承了“以诗存史”的传统选本理念，而且突出地呈现了他的 “诗与历史主脉一致”的诗学观念。在《现代诗钞》中，五四以来现代诗歌的救亡主题得到更为深入的拓展。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了了解中国新诗历史主题变迁的一个最佳旁证，也使得《现代诗钞》成为后人解读和了解闻一多诗学思想的重要诗学实践旁证。
    首先，《现代诗钞》鲜明地体现了闻一多“诗与历史主脉相一致”现实主义诗学观。闻一多认为，作诗，包括读诗均不能“只求感受舒适”，“只吟味于词句的安排，惊喜于韵律的美妙，完全折服于文字和技巧中”。闻一多还认为，“诗是社会的产物”，“若不是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它的。”⑮因为持有这样的诗学观，所以他在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才会如此肯定地反问：“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中（现在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在这篇信的结尾，闻一多还不无自信地断言：“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⑯。就在他遇难的几个月前，他还与朱自清说着“要写一部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⑰。历史、文学与文学史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文学史家必须有其自身坚守的文学诗学观念与历史观。在闻一多看来，“诗与历史主脉”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清晰地展现了闻一多文学审美论之外独特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诗学趣味与审美观念。因此，在这种诗学观念指导下，他在诗选编撰中就十分看重诗的主题思想内蕴与时代的关联。就是说，闻一多虽未明确表达过其诗选的编辑含有以诗存人、存史，昭示存亡之迹的用意，但是却又受“一代有事之诗”和“选有事之诗“的深刻思想影响。因为闻一多在编选《现代诗抄》时，中国正处于社会动荡不安、民族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中。这是现代中国的“一代有事”，而抗战爆发以后出现的大量的抗战伟大诗篇，则是典型的“有事之诗”，所以，很明显，闻一多以“文学史家自居”选编《现代诗钞》的时候，就特别重视1930、1940年代的战时语境，特别重视抗战时期具有现实主义诗学品格的诗作。这样我们便看到，在《现代诗钞》的选诗中，就既包含闻一多尊崇的新月文学审美论思想的大量诗作，也包含着他一直信奉的“诗与历史主脉相一致”的现实主义诗歌美学思想的大量诗作。换句话说，闻一多既对于新诗的诗学艺术探索特别关注，又具有深切的民族危机意识和社会忧患意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现代诗抄》这本现代诗歌选集（选本），就像当时许多抗战诗选一样，成为了一部反映战乱流离的中国之历史的诗歌汇编，成了一部包含伟大抗战爱国诗篇的新诗选本，一部“选有事之诗”的现代诗经典选本。
    其次，《现代诗钞》精选了大量抗战诗篇，尤其重视强烈抗战激情及其主题的诗作。如前所述，闻一多选编《现代诗钞》的20世纪40年代，现代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与灾难时代。日寇疯狂虐杀华夏儿女，入侵中国，妄图亡我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处于社会动乱和硝烟战火的严酷时代，人民深陷残酷的生活生存灾难之中。在此国家、民族危亡的灾难时刻，即是在书斋中的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也拿起笔，创作出无数优秀的伟大抗战诗篇。而闻一多此时期虽然不再创作诗歌，但对于这类诗歌却极为激赏。所以其《现代诗钞》就收入了“西南联大”穆旦等师生的大量抗战诗作。他那篇关于田间诗歌的论文《时代的鼓手》，就对于这类诗歌赞赏有加。《现代诗抄》的选编，承载了闻一多深沉的民族危机、爱国意识和社会忧患意识。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救亡忧思，闻一多的《现代诗抄》收录了艾青的不少诗（《现代诗钞》收录艾青诗歌11首，诗歌数量居于徐志摩之后，居第二），收录了艾青书写的那首为了祖国的解放而把生命交给了战争的甘愿献身战士的伟大意志的叙事长诗《他死在第二次》。田间那首叙事长诗《人民的舞》，也是一首伟大抗战爱国诗篇，展现了民族救亡的伟大主题：“一个兵士/不晓得更多地东西/他只晓得/他应该为这解放的战争而死/当他倒下了/他也只晓得/他所躺的是祖国的土地/——因为人们/那些等得更多的人们/曾经如此告诉过他”。对于这首抗战经典诗作，闻一多专门著文激赏，也毫不吝惜地收录到了《现代诗钞》中。事实上，由于对抗战救亡主题的诗歌极为重视，所以《现代诗钞》就选了大量这类主题的诗。这甚至是我们看到《现代诗钞》前后两部分审美倾向的明显不统一——从尊“新月”向尊“七月”的抗战诗的偏离。这当然可以被看作是《现代诗钞》审美多元的体现，但如果我们把《现代诗钞》所选诗作前后比对，则会明显发现闻一多对抗战救亡主题诗歌的重视以及这种独特的选遍倾向。
    进一步说，对于“七月”及其抗战诗歌的重视，是《现代诗钞》选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实际上也反映了闻一多1940年代后诗学观念及其审美趣味的变迁。如对“七月“派的阿垅（S.M）、亦门、田间、艾青、罗寄一、任钧、孙钿等诗人的诗作，由于它们大都是反映现实生活或强烈抗战激情及其抗战主题，《现代诗抄》收录篇数就很多。据统计，《现代诗抄》共收录“七月”诗人的60多首诗作，比新月诗人诗作总数的53首要收录的多，占了《现代诗钞》选入作品的40％。这足可看出《现代诗抄》选编的审美倾向。又如，抗战时期，反映伟大抗战的长篇叙事诗很多，闻一多就毫不吝惜地把《现代诗钞》的篇幅给了抗战长诗。长诗在《现代诗抄》就收录不少。如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360多行）、阿垅《纤夫》（180多行）、罗寄一《月，火车》、杜运燮《滇缅公路》、田间《人民的舞》（290行）、穆芷《城》、胡明树《二百立方尺间》、周为《冬天》、孙钿《雨》等，这些都是反映抗战、表现民族抗争精神的伟大诗篇。《现代诗抄》的编者基于”选有事之诗“的编者意图，尽量都将这些”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的大量诗作编入其中。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诗抄》不亚于孙望1944年编的主题倾向极为明确的《战时中国新诗选》，成了伟大抗战诗篇的汇集了。
    另外，除了这些选诗倾向外，在《现代诗钞》的“待访录”中，闻一多还专门列出“战地歌声”一类，将艾青《北方》、周为《海沙》、常任侠《收获期》、南星《石像集》、臧克家《运河》、曹葆华《无题草》等36人的诗作列入其中。闻一多对关注现实生活，表达时代情绪、反映人民的战斗精神的作品极为赞赏，因而《现代诗抄》就选录极多。这也极为充分地反映了闻一多“选有事之诗”的选学旨趣以及对于抗战主题诗歌的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视。
    四、彰显“新月”：诗美为主脉的叙史观与经典选诗意识
    如前所述，闻一多的《现代诗抄》，无论是诗史意识还是“选本意识”，都是比较明确的。而且，闻一多选编《现代诗钞》的时候，正在西南联大研究古典文学、研究唐诗，与西南联大的西方诗学大师们共同执教大学中文系，学识视野相当开阔。闻一多选编《现代诗抄》，不仅有明确的诗史意识，古今文学通变意识，还有向世界介绍中国现代诗这样的世界文学意识⑱。因而，这样的选本，其文学史意识、叙诗观和经典化意识，就相当明确。
    首先，《现代诗抄》以选本的形式，肯定了新月开启的新诗审美化的诗学方向。从《现代诗抄》的选录情况来看，闻一多选了新月诗派12位诗人的53首诗。在这其中，选了徐志摩的13首诗，闻一多的9首诗，陈梦家的10首诗，饶孟侃的5首诗。这在《现代诗钞》中是十分耀眼的。这实际上也是《现代诗钞》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这样的选编，尽管在数量上不怎么突出，但在《现代诗抄》选录诗人中诗作选入5首以上的一共10人，入选10首以上的才只有4人这样的大比例看，却十分突兀。所以，我认为，这种突兀体现的正是闻一多独到的诗学审美趋向、选学思想，学术意识。他用选本，替代、展示他的诗学主张。这真切地反映了闻一多对于新月诗人及其创作倾向的看重，及其对其开启的诗歌审美方向的肯定。其彰显“新月”的目的极为明确。
    换句话说，《现代诗抄》以新月及其徐志摩居首位的编排顺序选诗（白英《当代中国诗选》中排名第一的也是徐志摩，第二是闻一多），反映的是闻一多对于前此新诗史叙史观念的不满，以及对选本和经典的别样看法。因为闻一多尽管一直并不喜欢“新月”的这顶帽子，而且并没有明显的独尊某一流派的意识，但是闻一多作为新月诗社的发起人，后参与《诗镌》的活动，他提倡的新诗“三美”主张，这却使他成为了新月开启的新诗审美论方向的举旗人。在闻一多看来，一般文学史和诗歌史选编展示新诗史的开端，不应该以创作时间机器发表时间的先后为标准，也不应该以其短期的影响来确定编排依据，而应该以艺术创新之路的开辟为标志。就此看来，他的《现代诗钞》以新月派及其徐志摩居首的编排，反映的是他独特的文学史叙史意识和审美偏好。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客观上来讲，在新诗初创时节，新诗倡导者急于摆脱旧诗的束缚和框架，并力求去追求新诗的“新”，但却使新诗走向了过于自由、散漫的非艺术之路上去了。因此，闻一多对于胡适的“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主张⑲，是有保留意见的，他也不认同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的主观情感的绝对表达的诗学主张。他反对诗歌创作中的感伤和放纵，反对诗歌中情感的泛滥做法，就反映出他的独特的诗史观。因此，闻一多的《现代诗抄》收录了新月派诗人的一大批作品，而且将新月诗派提前至郭沫若、冰心的前面，位于《现代诗钞》的最前面。这既显现出他对于新月诗派这一流派的重视，也反映出闻一多强调艺术创新的新诗史叙史观。
    第二，“以诗取人”的选学意识及其经典意识。如前所述，一部文学史意义上的选本，选者当不“以人取诗”，而应“以诗取人”。对于各个社团、流派、风格的诗人诗作，选家也应不以派取人，以单一的偏好取诗，而应以诗取人。这显示了一种独特的经典意识及选学意识。《现代诗抄》就鲜明体现了这种经典意识和选学意识。如在《现代诗钞》所选诗只占一首的百分之六十多的诗人中，其遵循的就是这种选学意识和经典意识。唯其如此，在《现代诗钞》中，像艾漠、袁水拍、夏蕾、力扬、陈雨门，陈时、苏金伞、陈善文、任钧、胡明树、韩北屏、陈善文、鸥外鸥、周为、何达、杨周翰等一批诗人，他们在诗歌史上地位并不高，甚至都没人提及，但闻一多却选了他们的诗，让他们在诗歌史上留名远扬，遵循的就是这种选学思想。再如，文学史以及一般新诗史只要提及郭沫若，一般都从《女神》说起，选诗也在其中选，但在《现代诗抄》里，闻一多却并非如此选。在《现代诗钞》选入的郭沫若的6首诗作中，就只有4首选自《女神》集（《天狗》、《笔立山头展望》、《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夜步十里松原》），而对于郭沫若非常有带影响的《凤凰涅槃》、《炉中煤》、《匪徒颂》等作品，闻一多却都没有选择。相反，我们在《现代诗钞》里，却看到了郭沫若《灯台》、《新芽》这两首传诵并不广泛的诗歌。这显然反映了闻一多这种以诗取人的独特选学意识及其经典意识。再如，对于戴望舒诗作，新诗及其选本史上的各种选本和诗集，大都会选他的这几首诗常见名作《雨巷》、《我的记忆》、《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等，但是，闻一多《现代诗抄》却并没有选录他的这几首名作，而是选择了其收藏在《望舒草》中颇能代表诗人在三十年代创作心境的《款步一》、《款步二》、《夜行者》这3首诗。这也极为充分体现出《现代诗抄》不以人取诗，而以他自己的审美偏好为诗美主脉的独特的选学意识、经典化意识和独特诗史观。
    五、结语
    总之，闻一多的《现代诗抄》，由于其独特的选本批评意识和学术意识，是没有一般诗选集或诗选的各种后设“意图”和时代局限的。在《现代诗钞》中，闻一多精心收录了65家诗人诗作，包括了新月诗人、象征派诗人、“七月”诗人、“九叶”诗人以及未归为特定派别的不少诗人的诗作193首诗。这193首诗，可以说，是首首皆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经典。换句话说，这本诗选集，没有选差诗，“坏诗“，而且不依赖权威和”时见“。认清时代本质又超越时代，是《现代诗抄》的最大特色。其选编诗歌来源，如其“新诗汇目”所示，十分广阔。闻一多更多站在新诗史与审美的标准来选。这比之一般读者熟悉的《中国新诗选》（臧克家1965年编），其特色就尤为明显。进一步说，《现代诗抄》囊括新诗发生以来到1940年代中期的60多部诗集、10余种现代诗选集、10余种诗刊，它是在多种诗集、选本、期刊、事略、批评和论说的基础上遴选，其虽然没有把具体论说、批评和事略等具体化为“序言”和评注等选本批评方式的“选本批评”要素，但它们却是闻一多选本依赖的前提，或者其本身就是“选本批评”。《现代诗钞》是一部未正式出版却极有选本意义和价值的中国现代诗歌经典选本。这一选本，是闻一多对于现代学术史的重要贡献，具有重要的选本和选本批评的价值。
    首先，选编者的“诗识”决定了《现代诗抄》的价值。按照选本学的原理，“选者的责任和作用最为重要最为关键。这是因为：一、选本的存在价值取决于选者；二，作者在选本中的地位也取决于选者；三，读者阅读选本后所受的影响还是取决于选者”。⑳所以，我们认可《现代诗抄》，就是因为其“选者”是闻一多以及闻一多所具有的“诗识”。“选诗诚难，必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而欲以一代人选之，不亦难乎”（李东阳《麓堂诗话》）。闻一多“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是李东阳一样的选家心目中的一个大选家。闻一多的这一本色，曾得到胡乔木的充分肯定：“他（闻一多）是对于现代中国诗的开展，已有并将有最大贡献的少数大匠之一。要在中国现代的诗人中，找出像他这样联结着中国古代诗、西洋诗和中国现代各流派诗的人，并不是很容易的。他是中国的从诗经直到田间的热情的解说者，他又如同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为中国诗一样翻译着中国现代诗为英语。”㉑闻一多《现代诗抄》是1940年代中期选编的，他在选编《现代诗抄》的时候，不仅与臧克家一样，是杰出诗人，诗评家，还是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是爱国者，著名的民主斗士。多重身份集于一身，决定了闻一多的选编的《现代诗抄》这一新诗选本的独特批评学价值。进一步说，闻一多《现代诗抄》的“以诗存史”、以诗取人和注重“诗与历史主脉一致”的诗学观基础上的“选本”实践，使其为我们勾勒出了最具现代诗学格局的“新诗史”选本。
    其次，科学的选学原则和选本批评价值。臧克家选编《中国新诗选》的时候，是把“作品的认识价值和教育功能放在首位的，拟想的理想的阅读效果就是读者得到“正确”的知识和受到教育。这样，编者在编选作品时，遵循的就不是正常的文学经典化原则（从文学史的演化价值和纯粹的美学方面去选作品），而是首先就把他们认为有碍教育效果的篇目筛选掉。”㉒当然，不以经典化的选本原则来选《中国新诗选》，这实际上不是臧克家先生所能够避免的——当他以诗学导师和诗家权威为“青年读者”阅读新诗选的时候，他只能积极以自己的理解和现实的法则去选择。他无法避免时代、环境给他的识见所带来的局限。当然，“‘世圉文，文圉世’，读者一旦进入选本的阅读，自然也就永远无法避免受到选者自身‘世’与‘文’局限的影响，永远成为选者手中放飞的风筝”了。㉓从这一角度而言，闻一多选编《现代诗抄》的时候，却遵循的既是保留文学史（他自称自己是文学史家）——展示新诗发展的历史成就，又遵循的是选优及其经典化等选学及其选本批评的原则。换句话说，闻一多在选《现代诗钞》的时候，是在“选本批评’,在做学问，在严谨地诗学批评，在现代学术意义上选编诗选。其动机决定了它的品格。因而，如前所述，它的”已诗存史”编写策略，使其真实再现了新诗三十年的真实面相，它的“选有事之诗”的诗学思想，使其选编了1940年代历史语境的伟大的抗战诗篇，它的注重诗艺术与审美的叙史意识以及诗评家的经典意识，保证了其选本的“精品”意识。进一步说，闻一多是以探讨“文术“的态度选编《现代诗抄》的。《现代诗抄》的诗，是能够经受经典化考验的诗，与其他新诗选本，尤其是与臧克家以“革命”和作家身份意识选编的《中国新诗选》等建国以来多样新诗选本比，他以其独特的诗学观念、诗史意识和经典意识标准选编的《现代诗抄》，是为我们认识百年新诗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就提供了颇有“信史”意义的佐证的。这也由此为今天的各种花样翻新的新诗选本及其选学实践提供了深刻的现实启迪。
    参考文献：
    ①鲁迅有《集外集.选本》、《且介亭杂文.题未定草》和《而已集.读书杂谈》等文专门论述选本及其价值。故有此论。
    ②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第17页。
    ③郭沫若《夕暮》原诗“一群白色的绵羊/团团睡在天上。/周围苍老的荒山/好像瘦狮一样。/昂首望着天/我替羊儿危险/牧羊的人哟/你为什么不见？”该诗原载其诗集《星空》。
    ④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第41页。
    ⑤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第174页。
    ⑥此选本为初期新诗之最完备的选集，各主要杂志，主要报纸上的著作，网罗靡遗。就资料而言，此集当为最佳。（《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2月出版）。
    ⑦按，《现代诗钞》应该基本编就，但似未编完，像冯至、卞之琳等一些诗人诗作在其中就未编辑选择，而在其协助白英遍就的《现代中国诗选》中，冯至诗选了15首，卞之琳诗选了17首。
    ⑧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全集》共12卷。主编为孙党伯、袁謇正等，1993年被新闻出版署列为”八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
    ⑨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闻一多曾经协助西南联大外教白英选编《当代中国诗选》，由此可以看出，闻一多对于当代中国现代诗与西方现代诗歌的发展的判断有较为开阔的世界视野。
    ⑩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307页）。
    ⑪鲁迅《集外集.选本》，《鲁迅全集》第2卷，中国时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325页。
    ⑫鲁迅《集外集.选本》，《鲁迅全集》第2卷，中国时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325页。
    ⑬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选编的《当代中国诗选》收录徐志摩、闻一多、何其芳、冯至、卞之琳、艾青、田间等9位诗人诗作92首。其中卞之琳诗17首，闻一多诗14首，徐志摩居首，选其诗8首。书后由闻一多撰写附录《时代的鼓手》一文。该诗选1947年由伦敦rout le d ge出版社出版。
    ⑭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7-48页。
    ⑮闻一多:《闻一多全集(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
    ⑯闻一多:《闻一多全集(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⑰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4页。
    ⑱闻一多对白英选编《当代中国诗选》贡献很大。其编选《现代诗钞》时选诗人65位，比之《当代中国诗选》的9人多了56位。
    ⑲胡适:《答朱经农》,见耿云志:《胡适论争集(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⑳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三联书店，2002，第283页。
    ㉑乔木《哀一多先生的死》，《解放日报》1946年7月18日。
    ㉒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第28页。
    ㉓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三联书店，2002，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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