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南联大校舍的设计，稍微读过梁思成、林徽因传记的人都会说，不就是他们俩设计的么。并且还会说出这样一个故事：1938年8月，“夫妇俩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第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理由是西南联大拿不出那么多的经费建造这所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林徽因寻真》，陈学勇著，中华书局2004年11月第1版）。
    至于校舍位置的确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记载：1938年7月1日，“购置本大学校址地基一百二十四亩四分五厘。地价及地内坟墓迁移费共计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一元二角九分正”；12日，“本大学收买昆明三分寺附近校址地基”（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之后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说：“经多方考察并得到云南省教育厅的支持，7月选定昆明西北城外三分寺的120余亩地。”（郭建荣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正是由于都认为是7月份才确定校址，才有在设计问题上，无论认为是梁林设计还是其他人设计，都是从8月份或秋末开始的说法。
    二
    在校舍设计问题上，陈岱孙先生的回忆就认为不是梁林设计的。“联大从到昆明之日起，就决定要购地自建校舍，作长期居留的打算。经在昆明城郊及附近各县多处勘察后，最后决定购买一片约两百亩的昆明西北城外，南迩昆明北城墙，北接一丛葬的大山坡的土地，作为总校的新校址”，“并委托前在天津基泰建筑公司工作的建筑师代为设计”。“1938年秋末，校舍的草图已出。地狭，又限于经费，设计中的校舍只能是分建在横贯这块地的一条东西南的城北环城马路南北两侧的一套高两层、砖木结构的简单楼群”，“但在校当局提出这一校舍设计草案征求意见时，有人提出强烈的批评意见，认为这一设计没有考虑到理科各实验室的规范和要求，主张重新设计”，校当局不得不“将这一设计发还原设计师”请其修改。结果这一周折“造成设计工作几个月的延搁，使我们付出一个很高的代价”，昆明开始物价飞涨，到了将近年底，“设计师向学校汇报，前此的原设计已远在学校原预算经费财务所及之外。现在，这原预算经费只够修建总面积少于原设计的二层楼楼群的若干夯土墙的条式平房，而且只有一半的平房能用上原设计的进口的铅皮屋顶，而作为学生宿舍的其余平房就只能用茅草作房顶了。设计师还进一步警告说，如果继续延搁而不立即开工，再过几个月，就连这些条式、草顶的平房校舍将都盖不起了”（《往事偶记》，陈岱孙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11月第3次印刷）。陈先生所说设计师应该是指杨廷宝先生。杨先生作为现代著名建筑学家，时任职泰基，也撤退到了大后方。1939年9月，梁思成、刘敦桢两先生带领营造学社对四川地区古建筑进行第一次系统考察到达重庆时，就曾在杨先生处住过。
    刘昀2017年出版的《孤帆远影——陈岱孙与清华大学》，写西南联大此段时，照抄了此节。
    三
    抗战爆发后，8月，陈岱孙受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委托，同时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赴长沙组织清华大学南迁，筹备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临时大学；9月，任长沙临时大学课程委员会委员，图书设计委员会召集人；西南联大建立后，任经济学系主任、蒙自分校校务委员兼教务主任，此后一直担任校评议员和校务委员等职。有一张西南联大期间清华班底的照片，共七人，中间站立着梅贻琦校长，右手即站着陈岱孙先生。陈岱孙应该是直达决策层人物。他的回忆应该具有相当强的权威性。
    同时，他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的关系也非常好。大家都非常熟悉那张照片：1938年梁思成、林徽因带着两个孩子和周培源、金岳霖、陈岱孙等友人在游览昆明西山华亭寺的合影，陈岱孙和金岳霖两人就一左一右站在林徽因身后。梁林一家跟随中央研究院迁到李庄后，林徽因时时病倒，生活常常陷入十分困窘的地步，先是傅斯年先生瞒着梁思成、梁思永二家给朱家骅写信争取援救；接着，陈岱孙利用承担美国援助昆明教育文化界有关物资和经费分配任务的便利，给梁家汇来了12000元的支持。按两家的关系，如是梁林设计的校舍，他应该不会忘记。
    四
    笔者最近去西南联大有关纪念馆，并翻阅有关资料，事实证明陈岱孙先生可能真的记错了。而西南联大校舍的位置早在四五月份就已找好，并已进入设计的环节。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二卷记载：1938年4月19日，在昆明召开的第58次会议，也即首次常委会会议共做出18项决议，第12项为：“设立建筑设计委员会”，“以建设长黄钰生为委员长。请胡适（冯友兰代）、周炳琳、潘光旦、饶毓泰、施嘉炀、庄前鼎、吴有训、杨振声、袁同礼、杨石先、孙云铸、李继侗、赵有民、陈序经诸先生为委员”；第13项为：“设立校舍建筑工程处。”“请施嘉炀为工程处主任。请王裕光、杨铭鼎、蔡方荫三先生为委员”；第14项为：“本校建筑校舍请梁思成先生为工程师。”（1998年10月第1版）
    该书第六卷记载，1938年5月13日，云南省致函西南联大，“案准贵大学公函合字第11号开：‘径启者，查本校因需建筑校舍，经在昆明市三分寺东择定地址一方，约百亩左右，拟请贵厅代向主管土地征收机关接洽，准由本校备价购买。惟该地落地土名，一时无从查起，尚希于前往察勘时，先期通知本校派员随同前往会勘，以便指定地名，丈量面积。相应函达，即烦查照见复，此致。’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呈请省政府训令昆明市政府派员会同查勘丈量收买外，相应函复，即请查照。”
    既然请梁思成为工程师，校舍地址基本确定，随即由常务委员蒋梦麟先生签发了给营造学社关于设计校舍的邀请函。
    封面：文别：“公函”；迳达机关：“中国营造学社”；事由：“函请担任本校校舍设计及建筑事宜由”。正文，“公函 迳启者：查本校拟在在三分寺附近建筑校舍，敬请贵社担任设计及建筑事宜。特此函邀，务希惠允为荷，此致 中国营造学社”
    此函封发时间为“中华民国廿七年五月十六日”“午后”，文号为“合字第一一三号”。同时签字还有秘书主任杨振声、秘书章廷谦和拟稿人杨得琳。所盖关防仍是“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因西南联大关防一直到1938年7月1日才正式启用。此函未收入以上诸史料书籍）。
    五
    1937年底，南京失陷，日军溯江西上，长沙也开始变成日军轰炸的目标。傅斯年、何廉建议长沙临大再迁云南。蒋梦麟1938年5月21日致胡适信回顾此段历史时说，“惟当时政府禁学校迁移，遂由我飞汉见蒋公面请，当蒙首肯”。由此，1938年1月19日，长沙临大第42次会议议决：“本校商承教育当局迁往昆明“；20日第43次会议议决成立迁移昆明各地办事处；24日，推定蒋梦麟为昆明办事处主任。2月底蒋梦麟从长沙飞到香港，再由香港乘法国邮轮到越南海防，从海防搭火车到达河内，最后由河内乘滇越小火车到达昆明。随之紧张地开始了为联大寻找校舍工作。在云南省和昆明市各界人士的大力协助下，很快租得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作为理学院校舍，拓东路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全蜀会馆作为工学院校舍，盐行仓库作为工学院学生宿舍，总办公处设崇仁街46号（后迁财盛巷2号）。至于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的校舍，蒋梦麟3月初亲去蒙自考察，3月14日回昆明，第二天下午开会决定文法商三院暂设蒙自，由三校各派一人前去筹设分校。而从踏上昆明那一刻起，蒋梦麟一边开始寻找临时校舍，一边在心中已经开始谋划建筑属于自己的校舍。2月底在给叶公超的一份电报说：“昆明校舍无着，工料两难，建筑需时。”这说明租赁校舍只是救急的权宜之计。而这些房舍因“全系租赁或暂借性质，布置上既感不便，计划上亦时虞变迁，故不得不自筹建造简单之校舍，以应自身之需要”。
    既然蒋梦麟在西南联大筹组之时负责昆明办事处特别是校舍工作，由他签发这份请营造学社负责设计西南联大校舍的公文极其自然。从以上资料来看，西南联大那些极其简陋的校舍正是出自梁林之手，那是极端困难之下的无奈之作。相反从中正体现了抗战初期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民族意志与必胜信念。
    从以上资料我们还可以看出，到5月初，西南联大即基本确定了建筑地块和建筑方案，并没有一直等到7月份。后来许多资料介绍西南联大校舍地块时都没说清楚名称。我们曾咨询西南联大校史馆李娅教师，三分寺是不是就是后来西南联大的校址，她说是的，并说这里曾有一三岔路，路口建有一关帝庙，地名正是由此得来。蒋梦麟3月初到达昆明，仅两个月时间，租赁校舍搞定，买地建校基本牢实。蒋梦麟先生确实有着争朝夕的敬业精神与相当强的工作效率。北京大学52周年校庆会上，傅斯年演说时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笑着接道：“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从联大筹组之初校舍租建问题上看来，诚不虚也！
    六
    但陈岱孙后来回忆为什么把校舍设计算到了别人头上了呢？原因恐怕只有一个，陈不在学校建筑设计委员会及校舍建筑工程处组成人员里（1938年11月8日，对建筑设计委员会做了调整，仍以黄钰生为召集人，胡适已担任驻美大使，冯友兰直接进入，不再代表胡适，周炳琳、潘光旦不再担任，增补沈履、樊际昌、王裕光），再加当时他去了蒙自，对其中的过程可能不太了解，年事已高时回忆，难免出现舛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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