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手稿
    刘绍棠，中国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的创立者。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一生有多半时间居住在位于北京西城区东南部的光明胡同45号，最后的时光则是在和平门的“红帽子楼”里度过的。
    一
    光明胡同，北起西安门大街，南至东红门胡同。清代称光明殿胡同，简称光明殿，因大光明殿在此而得名。1965年改称作光明胡同。《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明世宗实录：大光明殿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建，内奉玉皇，今已不存。
    据刘绍棠回忆，光明胡同45号小院，是他1957年20岁时凭稿费买下的，只花了2000元，加上私下增价500元，也只花了2500元。
    1952年1月1日，16岁的刘绍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小说《红花》，引起了全国青年读者的注意。1952年9月5日，刘绍棠又在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小说《青枝绿叶》。这篇小说见报后立刻得到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先生的高度评价，他亲自将这篇作品作为难得的范文、好教材，选入1953年高中二年级语文课本第三册。当时，刘绍棠正在读高一，他写的小说竟然被选入高二年级的课本。据说，刘绍棠高二时，老师讲到这一课时不好意思讲了，只好请坐在下面听课的刘绍棠上来讲。1953年10月，刘绍棠发表短篇小说《布谷鸟歌唱的季节》，同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小说集出版后，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就将它翻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发行。195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同年，刘绍棠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这年暑假，他写出了6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1955年10月《运河的桨声》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6年刘绍棠出版中篇小说《夏天》，同年被批准为专业创作人员。195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私访记》和《中秋节》并发表文艺论文。
    正是在这一年，刘绍棠购置了光明胡同45号这所小院。这所房子，住房5间，厨房1间，厕所1间，堆房1间，并有5棵枣树和5棵槐树。自刘绍棠一家搬进这所房子到他住进和平门“红帽子楼”之前，断断续续在这个小院住了30多年。
    院子小了点儿，房间的数量不算少，可是刘绍棠家里人多，父母、四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个都不能少，都从北京通县儒林村搬进城里来了。到了1979年后，刘绍棠妻子儿女一家五口都住进这个小院，显得格外拥挤。刘绍棠在仅有几平米的“蝈笼斋”写作、生活了13年，直到1992年搬进作协分给他的楼房。如果说1950年至1957年是他第一次创作高峰，那么“蝈笼斋”里的13年则是他第二次创作高峰。这期间，他出版了《地火》《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柳敬亭说书》《这个年月》《十步芳草》《野婚》等11部长篇小说及《蒲柳人家》《瓜棚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蛾眉》等多部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还出版了散文集《乡土与创作》《我与乡土创作》。在他即将搬进“红帽子楼”的时候，随笔集《蝈笼絮语》出版。
    二
    北京通县郎府公社儒林村是刘绍棠的出生地。1936年2月29日，刘绍棠生于这个靠近大运河的村子。从出生算起到1957年搬到城里，刘绍棠在儒林村生活了20个年头。1957年，刚刚搬到城里不久，因发表《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等文章和两篇写实小说受到全国范围的批判，他的创作生涯停止了，先是到北京郊区的铁路工地和水利工地参加劳动，之后回到家乡儒林村务农。
    实际上，从1936年至1979年，刘绍棠几乎没有脱离儒林村。他一生的创作，都是写的儒林村一带的人和事，始终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的乡土文学创作。
    我藏有他的长篇小说《豆棚瓜架雨如丝》手稿，300多页，是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初稿有一半是在儒林村写的。作品主要写了老虎跳这位京东运河滩老农的一生。老虎跳既是传奇式英雄，又是现实里普通人物，其形象有着多重历史内涵，他历尽人世沧桑，却始终不改初心。曲折的情节，明丽的画面，纯真的感情，优美的语言，经过作家心灵的酿制，升发出荡人心神的力量。这是对古老运河的深情眷恋，是对多灾多难运河的不平回忆，也是对苦难中不失赤子真情的运河儿女的慨叹和褒扬。
    在小说和散文中，刘绍棠曾不止一次向读者介绍他的家世和儒林村的地理和历史，足见他对家乡父老乡亲的热爱。
    关于家世，刘绍棠《蝈笼絮语》的开篇《寻根》中是这样说的：
    老人长辈们咬定我家是大汉皇叔刘备的后裔，虽然未免攀龙附凤之嫌，却也并非毫无道理。刘备原籍涿州楼桑村，涿州距离我们通州只有七八十公里，刘室宗亲难免人口流动，也许其中一支挪了个窝儿，来到通州安家落户。刘备的祖上，中山靖王刘胜的坟墓埋在满城县，掘墓开馆发现了无价之宝的金缕玉衣，成为我国出土文物的一大奇迹。满城距离涿州也有几十公里，可见刘备这一支也是搬过家的。
    ……《日下旧闻考》记载……“通州……两汉本潞县及安乐县故地”。直到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安乐县才废入潞县，潞县衙门也从甘棠乡迁入安乐县城。郦道元《水经注》说：“沽水南经安乐县故城东。”《晋书·地理记》曰：“晋封刘禅为公国。俗谓之西潞水也。”潞水就是现今的北运河，安乐故城正是今日的通州。刘禅降晋被封为安乐公，遣送到现在的通州就国，他的子孙和家奴便延着北运河西岸繁衍起来。我家原来住在河西靛庄，曾祖父率领全家迁到河东儒林村。通州至今姓刘的最多，靛庄更是一半以上姓刘，虽无史证也可断定，靛庄刘家必是刘禅子孙或家奴的一支。如此推论，我十有八九是刘禅的百代子孙。
    关于儒林村的历史，刘绍棠在《我的创作生涯》开篇《蒲柳人家子弟》里写道：
    每个村子的来历，都是口头相传。万柳堂村是清初跑马占圈的旗地，主人是正黄旗的皇室旁支，名叫如意，又叫如意带子。这块河滩被圈占以后，并没有开垦，只是每年入伏，青草长得一人高，有个姓刘的马夫，牵着如意带子的几匹走马到这里放牧。姓刘的马夫搭一座窝棚，住到草枯树黄的深秋季节，便牵着膘肥腿壮的走马回到北京去了。
    过了几年，如意带子的爱妾所生的女儿出嫁，这块河滩地当成妆奁，算是这位千金小姐的胭粉地。姓刘的马夫不放马了，找来他的两位把兄弟，一个姓徐，一个姓田，给这位如意带子的千金小姐开荒种地，每年的收入，便是千金小姐的搽胭脂抹粉的费用。后来，三个人娶妻生子，于是便三家成村了。三家的亲友，外来的移民，三三两两，四面八方，越聚越多，小村一年一年大起来。
    这里所说的万柳堂，是刘绍棠小说中的村名，就是儒林村。儒林村的最早三姓并非刘、田、徐，而是樊、曹、张。后来，樊家绝户，曹家只有一个女儿，嫁到了外村，张家搬到城里。目前的儒林村的各家各户都是后来的。
    刘绍棠家是曾祖父带领曾祖母，还有他们的长子和抱养的女儿，从北运河西岸的靛庄搬到儒林村的。他的祖父1888年出生于儒林村。刘绍棠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叙述家世的时候，着墨最多的是他的外祖父和母亲。对他的父亲的记述是：念过五年私塾，13岁到北京的布店学徒……完全是个文雅的商人，失去了农家子弟的气质。刘绍棠是他父亲的长子，出生在儒林村老宅东厢房北屋的小土炕上。这个土炕上出生的孩子，后来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有分量的作家之一。
    三
    刘绍棠的最后时光是在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度过的。这是1991年11月，他从光明胡同45号搬到和平门新居“红帽子楼”的住址。“红帽子楼”是座10层高楼，位于和平门十字路口西北角，东面紧临文联办公大楼，临街而立。这是北京市文联经市委批准，为解决众多专业作家及部分文联干部的居住问题于1990年建成的，楼的外墙是米黄色瓷砖贴面，宽大的楼檐饰以红色，仰看红檐罩顶、典雅壮丽，因此刘绍棠戏称它为“红顶子楼”。后来，北京燕山出版社要为他出一部随笔集，集子收进的作品是在此楼写成的，于是他把这本随笔集定名为《红帽子楼随笔》。随着这本书的流传，“红帽子楼”就这样叫开了。
    与刘绍棠同时迁入“红帽子楼”的作家，有上世纪30年代的“左联”成员端木蕻良、骆宾基等前辈，有解放区走来的阮章竞、钱小惠、古立高、李克等，还有当代作家浩然、刘恒、张洁、赵大年等，可谓名家济济，有人就把它叫“作家楼”了。
    刘绍棠搬入“作家楼”时，因中风已经是半身不遂了。他是1988年8月为了赶写在创作生涯四十周年时出版的长篇小说《水边人的哀乐故事》而病倒的。此前，中风预兆已经出现了，但没有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不仅不注意休息，甚至烟和酒也没有减量。糖尿病诱发了脑血栓，经过治疗，命是暂时保住了，但是左手、左腿、左脚从此不听使唤了。1989年春稍有好转，顶着疾病的折磨开始整理《水边人的哀乐故事》散稿，终于在入夏前完稿。
    刘绍棠是从1949年开始写作的，1990年6月，这部为纪念他创作四十周年的《水边人的哀乐故事》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在之后的几年里，他拖着残躯病体，又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孤村》《村妇》以及许多散文、随笔等作品，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出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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