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先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重量级学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不断探索，严先生以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在数十年的潜心钻研中，他建立起一套科学而严谨的比较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论体系，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不要说大话，空头理论没有用，一定要回到历史和文献。”这是严先生对学生后辈最常提出的要求，也值得如今学术界的年轻人们自省。
    ——编者
    私下里，我们给严绍璗教授起了个外号叫“小广播”。这其实没有贬义。在网络还不发达的时代，信息稀缺，而严老师朋友多，管道多，“小道消息”也多，我们都喜欢从他那里听到某些秘闻。严老师记性特别好，关于北大和中文系的许多掌故、轶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能随时绘声绘色翻出来，侃大山。十多年前，我和严老师都住蓝旗营，同一栋楼，彼此打头碰脸的，见他总是热情地和人打招呼，说不定又有什么秘闻。我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严老师生气绷脸，若给他画一幅漫画像，就是西装领带，头发蓬松，咧着嘴，乐呵呵的。他喜乐和善的样子与诙谐幽默的话语，能瞬间把快乐传给人。
    用不着预约我便敲开“跬步斋”的门，那是严绍璗先生的家。客厅凌乱，到处堆满书、杂志和卡片。我在沙发上随便坐下，他端来两杯清茶，毫无客套，故事便开讲。我建议他把北大趣闻或故人旧事写下来，也是“野史”一种，肯定畅销。他连说好好好，可是始终没动笔。我为北大出版社策划主持过一套“名家通识讲座”大型丛书（即“十五讲”系列），请了许多学界的“大咖”来参与，也想请严绍璗写一本《日本文化十五讲》。他是“日本通”，这个选题对他再合适不过，他也很高兴答应下来了，可是等了十多年，稿子还没有开写。再后来，便不了了之。
    其实，严绍璗老师那时正埋头撰写他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呢，这是个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哪里还会有余兴去写我建议的那些书？
    看来，快快乐乐只是严绍璗老师生活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却是非常辛苦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学问中去了，而且做的是很枯燥的学术。趣闻和喜乐，只是他那艰涩学术的调剂品罢了。
    严绍璗教授的专长是目录学，主要探寻、搜罗、整理那些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古书。一千多年以来，我国大量古籍传入日本，亦有一部分是战争时期被掠夺过去的，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国内已经失传的“善本”，包括一些极其珍贵的国宝级宋元刻本。严绍璗花了二十多年时间，三十多次到日本，去追踪调查这些“日藏汉籍”。这是需要扎实的古典文献专业能力支撑的工作。严绍璗是北大也是全国首届古典文献专业的毕业生，曾问学魏建功、邓广铭等著名学者的门下，自然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调查“日藏汉籍”，先要大致了解哪些可能是“善本”，包括唐以后日本人的抄本、佚存本，现在收藏在哪里，然后顺藤摸瓜，想办法看到这些古书的“真容”。他几乎跑遍了日本藏有汉籍的图书馆、大学、寺院和某些私人藏书机构，一本一本去追寻查访。好在当时中日关系比较友好，严绍璗又广交朋友，他的治学精神得到日本汉学家的理解与赞佩，因而能接触到一般读者难于一见的“善本”。
    严老师的工作是寂寞、繁琐，而且旷日持久的。他从日本各个公私藏书机构的书库中借到古书，只能在限定时间里当场看完归还。要一本本翻阅，记下其书名、卷数、署名、内容、序跋、题签、款式、版本，等等。那时电脑还不普及，全靠手工劳作，逐一用卡片记录，有的还要复印拍照。因为是“善本”，很珍贵，每借阅一种，都只能在工作人员监视下翻看，中间不能吃饭、喝水、休息。多么的艰难辛劳！有人说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严绍璗何止十年？他锲而不舍，一坐就是20多年！一共收集整理了一万多种相关的文本资料，约占日本汉籍“善本”百分之七八十。
    在20多年访书调查的基础上，严绍璗还要再整理、加工和研究。每一种书都撰有正题（版本情况和藏书处）、按语（版式、题跋、刻工、印玺等）和附录（古籍流传的相关文献）。后来，连他自己都感慨走过来确实不容易：“一个人有了明确的理念和目标之后，往往会有连自己都释然的精力去面对困难。”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严绍璗先生为何把自己住家起名为“跬步斋”了。“不积跬步何以行千里”。严老师做学问就是有这样的耐心、恒心和毅力。
    2007年7月，《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终于出版，两大册，共2336页，名副其实的皇皇巨著。与此同时，严老师还出版了《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和《日本藏宋人文善本钩成》等著作。他对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是实实在在在的。
    严绍璗不但擅于“讲古”，他本身也有许多故事。这里说一个。他在日本汉学界名声大，以至明仁天皇和皇后都曾约见过他。那是1994年11月某一天。天皇问：“先生喜欢读什么书？”答：“因为研究的关系，常看《古事记》《万叶集》等。”天皇问：“这些书对我们日本人来说也是很难的，先生以为如何？”答：“正是这样。但是，因为这些书中事实上隐含着一些中国文化的因素，从这方面说，中国人有理解方便的一面。”天皇略显愧赧说：“是的，正是这样。”
    这也可见严绍璗教授的善谈与情趣。
    我和严绍璗老师认识很早，记得在1983年，还和他一起代表季羡林、乐黛云两位教授到沈阳，祝贺辽宁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对比较文学有些兴趣，其实不在行。而严老师精通日本文化，已经在中日文学比较方面写过几种论作，他是以文献学为基础做比较文学的，很实在，不是空头比较文学家。记得当年去沈阳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途中聊天，我问严绍璗为何一边做文献一边做比较文学。他说文献是基础，也很想“做出去”，人文学科是可以“融通”与“越界”的。可见他治学的路子不但精细扎实，视野也很开阔。后来，他干脆从古典文献教研室转到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在乐黛云教授退休后，就接任比较所的所长。那也顺理成章。
    1999年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严绍璗老师是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合作就更加频繁。有时碰到比较棘手的事情，比如教研室彼此“争夺”职称晋升名额，等等，严绍璗老师都用他“三寸不烂之舌”，努力去协调说项，化解矛盾，老师们也都认可。严老师在文献学、比较文学方面杰出的学术成就，以及对北大中文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有口皆碑。
    严绍璗老师晚年患阿尔茨海默症，被疾病折磨，于2022年8月6日过世了。一年多过去，痛定思痛，到如今我才动笔写点有关他的回忆。昨天，我把严绍璗先生当年送我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找出来看，沉甸甸的，还特地抱去称重，竟有12斤。真是巨著！打开书，扉页上赫然几个大字：“谨呈儒敏教授雅正 学友严绍璗敬赠2007年5月初夏”。严绍璗先生自称“学友”，未免太过谦逊，他是我的老师呀。合上书，仿佛又在北大静园五院，在蓝旗营，见到了这位文献学家乐呵呵的妙趣横生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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