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国进入到全面抗战的阶段。为了免遭兵燹涂炭，保存中国文化的种子，当时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先行到达长沙，于当年10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但是不久，南京失守，武汉告急，长沙也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立足未稳的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在1938年2月又继续分三路向昆明进发，于1938年3月到达云南昆明，三校又重新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主持全校的工作。但是由于蒋梦麟和张伯苓很多时间不在昆明，所以西南联大的具体工作很多时间都是由梅贻琦主持的。
    云南是中国的南大门，抗战时期，云南是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在全国的地位非常重要。而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是云南省的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国际援华战略物质运往内地通道的枢纽。日本人视昆明为眼中钉、肉中刺，于是采用了狂轰滥炸的手段，企图征服昆明，征服云南，进而征服整个中国。当时国民政府在武汉和长沙采取强硬的手段和日军展开会战，消耗了日军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正面战场上处于困境的时候，日军就利用其空中优势，对处于后方的城市昆明、重庆进行疯狂轰炸。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日军对昆明实施了长达七年的轰炸，其中有多次轰炸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仅1940年5月到该年的年底，日军轰炸昆明达到17次之多。1940年10月13日，日军出动27架飞机轰炸昆明，轰炸的目标完全是针对西南联大，联大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部被毁，办公室和教员的宿舍多处被震坏，清华大学办事处在西仓坡办公的地方，前后落下两颗炸弹，办事处的防空洞全部震塌，两名忠于职守的工作人员在防空洞中被炸死……
    1940年9月22日，日军越过中越边境，并于9月25日占领法国军队据守的谅山，打开了通往河内的门户；26日，日军在海防以南的海滩登陆，占领河内郊外的空军基地。1940年11月日军占领河内后，滇越铁路这一中国对外通道完全被截断，他们沿着滇越铁路乘势北进，严重威胁云南的安全。当时的云南省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手段来应付危局，在某种程度上说，云南已经成为了抗战的前线。
    为应付日益恶化的局势，依照国民政府教育部“作万一之准备”的指示，联大决定，另外寻找新的办学地点。当时有人认为学校可以就近迁移到离昆明不远的晋宁和澄江，但是该提议遭到否决。相对来说，四川比其他省份要更安全；同时四川与云南同属西南地区，彼此之间水陆交通便利。四川省政府得知西南联大要在四川寻找新的办学地点，立即电告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各县政府要大力协助。同时还跟西南联大建议，在川南选址最为适宜。
    西南联大为了迁校这件事，专门设立迁校委员会，并派遣教务长樊际昌、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赴四川勘查新校址，他们在川南宜宾、泸州一带踏勘，最后选定叙永（现隶属于四川省泸州市）。叙永是宜宾泸州南部区域的中心，是云南、四川和贵州三省交界的地方，人们常用“鸡鸣三省”来描述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水路可通过永宁河直达泸州，陆路可通过川滇公路直达昆明，而川滇公路是中国与盟军唯一的交通要道；同时叙永离重庆很近，仅仅二百多公里。叙永县城内有很多寺庙和祠堂，能够容纳大量的学生学习和生活；特别重要的是，叙永县政府和当地士绅、普通民众都热烈欢迎联大到叙永办学。
    1940年11月13日，西南联大召开常委会，会议宣布在四川叙永成立分校，分校设置校务委员会管理学校，杨振声、陈嘉、郑华炽、蒋硕民、吴之椿为委员，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杨振声为主席。杨振声任分校负责人，当时不称校长，而称主任。教务主任由郑华炽担任，训导主任由褚士荃担任，总务主任由刘本钊担任。分校设有文、理、工、法商、师范五个学院和先修班（相当于现在的大学预科班）。11月27日，学校召开迁校委员会会议，随之举行茶话会，招待赴川工作的有关人员。这一年分校录取的616名新生和先修班53名新生全部到四川叙永分校学习，要求他们在当年的12月10日之前报到。
    二
    当年学校录取的新生涉及到全国各地乃至于中国香港和海外，新生到达学校的时间和方式都不相同。由于交通不便，这些学生想尽千方百计，克服各种困难，从四面八方来到美丽的山城——叙永。他们有的肩挑行李，步行而来；有的携带各种生活用品，骑着自行车而来。很多同学虽是乘车而来，但是他们辗转各地，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路途颠簸，饱尝一路栉风沐雨的艰辛。一位叫彭国涛的学生在江西参加考试，他接到入学通知后，和其他三位被录取的同学一起从江西赣县出发，经过湖南、广东到达广西的柳州，在柳州等待半个月，才到达贵阳。当时他们在贵阳还遇到了从香港到来的新生蔡国照等三人。他们一起从贵阳出发，经过贵州毕节，沿着赤水河北上，抵达叙永。
    由于战时交通不便，很多新生不能如期到校，所以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一直拖到1941年1月6日才正式开学，没有举行开学典礼，直接就上课。当时担任一年级国文课程的是杨振声和著名散文家李广田老师等，担任大一英文课程的是著名学者杨周翰老师、王佐良老师和著名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笔名“穆旦”）老师等，担任中国历史课程的是著名明史专家吴晗老师，教政治学的是著名法学家龚祥瑞教授，教逻辑学的是张荫麟老师，教普通物理学的是郑华炽教授，教普通化学的是孙承谔教授……这些老师都是学界翘楚，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着广泛的社会声誉。和西南联大一样，当时分校所开的课程都是必修课，实行的是通才教育。文法学院的学生要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课程，工学院的学生都要学习国文，其目的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打好坚实的基础。
    当时的叙永县城被永宁河分成东西两岸，河上有两座桥将两岸连接起来。由于叙永分校是利用叙永城内的寺庙和祠堂办学，而这些寺庙和祠堂又分布在河的东西两岸，相对分散，这就给教学和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分校校本部设在东岸的文庙（现在的叙永县实验小学），理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及先修班的男生宿舍设在在西岸靠北的春秋祠（现在还大致保留着当年的面貌），女生宿舍设在东岸的帝主宫（曾为东大街小学校址，现在拆建为居民区）；工学院上大课的地方在南华宫（后拆建为叙永影剧场，现在是叙永县土地整理中心），图书室设在河西岸靠南边的天上宫（现叙永师范附属小学），实验室设在西岸靠北的劝工局（后来的老法院），食堂设在西岸靠北，与春秋祠、劝工局相距不远的府城隍庙（后来的粮食局所在地）。分校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此分散，学生上课和生活非常不便。学生上小课安排在东岸的文庙，而工学院的学生上大课，则安排在西岸的南华宫。如果学生上完小课，接着要上大课，就要从文庙一路小跑——穿过大街小巷，越过永宁河上的一座桥，才能到达河对岸的南华宫。为什么要小跑呢？ 当然主要是怕迟到，同时也是怕抢不到座位，抢不到座位，站着听不好受倒在其次，最主要的是不方便作笔记。因此，只要是下课时间，叙永县城街头都是匆匆小跑的学生——是为当时一景。
    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叙永分校的老师们生活非常清苦。如果在昆明，他们可以在校外找一点差事，增加一点收入以贴补家用，但是在叙永就没有这种机会了。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很差，他们居住的寺庙和祠堂早已破败不堪。男生居住的春秋祠中的宿舍，风、雨、沙都能够吹进来，除了床之外，什么都没有，学生只好利用包装箱改造成书桌学习。帝主宫的女生宿舍面积狭小，拥挤不堪。当时叙永还没有使用电灯照明，晚上学生学习得使用桐油灯或菜油灯。在这种灯下学习一两个小时，鼻孔里就会被熏得乌黑。学生每天早上到永宁河洗漱，然后带一盆水回来，作为晚上的洗脚水。他们食堂做饭做菜的水也是从永宁河里挑来的，非常浑浊，要用明矾沉淀后才能够使用。但是即使经过明矾沉淀，也还是达不到一定的卫生标准，所以有不少师生因此得了肠道病。学生靠批准发给的贷金作伙食费，伙食费少得可怜，更何况物价上涨，这点伙食费更显得捉襟见肘。他们吃的是含有砂子的米饭，下饭的一般是白菜、豆芽菜等，很少能够吃到肉食。府城隍庙里边有很多泥塑的菩萨，学生们每天吃饭，菩萨都望着他们。饭厅内有一些吃饭用的方桌，但是更多的情况是，服务人员将几碗菜放在地上，在碗的周边用粉笔画一个圈子，然后大家围绕着这个圈子进餐。
    三
    1941年5月，主持西南联大学校全面工作的梅贻琦，学校总务长郑天挺教授，联大中文系及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罗常培教授一行准备入蜀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公务活动。梅贻琦5月16日先行抵达重庆，由于航空公司机票难买和搭载乘客有限等原因，郑、罗两位暂时还没有到达重庆。
    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济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大学都迁移到了处在南溪县（现隶属于宜宾市翠屏区）长江边的一个小镇——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昆明恢复招生后，后来有四位学生随史语所迁移到了李庄，利用史语所的图书资料研究和学习，郑天挺和罗常培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当时研究所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三位毕业生毕业答辩，作为导师自然要到场。彼时，武汉大学迁移到四川乐山，齐鲁大学和金陵大学迁移到成都，因公务需要，梅贻琦一行有访问这些大学的愿望。而赴叙永视察叙永分校是这一系列公务活动中的一项活动，恐怕至少是一项主要的活动，因为这一活动涉及到叙永分校是撤还是留这个关键问题。
    梅贻琦先期到达，然后就在重庆会见了孔祥熙、翁文灏、朱家骅、杭立武、陈立夫等国民政府政要。其中他曾经两度会见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两次都谈到叙永分校的存留问题。
    5月19日，梅贻琦拜见陈立夫，和他谈到了有关研究经费划拨、校舍建设、留美学生招考等问题，其中具体谈到叙永分校，梅贻琦在日记中记载：“陈问及分校问题是否有决定？余谓：如夏间时局无大变化，拟将分校结束，学生全在昆明上课，陈谓‘还是昆明好些’（意兼指生活问题）。”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联大撤销叙永分校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当然前提是时局不会更加恶化。
    5月22日，梅贻琦和陈立夫同桌吃饭，仍然是陈立夫先提及分校问题，梅贻琦在日记中记载：“陈再问及分校计划，告以二年级决迁回昆明，一年级新生如夏间云南无变化，亦在昆明上课，叙永房舍仍设法保留。陈表示颇以为然。”梅贻琦这一次的回答，似乎信息量更大。除了联大校方决心撤销分校这一信息以外，梅贻琦告诉陈立夫，对于下一学年一二年级有可能要区别对待，二年级撤回已经毫无悬念，但是如果昆明现状严峻依旧，一年级可能还得在叙永上课；虽然撤销分校，但是梅贻琦还是想尽量保留叙永校舍的使用权，希望如果万一昆明沦陷，西南联大还有一条退路。陈立夫对他的意见表示同意和支持。这次谈话反映出联大决策层在撤销叙永分校的一些问题上还举棋不定。
    其实，在叙永分校存废的问题上，西南联大有关人士早就有过讨论，并有过比较激烈的争论。据郑天挺1941年3月26日日记，作为西南联大总务长的他有过一个估算：“盖以联大实际情形而论，人力财力，均无此余力也。若全校迁移，余并不反对，若专为一年级生而设分校，至二年级复还昆明，则每年消耗于旅费者须二十余万，何若以此用之于设备乎？”作为校长的梅贻琦当然从时局，从全校的大局来综合考虑问题，而作为总务长的郑天挺更清楚西南联大的家底，更能够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由此可以看出，西南联大方财力有限，经不起如此来来回回的折腾，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撤销叙永分校，乃势在必行。
    1941年5月28日下午两点，经过多日的等待，郑天挺和罗常培终于乘“嘉定号”飞机抵达重庆，住进黄家垭口的中央饭店后，他们立即和梅贻琦取得联系，告知所住的地方。梅贻琦当时住在通远门里的市民医院，离中央饭店不是很远。5月29日上午，梅贻琦用完早餐，便前往中央饭店，与郑、罗两位见面，并且告诉他们两位说，在重庆的近两个星期，他已经将有关公务办理完毕。他在这儿等待两位的到来等得特别焦急，现在他已经托付清华中学校长傅任敢帮忙订好船票，只要有船，就立刻坐船到泸州，然后抵达叙永。
    四
    在梅贻琦和郑天挺、罗常培见面以后，他们又等了一个星期，才等到前往泸州的轮船。1941年6月4日晚上11点钟，他们在朝天门外磨儿石民生公司第七趸船登上了前往泸州的轮船——民文轮，但是直到第二天早上9点船才开动。6月6日下午6时左右，船行至泸州，叙永分校的黄中孚来接船，一行三人在黄中孚的引领下，拜见第七区行政专员张清源，然后住进了大来宾馆。晚上，梅贻琦和黄中孚住在一个房间，两人闲谈时多谈及有关叙永分校的情况。
    6月9日，在泸县工作的清华大学校友李忍涛找来一辆小汽车来送他们。上午10点半他们坐车出发，到了下午4点30分到达叙永车站，分校的庶务员罗岐生来接车，并且已经为他们在中国旅行社订好了房间。当天晚上，主持叙永分校工作的杨振声来会见梅贻琦一行，他们一起随便聊了聊分校的一些具体事情。国文系的同人也来了，作为西南联大中文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负责人的罗常培和他们谈了这一年来叙永分校大一国文授课的情况。
    6月10日上午9点钟，他们一行冒着雨进城视察叙永分校。他们先到东城文庙的分校总部与杨振声主任交谈，然后在杨振声、褚士荃等人的陪同下视察叙永城内的分校的师生宿舍、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下午4点，在招待所，梅贻琦召开分校校务委员会议，杨振声由于生病没有与会。
    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罗列了叙永分校方面八个方面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西南联大已经作出了决定，撤销叙永分校，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什么时候撤，怎样撤，还不十分明确，分校方希望校方早一点作出决策并迅速通知分校方；二、对于撤销分校，师生回归昆明，师生们大都是赞同的，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助教们，但是叙永官方和士绅们还是有些遗憾，希望分校在叙永继续办下去，如果实在要撤销分校，也还希望在叙永学习的这个年级能够留下来；三、分校方对联大决策层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批评学校工作没有长远计划，叙永分校办学后不到一年就要撤销，这是“出尔反尔，虚耗巨款”，建议回迁时，增加眷属旅费方面的补助；四、昆明当时的局势是不是非常稳定，日军会不会继续轰炸昆明，这也是大家都关注的问题，如果局势不稳，分校继续留在叙永，则应加大各种投入。
    当天下午，李忍涛等三人和梅贻琦在一起闲谈，李忍涛对于敌机会不会继续轰炸昆明，昆明会不会成为抗战前线甚至沦陷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梅贻琦日记记载：
    李对于昆明，认为敌所必取而我方自亦必拒守，但昆明如失则叙府（现宜宾市——引者注）继陷，而川南川东亦必不稳矣。此种推测数月之后或能证明。
    梅贻琦应该认同李忍涛的这种推测——在某种意义上说，昆明与叙永休戚相关，同损同荣，相信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会重挫日军的嚣张气焰，后来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李忍涛的推测。中国军民奋力抵抗，日军虽然占领中国领土有所增加，但是气势已经到了强弩之末。1942年日军虽然还在袭击云南一些地方，但是日机并没有出现在昆明上空。1943年只有6次日机袭击昆明的记载，紧张的局势已经大为缓解。各种情况显示，日军已经处于“战略保守”期，中国的抗战整体上已经处于相持阶段，正在酝酿反攻。
    五
    6月11日上午8点过后，梅贻琦一行三人进城看望杨振声主任，杨振声生病而没有出席头一天的活动。上午10点40分，罗常培在分校总部文庙第二十教室发表讲演，题目是“中国人与中国文”。罗常培向分校师生介绍西南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的近况，还跟学生强调了大一国文在整个大学阶段的重要地位。当时的听众大约五百人，一年级的学生应该基本上都参加了听讲。下午4点，梅贻琦约请分校全体教职人员及家属到招待所茶叙，他本来想说几句话，但是他考虑到有些话在前边已经说过，有些话还要准备到第二天的国民月会（全称是“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全国上下1939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上讲，所以就没有谈什么。茶叙会上，大家只是在一块聚聚，聊聊天而已。但是梅贻琦事后还是觉得应该说几句话，在特殊的时期，特殊的环境下，至少应该“致慰勉之意”。
    6月12日10点40分，梅贻琦一行到南华宫参加国民月会，梅贻琦在大会上讲话，他首先报告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的情况，并对撤销叙永分校的决议进行了解释。当时叙永分校师生对于敌机轰炸的警报重视程度不够，因为叙永从未遭受到日机轰炸，大家都不把防空警报当一回事。梅贻琦告诫他们，大家一定要重视警报，一旦遇到有警报，就应该及时寻找安全地方躲避，一定要避免无谓的牺牲。校长出语真诚，体现了对师生的一片殷殷关爱之情。
    6月13日，上午8点，梅贻琦一行三人再访杨振声，中午时分，叙永分校任教的几位教授在招待所宴请梅贻琦一行。饭后，数学系教授刘晋年老师提议再议叙永分校的问题，几位老师轮流发言，好像辩论似的，分别发表了不同意见。最后他们争执不下，刘晋年还提议是不是可以表决一下。既然方针政策已经确定，怎么能朝令夕改？ 况且学校如果全部迁川，所费甚巨，学校难以承受，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难以划拨款项，这是客观事实。梅贻琦只是听听他们的意见而已，并不赞同他们进行表决。
    下午3点，受历史系学生许受谔的约请，郑天挺和罗常培两位教授在文庙第二十教室发表演讲。郑天挺演讲的题目是“研究历史应注意的几点”，他是著名的历史学教授，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对历史问题熟稔于心，随意选取叙永史地方面的例子进行分析，内容深入浅出，讲演有声有色，很受学生欢迎。罗常培演讲的题目是“读书八式”，共分为“涵泳自得、采花酿蜜、剥茧抽丝、磁石引铁、披砂拣金、郢书燕说、过眼云烟、挦撦饾饤”等八个方面。罗先生想告诉学生一些读书的方法，让学生在读书的时候能够有所选择。至于讲演的效果如何，罗先生没有说；但他在《蜀道难》中说自己“讲毕汗流浃背”，听讲人数“约三百余人”，与他上一次演讲听讲人数约五百人相比，已非复当日盛况。
    6月14日，梅贻琦一行结束视察，准备离开叙永，返回泸州。后来他们先后到访李庄、乐山、峨眉、成都等地方，然后于8月17日回到重庆。8月23日，梅贻琦和郑天挺从重庆珊瑚坝机场乘飞机回到昆明。8月26日，罗常培偕同应邀赴联大讲学的老舍从重庆珊瑚坝机场乘飞机抵达昆明。他们三位结束了长达三个月的四川之行。
    从梅贻琦的日记上看来，叙永分校的师生返回昆明的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其中可能出现过一些麻烦。1941年8月中旬，西南联大校务会议决定撤销叙永分校，8月20日学生开始迁返昆明，但仍在叙永办先修班。10月下旬，又决定将先修班迁返昆明。梅贻琦10月23日日记记载，“晚六点常委会在登华街，叙永问题仍无办法”。究竟是什么问题，他没有说明，但是肯定都是一些棘手的事情。12月18日日记中记载：“常委会约郑华炽报告叙校结束事。”郑华炽是分校的教务主任，应该是直接操办分校迁返的人员之一。他向联大常委会汇报迁返工作这一件事情已经表明，存续时间一年左右的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最终走进了历史。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