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6日下午5点，著名诗人、翻译家、编辑家屠岸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4岁。获此消息，我静坐书房，默然良久，忆及与先生书信联系请益的经过，找出先生题跋的《生正逢时：屠岸自述》，花几天工夫，又重新细读了一遍。
    当年《生正逢时：屠岸自述》读后，就读后所想写了一封信，连同这本书一起寄给了先生。很快，先生挂号寄回了书，并题跋签名钤印，信封也是先生亲笔，这是我与先生联系之始。
    这之后淘得两本旧书，都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
    一本《桥隆飙》，1979年2月一版一印十万册，曲波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中说：一九六六年五月，《桥隆飙》印成之后，尚未发行，全部被拉到几个造纸厂去化纸浆……欣逢建国三十周年，《桥隆飙》得以出版了。
    一本《六十部小说毒在哪里？》，1968年5月华南师院东方红总部中文系《黄河》鲁迅纵队翻印，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文学战团、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战线》编辑部合编，其中提及《桥隆飙》。许觉民《风雨故旧录》一书中有《记韦君宜》，也提及《桥隆飙》一书：“她（韦君宜）从作协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带来作协下属的一些人，其中一名编辑，文化水平虽不高，却极有能量，实际上是个隐性领导，韦君宜是很怕他的。有一次出版社印了曲波的一本长篇小说《桥隆飙》，此书印好后，那个隐性领导认为此书要销毁，原因是主人公不服从党的领导，有损于党的形象。”
    我想到了联系过的先生任过该出版社主要领导，就写信向他请教关于《桥隆飙》的出版、隐性领导及《六十部小说毒在哪里?》等与出版社有关的问题。先生几日后就挂号回复了。四百格的蓝色稿纸，满满两页。详细地予以回复，现敬录如下：
    您提及的“文革”中出的书《六十部小说毒在哪里？》（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文学战团、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战线》编辑部合编），此书我从未见过。您应将它妥为保存，因为它是重要的史料，已成为文物。是历史的见证。
    关于曲波所著的小说《桥隆飙》，我但闻其名，未曾读过，手头也无此书。
    我奉上级指令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是在一九七三年，已是“文革”后期。《桥隆飙》出版于一九六四年，它的来龙去脉，我一无所知。
    许觉民写的《记韦君宜》，提到人文社有位隐性领导，是韦从作协带来的，文化水平不高，却极有能量，韦反而很怕他。许当时是副社长，所说当是有根据的。只是我到社也晚，不知道有这么一位隐性领导，更不知他是谁。
    我到社时是一九七三年一月，当时社里负责人是造反派起家的王致远。他掌权。同年数月之后，严文井、韦君宜解脱，回社，主持工作。王靠边，后调文化艺术出版社。他郁郁，患静脉炎，不久病逝。王致远是诗人，出过长篇叙事诗《胡桃坡》。有人曾把它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并列，李否定。
    当年上面派到人文社来“掺沙子”的沙子，有两类，一是来自部队，被尊称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另一类来自其他单位，如总工会，被尊称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也有来自团中央的，没有特别称号。他们都是“可靠分子”，到社里来是监控思想，审查书稿，有“敌情”即向上汇报。他们人数很多，派驻到社里各个编辑室，有的还进入社领导班子，参加社党委，出席社务会议和社党委会议。我的印象中，韦君宜对他们一个也不怕，所谓隐性领导，只是一个人，也不能是一群人。
    我有一篇文章《朝内大街166号》发表在《文汇报》，一时我找不到剪存，无法寄赠。
    谢谢您关心人文社的事。
    屠岸 二〇一四、八、二
    关于隐性领导，《生正逢时：屠岸自述》一书中有叙：“文革”中有一种说法：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黏土板结，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王国”，因此要掺进沙子，使之松动。“沙子”往往是外单位如部队来的革命造反派。
    信纸的背面，有些许墨迹，因而在信的第二页的左上角，先生另外用钢笔画了个框，里面写了两行字：信纸背面有墨迹，是我的重外孙女倒翻了墨水瓶所致！先生有三个子女，大女儿章建，儿子蒋宇平，小女儿章燕。先生逝世后，从小女婿沈文海的悼念文章《屠岸先生走了，却留下最有分量的绝笔》中知道，这个重外孙女是大女儿章建的女儿张宜露所生，名钟采彤。悼文中有一图片，先生双手把钟采彤抱在怀里，小采彤头戴着生日冠，亲吻着先生的脸，先生抿着嘴，一脸喜悦，享受着天伦之乐。想象着先生在给我写信时，小采彤在先生身旁嬉闹，或坐在先生腿上，或站在一凳椅上，先生一边写信，一边逗孩子取乐，小采彤一挥手时把墨水瓶倒翻了，先生忙着用东西擦拭信纸……
    题字暖人心
    这次请教之后，给先生又写过几次信，一次先生挂号寄来了两幅字，笺纸上题“胆欲大而心欲细 智欲圆而行欲方”，宣纸上题“历史进退 匹夫有责”，签名钤印，署书写日期“二〇一五年七月”。先生细心，怕题词折叠时钤印印泥未干污损，就在钤印处夹了纸巾。
    “胆欲大”句，先生的大女儿章建提及，这是先生的母亲也就是章建的奶奶屠时对他的教诲，先生说两句格言包含了彻底的辩证哲学：胆欲大而心欲细，相当于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智欲圆而行欲方，相当于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历史进退”句，是先生的表亲、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周是先生表哥屠模夫人周慧兼的弟弟）题赠先生的。先生说是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变化出来的，周先生说“顾亭林只提到一个国家，我们的眼光应该放大些，要关注到整个人类”。
    每每看到这两幅饱含先生深情、富有深远意义的题赠，一股暖流就温暖了我的全身。
    先生为人
    先生一生，一是低调、淡泊、谦和、宽容。1981年4月，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韦君宜64岁，请创作假两年，她推荐先生做第一副总编辑（当时有李曙光、孟伟哉及先生三位副总编辑，轮流做常务副总编辑的工作），先生力辞，说没有能力指挥全局，组织坚持安排，先生还是接受担任，但认为“这样的安排是不合适的”。1983年春开始评职称，屠岸先生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评正编审没有问题，考虑其他同事，主动放弃了参评，到1986年才获评正编审。“我心安理得，一点委屈也没有，心里也没有一点波动”。
    还有，《生正逢时：屠岸自述》最终定稿时，先生把别人对他的一些非常实事求是的评价删掉了，他对别人比较尖锐的评语，修改得委婉多了。“一本屠岸自述，不说二分之一，也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让’给了别人。”（《生正逢时：屠岸自述》编撰之一李晋西语）
    先生说：我的精神寄托是诗歌，诗歌是我一生的追求，诗歌是我的希望。我写诗，是为了表达真实的感情。我最讨嫌虚假。一生献给诗歌，我没有后悔过。我没有加入任何宗教，但诗是我的宗教，或者说艺术是我的宗教。
    先生写了一辈子诗，但是觉得自己还不够“诗人”这个称号。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这样三个“头衔”：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事实上，《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诗卷》《中国百年诗歌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诗歌卷》《1949——1999中国当代文学精选·诗歌卷》等重要卷集中，都有先生诗作收入，其中《1949——1999中国当代文学精选·诗歌卷》一次收入先生《访杜甫草堂》《牵牛花》《烟雨楼》等诗作八首。选译的《英国历代诗歌选》被誉为“英诗译著的金字塔”。
    二是家庭中一以贯之的言传身教，家人之间和谐、亲密、尊重。
    先生教育子女，“凡是帮助过我们的人，对我们有恩的人，永远不要忘记”。儿子宇平两岁时，先生问他奶妈管静珍的名字，宇平想不起来，先生大为不满，少见的严肃批评。
    保姆王大妈，在先生“文革”受冲击时，竭力保护先生一家人，特别是孩子们。王大妈回乡后，屠岸曾多次让儿女们到她家乡去看望。
    一次宇平为赶火车去上班，顺路搭乘了先生的汽车一小段路，因着急赶车没有打招呼匆匆忙忙下车了。回家后，先生严肃地召开家庭会议，质问为什么不向司机师傅道谢，不懂得尊重司机师傅。
    家里每个人的生日，全家人都要参加祝贺。宇平五十岁生日时，先生送他的生日贺卡上写下一段话：“我认为家庭中父亲的‘一言堂’是反民主，扼杀人性的专制，很可怕。父慈子孝，平等相待，互重人格，就是‘特殊的朋友’。”
    章建五十三岁生日当天，先生送她的生日贺卡上写着：感谢你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使失去了你母亲的我仍然过着充实而幸福的生活。
    先生认为的父子（女）关系就是父子（女）——朋友。2003年元旦，先生提议的“晨笛家庭诗会”第一次召开（以先生外孙沈晨笛的名字命名）。2005年五一，是第四十次家庭诗会，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召开的诗会一直没有中断。诗会上分析、朗诵古今中外的诗，后以人物为单元，从胡适到鲁迅、徐志摩、闻一多、艾青、田间、臧克家、济慈……其乐融融。
    “真正要译好一首诗，只有通过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灵魂的拥抱，两者的合一。写诗凭灵感，译诗凭悟性。我是诗的恋者，无论是古典，浪漫，象征，意象；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只要是诗的殿堂，我就是向那里进香的朝拜者。翻译的时候，拥抱原著的作者和作品文本，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拥抱原诗，指精神上的共振，融合，把原作者的东西化为自己的”。这是先生关于诗的感悟，也是先生一生写诗、译诗的准则，对后来者不无借鉴、启发意义。
    今年是先生一百周年诞辰，谨以此文缅怀先生、追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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