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大家对于物质文明更重要，还是精神文明更重要这一时代命题，有着与今天并不一致的看法。林语堂的联大之行，就是这一情形最为充分的显露。
1943年12月中下旬，西南联大的壁报墙上贴出了林语堂即将来校演讲的布告。消息一出，校内外奔走相告，都期待一睹这位驰名中外的幽默大师的风采。23日上午9点多，联大图书馆前的民主草坪上，早已挤满校内外师生和各界人士，大家都是提前等着聆听林氏演讲的。既定的演讲时间是10点整，但是林氏迟到了一些。这时，有人便不满地嘀咕：“林先生的表也许是美国的时刻。”
10:08，林语堂身穿泥褐色绒袍，头顶青灰色高帽，戴着镶金边的眼镜，潇洒地出现在师生和各界人士面前。这是他这次来昆访问后的第三次演讲了。
演讲前，联大常委梅贻琦对演讲嘉宾作了简要的介绍，说林氏是学校的老教师，曾在清华教过英文，后又在北大任过教。20年前的林先生，是非常壮健的。他曾做过童子军的队长，和现在的风度完全不一样。到美国后，一直以他的笔杆替祖国做了很多事。梅常委补充说：“我说的教师，是教书的教师，不是传教的教师。”
一开始，林语堂就说：“我很早就听人说，联大是一个还可以读书的地方，同学们在茶馆里念书。前天我曾见过你们的寝室，小小的一张桌子上，不但洗脸，还要读唐诗。而且，我又见过你们卖书的小贴儿。总括起来，得到两句话。这就是：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前者惊叹物质生活的艰苦，后者赞扬精神生活的丰富。（张源潜：《联大旧事两则》）
随后，林语堂话锋一转：“我今天所谈的，便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他说，由重庆到昆明，途中所见种种，以及在到昆后所住的新村附近，有许多矮小得像DOG’S HOUSE的房屋，所以引发了他的“感想”。他认为，所谓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分不开的。
林氏谈到西方的物质主义的流弊。认为，所谓西方的物质文明，实在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产物。“我们不要以为西方什么都好。十八世纪初欧洲的旅馆，其狭窄龌龊和我们现有的条件是差不多的。”林氏希望念文科的人，不要用科学方法去衡量他所学习的学科，因为这方面是精神胜于物质。“例如母女之爱、友爱等，不能用纯粹的唯物观点去衡量”，他觉得，太物质了，人们便失去了人性，成为机器。
很显然，林语堂的演讲是以“物质和精神是不可分割的”为其主旨的。可是，他在演讲中更多的却偏重于精神的重要性。为了突出精神文明的重要，而不惜以并不贴切的举例和观点展开。这正像一台只有辩方而无攻方的辩论赛，其自论自说的过程本身即充满了矛盾，因而引起联大不少同学的不适和反感。当天，就有陶莎、许明、陆高等一群联大学生愤愤不平地给《云南日报》写信，披露了演讲内容的其他更多细节，强烈表达了对林氏演讲的不满。
林语堂在演讲中认为，人类所以在25年内便有两次大战，就全是大家只重物质的结果。他认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不能用科学方法，不能注意那些实际的调查统计和自然、社会、经济的背景。由于他把科学精神看成机械的物质，同学们反问：“这就是‘大师’的‘精神文明’的结果吗？”
林语堂还表示，“清风明月是物质，至于抽香烟到底是精神还是物质，就有点难说了。”类似这样奇特的论断，信中还列举和反驳了不少。同学们觉得：“我们花了一个钟头的宝贵的上课时间，结果却听到了这样一顿教训。‘物质’上既受损失，‘精神’上又受侮辱。”
从联大学生写的信中，我们不难揣摩出林先生当时演讲的大概情形。其目的也许是为了鼓励师生们继续以昂扬的斗志面对恶劣的环境，共创中国教育的奇迹。但是，他过于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力图鼓舞师生们忽略物质的粗陋，从精神中获取无穷的力量。甚而，还提出做人文学科不应采用科学手段等论断，这与联大当时的情形恰好是相左的。当时，在联大，无论是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统计学等等人文研究，其实都广泛采取了物质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24日在昆明《扫荡报》发表的署名杨曼的文章《听“幽默大师”讲演后》说，他所讲的材料“正如我们到本地土馆中去吃‘杂碎’，满满的一盘，什么都有，但吃不出真的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我本来就不大弄得清楚，加之听他一番话，更使我堕入五里雾中去了，恐怕同学们也一样的感觉”。
杨曼认为，林先生的文章“不得了”，但是演讲水平“不了得”，对其“见面不如闻名”。
其实，在演讲当天，《云南民国日报》等刊登的文章，一多半是持批评语气的。中文系学生张源潜披露，在24日上午的“西洋通史”课上，蔡维藩教授说看到报上批评林语堂的文章很高兴，认为青年人能明是非而辨别之，很了不起。
如今，林语堂先生和当年写信给《云南日报》的学生都已作古，唯有“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这句话作为联大精神的一种高度概括，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
一场长达一小时的演讲会，能够闪着光芒地长留在时光里的，居然只是一句俏皮话一样的开场白，这是林先生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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