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文葆先生（1922—2008）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编辑学研究的先行者，曾任人民出版社三联编辑部副主任，荣获首届“韬奋出版奖”，获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他是三联的出版前辈，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和1986年三联恢复独立建制后新三联传统的奠基人之一。戴先生长期奋斗于编辑出版的第一线，实践经验丰富，成绩斐然。此外，与同代其他编辑大家相比，更为难得的是，他具有高度的编辑文化自觉和编辑理论自觉，对编辑学理论孜孜以求，对我国编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知名出版史研究者李频先生历经十余年努力，把费尽心血搜集到的戴文葆先生书信，汇编成一部颇成规模的《戴文葆书信集》，可谓功莫大焉。
    书信集收录了戴文葆写给陈原、李中法、范用等出版界人士的书信，这些书信起自1958年，直至2007年（戴文葆逝世的前一年），贯穿了戴文葆编辑生涯的主要阶段，见证着共和国政治、文化书籍的出版史，是研究中国当代编辑出版史的第一手史料。三联书店元老范用先生曾自撰讣文：“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倘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将会多寂寞，甚至失去勇气。”《戴文葆书信集》还大量收录了戴先生与社会各界人士的通信，反映了他的喜怒哀乐，体现了他对世事的种种看法。因此，这本书不仅具有资料价值，具有出版史价值，也展现了戴先生的人生、人格与精神世界。用戴先生自己话来说，这是他的“天鹅之歌”，尽管调子不无悲凉。
    久闻戴先生其名，得见其人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但真正有所交往是在戴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应当是2002年，当时我所服务的商务印书馆启动一个大型古籍的影印出版项目，即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任编委会主任，新闻出版署原署长宋木文任出版工作委书员会主任，他“钦点”戴先生（傅璇琮先生也作了推荐）为工作委员会专家，年事已高的戴先生出席了在天伦松鹤酒店召开的首次工作会议，作了精彩发言，并在项目进行中一直起着咨询指导的作用，充分显示出他的学术素养和专业出版经验。
    不过与戴先生更多的接触是在一两年之后，在所住小区里意外碰到戴先生，方知我们住在同一幢楼、同一个单元。此后，上下楼或者在院子里散步，时常会碰到，得空就聊上几句，偶尔也到戴宅坐一坐。戴先生为人热情，喊他戴老，他说还是叫老戴吧。对他可以用几个真来形容：有真才实学，真懂出版，有真性情，做事认真。某种程度上是较真——对出版人来说，较真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在优秀编辑身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特点。本世纪初，我接受过一个课题，题目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对日观——以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为中心（1904-1948）”，涉及胡愈之先生。胡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近十年，曾主持《东方杂志》数年。他还是三联源头生活书店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建国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胡愈之曾有多篇文章谈到商务，不过他笔下的商务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从他个人经历来说（他因与商务主事者王云五产生冲突愤而离开）可以理解，但对三十年代飞速发展的商务来说似不公平，至少不客观。戴先生是胡愈之研究专家，非常尊重胡先生，编过多种胡愈之著作，我曾就一些问题向戴老请教，并从他那里借走全套《胡愈之文集》（这套书市面上见不到）。文集在我那里放了相当长的时间，准备归还时，一再敲门无人应，又过了几天，方从同一单元人民出版社熟人那里得知，他已于不久前驾鹤而去……
    出版戴先生的书信集，是三联书店理应尽的义务，也是三联的荣幸。我曾不止一遍细读此书，收获良多。当然，作为此书的出版方，应当承认，这部书仍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说，书中存在一些错字，个别注解不太妥当，尤其是戴老的一些重要书信没有收入（当然，这是所有书信集都会遇到的问题）。最后，是索引方面问题较多。编制索引无疑是件好事，但本书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信中提到的很多人没上，包括一些相当重要的人物，二是标注得太少，比如张惠卿，书中10次左右提到，索引中只提到一处。编索引（民国时称引得）是个专门的技术，我们的不少出版物在这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三联搬到新办公大楼后曾制作了一套贺年卡，戴先生给人拜年常用，上面特别标注三联的三个特色或追求，就是文化品格、精心的编辑和优良的印装，他自己可以说终其整个职业生涯都是这么做的，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弘扬。
    最后想说点题外的话。戴文葆先生是我国编辑学的开创者之一和大力推进者，也有专门的文集汇编出版；不过，至少到现在为止，用大的话来讲，中外历史经验表明，好的编辑都不是出自，或者说主要不是出自专门的编辑出版专业，而是来自实践，戴先生个人的成长经历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成为一个好编辑，需要各方面综合能力，大的方面，包括文化理想和追求、家国情怀等，同时也需要其他一些东西，如学术文化素养、判断力、敏感度和改稿能力，尤其是根据稿件不同性质帮助作者提升质量的能力等——《戴文葆书信集》中不少书信是戴先生的经验之谈，这些宝贵的经验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我以为，戴老他们这一代留下的另一笔珍贵财富，即编辑实践及由此反映出的编辑思想，它们具体体现在戴先生所编的图书、工作笔记、书稿档案等，书信中也有所反映，同样需要有人去总结。后一方面，对指导和培育年轻编辑，更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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