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现代文艺批评家、编辑家陈企霞先生诞辰110周年。我与陈先生有过一段短暂而难忘的接触。回想往事，40多年已在不知不觉中悄然逝去，他的容貌声音，诙谐幽默的话语仍不时出现在脑海里。
    1980年春天，父亲舒群单位分配给我们家两套临时性住房，结束了我们全家返京后一年来的飘泊生活。房子在北京东部刚刚建成的团结湖小区，当时小区配套设施不完善，生活非常不方便，买菜洗澡等日常生活的需求都要走很远的路，每周我都要陪护父亲去公共浴池洗澡。那时父亲已近古稀之年，又经过二十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身体状况很差。一日我陪父亲洗澡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一位与父亲年龄相仿的长者，他们俩短暂的寒暄后，父亲告诉我这是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叫陈企霞，也是从外地返京不久并且和我们家住同一幢楼。这是我一次见到陈先生。
    这年入秋后的一天下午，父亲从单位开会回来，进门兴奋地对母亲讲，孩子工作的问题解决了。单位有了补充规定，为落实回京的老干部子女解决工作问题，可以在本系统内解决安排一个子女的工作，前提是自己去联系单位。很巧的是，有两家刚刚成立的单位，其中《民族文学》是陈企霞负责。会后，父亲把我的情况跟他讲了，他当时就表态可以到他那里工作。母亲听后也非常高兴，因为我的工作问题是父母当时最大的心病。
    时隔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见他的情景：坐在沙发上，带着一副白色的眼镜，头发乌黑整洁，这超岀了我对他那个年龄的认知。他表情严肃，示意我坐下，简单问了问我的情况，抬手写了张便笺，并嘱咐我去单位的临时办公地，找谁报到。就这样，第二天一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单位上班。打这以后，我对陈先生也有了更多了解，知道了陈先生早年的经历，让我对他和他们那代人有了更多的敬重。
    1982年，我们两家又先后搬到虎坊路新建的宿舍楼，单元相邻，却很少见到陈先生，偶尔见面也是在单位的全体会上或是宿舍楼的院子里，见到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反而有些尴尬，所以那时非常怕见到陈先生，要是见到了，也畏惧他冷峻的外表，很少主动上前问候，反而是陈先生主动跟我打招呼。
    记得我们家刚搬新居不久，陈先生来家里向父亲约稿，希望父亲支持《民族文学》。父亲很爽快地答应了。随后他们闲谈起了当时文学创作的状况和杂志社办刊的一些情况。从这些谈话中，我听出了陈先生的很多无奈，他对时间流逝的感叹，以及身体的衰老和办刊碰到的新问题等等，言语间露出对父亲回京之后坚持不担任职务、专心写作表示赞同。他们的谈话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改变了我对他冷峻外表的简单看法。
    这年春节后，父亲如期写完小说，让我送到陈先生家里。隔了不长时间，陈先生又匆匆来到家里，略有不安地对父亲说，前次来府上约稿，犯了主观主义错误，我要向老大哥你致歉……父亲有些意外，忙问为什么，是小说的问题？ 陈先生忙说，不是的，作品写得很好，就是向你约稿时，忽略了杂志社有个内部规定，文学作品只能发表55个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来约稿时我并不知道有这么个规定。听后父亲笑道，陈大主编，你不用道歉，只要小说符合你们杂志社的要求就没有问题。“我是不能破例的……”陈先生着急地说。“不用破例，我也是少数民族……”父亲说。陈先生显得非常吃惊，呆坐在沙发里发愣，等回过味来忙说：“我又犯了官僚主义错误……认识这么多年，确实不知道你是少数民族……”这以后的几年中，我与陈先生的接触也多了一些，无非是帮助给他送一些书信稿件。那时陈先生已近古稀之年，不经常去单位。
    后来陈先生因健康原因住进了医院，也是在那年秋天，他家里又发生一件对陈先生伤害巨大的突发事件：他的小女儿意外去世了。当时我和单位的同事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感到非常震惊。我认识陈先生的小女儿，知道她新婚不久，是个很有才情的女诗人；也知道她因为陈先生的遭遇很多年来所受到的种种伤害……这些无法言说的因果关系，严重地损害了陈先生原本就脆弱的健康，并彻底打垮了他。
    三年后的一天，陈先生打电话叫我去他家里。他从青岛养病回来，身体状况尚好，精神也不错，头发也是刚刚理过的，人也显得胖了些。他说已经把酒戒了，准备把烟也戒掉，为了摆脱烟瘾，想看看书，调理调理。他交给我一张已写好的书目单，并问我看没看过这些书。我说大多数没看过。他笑笑说，没关系的，你还年轻，有的是时间看，但要抓紧，光阴似箭啊。说完他拿来红笔在书单上画了又画，并告诉我一定要看看他画过的这些书。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过陈先生，也是让我心情最复杂最难过的一次，直到今天我都难以忘却。岁月在不知不觉远去，但陈先生那生动诙谐，偶尔也会带岀的倔强神情，并没有因时间的远去而模糊，反而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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