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23年由家乡湘西来到北京，除去不可抗拒的战争数年，沈从文几乎再没有长久离开过这座城市。一住数十载，这座文化古城，定然有非常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呢？方面很多，难于一一分说。但简化一下，仅说一处作为代表，也许就是北京当年古今书画、文物的集散地——厂甸。
一
刚到北京的沈从文，虽然遭逢许多艰难，可也看到了北京社会的多面，并且注意力很快集中到与文化相关的地界。沈从文来到北京时，新文化运动已过去数年，用他具体的感受：“距蔡孑民（元培）先生谈美育已六七年，国立美术专门学校也早成立，但学校圈中多数人对美术爱好，似还和传统习惯差不多。”即使有了新文化的激荡，可社会惯性使然，大小文化人，还是愿意“玩玩四部板（版）本，金石拓片，或三五件字画，一点小件陶瓷，几方端砚，一二匣墨……”以此来显现自己的“风雅”。
沈从文自己在家乡旧军队当文书时，已经接触到军官首领收藏的新旧版本书籍、书法绘画、金银器及陶瓷，有了相当的文化知识积累。可在北京连饭都不能吃好，这些“玩意儿”，他无暇也无力涉及，但他还是走到了厂甸。这中间有个诱因，一次到一位表亲家，别人在打牌，沈从文四处看看，在墙壁上见到一幅“瘿瓢子黄慎画的《琵琶行》”。（黄慎，清代画家，“扬州八怪”之一，亦号“瘿瓢子”。）这幅字画，把白居易《琵琶行》长诗全书录上，占了大半幅面。留出的一点空间，画了个老妇人“把卷读诗”，沈从文认为这是“妇孺都解”的意思。这幅画，设计“相当巧妙，字也特别好”。亲戚走来，见到沈从文在画前发愣，便说，画是逛厂甸时，六块钱购得。说厂甸“画棚”还有东西可看。这下子，燃起了沈从文“逛厂甸”的兴味。
二
后来作文，沈从文还略略往前追溯：“厂甸全盛时代，当在清季乾嘉之际，和灯市相同，前人笔记虽常提到，真实情形已不可知。”可是“都已成隔世事，只可想象仿佛……即晚清庚子以前画棚灯市所见，我们生来太晚，也无福气享受了”。尽管如此，在厂甸，沈从文还是感触良多：“这种画棚从铁道线前起始，却一直延长到路底。”“看画的一钻进去，跟随个什么不相识老人身后走着曲曲折折路线，一路听他指指说说，有时还停下来接受相熟掌柜的一杯热茶，（那些茶大多数还是从带棉套旧式保暖壶中倾出的！）”把一个初来乍到的“文艺青年”对人情的领受写得神态活现。
这画棚绵延，“沿路稍稍停顿，就要花费两点钟时间，才到尽头”。沈从文在厂甸还看到什么：“此外还有路两旁的书画杂物摊，古物杂会，只除了‘南京沈万三的聚宝盆’，此外似乎什么怪东西都还可发现。”沈万三是元末明初的商贾巨富。相传长期经营不善，后因为助人，得获聚宝盆，从此时来运转，成通天巨富。沈从文为形容此处杂物繁多，拉出沈万三“聚宝盆”来借力夸饰。
具体有些什么呢？沈从文一眼看去，铺门前触目处，“尚可看到些带故事性或象征新年吉祥多福的玩意儿，明清人仿苏汉臣或钱舜举的货郎担，婴戏图，普通苏州人仿仇英仕女游春图，秋千图，龙舟图，还很看得过去。”苏汉臣系北宋画家，善于描绘婴儿嬉戏情状及货郎售卖情形。钱舜举即钱选，南宋画家，以善绘花鸟著名。这样的题材，大众多喜欢，故后世多有仿摹。
在今天看，沈从文当时还是好光景：“明清之际名头不大的扇面，二三元随手可得。”甚至“从乾隆到慈禧，新年赐福的二尺大御笔福字，二三元也可听主顾随意挑选”。明清之际的“名头不大”画家，画应该是不错的，可一幅扇面才不过“二三元”；皇帝新年书写的“福”字，当年得到，该是多大的“福分”？此时花个二三元，还是“随意挑选”。真个天地翻覆。
来这里看看、选选的，沈从文注意到这样一些人：“游人中则还可看见不少有发辫的逊清遗老，穿绛缎团花大袍，锦绒背心，带有荷包挂件的大烟管，携儿带女于画棚货摊边徘徊。”这些人与这里的这批物件，真可以交相辉映。
沈从文当时还看到什么：“旧纸贡笺还是整卷出手，色色具备。”这里的“旧纸贡笺”一类，鲁迅也一定见过。他后来念念不忘，晚年时还托郑振铎在北京搜集，最后印成厚重的《北平笺谱》，使旧传统的部分精华得以存藏天地之间。其他文人如周作人、俞平伯等，毛笔书写时也常常对“旧纸”发生许多感慨。
文化产品之外，百姓实用的“海王村的货摊上，瓷漆杂器精美丰富，更触目惊人”。有钱人追逐的“珠玉象牙摊子”，经过多年时代迁变，更加拥挤到厂甸中来。按沈从文的说辞：“珠玉是达官豪富，老爷阔人，媚悦家中，如夫人或名娼名伶的东西，我这个乡巴佬可说不出什么印象。”尽管如此，问问价钱总可以吧？问的结果：“以十来专卖象牙摊子而言，堆积于各层次的器物，其宋明款式的旧器，就触目可见，半立雕尺大件五百罗汉，或群仙献寿，牙色透红，莹洁如玉，呼价二百元，七十元即可成交，全份牙制镂花刻胡人骑猎的双陆图，全份线刻水浒三国人物故事酒令牙牌，百元以下都可到手。”
这样的价位，虽不高，可也不是一般百姓家庭可以承受玩赏的，所以在这里走走看看的是，“有着旗装的王公旧族贵妇，长袍小袖，高髻粉面，点缀于珠玉宝货摊子边”。为配合环境，“海王村公园中部，还搭一临时茶台，许多人一面喝茶一面看热闹，保存庙市旧风”。沈从文不仅注意到物，作为作家，他更留心人的行动及周遭气氛。
厂甸实用的东西多，贵气些的“一尺大明永乐刻漆碗”，莹如紫玉，二十元也可买到。其它“凡有工业艺术，或美术考古价值，尚少商业价值的古器物，几几乎都可以用不易设想的低价收购”。如若再多走动，到前外或东西四牌楼挂货铺及天桥旧货棚观光，则这个名城大都“另外一种储蓄及毁坏，将更加惊人”。具体看去：有关旧朝代服制器用，刺绣……工艺品，都如垃圾堆，随意处理，色彩鲜明花样文巧材质讲究的库缎，湖绉，以及绫锦罗纱，千百匹堆积席上，五色缤纷，无人过问。（直到民国二十五六年，在东华门挂货铺中，乾隆宫纱就还只到二三元一匹，大家买来作窗纱用。）“各挂货铺的杂器物，价值之贱，门类之丰富，糟蹋之多，就更不用提了。”过分低价的种种，不仅意味着不值钱，也表达着一种旧有繁华的没落。
三
这是沈从文进北京不久见到的情形。后来过上海、青岛等地一段时间，再到北京，见到的厂甸，“自然什么都不同了”。此时又是一番景象：“显著的是字画古器物已日少……”可数百年古都，积存的东西仍然不少：“如曾文正、左文襄、刘墉、张照、翁同龢、潘祖荫、伊墨卿、祁隽藻等字幅，四元五元还可带回家中。”当时人们称谓，或名或字或号或谥号随意并用。“曾文正”即曾国藩，谥号“文正”；“左文襄”即左宗棠，谥号“文襄”；刘墉大家熟悉，清代重臣，书法名家；张照，清代高官，书法名家；翁同龢，清末重臣，两朝帝师；潘祖荫，清收藏家、书法家；“伊墨卿”即清名书法家伊秉绶，号“墨卿”；祁隽藻，清高官，书法家。这些人大多清代重臣，书法造诣高，当时书迹自然颇为人们珍惜，可惜时过境迁，不多的三四元钱，便可带回他们的字幅了。
再往前，“明代几个书家如邢侗、王宠、王铎、倪元路、张瑞图字条，一二十元已可得真的好货。四王吴恽作品，较多商业价值，虽不易得，然不著名还看得去的明清之际画幅，一二十元还可得小幅精品。”明代这几位书家，不仅当朝，就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的也可居一席之地，可此时书迹也不过一二十元，而且是“真的好货”。画的价格，多高于书法，但那些明清之际的小幅精品，也不过一二十元——时代风潮洗汰起来，真个无情。
我们一般读者较熟悉的书画全才金冬心（农），一件堪称“逸品”的画幅，出到五六十元，已经是很高的价格了。郑板桥的画幅，是不多有钱的小军官用十元二十元可以“照顾”的。在今天简直不敢想象。
四
抗战后，沈从文由昆明回到北京。他还常常去逛厂甸，后来作文，沈从文对此刻情形，用了“一切都似乎还‘有’，一切其实都已‘无’了”来描述。怎么讲？沈从文的熟悉友人，多为文化人，他们从厂甸回来，“总还是抱一大堆书”，这些书中，许多是日本人印的美术考古之类。书籍之外，日本精美漆器，朝鲜的陶瓷……“随处可得”。再迟一些时间，那些常常想来购存字画书籍的图书馆长、故宫博物院长、大学教授们，可能留下的印象“即厂甸中最多的是大串糖葫芦，风筝，玩具和卖吃食的……”原来主打的字画古董，没多少好东西，“却只是像为两种人预备的货色，洋兵及休假回国的女传教师。”这些人不真懂，只是好奇。无论高低真假，只求带回国有那么点意思就成。所以沈从文“一看到这个人和头发半白的铺掌办交涉讲生意，总令人感到一种凄怆印象”。“文化，艺术，轮到这些人来赏玩，支持，自然什么都完了。”包含着丰富文化因子的字画文物，当然是创作它们的本民族人理解感受得最为深切，可此时的书画、文物集散地厂甸，却由这些仅仅附庸风雅的他国人光顾了。
历史发展虽然飞速，可人的心理积淀场域，还是文明延展的重要特征。现在距离沈从文当年情形，已然巨变。可厂甸一带，依然是古今文化产品交易的重要处所。此时，看看沈从文早年见到的种种情形，或许能对文化的延续，增加更多思考；对良好的文化环境，更珍重珍惜；对文化建设，添上一份个人应该奉献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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