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组织策划了声势浩大的“寿郭”活动，其目的正如周恩来所言：“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从事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1]随后为诸多进步文化人次第举行的公开祝寿强化了类似意义，文史学者的研究均在此框架内加以推进。[2]不过，在充盈政治意涵的同时，寿庆的传统习俗面相依然活跃，日常生活与宏大话语的相互渗透中存在着张力关系。此外，国统区不同地域间的政治生态差异，以及祝寿对象自身的政治敏感度，必然导致祝寿话语派生差异，无法简单化约。本文围绕1943年叶圣陶的五十初度，通过“私”与“公”的对照，一方面，聚焦成都、上海、桂林三地开明书店同人的寿庆宴饮，并复原叶圣陶以此为契机居中调停的出版社矛盾，以呈现战时状态下的微观生活日常；另一方面，解码政治内蕴丰富的补寿之举，以及成都、重庆两地报刊的分殊异同，阐释叶圣陶态度依违迁变的脉络，勾画进步文化人斑驳的抗战心史，为深描194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政治图景提供新的观察路径。
    一
    中国祝寿习俗源远流长。《诗经·七月》中已有“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的诗句，不过一直到汉代均系酒宴中晚辈向长辈“献酒上寿”的礼仪。生日之礼始自魏晋南北朝，历经唐宋的发展，明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寿庆更从皇家与官绅下渗到普通百姓之家，成为一时风气。在江南地区，五十岁的天命之年，作为称寿的最低年龄，尤为重视，据明代归有光所记：
    自五十以往始为寿，每岁之生辰而行事，其于及旬也，则以为大事。亲朋相戒毕致庆贺，玉帛交错，献酬宴会之盛，若其礼然者，不能者以为耻。富贵之家往往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称道其盛。考之前记，载吴中风俗未尝及此，不知始于何时。长老云：行之数百年，蓋至于今而益侈矣。[3]
    抗战爆发叶圣陶毅然偕家内迁后，在与留守上海的同人音讯往来中，除出版社情况外，群体间的庆寿事宜最为多见，这在以江浙人士居多的开明书店中自是风气使然。至交王伯祥五十寿，他特意致信“回思卅年交情几如兄弟，不可不做诗为寿，俟其成篇，即当飞寄”[4]。他所撰四十韵，细述二人之间“新交亲亦疏，故交独拳拳”的诚挚友情，结尾由寿起兴，希冀早日取得抗战胜利“佳气向中原，重逢喜欲颠”。[5]王伯祥深为感动，“语语征实，绝无颂祷之词，读罢令人感泣，非我二人交斯之深，安得有此”[6]。作为苏州人的叶圣陶，对“自五十以往始为寿”的地方风俗之重视可得侧证。
    对1943年10月28日的五十之寿，叶圣陶固然看重，但他并未宣扬，贺寿作为上海、成都、桂林三地开明人的内部活动，倡议来自上海。这年6月19日，沪上同人集资九百元由王伯祥汇寄叶圣陶，“专祝其五十大庆，丏尊送二百元，余与雪村、予同、西谛、均正、调孚、恂如各送百元，俱老币合成九成之数，适藉九十号之信以遥申九老之会，亦甚巧合也”，王伯祥同时致信桂林办事处负责人范洗人“告圣陶五十生辰，此间醵金祝贺状”。[7]叶圣陶收到来信，对沪友的汇款为寿“殊为感愧”，回信请王伯祥在生日当天代办寿面酬谢。成都编译所率先在9月14日的中秋节为叶圣陶庆生，据叶圣陶日记：“晨，全家入城，至陕西街。点红烛一对，供面与馒头，算是做生日。……午刻聚餐，凡余一家，雪舟一家，孟姓一家，文铨一家及开明全体同人，共三席。菜皆墨与雪舟夫人及文铨所为，而文铨为总提调，颇不恶。”9月27日，桂林方面寄来与上海同等数目的九百元祝寿款，叶圣陶再次表示“受之有愧”。[8]从上述细节可见，叶圣陶的五十寿庆联动了上海、成都、桂林三地，汇款祝寿与聚饮同庆等出版社范围的活动使彼时战争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有了一抹别样的亮色。面对同时段萌发的出版社增资矛盾，叶圣陶则以寿星身份居中调和，妥切把握公司事务处理尺度，极力避免激化。
    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为应对新的抗战局势，开明书店历经艰辛内迁运营，于1941年在桂林设立驻外总办事处，次年又在成都设立编译所。随着上海从“孤岛”变成沦陷区，总店日益艰难，五年来营收仅为1587000元，内地分店营收则高达14745000元，两地收入有近十倍悬殊，出版社已全靠内地支撑维系。在提议为叶圣陶祝寿的1943年6月19日当天，总店一并决定单方面增资，其后股东会正式通过的增资议案，分发股息红利、旧股折新股、旧股赠新股、新股认购等诸多事项全然为总店服务，董监亦一律从留沪股东中选出。[9]偏颇之处甚至让王伯祥都感叹“一般逐利者竞出此途，所闻所涉无非股者，亦一奇也”[10]。
    
    开明书店股东分户簿
    虽然王伯祥致信告知增资缘由及进展情况，但出版社内地高层对上海牺牲大后方利益的做法极为不满。范洗人态度尤为激烈，拟直接登报拒绝承认上海增资，叶圣陶认为此系内部事务，如若矛盾公开，“设想不周，或且多生枝节”，他连续函电敦请后者慎重考虑，切勿贸然行动。[11]在叶圣陶的劝阻下，范洗人于1943年9月16日到达成都，到10月2日返重庆为止，他与叶圣陶多次聚谈，商议对策，共同决定以出版社大局为重，加强沟通，同时为避免股权被无形稀释，内地同样增资。
    10月28日两地同时举行的寿宴成了和解的桥梁。是日，叶家遵循旧俗，在外读书的子女“俱请假在家”，全家吃面庆生。[12]上海股东则依约聚饮之际获悉了内地的反对态度：
    （1943年10月28日——引者注）西谛来，雪村告以今日为圣陶五十生辰，乃共谋聚饮，遥祝日强，参加者两人外有予同、绍虞、丏尊、调孚、乃乾、济之、仲盐并余十人，叫一家春菜五百元。……接八月廿四日洗渝一号及八月廿九日圣陶蜀沪百十一号，俱于沪上增资有所疑诘。
    上海方面随即召开董事会，对于意料之外的内地增资，决定低调处理“佥主听其发展，俟后再图补救”。[13]12月21日王伯祥又接到叶圣陶写于11月1日的信函，内中详告内地增资本意，双方的对立情绪得到进一步缓和。
    翌年1月4日，叶圣陶分别致信上海与桂林，再度从中斡旋：“写信复伯、村、调三人（百二十三号）。伯、村皆以为洗公与彼等有误会，嘱为解释。余言一店而分立，全缘彼此处境不同之故，实亦无所谓误会。书在二千字以上，犹觉言之未畅。作书致洗公（七十号），即告以此意。亦写千馀言。”9日，在桂林召开的开明书店大后方股东会议上，正式决定增资六百万元。[14]3月9日，上海召开董事会，通过了内地增资的议案；11日，王伯祥致信叶圣陶，“详陈此间近况，对内地增资无间言”[15]；此后上海方面派出朱达君，后者辗转来到内地，先后与叶圣陶、范洗人等沟通交流，内地与上海达成和解。
    
    1944年4月开明书店业务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前排左三为范洗人，左四为朱达君
    叶圣陶将五十之寿视为私事，因此只在开明书店同人间举办寿宴；增资作为出版社私务，他反对公之于众，不遗余力地促成此事顺利解决。在两地来往的信函中，同人祝寿与内部增资的并置交汇，既折射了战争对中国的破坏创巨痛深，更立体化了传统礼俗的情感纽带所召唤的共同体图景。另外，随着叶圣陶的五十寿为成都地方文艺界知悉，此事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敞开过程显影着他的政治意识觉醒轨迹。
    二
    自1941年为郭沫若祝寿以后，南方局在重庆频繁举行同类活动，叶圣陶均未与事其中。这种超然尤其表现在1943年11月他获悉成都文艺界将为自己补寿所持的消极态度：“（1943年11月10日）知朝相（吕朝相——引者注）来过，云友人约于十五日聚餐，为余作寿，于报纸作纪念文字。此殊无聊，然无法却之也。”[16]作寿实质是成都进步文化人自发组织，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承办的活动。文协成都分会成立于1939年1月14日，叶圣陶1941年自乐山迁居成都后于次年当选理事，1943年又获选连任，与李劼人、陶雄、王余杞、王冰洋、陈翔鹤、罗念生、苏子涵、谢文炳一道组成第五届理事成员。虽然在中统川调室的专报中文协成都分会被列为“共产党操纵的左倾文艺团体”，[17]不过叶圣陶作为分会核心成员，更是抗战时期四川文坛领袖，因此地方当局对活动并未横加管制。
    “寿叶”由陶雄和陈白尘具体筹划。陶雄作为分会理事，主要负责总务部，处理分会对内对外的一切工作，包括安排分会活动、对外联络等事项。[18]陈白尘在1943年因中华剧艺社演出进步剧目遭遇当局弹压处境恶化，随剧团一道离渝至蓉，他不仅加入文协分会，还担任了数家报纸副刊编辑。[19]因二人关系，参与者以成都文艺人士与中艺主要成员为主。11月15日的活动据叶氏日记载：
    偕墨及二官三官入城，在陕西街小坐，然后驱车出新南门，至江上村竟成园。堂中陈讲台，挂寿字，桌上有红烛寿糕，为余始料所弗及。皆由陶雄、陈白尘二君筹备，并号召文艺界参加。
    十一时许，客到齐，约七十人，余所不识者约半数，王畹芗、雪舟、谢冰莹、陈翔鹤、应云卫夫妇、卢剑波、张逸生夫妇等均在其中。开会，五六人做颂语，语多夸饰，实与余不相当。张逸生读余《倪焕之》中一节文字，张为演员，读文颇能中肯。末后余致简短谢词。于是奏乐（细乐），放鞭炮，此宛如一幕戏剧也。
    会毕聚餐，共五席，每席皆劝余夫妇饮酒，所饮白酒较多。食后，刘开渠夫人及李旭生唱京戏助兴。全体拍照，始散。
    今日所费，殆需万元，每人参加纳费一百五十元也。诸君又备一题语册子，人各书数语，因尚未写齐，将缓日送来。
    此事就意义言，实亦无多，而人皆与余颇亲热，实为可感，余将何以报答诸友及社会乎！[20]
    活动别开生面，既有寿字红烛寿糕，又有奏乐放炮、聚餐唱戏等传统助兴节目，还有开会发言、朗诵致谢、拍照题册等现代文娱内容。不过，从叶圣陶日记“此宛如一幕戏剧也”的观感，到“此事就意义言，实亦无多”的评价，以及“余将何以报答诸友及社会乎”的慨叹，字里行间传达出的是隔膜，甚至还有些许的不自然与尴尬。
    
    1943年11月15日文协成都分会寿叶活动合影
    叶圣陶对成都各报刊的祝寿文章同样评价不高，“（成都地方报纸）副刊皆为余生日出特刊，文字类无可观。诸友以余为题目，俨然当为一件事矣”[21]，体现了他态度的一贯性，然而“文字类无可观”只是其个人的看法，“寿叶”文字由何种身份的人撰写，在何种政治立场的报纸刊登，其间存在着微妙却深刻的关联。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创办的成都版《中央日报》，在15日“蓉市拾零”中以“本市文艺界定今午在竞成园庆祝叶圣陶寿辰，预定参加者甚多”作了简报。第4版的《中央副刊》以大篇幅刊登了祝寿诗文两则。“东方丹”的《一位“扛鼎”者——祝叶圣陶先生五十寿辰》借用茅盾形容《倪焕之》的“扛鼎之作”来命题，该文先细述自己阅读叶圣陶作品的感受，随后谈与叶圣陶在文协分会共事时自己所获教益。“冰洋”的《献诗：寿叶圣陶先生》是贺寿七律。两位作者，应分别是牧野（厉歌行）和王冰洋，他们在文协分会有任事，诗文以文学后辈身份撰写，内容无鲜明政治色彩，是以能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报纸刊发。[22]
    《华西晚报》对公共祝寿报道最为投入。一方面，文协常务理事陶雄此时正主持该报副刊“文艺”。另一方面，《华西晚报》作为中共秘密领导的报纸，依托地方势力，以至于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处认定“《华西晚报》是地方力量的私生子”，1943年冬起它又以民盟机关报的身份作为掩护。[23]得益于多重保护色，相较《中央日报（成都）》文章的平直寡淡，《华西晚报》的祝寿文字多有引申发挥。
    15日的《华西晚报》的“文艺”整版改为“叶圣陶先生五秩大庆纪念特刊”，刊登了洪钟的《并替新文学祝寿》、李束丝的《祝叶圣陶先生五秩大庆》、杨槐的《管自己生活：为圣陶先生五十寿庆写》三篇文章。[24]
    洪钟系文协工作人员吕朝相所用笔名，正是他告知叶圣陶补寿安排。《并替新文学祝寿》代表文协分会，置于版首。文章开篇对知命作了题解：
    照中国人的习俗说起来，五十算是“知命”之年，照原义，那是“知天命”，□说要与神意相合的道；如今世易时异，这“知命”大概要□成懂得世态人情，就是说要深察出人生的真相，而非浅薄的市侩之流的“世故”可堪比拟的。
    圣陶先生今是五十之年了，他的创作生活恰是替“知命”作了最正确的新的注解。
    随后一一历数叶圣陶在文学创作、期刊编辑、提携后人等方面的工作，倒数第二段作出总结：
    作为灰色人物映真画的小说，作为“扛鼎”之作的长篇《倪焕之》，在当时放着异彩，今后也一定要永远放着异彩：那抒情诗样的风格，那质朴的热情和崇高的理想，不能算是沙中的黄金么？创办《中学生》杂志，特重语文的研究，不是替新文学打下坚实的基础么？对后学谆谆的教诲，一字一句的修改，不是在培养文艺新军么？
    行将结束时口吻陡转：“然而社会对他的报酬是怎样的呢？穷，穷，这穷说明叶圣陶先生的气节，也说明了‘知命’是什么东西”，对时局的态度跃然纸上。尾段直接将叶圣陶与新文学合二为一：“圣陶先生致力创作正值新文学运动开始，先生的气节恰好代表新文艺的气节。我们为先生的‘知命’之年祝寿，应并替新文学的‘知命’和前途祝寿”，再次点题之余对文学社会使命提出了新的期望。
    与洪钟直抒胸臆的批评不同，杨槐的《管自己生活：为圣陶先生五十寿庆写》语带讥讽。他既总结“我们今天祝贺他五十寿庆的意义：一方面是□□他‘教学不倦，诲人不倦’的精神，一方面向他学习朴实谨严的治学态度”，又以“值此文化□杀，文人交华盖运的倒楣时候，我们自己掏腰包，谨以白乾一盃，向圣陶先生祝贺道：‘来，乾一盃’”的话戏谑结尾，借祝寿以表达对社会不满，与洪钟文章恰成呼应。
    
    “叶圣陶先生五秩大庆纪念特刊”，《华西晚报》1943年11月15日
    不同于成都地方报刊各有侧重的集体祝寿，陪都重庆的声音更为集中。国民党对文化工作的重视程度向来不如中共南方局，因此以重庆《中央日报》为首的官方媒体对此事未有报道，《新华日报》则积极得多。14日的《新华日报》第4版“新华副刊”登载了潘孑农的《寿叶圣陶先生》与胡绳的《感激与祝贺》两篇文章。[25]潘孑农任职中央电影摄影场，从事戏剧与电影方面的工作，兼任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委员会常务委员，胡绳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编委，两人分别代表文艺界与报社。
    潘孑农在文章中坦陈：“我个人对于圣陶先生，恐怕是心仪较久而识荆较迟的一个。直到眼前为止，也不过寥寥数次的交往。”查叶圣陶1949年前的日记，仅有三处提及，足见两人并不熟稔。潘孑农所谈的与叶圣陶的数次交往经过，内容零散，叙述平淡，难以给读者留下印象。胡绳此时虽然担任了南方局文委委员，不过《感激与祝贺》是以文学后辈的身份，谈从叶圣陶细心修改来稿所学习到的“认真、切实、不苟且、不马虎”的写作与做人态度。此外，对《新华日报》而言，社论承担着在国统区宣传党的政策和方针的政治职能，在编辑排版方面有特殊规定。[26]周恩来“寿郭”的《我要说的话》就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头版头条，为1941年的活动定调，而《新华日报》刊发的“寿叶”文既不是社论，谈的又是个人交往之事，且发表在第4版副刊，补寿确系成都文艺界的自发之举，南方局事先并未参与。但潘孑农和胡绳的文章刊载日期比成都“寿叶”活动提早一天的安排，证明了南方局文化统战工作的灵活与诚意。
    
    《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4日
    对比吴奚如回忆抗战之初党中央对郭沫若的相关决定：“1938年夏，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地位。”[27]1941年的“寿郭”，从周恩来到胡乔木再到茅盾的祝寿文章，均是围绕此指向性明确的命题来贯穿文学与政治。“寿叶”作为地方进步文化人士的自主行动，其时南方局对叶圣陶并未作出具有政治高度的论述定位，因此不仅成都各报的“寿叶”文章之间缺乏核心主题，重庆《新华日报》的祝寿文字同样有所体现。
    茅盾发表在12月5日《华西日报》的文章弥补了立论不高的缺憾。此报系地方军阀刘湘创办的四川省政府机关报，刘湘病逝后由其部队组织武德学友会接管。作为地方势力的文化力量，加之有中国地下党员与民盟成员在报社任职，该报与国民党中央政府保持了一定距离，政治色彩介乎成都版《中央日报》与《华西晚报》之间，因而读者面广，在川内影响最大。[28]陈白尘入川后担任了该报副刊《每周文艺》主编，茅盾的《祝圣陶五十寿》一文就是应其所邀而作。[29]茅盾文章给予了叶圣陶清晰的定位，他赞誉叶圣陶为“文艺界老战士”，他坚信：“文艺界二十多年的老战士，在这民族解放战争的大时代，动心忍性，其积养之丰之厚，将必回荡而凝结，放射异彩，我们今天为圣陶五十岁的纪念而庆祝，我更预祝不久的将来再为圣陶的光辉的新作而共尽一杯！”文章最后以“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万岁！中国新文学万岁！叶圣陶万岁！”的排比作结，中华民族、中国新文学、叶圣陶三者并列，气势逼人，既重新激活了读者对叶圣陶五四领袖作家的身份记忆，还为形塑叶圣陶在抗战中后期的引领角色做足铺垫，茅盾的身份更护持了论断的力度。
    
    茅盾：《祝圣陶五十寿》，《华西日报》1943年12月5日
    进步文化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方面言论的说服力与亲近感，让叶圣陶深有感触，他很快写就短文《答复朋友们》致谢。他真诚检讨“我为人平庸……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内，没有深入它的底里，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脚”，他表露自己立志改变的决心：
    一个人本当深入生活的底里，懂得好恶，辨得是非，坚持着有所为有所不为，实践着如何尽职如何尽伦，不然就是白活一场：对于这一层，我现在似乎认识得更明白，愿意在往后的小半截路上，加紧补习，补习有没有成效，看我的努力如何。如有成效，应该可以再写些，或者说，应该可以开头写。不过写不写没有大关系，重要的是加紧补习。[30]
    此段话中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甚为关键，对叶圣陶，既是古典，也是今典。前者而言，此语出自《论语》“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孟子》中有“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后汉书》进一步阐释“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既云进取，亦将有所不取者矣”。可见，“有所为有所不为”背后是中国传统文人进退出处的行事原则。后者而言，顾颉刚在1943年曾致信叶圣陶以此区分二人性格：“颉刚书中言渠与余之别，彼狂而余狷，彼近伊尹，余近伯夷，彼什么事都肯为，余什么事都不肯做。虽未免言之过甚，亦有味也。”[31]因关联好友对自己品藻的本事，具有了私密性。要而言之，著文感谢的行动本身，以及与广大读者分享挚友对自己的评价，显露叶圣陶已经不再坚持关于公共祝寿的观点，他意识到此类活动的价值，因之表示要“加紧补习”。另作补充的是，叶圣陶将文章交予陈白尘，由后者决定刊发于《华西日报》，使之与茅盾《祝圣陶五十寿》形成互文，他的态度可见一斑。
    三
    通过对以祝寿为代表的日常习俗的政治化，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获得了主动。如果说郭沫若的配合是统一战线建立的基础，那么对以叶圣陶为代表的同路人的联合则是成功与否的根本。政治学者大卫·科泽认为“仪式是一种将社会现实的象征和仪式操演所能激起的强烈情感凝合一起的有力方式”[32]，从叶圣陶“此殊无聊”、“就意义言，实亦无多”到“加紧学习”的渐进转变，证明公共仪式试图构建的政治认同与价值肯定并不是线性的单向运动，个体接受需要复杂曲折的心理过程。“寿叶”，最终催生了叶圣陶立场转变，与之相应，他开始珍视寿庆的社会意义。
    1945年6月，中共南方局组织“寿茅”，叶圣陶一反早前的消极，参与感极强。他在致茅盾的信中特意说道：“祝寿之事，弟近觉亦有意义，其意义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二十四日之会，其给与相识不相识之友朋之振奋，实未可计量也。”[33]叶圣陶在公开发表的祝寿文章中，明确表示相比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作，他期待的是茅盾呼应时代的“纪念碑性的作品”：
    最近问起他《霜叶红似二月花》后文如何，他告诉我还没有写下去。我心里想，《霜叶红似二月花》缓些也无妨，按照他以前作三部曲的先例，在这个时日，他有更急于要写的题目，大家在等待写那种题目的作品，而他正是适于写那种题目的作者。可是我没有把这种意思说出来，我知道说了出来他怎样回答我。然而，那种昏闷的天气会长久吗？“争自由的波浪”终将掀动整个的海洋。今年雁冰兄已是五十岁，算他［它］十年，到他六十岁的时候，他的纪念碑性的作品必然写了起来而且完篇了。我们等着吧。[34]
    在成都文协举办的“寿茅”茶话会上叶圣陶更是慷慨致辞。据《华西晚报》所记：
    今天他□说的是：我们在黑夜里走路，不管前面有什么，有什么阻碍，我们终要走过去，茅盾先生五十寿庆，他好比举了一个灯笼在黑夜里正在努力地走去，我们呢，去祝贺他，也拿了一个灯笼，朝向他，无论在成都重庆昆明其他的地方，灯笼在今天汇集了，光明□愈之大，尽管仍是黑夜，但光明终将黑暗照明，大家都在走，不管离天亮多久，终□在不断的走啊。圣陶先生说时，大声呐喊，甚至站在了凳子上去了。当他讲完时，全场鼓掌，掌声代替了灯笼，好比忿怒的雷电，要把邪恶的黑暗打退。[35]
    在叶圣陶的发言中，祝寿与民主运动直接关联，此致辞数日后由《新华日报》转载，在国统区引起了极大反响。
    叶圣陶的政治态度还体现于日记对国共两党领袖人物寿庆的臧否。1946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六十寿辰，对于无行文人的颂词，他愤慨有加：“今日为蒋氏之六十寿辰，各报一片祝寿声，有用‘万寿无疆’之语者。前此数日，见章行严撰一寿序，全以蒋拟帝王。又见戴季陶所作《天下归顺歌》，举古圣贤所标德义之目悉数归之。士之无耻，有如是者。”翌月，叶圣陶应邀参加上海中共办事处的朱德寿庆，则真情流露：“余乃大醉。醉时自己失去统制，一时悲从中来，出声而哭，所语为何，不自省记。乘车返店中，众人扶上楼，又发言哭泣。”[36]作为旁观者的王伯祥明白好友的失态是“伤时忧国”之故：“圣陶、彬然午应朱寿宴，狂饮烟台张裕白兰地。伤时忧国，未免枨触，遂致大醉，三时许送归公司，由彬然扶掖上楼，设榻经理室就卧，直至八时许始能起坐，犹扶醉不成语。卅余年来，余未见其醉至如此也，可见忧愤之中人烈矣。”[37]
    
    1949年2月与叶圣陶一道应邀北上参加建国大业的民主人士合影
    公开言论与私密文字而外，更重要的是叶圣陶真切的行动。他在致茅盾的信中坦言：“关于个人方面，实已无所希冀。其所以执着者，唯欲见民生康乐，庶业繁盛之一日耳。他日共届六十七十之年，斯愿获偿，老友共叙，则其为欢将无可言喻。”[38]叶圣陶的“执着”体现在他走出编辑室，频频参加各种民主斗争，领导开明书店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书店，乃至于他本人1949年初冒险辗转北上，投入新国家的教育与出版等事业的草创建设之中，这一切均可视作其对“唯欲见民生康乐，庶业繁盛之一日耳”心愿的践行，叶圣陶的“君子豹变”成为1940年代中后期大批中间立场文化人政治抉择的缩影。
    
    注释：
    [1]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2]段从学的《政党政治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共南方局的“寿郭”活动论析》［载《郭沫若与文化中国——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12年］是此类研究的代表。
    [3]归有光：《默斋先生六十寿序》，《归震川全集》，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149页。
    [4]叶圣陶：《嘉沪通信》，《叶圣陶集》第2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下引不再另行标注版本信息。
    [5]叶圣陶：《伯祥五十初度》，《叶圣陶集》第8卷，第159页。
    [6]《王伯祥日记》第6册，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746页。下引不再另行标注版本信息。
    [7]《王伯祥日记》第8册，第3435页。
    [8]叶圣陶：《西行日记》（下），《叶圣陶集》第20卷，第152、163～164、167页。
    [9]《各公司股东会纪录》，《华股研究周报》第4卷第10期，1943年7月26日。
    [10][13]《王伯祥日记》第8册，第3448，3474～3475、3482页。
    [11][12][14]《叶圣陶集》第20卷，第161，172，189、194页。
    [15]《王伯祥日记》第8册，第3516页。
    [16]《叶圣陶集》第20卷，第175页。
    [17]李英：《成都新闻文化界的中统特务活动》，《成都文史资料选编·蓉城杂俎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页。
    [18]参见王开明《“文协”成都分会和它的会刊》，《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1期；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264页。
    [19]陈白尘：《记〈华西晚报〉的副刊》，《对人世的告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94～805页。
    [20][21]《叶圣陶集》第20卷，第175～176页。
    [22]《中央日报（成都）》1943年11月15日。本文所引《中央日报（成都）》《华西晚报》《华西日报》均由四川省图书馆孙晶莹与贺雪晴两位研究馆员制作提供，特此说明致谢。
    [23]参见高成祥、雷兴敏《田一平谈〈华西晚报〉的七个春秋》，《新闻研究资料》1987年第4期。
    [24]《华西晚报》1943年11月15日。
    [25]《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4日。
    [26]《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1938年4月2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27]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28]赵星洲：《回忆〈华西日报〉》，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9页。
    [29]茅盾：《祝圣陶五十寿》，《华西日报》1943年12月5日。此文在《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茅盾全集》（黄山书社2012年版）、查国华《茅盾年谱》（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李标晶《茅盾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中均误作发表于1944年，特此说明订正。
    [30]叶圣陶：《答复朋友们》，《西川集》，文光书店1945年版，第2～3页。
    [31]《叶圣陶集》第20卷，第129页。
    [32]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0页。
    [33]叶圣陶：《致沈雁冰》，《叶圣陶集》第24卷，第245页。
    [34]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华西晚报》1945年6月23日。
    [35]《茅盾寿辰庆祝会》，《华西晚报》1945年6月25日。
    [36]叶圣陶：《东归日记》，《叶圣陶集》第21卷，第133、144页。
    [37]《王伯祥日记》第9册，第3867页。据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中回忆：“在酒会上说了什么，我不知道；让人扶着送回来的时候，他一遍又一遍地喊：‘我们大家为朱德将军干杯，祝他健康！绝不给老蒋干杯！’……父亲那天醉成这样，没忘记怀里揣着的一个大苹果，看见三午在身边，掏出来给了他，还说明：‘烟台来的呢！’三午可不知道烟台在山东，这个港口已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了。”见《叶圣陶集》第26卷，第294～295页。
    [38]《叶圣陶集》第24卷，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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