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雪藏了70余年的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在《人民文学》杂志第1期发表。这部长篇不仅是柳青创作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当代文学史上也具有特殊意义。这部创作于1953年3月至10月的未竟的小说，是柳青落户到长安县后，发自内心想写的一个长篇。他到长安县落户以后，当时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农业合作化题材，而是新政权建立之后革命干部在工作作风、权力意识、夫妻情感等方面出现的种种问题。在发现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这一社会主义新人之后，他毅然停止了《在旷野里》的写作，开始准备《创业史》的写作。在写作《在旷野里》的过程中，柳青已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化理论的独特理解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为《创业史》做了艺术上的储备。《在旷野里》“新火试新茶”，敏感地捕捉了新区老区干部间复杂的权力形态、青年干部“思想上的阴暗忧郁”、理想主义者的迷惘等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表现官僚主义、享乐主义、虚浮作风的长篇小说，也是百花文学时期“干预生活”小说的滥觞。
一
在既往的文学史叙述中，柳青1952年5月到陕西长安县（今改为“长安区”）落户的目的，是为了创作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实则不然，起初柳青的想法并不明朗，在长安县落户后，他虽然也具体参与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但当时对他震动最大的是老干部在新形势下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即《在旷野里》所描绘和表现的。
1951年10—12月，柳青随中国青年作家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即计划回国后到西北下乡。苏联之行激发了柳青书写从战争转入建设的革命者——“达维多夫的许多后进者”——的热情。在同苏联农业生产的领导者交谈时，柳青说，虽然“几乎没有谈到一点关于他们个人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可是我感到我是那么了解他们；因为我和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总是想起达维多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主角）的许多后进者。我想起伏罗巴耶夫（《幸福》的主角），想起屠达里诺夫（《金星英雄》的主角），想起瓦西里（《收获》的主角）和凯莎（《萨根的春天》的主角）；他们从军事战线的阵地走出来，立刻进入生产战线的阵地，并且继续获得胜利。他们绝不仅是克里米亚和库班河等地的人们学习的榜样，而且是从满洲里到海南岛中间的广阔原野上的中国同志学习的榜样”1。在黑海之滨同作家马加闲聊时，柳青告诉马加：自己准备在西安附近的乡下深入生活，“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写陕北斗争的历史，一部是写农村的题材”2。究竟先写哪部，他还在考虑之中，并征求马加的意见。马加说：“你要写的两部长篇小说。都很有意义，要先写农村的题材，就能和深入生活结合起来。”3柳青很赞成马加的看法，说：“我也是这样想着啦，趁着现在身体还结实，走动爬动，就吃点苦。将来成了老汉，再写历史的题材。这样，我就得把家从北京搬到乡下，真正安家落户。”4访苏返京一周后，柳青找到胡乔木，“要求到西北下乡，并表示这次到西北后不再离开，以便将来及时写走社会主义的东西”5。因《铜墙铁壁》电影剧本改编及参加上海“五反”等事的耽误，到了1952年5月底，经胡乔木、周扬同意，柳青终于如愿以偿，回到西安落户。
到西安之后，柳青参加了西北党校的整党工作，熟悉了老干部的思想状况，老干部在新的工作形势下暴露出来的问题深深触动了他。他在1952年7月10日写道：“最近，我回到西北。我看见我在陕北工作期间的一些农民出身的老同志和老朋友，有些农民出身的老同志当前令人惋惜的思想情况，使我内心感到不安。为什么一些经得起战争的残酷考验的同志，在全国胜利以后竟然想到自己不行了，要回家种地呢？为什么在战争的年代或者说在最困难的年代，令人敬爱的老同志丝毫不考虑家庭的困难，而在胜利以后，父母和子女的问题成为他们最苦恼的问题呢？为什么在严重斗争中表现了艰苦卓绝的优秀品质的同志，在新的形势中因为一点物质享受或一个老婆的问题。在自己的光荣奋斗历史上抹一把灰呢？由于其中有许多是我的熟人，我感到特别惋惜。”6在这种复杂感情的催促下，他开始写作《在旷野里》。
1952年9月1日，柳青被陕西省委任命为长安县委副书记。他随即投入到工作之中，参与了互助组长训练班的培训、互助组的整顿等工作以及各种会议，熟悉了情况后，柳青于1953年3月辞去了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也有过于忙碌没时间写作的原因），到皇甫村（开始借住在村西的常宁宫）深入生活和写作。县委同意了柳青的要求，保留了县委委员，并由他指导王曲地区的互助合作化运动。也就是这个时候，柳青开始了《在旷野里》的写作。
柳青原以为只要自己下功夫，就一定能打开互助合作的新局面，结果却事与愿违。农民几千年形成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耕作习惯，单单开会宣传、讲讲记工算账并不能轻易改变。柳青刚到王曲时，当地互助组倒也不少，但这些临时成立的互助组说起就起、说散就散，没有长期性和稳固性。连时任长安县委书记李浩也调侃说大部分互助组是“春组织，夏一半，秋零落，冬不见”7。尽管柳青和区、乡干部做了许多工作，费了很大气力，但皇甫乡乃至王曲的互助组还是一个劲地垮台。柳青说：“我们曾要求每个行政村组织一个像样的常年互助组做重点，给临时互助组带头；他们如果没有人带头的话，说起就起，说散就散了；而且总是在夏天活紧正需要互助的时候，散了。但是，我发现我们的要求和事实的距离很远。”8到夏收时，皇甫乡七个行政村仅剩下两个常年互助组，还有一个出了问题。面对严峻的形势，柳青极为焦虑：“他心里很着急，深深地感到局面并不是容易搞出来的。这个时候，他正在写作那部已经构思了很久的，反映老干部在新形势下的思想问题的小说，但仍然每隔两天就往乡政府跑一趟，给乡干部们谈他发现的互助合作中的新问题，和他对解决问题的意见。”9
1953年秋，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的出现，让柳青眼前一亮，激动不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柳青放下了正在创作的《在旷野里》。这一年的秋天，镐河南四村王家斌任组长的重点互助组的稻子丰产，一亩六分合理密植试验田达到亩产997.5斤的好收成，这不仅是皇甫村1953年最大的收获，也是全区最大的收获。柳青为之异常兴奋，一方面，“他要用王家斌互助组的事实，推动全区互助合作工作向前发展”，另一方面，王家斌做出的惊人业绩，与其“庄稼人诚厚、朴实的气质”、“能始终保持一个农民的尊严”，10去眉县买稻种的为互助组考虑的节俭，以及全身心扑在集体事业上的忘我精神，让柳青极为感动，他“被一个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的性格抓住了”11，“他决定放下正在写的稿子，到镐河南去看看王家斌”12。此后，柳青就将自己对互助合作的注意力全部转移集中到对王家斌互助组的培养上来。他几乎天天都要蹚过镐河去了解王家斌互助组的开展情况，处理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仔细地了解这些庄户人各自的身世和家史，悄悄地体察他们的生活和心理，选定他们作为自己将来创作反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小说的生活原型”13。
1953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提出了向农民宣传总路线的任务。这一年冬天，宣传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的运动在农村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到处“成天锣声不断，传话筒哇哇叫”，柳青在书桌前坐不住了，他说：“我想把我正写着的东西里的一章写完再参加，可是我的思想已经拢不住了……人真有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我不说写完一章，就是一页也写不下去了；正如外面是暴风雨，我在屋里不能工作一样”。14他把正在写作的《在旷野里》塞进了抽屉，投入到皇甫乡的粮食统购统销试点工作中，以一个普通组员的身份，被分配到高家湾小组。他“召开群众大会，深入浅出地给农民讲社会发展史，讲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的现实，讲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道理，讲我国工业化的前途。他组织积极分子调查、摸底，深入群众家里，成十次八次地给余粮户做思想工作”；他也参加批斗转移粮食的富农的批斗大会，“以一个普通群众的身份，挤在人群里，举着拳头，跟着喊口号”。15
由上述梳理可以看出，柳青在1951年底访问苏联时就萌生了写作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计划，但具体写什么没确定。1952年5月落户长安县以后，他看到在陕北工作期间的一些农民出身的老同志和老朋友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工作，生活和思想中出现了种种问题，萌发了写作《在旷野里》的冲动，并于1953年3月份动笔。在这期间，他领导了王曲地区以及皇甫乡的互助合作工作，但出现的种种问题让他焦头烂额。王家斌的出现，让他被“抓住”了。1953年10月，他停止了《在旷野里》的写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
二
柳青之所以放弃《在旷野里》的写作，与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规范，以及他自己对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的理解与认识有很大关系。
1951年底的访苏之行，形塑了柳青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对他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1951年10月21日，在莫斯科全苏作家协会举行的座谈会上，柳青提出了一个“苏联作家向俄罗斯民主主义的古典作家学习什么”的问题。斐定（今通译“费定”）回答了三点：一是“在思想方面学习他们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在艺术方面，学习他们的现实主义，那就是反映生活的真实”。斐定说，“普式庚、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特点就是勇敢地揭露社会矛盾”。斐定“强调学习他们对于人物形象的描写，特别是心理描写”，他以《战争与和平》中的罗斯托夫和《母亲》的维拉梭夫为例，认为“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在积极塑造人物的形象的方面赶得上他们”。三是“俄罗斯民主主义的古典作品是俄罗斯语言的丰富的宝库，是语言洗炼的模范”。其中第二点对柳青的触动很深。柳青认为，高尔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从人民群众里走出来，并始终不脱离人民群众”，“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生活到饱和程度”。16因此，1952年5月3日柳青在上海参加“五反”时，认真反思了自己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我自己的作品就有明显的缺点。我始而在表现新人物的时候没有明确地掌握住哪些方面是主要的，哪些方面是次要的，哪些方面是不必要的，以便放弃不必要的，使次要的帮助主要的突出。继而我在掌握方面比较准确，但是却产生了另外的缺点，人物的心理过程粗略，感情的魅力不足。我知道自己工作中的缺点，我很痛苦。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自己的缺点完全克服或者尽量少些呢？只有经过长期的磨练，就是循环不绝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17
具体的做法就是“不能写就不要写，一直生活到能写时再写；写坏了不要气馁，重新生活了再写。这是最妥实的路子”18。柳青选择去长安县落户，就是基于以上认识。在创作上，柳青按照斐定所说的，学习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的现实主义，竭力“反映生活的真实”，“勇敢地揭露社会矛盾”。
与此同时，柳青积极从巴甫连柯的《幸福》、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尼古拉耶娃的《收获》19、古里亚的《萨根的春天》、恰可夫斯基的《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等当时描写苏联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长篇小说中汲取经验，企图塑造中国式的，跟伏罗巴耶夫、屠达里诺夫、瓦西里、凯莎、杜洛宁一样的达维多夫的“后进者”。其中《我们这里已是早晨》对柳青的影响最大。
《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由于它具有重大现实的主题和它的艺术成就，在苏联印行了许多版次，荣获1949年的斯大林奖金。差不多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版了译本”20。1951年5月，韦丛芜翻译了这部小说，将作者译为“柴珂夫斯基”，书名译为《库页岛的早晨》。同年10月，王民泉、王业、林桦翻译了这部小说，书名译为《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由时代出版社出版。柳青阅读的是王民泉等三人的译本。该小说写的是红军少校、共产党员杜洛宁复员后被派往南库页岛，参加岛的复兴工作。在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下，他坚强不屈，不怕困难，把一个落后、散漫的渔场逐步改造成一个先进、机械化的捕鱼场，同时大胆地创造了冬季捕鱼的方法，使产量大大提高，生动真实地表现了苏联干部参与建设的自觉的革命精神、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和勇往直前的劳动热情。
《在旷野里》动笔之前，1952年7月17日，柳青在《群众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的书评，向那些面临着新形势的老干部们介绍、推荐这本书，柳青说：“考虑到我们当前处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前夜，许多同志即将走上自己不熟悉的经济建设的岗位……我因此而感到兴奋。去冬到苏联所得到的印象时刻在我脑里复现，生活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多么美好的前景啊！愿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能意识到自己在整个国家共同努力中的地位！”21从小说结构看，《在旷野里》受到了《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的很大影响。《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的开头，“人们开始上船了。杜洛宁向跳板上走去。他慢慢地走着，四周挤着穿了僵硬的油布雨衣、穿厚外衣和穿军大衣的人们。旅客们带着手提箱、箱子、背包、或者扎得很紧的袋子，袋子里面突出用几块帆布包起来的锯子和斧柄”22。船上很拥挤，连站着的地方也没有，更谈不上座位。旅客安静下来以后，杜洛宁找到一个靠墙放手提箱的地方，听着水拍打船舷的声音，自言自语地慨叹道：“新的生活从这儿开始啦……”23但当他真正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却又不能消除藏在他心底深处的隐约的疼痛和惋惜。他回忆起自己被复员派往南库页岛的过程以及和塔妮亚的感情生活。入伍之前，他对塔妮亚说，“他会抓住最早的机会请假回家，然后他们俩就可以结婚了”24。结果不久塔妮亚从建筑学院毕业，被派往西伯利亚，杜洛宁也一直没有请到假。他们没有结婚。很久之后，“杜洛宁了解到那并非纯粹是一个环境不容许的问题，而是他和塔妮亚之间的爱情不够深的缘故”25。他在思想上是自觉的，他服从组织的安排；但在感情上却是“没精打彩的平静”26，一旦问题和自己直接有关时自然迸发出“反对”，认为为了党的事业，个人的感情必须让步。《在旷野里》开头，朱明山跟杜洛宁一样，也开始了新生活，在火车上，他的感情问题、工作问题等蜂拥而来。
《在旷野里》描写的内容，和杜洛宁在战争胜利后在经济建设中面临的问题极为相似，也极为忠实地贯彻了俄苏由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以至恰可夫斯基奠定的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小说敏锐地捕捉并呈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革命干部进城后权力观念的异化、老区新区干部之间的矛盾、干部夫妻感情裂痕和微妙的婚外情感纠葛、青年理想主义精神面临的困境，以及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转变等一系列问题，并将其置于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旷野的路上”。按照目前所见的内容结构，或许是通过中国的“杜洛宁少校”在革命成功以后，“由不愿意到愿意，最后以满腔热情，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新的、生疏的经济建设中去”27，来呈现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火热生活。遗憾的是，小说未完成，只发出了时代之问，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在旷野里》虽然也塑造了县委书记朱明山——中国的杜洛宁——这一正面的领导干部形象，但主要还是暴露与讽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学叙事在主题和艺术上还未形成“一体化”的格局，作家们仍有有限的探索和发挥空间。农村叙事方面，如孙犁的《村歌》（1949），塑造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基层女官僚王同志，这个曾经的革命队伍的先进分子，成了大家憎恶的坏人，以至于大家不愿把她看作革命的同路人。城市生活方面，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1950），描写了城乡冲突之下革命夫妻在思想意识上的差异、生活上的矛盾和感情上的纠葛，成为“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28。这两部作品虽然很快遭受批评，但规模不大。柳青也参与了1951年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他说：“这个作品的致命缺点，是作者只选取了一些琐碎的私生活的现象，企图来说明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这个题材和主题是不相称的，也无法说明主题。在电影中特别把琐碎的事情和一些大事件，如接管大城市的具体工作联系了——仅仅是形式上的联系，就显得不相称了，甚至小说中的一句话往往也成了一场戏。”29
柳青写作《在旷野里》时，国内文艺界已开始对现实主义理论进行调整和规范。在1952年10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领导人马林科夫的工作报告谈到文艺问题时说：“艺术家、文学家和艺术工作者必须时刻记住，典型不仅是最常见的事物，而且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典型性是与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相一致的；它不仅仅是最普遍的、时常发生的和平常的现象。有意识地夸张和突出地刻画一个形象并不排斥典型性，而是更加充分地发掘它和强调它。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30马林科夫的这一报告中译本，与1934年苏联的作家协会章程、日丹诺夫的报告等的中译本，被收入《苏联文学艺术问题》，195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对当时的中国文艺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典型性是与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相一致的”“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等直接影响到中国文艺界高层对典型化理论的阐发。在1953年3月11日的全国第一届电影剧作会议上，周扬在引用马林科夫的讲话之后，阐释得更为绝对和极端：“真正能看到本质以后，作家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了。现实主义者都应该把他所看到的东西加以夸张，因此我想夸张也是一种党性问题。”31
1953年4—6月，全国文协组织了在京的部分作家、批评家和文学界领导干部共40多人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学习，为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和即将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做理论上的准备。此次学习班集中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及其和过去的现实主义的关系与区别；二是关于典型和创造人物及讽刺问题；三是关于文学的党性、人民性问题；四是关于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冯雪峰的《英雄和群众及其他》（《文艺报》1953年第24号）、束沛德的《全国文协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情况报道》（分两期刊登在《作家通讯》上）集中论述了这次学习中的“英雄和群众、典型化并非‘理想化’、否定人物的艺术形象、关于党性、关于讽刺等”32文学创作上的关键问题。冯雪峰在论证了“创造正面的、新人物的艺术形象，现在已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要求，十分尖锐地提在我们面前”之后，也提出了如何塑造“否定人物的艺术形象”的问题。33同年9月23日至10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提出塑造新的英雄人物形象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要求。周扬在报告中又提出：“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同时反对人民的敌人，反对人民内部的一切落后的现象。”34因而在这个时候，《在旷野里》的讽喻和批判，不但不合时宜，而是格格不入了。35柳青放弃《在旷野里》的写作，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这部作品对柳青可谓意义非凡。我们可以看到，《在旷野里》初步形成了柳青在《创业史》中集中彰显的独特创作风格——“严谨细致而又疏朗恢宏，朴素深沉而又幽默明朗，遒劲舒畅而又简约含蓄的艺术风格和凝重、精确、个性化，富有感情色彩的文学语言”36，“以主人公的性格发展和他与对立面人物性格冲突的趋向为中心，层次分明地，步步深入地组织复杂的矛盾和尖锐的冲突，在矛盾冲突演变过程中，使主人公的性格不断向前推进”，“将作者的叙述与人物的内心独白揉合在一起，把事件发展的交待变成特定人物的心理感受的描写”，37等等。这种风格“不仅仅是语言的风格、叙述的风格”，正如柳青所言，“‘风格是整个的人’，是作者的创作个性，是作家的精神面貌”，“是在作家思想感情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作品中人物和事件的观点、态度和感情所形成的格调”。38在《创业史》中，这种风格更突出，矛盾冲突的典型化、艺术结构和艺术表现也更成熟。
三
《在旷野里》在当代文学史上，亦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部表现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干部家庭生活、情感生活问题的长篇小说，比1956年“百花时期”的“干预文学”整整早了3年。而且，“干预文学”也无长篇作品。如果再将视线拉开一些，会发现仅就完成的部分而言，《在旷野里》是“十七年”时期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暴露与讽喻型小说。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出现了“苏醒”与“解冻”。文学最早捕捉到了春天的气息，成为传播喜讯的燕子。具体表现就是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爱伦堡的《解冻》等一系列真实反映现实生活、暴露生活矛盾的“干预生活”的作品，暴露了苏联集体农庄中令人惊诧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作风，突出了生活中的严峻矛盾，彻底打破了苏联文艺界“无冲突论”的滥调，在苏联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并很快译介到中国。
1956年５月２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中国文学学习借鉴苏联经验，出现了类似于苏联“解冻”文学的“干预文学”。一方面是以“干预生活、暴露阴暗”作为创作宗旨。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文坛出现了“干预生活”的文学叙事，冲破了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概念化、模式化、脸谱化的艺术倾向，在对客观现实生活中的阴暗、腐败现象的揭露中，批判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和思想僵化现象，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等。另一方面，文学突破了爱情描写的禁区，深入现实中人的情感世界，表现丰富的人情人性。农村叙事也紧随这一潮流，暴露农业合作化弊端和官僚主义的作品相继发表，否定了以前那种欢歌笑语的叙述格调。重要的作品有柳溪（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人民文学》1956年5月号）、秦兆阳的《沉默》（署名“何又化”，《人民文学》1957年1月号）、康濯的《过生日》（《人民文学》1957年1月号）、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人民文学》1957年4月号）、马烽的《四访孙玉厚》（《火花》1957年第7期）、沙汀的《老邬》和《摸鱼》（《人民文学》1957年5、6月号合刊；《文艺月报》1957年第6期）、方之的《杨妇道》（《雨花》1957年第7期）、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新港》1957年第3期），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长春》1957年7月号）等。这些作品对当时社会现实和存在问题的某一个切面，有着深刻的反映，但如《在旷野里》这样规模如此宏大、内容如此丰富、触及的问题如此之多、艺术上如此成熟、风格上如此鲜明的长篇，是绝无仅有的。
总而言之，《在旷野里》是标志着柳青已形成自己鲜明风格的一部长篇，是创作《创业史》的艺术上的实践和准备，是柳青创作的“历史中间物”。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的《种谷记》还只是显示了他是一个具有深厚生活基础和严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作家的话，那么《在旷野里》已表明他是一个在各方面均比较成熟的初步形成了自己艺术风格的作家。《在旷野里》的写作不仅为后来的《创业史》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以其对现实的严峻关切、对同时代各种问题的深沉思考和积极介入，成为当代文学史上最早对官僚主义、享乐主义、虚浮作风进行暴露和讽喻的长篇小说，具有无法忽略的极为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注释：
1 柳青：《在农村工作中想到苏联》，《群众日报》1952年11月13日，转引自蒙万夫、王晓鹏等：《柳青传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0—51页。
2 同上书，第51页。
3 同上。
4 蒙万夫、王晓鹏等：《柳青传略》，第51页。
5 同上，第52页。
6 同上，第54页。
7 同上，第66页。
8 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9 蒙万夫、王晓鹏等：《柳青传略》，第68页。
10 同上，第68、69页。
11 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4卷，第118页。
12 蒙万夫、王晓鹏等：《柳青传略》，第70页。“正在写的稿子”就是《在旷野里》。
13 同上，第70—71页。
14 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4卷，第120—121页。
15 蒙万夫、王晓鹏等：《柳青传略》，第72页。
16 参见柳青：《和人民一道前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节录）》，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9页。
17 同上，第29—30页。
18 同上，第30页。
19 1951年，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了尼古拉耶娃的《收获》（韦丛芜译）。1952年，上海文化工作社和北京时代出版社又再版了此书。1953年10月，《人民文学》上刊载了尼古拉耶娃的创作谈——《我怎样写〈收获〉》（庄寿慈译）。1954年11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载了的尼古拉耶娃的《创造人物形象的道路》（刘宾雁译）。《收获》获得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是尼古拉耶娃的成名作。尼古拉耶娃说：“形象的内部矛盾和内部冲突引起了当时苏联文学界为数不少的无冲突论鼓吹者的很多责难。然而，在文学界中，那些懂得生活并且不怕如实地把生活指给大家看的人们原来还是占大多数——这些人们在困难的时候支持了我。”（《我怎样写〈收获〉》，《人民文学》1953年第10期）《收获》刚被译介过来，并未引起较大反响。1954年，尼古拉耶娃的论文集《论艺术文学的特征》（高叔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也被介绍过来。
20 代琇、庄辛：《向杜洛宁学习——谈“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的思想意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21 蒙万夫、王晓鹏等：《柳青传略》，第55页。
22 恰可夫斯基：《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王民泉等译，时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8页。
23 同上，第9页。
24 恰可夫斯基：《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第10页。
25 同上。
26 同上，第14页。
27 蒙万夫、王晓鹏等：《柳青传略》，第55页。
28 李国文：《不竭的河——五十年短篇小说巡礼》，《小说选刊》1999年第11期。
29 《记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文艺报》第4卷第8期，1951年8月10日。该期刊载了批判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文章以及座谈会记录文稿《记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座谈会记录文稿未写明座谈时间。该会由丁玲主持，严文井、钟惦棐、韦君宜、柳青等20余人参加。柳青认为：《我们夫妇之间》“题材和主题是不相称的”，就作品艺术性而论，并没有上升到思想乃至政治的高度。
30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曹葆华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38—139页。
31 周扬：《在全国第一届电影剧作会议上关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报告》，《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199页。
32 参见束沛德：《1953年中国文坛一大盛事——亲历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文艺报》2019年7月10日。
33 冯雪峰：《我们的任务和问题》，《冯雪峰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43页。本篇是为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起草的报告，后未被采用。其中第二部分第一节“我们的任务和关于典型的创造”以《英雄和群众及其它》为题，发表在1953年12月30日《文艺报》半月刊第24号上。
34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周扬文集》第2卷，第251页。
35 柳青没有参加第二次文代会，但此次会议提出的“到群众中去落户”，使柳青成为早已预知并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典型。1954年6月，陕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写了《努力发展文学艺术的创作》（学习资料之一），收录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努力发展文学艺术的创作》，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所做的报告《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文艺报》的社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文学艺术的创造任务》，《说说唱唱》的社论《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发挥通俗文艺的更大作用》，丁玲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所做的报告《到群众中去落户》，最后一篇即是柳青的《灯塔，照耀着我们吧！》。
36 蒙万夫、王晓鹏等：《柳青传略》，第108页。
37 同上，第109页。
38 柳青：《关于风格及其他》，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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