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周刊，创刊至今整整一个世纪，停刊也长达九十四年，但仍活在读者的记忆中。在中国出版史上，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对《语丝》的研究有不少前行成果，但我认为还有一些一般读者并不清楚的情况，觉得有撰写专文予以补充介绍的必要。
    
    一、创刊缘起
    常见的说法，《语丝》创刊的动因是孙伏园辞去了《晨报副刊》主编之职。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有一段生动描写：
    “我辞职了。可恶！”
    这是有一夜，伏园来访，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异的。第二步，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他说，那位留学生乘他外出时，到排字房将我的稿子抽掉，因此争执起来，弄到非辞职不可了。
    孙伏园辞职事件发生于1924年10月下旬，“那位留学生”指晨报社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此人有留学经历，是徐志摩的同乡好友，晨报社总编刘崇佑的堂侄。刘崇佑主要职业是律师，又是进步党元老，故无暇顾及《晨报》的具体编务。鲁迅投寄《晨报副刊》的散文诗《我的失恋》，原意是跟当时“阿呀呀唷”之类的失恋诗开玩笑，刘勉己认为有讥刺徐志摩之嫌，便趁孙伏园外出之机强行抽掉了这篇作品，于是几乎引发了孙伏园与刘勉己之间的一场肢体冲突。
    关于孙刘冲突的细节，孙伏园的回忆在大同中也有小异。孙伏园1925年12月5日在《京报副刊》发表《京副一周年》，说的是他气得想抽刘耳光，但刘不知怎样一躲闪，便抽身跑了。1956年10月17日，孙伏园在《北京日报》发表《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说他当时愤而抽了刘一记耳光，第二天便断然辞去了《晨报副刊》的职务。孙先生的这一记耳光究竟是否真扇到了刘勉己脸上，仅仅关系到事态的严重程度，并不能改变孙伏园跟《晨报》决裂的最终结局。10月23日，孙伏园离开了《晨报》馆，当晚在川岛家住了一宿，当然会谈及他离职的情况。此后两天，孙伏园分别拜访了周作人和鲁迅，商议另出一种周刊或旬刊，作为自由发表言论的阵地。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相关回忆中明确指出，孙伏园的辞职“原是意料中事”。这就是说，“抽稿事件”只是一个偶发事件，是孙刘冲突的一个导火线。在此之前，孙伏园在编辑思想上跟实际掌握《晨报》出版方针的刘勉己有抵牾，矛盾不可调和是迟早都会发生的。1925年11月23日，周作人（岂明）在《语丝》第五十四期发表了《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这实际是周作人同年11月10日在病中给孙伏园的一封信。周作人专门谈道：“你当然还记得《语丝》诞生的历史。当初你在编辑《晨报副刊》，登载我的《徐文长故事》，不知怎地触犯了《晨报》主人的忌讳，命令禁止续载，其后不久你的瓷饭碗也被敲破了事。大家感到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之不可少，在开成茶楼集议，决定发行这个连名字也是莫名其妙的周刊”。这就是孙伏园辞职的又一缘由，而且发生在《我的失恋》被抽掉之前。
    周作人提到的徐文长原名徐渭，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号称明代第一才子。周作人根据儿时在农村听到的徐文长的佚闻趣事，整理成了《徐文长的故事》在《晨报副刊》连载，因为怕得罪人，发表时用的是一个假名：“朴念人”。1924年7月，孙伏园一度离京南下，《晨报副刊》由其友李小峰代编。李小峰受周作人启发，也发表了谈徐文长的文章，说他“玩弄刀笔，包办诉讼”，“被称为恶讼师”。而当时主持《晨报》笔政的刘崇佑是闻名京津的大律师，《晨报》主持笔政者便认为谈徐长文是对刘崇佑的恶意影射，便在周作人的文稿连载两期仅八则之后即被腰断。
    由此可见，孙伏园跟《晨报》馆刘氏叔侄的矛盾，并非抽掉鲁迅《我的失恋》这一单一原因，还跟中止连载周作人的文章有关。不过，由于徐文长的传说体现了反儒家，反传统的精神，被很多人整理传诵。1929年，李小峰以林兰为笔名，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一本《徐文长故事集》。钱玄同，赵景深，钟敬文诸学者也有研究徐文长的文章或出版物。周作人还把他整理的徐文长故事编进了1933年10月在北新书局出版的《苦茶庵笑话选》。
    二、“语丝”二字取自俞平伯诗
    1924年11月2日下午，北平东安市场的开成素餐馆有一个文人雅聚：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章川岛，孙伏园，顾颉刚，李小峰。与会者章川岛回忆，聚餐的目的是“决定出一个周刊，大家写稿，印刷费由鲁迅先生和到场的七个人分担，每月每人八元。刊物的名称大家一时都想不出来，就由顾颉刚在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中找到‘语丝’两字，似可解不甚可解，却还像一个名称，大家便同意了，就请钱玄同先生题签”。（《说说〈语丝〉》，《文学评论》1962年第4期）携带《我们的七月》的顾颉刚也印证了这一说法。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命名久不决，予看平伯诗中有‘语丝’二字，颇写意，不落褒贬，提出之，通过。”（《顾颉刚日记》卷一，第548页，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写意”是跟“写实”相对的一个艺术术语，在语言表达上有遮言和隐喻，令人联想翩翩。“不落褒贬”是说“语丝”二字是中性词，作为刊名无具体针对性，能扩大读者群。
    《我们的七月》是一种综合性文艺丛刊，封面是丰子恺的画作《夏》，画面呈现的是夏日美景：柳丝飘逸，草丛丰厚，彩虹如桥。因为1924年7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故刊名为《我们的七月》。“编辑者”署名为O·M，取自“我们”二字中的拼音字母。查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共收社团1035条，流派47条，相当完备。但没有查到“O·M我们社”的条目。搜查其他文献，方知这个团体成立于宁波，早期的核心人物是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成员还有顾颉刚、金溟若、丰子恺、潘漠华、刘延陵等。由于叶圣陶反对署名，《我们的七月》所收的二十篇作品均未署名。但朱自清以散文见长，叶圣陶以小说见长，只有俞平伯是中国现代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新诗作品多达二百余首，其白话诗作跟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五卷四期同时刊出。经“我们社”成员顾颉刚证实，《我们的七月》中那《小诗·之一》正是俞平伯的手笔：“伊底凝视，/伊底哀泣，/伊底欢笑，/伊底长长的语丝，/一切，伊底/我将轻轻而淡淡地放过去了。” 顾颉刚提供的史料见于他当天的日记，应最具权威性。
    1925年6月，“我们社”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第二部文艺丛刊，内收各类作品三十一篇。由于是在五卅运动之后问世，故称为《我们的六月》。该刊发表了一则启事：“本刊所载文字，原O·M同人共同负责，概不署名。而行世以来，常听见读者们的议论，觉得打这闷葫芦很不便，颇愿知道各作者的名字。我们虽不求名，又何必如此吊诡呢？故从此期揭示了。”此后未见“我们社”的其他出版物，可见这个社团存在的时间不长，导致社团流派辞典都遗漏了。
    三、《语丝》上的《野草》
    鲁迅作品集所收文章，全部来自同一刊物，除《朝花夕拾》之外，仅有《野草》。《野草》是鲁迅诸多作品中一部哲理最为深奥，风格最为特异的作品，是鲁迅运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创作的一次成功试验，所收二十四篇散文诗均原载于《语丝》周刊。因为《野草》的手稿大多佚失，校勘《野草》文本，《野草》的初刊本就显得十分重要。
    《野草》的善本难以确认，仅鲁迅生前至少出过十余个版本，总发行量多达两万余册。文字和篇目有所变化。比如出版封面原题“鲁迅先生著”，后改为“鲁迅著”，自第七版开始，《野草·题辞》被检察机关删去，鲁迅跟北新书局交涉几次，终于不补。就文本而言，当然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版最为可靠。但经过几代学者的校勘，已经说不清校勘者和所依据的底本。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初刊本的《语丝》周刊就在校勘上具有特别的意义。
    通行本对初刊本标点分行的改正不少。如《题辞》中有一句，原刊为“野草根本不深”，通行本在“野草”二字后加一逗号断开，既突出了主语，又增加了语言的节奏感，但有些改动也令人费解。比如《复仇》中有一句：“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其中“桃红色的”和“菲薄的”都是修饰“皮肤”这一名词的定语，通行本用逗号将这两个定语断开，不知有何依据。
    初刊本跟通行本存在不少异文，有些可判断优劣。比如《秋夜》一文将初刊本小青虫“头大后小”改为“头大尾小”，《雪》中形容朔方的雪，初刊本为“便蓬勃地乱飞”，通行本将“乱飞”修改为“奋飞”，《立论》的结尾那位“瞒和骗”的老师示范的语言初刊本为“您瞧！哈哈”，通行本中增添了一句：“多么……阿育”，更增添了一句“哈哈论”者的可笑。这些都是修改成功的例证。
    但更多的异文是两者皆可。比如《影的告别》初刊本有一句为“喝干一卮酒”，通行本将“一卮”改为“一杯”，其实古代的“卮”即今天通用的“杯”，但都符合鲁迅的语言习惯。《风筝》中的初刊本有一句“无怨的怨，说诳罢了”，通行本将“说诳”改为“说谎”，但“诳”就是“谎”，同样符合鲁迅的语言习惯，只是“谎”比“诳”更通俗罢了。《求乞者》中有一句话“我沿着倒败的泥墙走路”，通行本将初刊本的“沿”字改为“顺”字，其实“顺”跟“沿”的优劣实难判断。
    当然，初刊本还可以订正通行本中的重大失误。比如《颓败线的颤动》一文中描写那垂老的女人被自己为之牺牲的后辈羞辱之后，在荒野“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神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语言”，通行本将“神与兽”改为“人与兽”，这就跟后文相抵牾。只有“神”与“兽”的语言，才能“非人间所有”。“人”的语言，正是“人间的语言”。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举例。
    四、鲁迅的几处误记
    鲁迅曾被誉为“语丝派的首领”，又曾在1927年12月至1928年底在上海主编过《语丝》，所以，他的《我和〈语丝〉的始终》是一篇研究《语丝》周刊的重要文献。遗憾的是，这篇回忆文章中也有几个细节出现了失误。
    比如，鲁迅谈到《语丝》后期有作者流失的情况，举了两个跟他有关的例子：“自从我万不得已，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正刘半农先生的‘林则徐被俘’之误的来信之后，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先生介绍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说明着我托辞不载的事由单。”
    1928年2月27日，刘半农在《语丝》四卷九期发表了《林则徐照会咭唎国王公文》。文中写道：“从鸦片又不免想到林则徐，因为他得罪了Gentleman（绅士），闯下了弥天大祸。虽然他后来被Gentleman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 舁尸即抬尸。然而，刘半农依据的资料有误。《语丝》四卷十四期刊登了宁波市立商校读者洛卿的来函，依据《清朝全史》及《中国近百年史》等著作，指出在清咸丰七年被英军俘虏的是清末将领叶名琛，在印度加尔各答绝食而亡。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后被革职，仍任广西巡抚，客死于潮州，谥号“文忠”。刘半农虽然张冠李戴，出了个小笑话，但也没有因此拒绝给《语丝》投稿。1929年9月30日，刘半农仍在《语丝》五卷二十九期发表了《沪宁车中作代画诗》（三首）。鲁迅的《我和〈语丝〉的始终》作于1929年12月22日，所以这个例子跟史实小有出入。
    类似的情况还涉及江绍原。江绍原是民俗学家，对宗教研究颇深，是《语丝》的长期撰稿人。他跟周氏兄弟（特别是周作人）关系友善。仅1925年至1936年间，周作人致江绍原的信件多达一百一十余封，1928年夏，江绍原将其友人简又文撰写的《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转投《语丝》。鲁迅认为“《语丝》向来不转载已经印出之刊物，故未予刊载”。江绍原又通过孙伏园将此文刊登于有国民党改组派为背景的《贡献》旬刊。鲁迅说，这件事得罪了江绍原，从此他也不给《语丝》投稿了。但鲁迅的这一回忆也不确，1929年9月30日，江绍原也在《语丝》五卷二十九期发表了长文《读张振之的〈革命与宗教〉》，认为即使在革命时代，宗教信仰仍然应该允许，反对的只应该是迷信和邪教。鲁迅谈《语丝》的文章刊登于1930年2月1日出版的《萌芽月刊》一卷二期，江绍原读后十分恼火，于同年3月30日致函周作人，想专写一文投寄《萌芽》，要跟鲁迅“辨明一下”。周作人于次日复函江绍原：“鲁迅精神异常，我久与之绝，其所说无计较之必要，又如寄信去该月刊则更不值得矣。”（张挺、江小蕙笺注：《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第201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涉及《语丝》的一处回忆也有小疵：“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
    徐志摩的译文题为《死尸》，刊登于1924年12月1日出版的《语丝》第三期。文章是介绍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恶之花》中一首诗作，鲁迅肯定波德莱尔对巴黎公社的赞助，也批评了他后来颓废厌世的倾向。1924年，鲁迅翻译过波德莱尔的《自己发见的欢喜》，刊登于同年10月26日《晨报副刊》。但鲁迅不认同徐志摩在译诗导言中宣传的神秘主义文学观，更不喜欢他那飘飘然的文风，便在同年12月15日出版的《语丝》第五期发表了《“音乐”？》一文予以嘲讽，意在反对夸大诗歌中音乐性——特别是节奏的作用，似乎“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鲁迅说语丝社同人中有人赞同徐志摩，我估计是指周作人和李小峰，不过徐志摩并没有因此不再投稿。1925年3月9日，徐志摩又在《语丝》第十七期发表了译诗《在一家饭店里》，原作者是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同期《语丝》还刊登了鲁迅的散文诗《过客》和杂文《论辩的灵魂》，鲁迅应该看到过这期《语丝》，但不知为何对徐志摩的译诗毫无印象。
    至于作为新月派精神领袖的胡适，更称《语丝》同人（包括鲁迅）是他的“一班朋友”。《语丝》发表过胡适的译诗，《朱敦儒小传》，并在《语丝》上展开过关于《诗经·伯兮》的讨论。
    五、衣萍与品清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文学研究会、左翼作家联盟等都有一个简章或纲领，也大体上有一个成员名单。语丝社不然，刚成立时公布了十六名“长期撰稿人”，即语丝社同人，但其中的“斐君女士”“林兰女士”可以说为了壮大声势而凑数的，而刘半农、江绍原等重要作者却未列入“长期撰稿人”。此后语丝社的作者群不断壮大，出现了柔石、魏建功、废名、冯雪峰、韩侍珩等重要作家，实际上也应该视为“同人”。特别是柔石，还担任过《语丝》主编。
    为什么在语丝社同人中单介绍衣萍和品青呢？因为鲁迅主编《语丝》时期，衣萍是编务的主要协助者，而这一点鲜为人知。而品青是语丝社中最早逝去的青年作家。
    “衣萍”就是章衣萍，以随笔闻名于现代文坛。在《鲁迅日记》中，关于章衣萍的记载有一百四十处，始于1924年9月28日，终于1930年1月31日。介绍章衣萍结识鲁迅的是《语丝》的创办人孙伏园。鲁迅跟章衣萍关系开始友善，后来因为章衣萍有些文字格调不高，又过于自负，并参与传播关于鲁迅恋爱的流言蜚语，所以逐渐疏远。
    在鲁迅与章衣萍的交往史上，至少有两件事不应该忘却。一，1927年12月21日，章衣萍受上海暨南大学文学社团委托，邀请鲁迅到该校发表了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重要讲演。当时章衣萍任该校校长秘书，并讲授国学概论及修辞学，所以成为了这次活动的牵线人。章衣萍由于体弱多病，当天穿了一件皮袍。鲁迅以此为例，说明人与人之间对天气的敏感程度不同，思想上的感觉差距更远。第二件事就是一度协助编辑移至上海出版的《语丝》。在语丝社中，章衣萍发挥过重要作用，决不是某些学者所言，他在语丝社中“只是敲敲边鼓”。
    1927年12月2日，章衣萍写了一封致周作人的信，以《海上通信》为题刊登于《语丝》四卷一期。此信开头介绍了他来上海三个月当中带病教书的情况。结尾部分谈到《语丝》在上海复刊后人手不够，吁请“北京的同人还要多帮助才好”。同年12月13日，章衣萍在《语丝》四卷二期刊登了翻译家孟斯根（十还）的来信，并同时作答，承认他校点的《樵歌》错误极多，有他标点错的，也有排印错的。他说由于生病，延误了回复，可证他参与了编务。《语丝》四卷三期、四期、六期，连载了章衣萍的剧本《过年》；四卷五期，刊登了他的《吊品青》，四卷八期刊登了他的《牛诗一首》，四卷十期刊登了他的《旧书新序》，四卷十三期，刊登了他的《病中随笔》……这些文章有的是他在病床上一边咳血一边写的，表明他对于《语丝》非常尽力。
    语丝社中还有一位英年早逝的成员，他就是王品青，王品青是河南济源人，1898年出生，1919年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但后来学的是物理。所学非所爱，毕业后曾在孔德学校任教。他跟鲁迅和周作人都保持了良好关系。鲁迅曾对他寄予厚望。周作人认为他颇有文学天分。周氏兄弟失和之后，他常跟章衣萍、李小峰先去西三条拜访鲁迅，又去八道湾拜访周作人。1924年鲁迅赴西安讲学，从中牵线者就是王品青。王品青校点《痴华鬘》，鲁迅为之撰写《题记》。王品青当年追求的对象是淦女士冯沅君。冯沅君的小说多发表于创造社刊物，后与创造社不和，经王品青推荐，以《卷葹》为名收入了鲁迅主编的《乌合丛书》。鲁迅原想多收几篇冯沅君未在创造社期刊上发表的作品，王品青不同意，鲁迅不仅迁就他的想法，而且帮助校订，特请陶元庆为该书设计封面。王品青虽有文学天赋，但体弱多病，得过盲肠炎和肺病。失恋之后神经错乱，多疑善怒，在医院跳楼未遂。他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想通过关系将他送进京师第一监狱，这当然是疯话。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谈苏曼殊跟日本调筝女百助枫子的异国恋，王品青怀疑此文是在影射他，对周作人表示不满。王品青在北京生病无人照顾，只得回河南老家，靠吸鸦片麻醉自己，于1927年阴历八月三十日逝世，终年30岁。《语丝》发表了周作人、章衣萍、魏建功的三篇文章，悼念这位英年早逝的同人。
    六、《语丝》与政治
    这似乎是一个耸人听闻的小标题，因为《语丝》周刊在《发刊辞》中就公开声明：“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鲁迅虽然是“旧轨道”的破坏者，从来就跟旧道德、旧文化、旧制度取不调和立场，但他也不会规劝语丝社的同人去“革命”。但是，《语丝》周刊诞生在一个国际国内政治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不同性质，大大小小的“革命”，各种各样的政治都会找上门来，让那些原想躲进宁静书斋，不问现实政治的学者，也被卷进时代的洪流，发出正义之声。可以说，《语丝》周刊的一炮走红，以及后来的奄奄一息，不能不说都跟政治及革命相关。
    《语丝》创刊于1924年11月17日。在此十多天前，发生了冯玉祥率部驱逐溥仪出宫的“北京政变”。辛亥革命后，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废帝溥仪仍暂居宫禁，尊号不废，年用白银四百万两。这就使紫禁城成为了“国中之国”，封建帝制复辟的温床。1917年6月张勋复辟期间，12岁的溥仪就被抬上龙椅又做了十二天皇帝。对于“北京政变”，孙中山赞颂道：“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赞！”但也引发了某些军阀集团、遗老遗少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反对。在这种舆论氛围下，“任意而谈，无所顾虑”的《语丝》同人不可能不因此发声。
    《语丝》周刊创刊号，深怕卖不出去，会变成垃圾，化为纸浆，所以只印了两千份。不料一时洛阳纸贵，竟再版了七次，共印行了一万五千份。《语丝》周刊之所以一纸难求，主要原因是刊登了钱玄同的《荣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和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笔下的“雷峰塔”象征的是镇压民众——特别是底层妇孺的封建等级制。钱玄同的文章更是用辛辣的笔调把“皇帝”的谥号跟“青皮”“瘪三”“四眼狗”“独眼龙”“烂脚阿二”等同，祝贺十九岁的废帝溥仪出宫之后就恢复了“人权”“人格”，规劝他今后补习些知识，升格为现代的平民。此后，钱玄同又写出了《告遗老》《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周作人也写了《致溥仪君书》《元旦试笔》等，与之呼应。正因为这些贴近现实政治的文字，使《语丝》周刊一出版就显得锋芒毕露，虎虎生风。在此后发生的“女师大风潮”，1925年11月底的“首都革命”和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中，《语丝》周刊都是旗帜鲜明，跟《现代评论》周刊形成了两军对垒的阵势。1927年10月22日，出版《语丝》周刊的北京北新书局被搜查，捕去两人，10月30日，北新书局被封。究其原因，当然是由于《语丝》周刊发表了不少揭露北洋军阀“讨赤”——尤其是国民党右派发动“清党”的文字，因此为南北两地的刊物检查机构所不容。鲁迅在《而已集·扣丝杂感》中说，没收《语丝》的情况无论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都有。1927年5月21日出版的《语丝》一三二期之所以被扣，就是因为周作人写了一则“闲话拾遗”《愚见》。文中仅仅声明，上海、广州两地揭露“清党”残暴手段的读者来信《语丝》都没有“代为发表”，但仍触怒了书刊检查部门。
    由于在北京出版的《语丝》杂志于1927年10月22日被查禁，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便请求在上海定居的鲁迅接编，并将北新书局总局迁址到上海，鲁迅接编的时间仅一年多一点，但也是政治风波迭起：开始是因为刊登了徐诗荃批评复旦大学管理不善的文章，得罪了复旦大学出身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官员，在浙江省被查禁后由于刊登了女作家白薇的独幕剧《革命神的受难》，影射了借北伐战争发迹的新军阀蒋介石，从而又受到当局的警告。此时鲁迅跟北新书局发生了版权纠纷，便将主编《语丝》的接力棒交给了柔石。
    柔石是鲁迅扶持、奖掖、挚爱的一位左翼文艺青年，原名赵平福，改名赵平复。他故居东侧有一石桥，上刻“金桥柔石”四字，故以“柔石”为笔名。早在1925年，他就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的课程。1928年因参加宁海暴动失败后出走上海，通过鲁迅的学生王方仁、崔真吾结识鲁迅，在景云里成为邻居，后又跟鲁迅、许广平、王方仁等组织了以介绍欧洲文学、输入外国版画为宗旨的朝花社，鲁迅认为柔石是一位有“损己利人”崇高道德的人，所以将《语丝》托付给他是可以信任的。
    柔石接编《语丝》之后扩大了作者群，其中最重要的是冯雪峰。1929年12月9日，柔石带领冯雪峰结识了鲁迅。冯雪峰是柔石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当时正在从日文译本转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作品。从此，《语丝》成为了冯雪峰的文学阵地之一，同时冯雪峰本人也成为了沟通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重要桥梁。
    冯雪峰在柔石接编的《语丝》上介绍了国外文坛消息，如“日本无产阶级美术展览会”，“苏俄的新著作权法”，“莫斯科艺术剧场三十年纪念祭”，“全苏联报纸编辑主任会议”……此外，冯雪峰还在《语丝》五卷十四期上发表了译文《论迭更斯（狄更斯）》，原作者是德国梅德林格。最为重要的是，冯雪峰还以“不文”为笔名，在《语丝》四卷十一期发表了《马克思派与非马克思派的文学论争》，原作者日本金田常三郎；在《语丝》五卷十五期发表了译文《新兴艺术论的文献》，原作者是日本藏原惟人；在《语丝》五卷二十三期上发表了《叶塞宁倾向底清算》，原作者日本茂森唯士。这三篇重要译文，均为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冯雪峰全集》（1—12卷）所未收。1930年5月，冯雪峰介绍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2月7日，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政府秘密枪杀，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光辉一页。
    1929年9月至1930年3月，《语丝》周刊由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主编。这时的《语丝》周刊已成强弩之末，可圈可点的作品不多。但我感兴趣的有两篇：一篇是对李伟森译作的介绍，另一篇是杨骚的一篇译文。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道“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会见过”。一般读者对其生平也不大了解。其实在“左联五烈士”当中，他在党内的地位最高，曾任湖南地委书记，广东团区委宣传部长，团中央宣传部长。但他的文学活动鲜为人知。1929年11月18日《语丝》五卷三十六期封底，以整页的篇幅介绍了李伟森翻译的《动荡的新俄农村》，原作者“欣都士”的情况不详，内容是介绍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农村的变化，“文字优美而有趣味，简直像契科夫的小说，有使读者非一口气读完不肯掩卷的魔力”。李伟森1924年曾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本人就了解苏联农村的情况。李伟森的译作在政治和文学领域留下了一座碑碣；之所以能在北新书局出版，估计跟柔石的推荐有所联系。李伟森的译作还有《朵思退夫斯基》（通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北新书局的出版物。
    最为意想不到的是，在《语丝》的终刊号（1930年3月10日五卷五十二期）首篇发表了杨骚翻译的苏联小说《劳动者》，曾给鲁迅“惹祸”的白薇就是杨骚的爱人。杨骚是位苏俄文学的翻译家，1929年4月跟鲁迅相识，曾多次得到鲁迅的资助。译有苏联作家雅各武莱夫的《十月》和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劳动者》的原作者是苏联小说家马拉西金（通译名不详）。作品描写一位四处漂泊的工人，曾以义勇兵的身份参加过俄德战争，对血腥和杀戮感到恐惧。有一次，他在寂静的森林中巧遇了列宁，通过列宁的教导认识到 战争的不同性质。后来在彼得格勒的一次集会中聆听了列宁的讲演，决心为建立劳动者的政权而参加社会革命。小说结尾说这位主人公欢呼雀跃，高呼列宁万岁，要主动参军，为劳动阶级的伟大事业而艰苦奋斗。杨骚的译文系从日本太田信夫的日译文转译。
    就这样，一度标榜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语丝》周刊，由欢庆驱逐溥仪出宫“起凤头”，以高呼列宁万岁“收豹尾”，留下了一道有趣又发人深思的历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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