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佚文，虽经陈子善、张铁荣、鄢琨诸前辈大力搜求，已编成煌煌数巨册。但因周氏经常变换笔名，有意隐匿著者信息，故其佚文的考求难度甚大，散佚失收的仍有不少。周作人失收的佚文为何如此之多，他晚年在谈到未成集的《真谈虎集》时说：“但是因为我是主张中庸的，有的对于个人或是攻击特别粗暴的就一律不曾收入……”[①]这或许仅是原因之一。在我看来，周氏失收的佚文，大致有三种情形：一是碍于各种人事纠纷，不能暴露真实身份的；二是不合他所谓“中庸”思想的；三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虽曾一度获得发表著译的权利，但不能以此前为人熟知的署名发表作品。
    笔者通过阅读周作人早年日记，发现了他在江南水师学堂期间涉及胡韵仙退学事件的几篇佚文线索。1903年5、6月间，江南水师学堂因胡韵仙作文而引起的风波（下称“胡韵仙事件”），虽不比此前南洋公学和东京留日学生退学事件影响巨大，但经周作人之手揭诸报端，它引发的学堂与媒体之间、学堂内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各种猜疑和斗争，为我们观察清末新旧思想的交战及“新知识群”[②]的成长，尤其是对了解周氏早期的思想、个性、文体，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现将这些佚文及相关文献，按照时间顺序照录如下，并对其中涉及的人、事，作力所能及的考辨，以期能对研究周作人早期的思想、生活有所补益。同时，也希望学界同仁能够对拙文的不足与谬误，提出补正意见。
    一、周作人在水师学堂期间的佚文及相关文献
    周作人1903年4月28日日记写道：
    晨起，方束装拟往城南，忽江尚祜君匆遽来白，云韵仙因昨作《颖考叔茅焦论》，痛骂那拉，驾驶学生监责之，事大决裂。予亟驰往，韵仙已退去，收拾衣装，有退学之势。予在彼处坐至午回。下午因游有禀制台之言，予等四人至诵堂商量方略，约二下钟共出门，往卢龙山僻处一游，日暮始返。灯下作函三通，其一报告《苏报》总撰述，又二函系骂绍兴山阴县学堂总理钱绳武无礼及劝达材学堂代表周德钧拒钱之要求，至三鼓始了，已倦极，就枕即成睡矣。韵仙事有了结之势。[③]
    第二天日记又写道：“上午作论二首。看《世界十女杰》一册。午韵仙邀往谈许久。下午看《权利竞争论》，又同李昭文出馆往韵仙处。”傍晚“同江际澄往草地，谈少顷回。看《民约论》。夜十下钟睡。寄上海、绍兴三信。”
    这两日日记，除提供了周氏佚文的重要信息外，其他如周作人与胡韵仙的特殊关系、阅读的书报（如《民约论》）、周作人给其他学堂信函等，都为理解、判断《苏报》所刊周作人佚文及相关文献，透露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信息。
    周氏4月28日（旧历，下同）所作“三函”，其一明确是写给《苏报》的，而且于29日寄往上海。那么，《苏报》是否发表了这封信函呢？
    查4月29日以后的《苏报》，果然在5月2日的《苏报》“学界风潮”栏中，有一篇题为《函述江宁水师学堂之腐败》的报道，全文如下：
    读贵报“学界风潮”一门，未及一月，退学已有数起。我国民尚有独立不羁之气质，不胜忻跃。然学生之抵抗力，虽骤增至如此之高，而野蛮顽固之压制犹不少减，闻之深可痛恨。间从友人来札或得之目击，得悉江南水师学堂腐败之情形，笔之于此（此不过十分之一，其余无暇不及记矣），敢望登之贵报，以为海内志士告。
    水师学堂者，南清唯一之大学而最好之奴隶制造厂也。光绪十三年始发起于曾国荃，总其事者为桂嵩庆。桂贯以压制手段待学生，如办保甲局，然一时颇称得手。其后诸人接手，皆师其故智，无所增减。至辛丑方硕辅来莅事始，少少变易。方素讲道学而又最爱钱，委其事于诸委员，自不顾问，惟持筹握算，从事于经济，锱铢必较，纤屑无遗，攫数万金而去。其时，委员如学生监某某诸人，皆八股名家，老朽之最著名者。方与以全权，故堂事败坏达于极点。次年张之洞署两江总督，方百计经营，得调美缺，而举黎道锦彝以自代。黎年尚少，似有振兴之象，经张督派赴日本调查海军章程，三月始返，外貌颇欲改良，而回国已久，毫无举动，想将付之空言矣。然即使黎果能整顿，恐亦无效，何也？堂务之坏在内里而不在表面，教员学生实为最有关系，章程尚为其次。黎接事后，虽尽斥老朽而代以他人，但任非其人，驱狼进虎，其害更大。机关科学生监湘人某忠厚长者，不□偾事而深畏老班，姑息太过未免养成老学生骄纵之习气。至于航海科学生监蜀人游某某（即所谓驾驶监督游老虎者也），狂妄无礼，深可痛恶。其初来，颇得人心，推戴之者颇众。二三月以后，乃渐出其专制手段，以鱼肉学生。其视学生，曾奴隶犬马之不若，鞭斥辱骂，无所不至。又擅权妄作，即分不应为之事，亦肆其干涉，骎骎有专主全校之势。其势力之大，手段之辣，实有令人骇绝者。黎少不更事，一任其为之，遂致大权旁落。游来校只三四月，作威作福已如此之甚，将来不言可知，恐腐败之情状必有十倍于方之时者。此时校中学生，虽尚俯首帖耳，听其呼叱，然全校退学之期，亦不远矣。时至今日，学界风潮日就急剧，各处学校皆有运动，水师学堂岂可任其冷落！故鞭策之，驰骤之，殆欲激发其独立之心，使演出至奇之剧，以为学界生色。鼓已擂矣，烛已明矣，诸公静坐，以待观剧可矣。
    鄙人素爱国民，于学生尤为加敬。今日吾中国只此少数之学堂，举国所希望者，亦只此一举。况水师学堂之游某，与予尤无关涉，何忍暴吾国民之过恶以为快！然闻之，良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目击学界之坏而不一言，吾尤不忍，故敢不辞词费，一表白其病状，非逞意见之私，实愿有其责者知而改良之；一变其奴隶教育为国民教育，养成国民之资格，以再造吾新中国。此则鄙人之微意也。
    崇明邹质夫由金陵来稿[④]
    紧接着5月3日《苏报》“学界风潮”，又刊一篇《再述江南水师学堂之腐败》：
    作函甫竟，今日忽起极大之风潮，深可痛恨痛哭，敬敢续告。
    水师学堂驾驶监督游泽寰，平日压制学生，已非一次。四月二十七日，该堂汉文功课，教习出《颍考叔茅焦论》题，中有胡君侠畊者，有志之士，感慨时势，作上下论两首，中有触时讳者，下篇乃深切著明，并不少为掩饰。经游见之，即大发咆哮。次日礼拜，胡君往告假，游肆其辱骂，野蛮无礼之言，笔不胜记，并斥胡君为康党，又谓：“你晓得戊戌这年，这许多人杀头为什么事情！”明明以杀头，恫嚇胡君，胡君遂与之决裂。游怒不能平，而理本屈，无词以对。遂老羞成怒，声言将送县究办。胡君以彼无礼已极，决意退学。此事若在别处学堂，必动公愤，而水师学堂之学生，皆无生气，当胡君与游争时，无一人助之者，反拍手称快，欢然若雷。呜呼，尚忍言哉？
    胡君具独立之性质，与野蛮之学生不睦，中有游之乡人张兆宣者，尤为反对。张日短（疑为“逗”——引者注）之于游前，谗言浸润已非一日，故遂酿成今日之事。张者无赖之尤，下流之下流，欺凌同侪，擅权妄作，实为学堂之大蟊贼。黎君若不将此辈（约有六七十人）斥退，将来一败涂地，有断然者。盖游虽非人，而实张兆宣为之祸首。此事系某得之目击，愤不能平，敢望录入贵报，俾海内人士，见之使知江南水师学堂内，尚有此狗彘不食之人类，办学堂者不可不知也。
    崇明邹质夫由金陵续稿[⑤]
    这两篇报道，从写作、发表的时间以及涉及的人事和前述日记的内容来推断，无疑当属周作人的文字。落款之所以署“崇明邹质夫由金陵来（续）稿”者，是周作人恐怕暴露身份，牵累自身。所以，为了掩人耳目，特标明作者籍贯为“崇明”，但因函寄邮件上有邮戳作证，故又不得不署“金陵来稿”。
    周作人为何对同学遭受处分，反应如此积极呢？首先，周作人对水师学堂的管理、风气不满，由来已久；其次，胡韵仙是周氏在水师学堂的挚友；再次，最关键的是，函中述及“游有禀制台之言”，即监督游泽寰威胁要将胡韵仙告到两江总督那里，这对于隶属军籍的水师学生而言，意味着比较严重的后果，于是才有周氏约同学四人秘密商量“方略”的举动。商量的结果，在周氏这里，便是向《苏报》揭发学堂的专制、腐败，借报刊舆论向学堂施加压力，以使胡韵仙免受处分。而周氏的揭发与宣传，果然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呼应。
    5月5日，《苏报》刊登署名“海上病猿”的《记江南水师学堂胡君侠耕事》一文，引述胡韵仙为加入拒俄义勇队给在上海“陆师退学生某君”的信，盛赞他“为国捐躯”“忧伤国事”的爱国情怀与革命精神。[⑥]
    此文作者“海上病猿”究竟为谁，从他对胡韵仙等为加入义勇队这一事件如此熟悉的程度判断，此前不久从陆师学堂退学到上海，加入爱国学社的黄宗邠可能性最大。其中线索，可见周作人日记。周氏1903年4月13日日记关于加入拒俄义勇队一事有如下记载：
    饭后步草地，徜徉良久，始仝胡、李、江三人至洋文讲堂天井聚谈，因决议义勇队事，酌商许久，定议先由李君致信翁浩然（曾固）、王[⑦]宗邠（某）、周召期（筠轩）[⑧]诸志士为绍介。又谈闲话至八下钟始散。予又至韵仙处，看伊写致诸人信。回后又作致大哥函并代李君致翁君函。
    15日又记道：“下午在馆，作致浙江退学诸君函一纸，劝组织军队与东京、上海相应。”“出馆后得韵仙云，已函致吴稚晖。并约洋文堂聚话。”
    周作人于1936年对他们当年参加义勇队一事，有这样一段解释：
    这时候正是上海闹《俄事警闻》的时候，组织义勇军的运动很是热烈，这几个学生住了两年学校，开始感到沉闷，对于功课与学风都不满足，同时又受了革命思想的传染，所以想要活动起来。他们看去，这义勇队就是排满的别动队，决心想投进去，结果找着了吴老头子请他收容，……不过这件事的结局我还是记得的，过了多少天之后接得吴公的一封回信，大意说诸位的意思甚好，俟组织就绪时，当再奉闻云云，后来义勇军未曾成立，这问题自然也了结了。[⑨]
    由此可知，李昭文、胡韵仙之前给黄宗邠、吴稚晖等沪上志士写信请求加入义勇队，而后又在学校酿成风潮，因而黄宗邠等上海的革命志士是在此前已经了解胡韵仙其人，所以对其在这次事件中的遭遇深表同情而及时给予声援。
    5月6日，《苏报》又刊登如下这封经过删节的《江宁水师学堂某君致邹君质夫函》：
    （上略）所云令弟来校一事，据愚见似可不必，此间近状，已非人境，弟等居此，不啻黑暗地狱，平素雅不欲过为指摘。今有不得不为兄告者，堂中偏重汉文，已成积习。头班学生与二三班有奴主之别，头班享有特别之权利，有绝大之势力，新班则供其践踏欺凌，其情形非人所能堪。且学生中流品不一，虽有志之士不乏其人，而无赖及老大，居十分之九。当时有“栖流所”、“养老堂”之名，其中如高某，尤为无赖之尤。不知何处出身，侥幸入校，俨然自大，恃头班之势以欺人。其余则流氓棍徒有之；窃贼有之；身家不清白者有之；与优伶为友、至废寝食者有之；吸鸦片烟者有之；酗酒淫赌者有之；胁肩诮笑，奴颜婢膝、望委员之一颦一笑以为荣、以鱼肉同侪者有之；下之至贱至辱之□类，不足齿数者亦有之。弟不忍言，亦不屑言。此辈叫嚣于庭，叱咤于室，如入博物院中，无奇不有。弟等独立无援，受其冷嘲热骂，已非一次，徒以家贫亲老，不得不暂为託足之计。傀儡奴隶学堂，何足留恋？兄平日既深知其弊，何忍纳爱弟于黑暗之狱乎？以弟之见，不如爱国学社为佳，其他上海各学校虽逊，然总万倍于此。弟近已有去志，后当再图机会耳。吾辈身无媚骨，断不能同流合污，共徵逐于酒食之场，以博若辈之欢心，而又傲然独立，势必至为集矢之的。近日新总办莅堂，若辈少少敛迹，不敢公然歌唱叫嚎。然斩草不除根，后必复发。故弟此刻拟坐观动静，如总办外加顿作而不尽去学生，弟当决意告退矣（下略）。
    信后原注，信中所举学生之流品，皆实有其人，以碍于学堂之名誉，不便胪举以实之，兄想必会意，不多疑矣。[⑩]
    既然“邹质夫”就是身在水师学堂的周作人，就不难猜测这位水师学堂的“某君”，要么就是水师学堂“四人小组”[11]中的其余三人（李昭文在学堂的作文和重要信函，往往由周作人代写，故可排除），要么就是周作人本人。但据我的推断，这位“某君”是周作人本人的可能性很大。所谓水师“某君”致邹质夫函，不过是周作人自导自演的一出“双簧”。这颇让人联想到五四文学革命中钱、刘所演的“双簧”，其创意可能来自周作人的早年经历。[12]
    我之所以推断此函为周氏所作的根据，一是函中对“高某”（即高先澍）的批评，其愤激之情与隐喻的方式，与周氏1903年3月3、5、6日日记所载事项若合符节。[13]周作人为何对高先澍如此怀恨在心？周氏从当时的日记、信函到晚年的回想录，都对之不能释怀，其原因是高先澍当年的撒泼骂街，其事端虽是由周作人的同班同学吴志馨引起的，但被目为“康党”的周作人却成了撒气的对象：“这因为是高某的宿舍适在我的贴夹壁，所以他故意如此，是骂给我听的。日记里也就没有明写，只以隐喻出之，对于其人的品格倒亦是适合的。”[14]这次本为援助胡韵仙而揭发学堂之腐败，周作人顺便以高先澍之无赖品行，来例证学堂腐败，可谓一箭双雕。且此函所云“所举学生之流品，皆实有其人，以碍于学堂之名誉，不便胪举以实之”，与周氏日记和回想录的说法完全一致，这说明周氏非常忌惮攻击“高某”的线索被曝光。二是函中“斩草除根”的说法，与周氏3月26日日记中针对学堂改革的措辞十分相似。[15]三是函中“弟近已有去志，后当再图机会”的说法，与1903年3月21日，周氏兄弟因“散播”弘文学院学生退学消息，遭叔祖批评后，周作人日记中所说“我誓必脱此羁绊”“行当退学返里，志已决矣”，也相吻合。
    另外，该函对头班学生欺凌低班学生、学堂风气败坏的描写和对黎总办改革学堂的期待，都与周氏日记的记载在内容上一致，甚至在词句、风格上神似，故可推断，此函出自周作人之手的可能性很大。
    本来写日记颇勤的周作人，自1903年4月30日至7月14日，未留一字。而他在7月15日自订“纪事体”日记的“告白”中，特意警告可能偷阅其日记的行为。[16]
    周氏之所以将他在这次风潮中如此重要的事项，不记入日记，是因为他之前在水师学堂的经历[17]，使他预料到日记所记事项可能泄露而招致祸端。我们通过下文将要提到的一则文献获知，周作人在《苏报》揭发水师学堂腐败内幕的公开函，引起水师学堂管理者的怀疑，他们一度要求《苏报》提供“邹质夫”的真实身份而与之“对质”。据我推测，由于周氏和胡韵仙的亲密关系，他成为学堂重点怀疑的“内鬼”之一。所以，此函通过水师学堂学生向“崇明”人“邹质夫”致函这一特意伪装，一方面通过设置这种障眼法，让人觉得“邹质夫”确不是水师学堂中人；另一方面，又通过水师学堂“某君”，借答邹质夫询问学堂状况，而再次顺势揭发水师腐败情形，让人不觉得是学堂中人专为胡韵仙助阵。
    周氏向《苏报》揭发水师学堂的腐败状况，大的背景是响应当时风起云涌的学潮，但更迫切而具体的动机，则是为了挚友胡韵仙免受学堂惩处。所以，他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揪出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
    正如前文所述，水师学堂腐败之所在，不仅在总办、监督等管理层一端；学生当中无赖如高先澍、张兆宣者，大有人在（即所谓“六七十狗彘不食之人类”）。胡韵仙在这次事件中之所以受到游泽寰多次辱骂、恐吓，以至酿成事件，在周作人看来，主要是张兆宣等挑拨离间、煽风点火、为虎作伥的结果。而且，尤其令周作人等“愤不能平”的是，像胡韵仙这样的启蒙志士，在遭受顽固、专制学监的凌辱时，竟被他的同辈青年当作“示众的盛举”。这对于周作人的刺激，与乃兄在仙台观看幻灯片中同胞遭砍头的情景相似。他们看来，在这次事件中，“盖游虽非人，而实张兆宣为之祸首。”于是，张兆宣被当作此事件的罪魁祸首而受到舆论的谴责。
    不久前才从南京陆师学堂退学，随章士钊加入《苏报》的林懿均[18]（1881—1951），在5月8日的《苏报》上发表了《责水师学生张兆宣书》。林懿均也是江南陆师学堂退学风潮中的积极分子，他声明是从5月3日《苏报》所载邹质夫揭露水师学堂腐败情形的文章中，知悉张兆宣是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但显然，包括林懿均、黄宗邠、章士钊等从陆师退学到上海的激进青年，都与这次事件的当事人胡韵仙、周作人、李昭文有密切的联络与协作，否则，他何以得知张兆宣与胡韵仙“素以不睦闻”等隐情。林懿均在此公开信中，除了批评张兆宣为虎作伥的恶劣行为，还对他晓以大义，劝其“赶速悔过，联合胡君及诸同学以屏逐游某，不获则必冲决此奴隶之奴隶之范围以图独立”。
    林懿均之所以如此声援饱受压制之苦的水师学堂学生，除了他可能与胡韵仙存在个人友谊这一因素之外，林在陆师学堂的类似遭遇是其重要动因。林在陆师学堂即以“言论过激”而遭勒令退学，他与胡韵仙可谓“同病相怜”，所以，在这一事件中他能与胡韵仙等“同仇敌忾”。
    林懿均发表谴责张兆宣的公开信得到了章士钊的支持。已经历过陆师学堂学潮，刚刚接任《苏报》主笔的章士钊，恐怕读者误解林懿均的良苦用心，特加编者按，提醒读者，他们真正攻伐的对象是学堂当局，而张兆宣只不过是一“不足责”“不欲观”的小帮凶而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二十年后在女师大风潮中与周氏成为冤家对头的章士钊，在这次学潮中，则与周氏站在同一阵营中。
    虽然周作人等对水师学堂腐败内幕的揭发，从一开始采取了隐秘的检举方式，但还是引起了学堂管理者的怀疑。1903年5月12日，《苏报》“舆论商榷”栏刊登了一篇题为《敬覆江南水师全体学长》的答函，声名“记者与邹君亦不相识”，并对水师学堂某君子青提出的“欲与邹君质夫一质曲直”的请求，予以严词拒绝。
    虽然胡韵仙的朋友多方检举揭发，但此次风潮最后还是以反抗者的失败而告终。从后续的资料来判断，胡韵仙最迟在5月25日之前从水师学堂退学，转往陆师学堂。
    1903年5月25日《苏报》所登未署名的《江南水师学堂之鬼蜮》一文，对胡韵仙如何“被笞”“记过罚赡”，游泽寰如何逼胡韵仙为学堂洗白等，作了详细报道。此文作者，从逻辑上推断，除了“四人小组”成员外，前述翁浩然、黄宗邠、林懿均、章士钊等皆有可能。但就作者对该事件了解之详细、对胡韵仙感情之痛切而言，推测起来还是周作人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胡韵仙已经退出水师学堂，所以该文不再忌讳邹质夫与胡韵仙的关系，明确指出揭发学堂腐败状况、“立意为胡生出脱”者，即是“其友”邹质夫。
    通过以上辨析，我们可以断定，署名“崇明邹质夫”的《函述江宁水师学堂之腐败》《再述江宁水师学堂之腐败》的作者，即是周作人，而不具名的《江宁水师学堂某君致邹君质夫函》与《江南水师学堂之鬼蜮》，其作者为周作人的可能性很大，但需要更多的佐证资料和进一步的考辨。
    二、胡韵仙事件相关人与事
    （一）相关人物
    胡韵仙，江西铅山人，初名朝栋。他与其兄胡朝梁（诗庐）都是鲁迅在水师学堂的同学。胡韵仙与鲁迅同学，鲁迅从水师学堂退学后，他也因事退出。后又改名胡鼎，和与周作人一起考入水师学堂。[19]鲁迅1902年赴日留学时，胡韵仙赠诗中有“英雄大志总难侔”“回天责任在君流”“总角相逢忆昔年”“临别江干独怆然”等句。可见其志向之大与周氏兄弟友谊之真挚。周作人曾将胡韵仙为他所写扇面带回绍兴老家，为其祖父周福清所见，当询知其为周作人同班同学所写时，祖父郑重地对周作人说：“同学中有这样人才，不可大意，须要加倍用功。”周作人自己也非常赞赏胡韵仙的才华，说“在我们少数的朋友中间，没有一个人及得他来”[20]。
    胡韵仙虽命途短促，但确是一位富有革命精神和勇于行动的志士。既然鲁迅退学时，胡韵仙“因事”退学，而且“改名”后再考入水师学堂，说明在周作人进水师之前，胡韵仙在水师学堂已有“前科”。而他在与周作人同学期间，仍时有“革命”思想与行动。除了他最后酿成事故的《颖考叔茅焦论》，还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向两江总督张之洞（1902年10月20日）及学堂总办上书，力陈改革学堂的建议；二是在学堂组织具有进步思想的周作人、江际澄、李昭文成立“四人小组”，经常一起讨论问题；三是在水师学堂进步学生中组织“阅报社”，自费订阅《苏报》《大陆报》等进步报刊；四是组织水师学生成立“拒俄义勇队”，并联络加入上海总队事宜。
    游泽寰，相对于胡韵仙，这次事件中利害攸关的当事人之一游泽寰的现存资料更少。从周作人等披露的信息看，我们只知道他是四川人。胡韵仙事件对他在水师学堂的职位有无影响，不得而知。但据1907年10月20日上海《申报》报道，此时游泽寰已到任上海巡警一路分局通判。此后直到辛亥革命之际，他一直担任上海巡警总局下设分局的正巡官、闸北巡警总局卫生科长，期间还兼任过蒲肇河工稽查等职。辛亥革命前夕，报载他有被岑春煊调赴四川委用之说，但未能如愿。1912年底，他被委任为南京巡警总局长。1913年初当选江苏省议会议员，并任南京警察厅长。1919年1月，《政府公报》发布总统令[21]，令总统府文官甄用委员会甄用四川省长张澜呈保的游泽寰等十三人，但未见有正式任用的消息，说明游泽寰此前曾在四川任过职。此后，游泽寰便从媒体中消失了。
    张兆宣是水师学堂比周作人高一级的驾驶堂学生，他因和游泽寰有同乡关系，且在胡韵仙事件中有不光彩的表现，备受沪宁两地青年学生和媒体的攻伐，一度成为此事件的焦点人物。胡韵仙事件后，直到1915年2月27日看到上海《新闻报》关于他被大总统授予四等“文虎”勋章的报道，可知他从水师毕业后在海军任职。据报载相关消息，1918年底到1920年8月，张兆宣一直担任海军甘泉舰舰长。在1923年海军司令杜锡珪枪毙林春山事件中，张兆宣也牵涉其中。从1923年到1928年北伐革命之际，张兆宣一直担任湖鹏艇艇长。1930年2月26日，张兆宣被任命为海军部军务司科员。[22]1935年6月8日，廖仲恺灵柩运抵南京时，国民党中执委要求海军部派员到下关车站迎接，海军部派科员丁国忠、张兆宣二员去迎接。可知此时张兆宣还是海军部军务司科“科员”。[23]这是民国报刊上最后一次出现张兆宣的活动报道。
    张兆宣在湖鹏艇事件中的“告密”行为，似乎可以佐证前述周作人（邹质夫）在水师学堂期间对他的指责——“日逗之于游前，谗言浸润已非一日”。
    （二）相关事项
    1.胡韵仙《颖考叔茅焦论》及“痛骂那拉”
    由于清政府在应对俄国侵占中国东北过程中表现的软弱无能，当时的激进青年产生了普遍的反满、仇满情绪。1903年元旦，马君武、刘成禺一度在东京留学生会馆举行的团拜会上，当着满清大员发表反满演说。这些言论和情绪迅速传播到国内，其集大成者，便是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满清政府的强烈批判。虽然章太炎指名道姓痛骂光绪和慈禧的言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荣禄既死，那拉亦耄”——发表于1903年5、6月。但此前在具有革命倾向的青年志士中间，议论或痛骂满清最高统治者的言论，已经比较普遍。
    1903年3月9日，周作人在同学徐振新处看到慈禧太后及光绪帝的摄影时，他在日记中评论说：“那拉年已七十而少好如三十余岁人，怪物乎？人妖乎？我支那之冤业也。”日记虽只寥寥数语，但可见周作人等具革命思想的青年，在谈及时局时，痛骂光绪、慈禧已非一日。
    根据周作人日记和前述相关文献可知，胡韵仙所作《颖考叔茅焦论》是汉文教习所出作文题，这本来是顽固派用以发挥其“卫道”思想的好题目。但不料这一题目到了胡韵仙笔下，却被用来揭露统治者以“孝”来维护其统治的虚伪。而他之所以在此文中“痛骂那拉”，一方面与当时青年学生中比较普遍的仇满情绪和言论有关；另一方面，那拉氏的所作所为，正适足佐证卫道者的“不孝”。虽然胡韵仙此文未能流传下来，但我们可以借邹容、章太炎的攻击性文字，去想象其文笔。
    邹容、章太炎因批判清政府及其最高统治者而锒铛入狱，酿成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不难理解胡韵仙所作《颖考叔茅焦论》的“革命”意义，也可以想象作为水师学堂学生监督的游泽寰，面对此“大逆不道”言论时的惊慌失措。
    2.周作人与《苏报》
    正如周佳荣所说：“《苏报》是清末革命史上重要的报刊之一，‘苏报案’更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二者对于晚清政治和思潮的趋演，都有非常大的影响。”[24]胡韵仙事件正好是在“苏报案”发生前两月、《苏报》日趋“革命化”之际发生的，《苏报》对周作人、胡韵仙等的影响，显而易见。
    1901年（辛丑）12月24日，正是周作人首次读到对他影响甚大的《天演论》之日，他也首次读到《苏报》：“晚饭后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夜仝阅《苏报》等至十二点钟始睡。”我们对《天演论》带给周氏兄弟的惊喜，早已耳熟能详，但对《苏报》给他们的影响，却鲜有述及。周氏兄弟“仝阅《苏报》”且“至十二点”，说明他们对其痴迷程度不亚于《天演论》。
    1903年1月29日，周作人与李昭文、胡韵仙、张敬甫四人商量自费订阅《苏报》，2月18日，周作人等收到他们集体订阅的2月1日至15日的十五期《苏报》。从此，周作人几乎每日阅读《苏报》，尤其关注其中的“学界风潮”栏。周作人水师学堂期间日记所记最后一次看《苏报》，就是前述向《苏报》报告学堂腐败情形。
    周作人虽然到南京后，早在1902年初就开始阅读《苏报》，但之后在1902年这一年中，他日记中再没有出现过《苏报》。而从1903年初到4月底胡韵仙事件发生，与同学共同订阅《苏报》，频繁阅读《苏报》。周作人的这一转变，一方面与他自1902年下半年以来对新书报的阅读，对新知识、新思想的接受有关；另一方面，与《苏报》言论开始趋向革命，报道学潮，成为“新学界”[25]之代表有关。周作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密切关注《苏报》，并将水师学堂的腐败情形函告《苏报》，以呼应这一进步潮流。[26]周作人晚年对《苏报》之于他揭发水师学堂腐败的影响，也有详细的记述：
    当时讲维新，还只有看报，而那时最为流行的是《苏报》，《苏报》上最热闹的是学堂里的风潮，几乎是天天都有的。风潮中最有名的是“南洋公学”的学生退学。以后陆续的各地都发生了。仿佛是不闹风潮，不闹到退学，便不成其为学堂的样子，这是很有点可笑的，却也是实在的事情。（中略）我们四个人——即我和胡鼎，江际澄，李昭文的小组，可是觉得水师学堂太寂寞了，想响应《苏报》，办法是报告内情，写信给报馆去。内容无非说学生的不满意，也顺便报告些学堂的情形，却是很幼稚的说法……[27]
    三、水师学堂期间的“新青年”周作人
    水师学堂是周作人一生中惟一正式进过的学堂，而这一时期正值他思想、个性、文体的萌芽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师学堂在周作人的一生中，具有“起源性”的意义[28]，我们在他日后日益成熟的思想、个性、语言、文体等各方面，都能看到其在水师学堂期间的模糊身影。
    （一）“浮躁凌厉”的“新青年”
    一般认为，“浮躁凌厉”[29]是周作人五四时期显现出来的个性特征和文体特征。究其实，周作人个性中的最突出两个方面，在水师学堂期间已显露出来。1902年2月2日，当胡韵仙说周作人“内蕴不露，接物谦和”，他则“哑然笑其皮相也”，说明周作人此时并不认可“敦厚温和”是他的“本色”。那么他的“真相”，无疑当属“流氓鬼”的“浮躁凌厉”之气了。周作人个性中的这一方面，在水师学堂期间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他在五四时期，只不过鲜为人知罢了。除了上文所述他在日记中大骂那拉氏为“怪物”“人妖”外，1903年3月21日，周氏兄弟因散播弘文学院学生退学消息而被叔祖严厉批评后，周作人毫不掩饰对作为长辈的叔祖的愤怒，并将其守旧、顽固之罪责上升到亡国灭种的高度。周作人在日记中，也有对两江总督张之洞、魏光焘以及学堂总办黎锦彝等，时有尖刻的批评。
    青年周作人的这种“浮躁凌厉”，并不限于激烈的言论，更见诸其行为。1903年4月5日，周作人说他因读《新广东》而“拔剑起舞者再”。4月7日，他与同学登卢龙山游玩途中，下山路过一庙，与胡韵仙进庙“毁其神，折其首”。他还参与了诸多“革命”活动。在水师学堂，他与同学秘密商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在胡韵仙事件之后的7月29日，他受张伟如之邀到南京城南承恩寺万城酒楼聚餐，与会者中如胡韵仙、吴鄂刚、李复九，都是学堂中的活跃分子。而据周作人说，其中的刘寿昆，当时正在做联络革命的工作。[30]1905年2月16日下午，周作人被封燮臣函招，去南京大功坊辛汉处聚会，其中即有当时已声名赫赫的女留学生秋瑾。秋瑾这次来南京，是为运动大资本家之子辛汉资助革命。其余参会人员，应均非非等闲之辈。周作人这般参与具有“革命”色彩的青年聚会，足证他当时是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新青年”。因此，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之气，是他青少年时期既已萌芽的思想个性的自然结果，此后在“兄弟失和”、溥仪出宫、“女师大风潮”等事件中都有淋漓尽致的发挥。至于它日后何以与其个性中的另一面——“敦厚温和”的“绅士鬼”——交战，以至被压服、淡化，乃是一个已被学人广泛论述而至今难以说清的问题。
    （二）“论战”的早期训练
    荷兰学者贺麦晓曾以“骂”来概括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特征。[31]“骂”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重要特征，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非常重要的内容。
    不必说，周作人一生与他人的论战，难以计数。即使是他初露锋芒的五四之际，其文学革命的成绩之一，即是与守旧者的“论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周作人在水师学堂期间的这些“论战”，不仅是他个人文学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预演”与“尝试”。
    周作人在绍兴私塾、杭州“随侍”期间和水师学堂汉文课上所作八股文等，都属旧文学的范畴。到水师学堂后，他开始大量阅读新式书报，对八股文等旧文体日渐厌恶，他每作汉文教习布置的“论”“义”等，便觉“文机顿塞”“江郎才尽”，遂与“八股尊神”绝交，转而尝试“新文体”的写作。前述《函述江宁水师学堂之腐败》《再述江宁水师学堂之腐败》，是目前我们所知周作人最早的论战性“新文体”，但这之前，周作人已进行过这种“新文体”的写作训练。周作人1903年3月27日日记中说：“予于国文未能窥门径，平日作信，率以常言道之，并无议论，今偶作此，滔然不满，然聊以演习而已，后当时一为之。”第二天，周作人又给刚从浙江大学堂退学的表妹婿车幼常写了一封千余字的长信，他自认这种“演习”对他的思想和文笔，都有很大的帮助。在正式发表他早期的译作之前，周作人经常阅读的《苏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大陆报》等这些新式报刊，因其文体自由奔放且平易畅达，条理明晰而又笔锋常带感情，对周作人这一代青年“别有一种魔力”。周作人在尚无发表作品机会的情况下，利用与同学通信的机会，时时锻炼自己的文笔与“议论”的能力。这种具有尝试性、过渡性的写作实践，无论是对周作人个人而言，还是对清末文坛的整体转型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也为我们观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生动案例。
    
    注 释：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2页。
    [②]周佳荣《苏报及苏报案》，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5页。
    [③]本文所引或述及周作人日记，均出自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周作人日记》（上），其日期均依原文，为中国旧历。为行文方便，其具体出处不再一一标注。
    [④]邹质夫《函述江宁水师学堂之腐败》，罗家伦主编《苏报》，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第2版，第180页。《苏报》原文为竖排、繁体字、无标点，本文引用时改为横行、简体字，并酌加标点。有漫漶不清之字，均以□代之。《苏报》在日期标注上采用西历与中国旧历并用的方式，本文为与周作人日记一致，引用《苏报》文献时，仍用旧历日期。
    [⑤]邹质夫《再述江南水师学堂之腐败》，罗家伦主编《苏报》，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第2版，第190—191页。
    [⑥]海上病猿《记江南水师学堂胡君侠耕事》，罗家伦主编《苏报》，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第2版，第207页。
    [⑦]王宗邠为黄宗邠之误（黄、王上古都属匣母字，即声纽相同，故在方言常被混淆），黄为江南陆师学堂退学事件中的积极分子。据《江南陆师学堂学生退学始末记》（《苏报》1903年3月29日）所附《退学生之姓氏里籍》，黄宗邠字桂芬，湖南善化人。
    [⑧]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鲁迅研究资料》中的《周作人日记1903-1904》将此处三人错认为“翁浩然、曾固、王宗邠、某园召、期筠轩”六人。“曾固”在周作人日记中明确是翁浩然的字，可知此处排列方式为“姓名+字号”，但（黄）王宗邠字桂芬，可能周作人当日写日记时不知其字，故以“某”代之；周召期（字筠轩、云轩）是陆师学堂的毕业生，1902年已在日本留学。总之，这三人都与当时上海组织“义勇队”有关系，故周作人等请托这三人代为联络。
    [⑨]周作人《旧日记抄》，《风雨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⑩]邹质夫《江宁水师学堂某君致邹君质夫函》，罗家伦主编《苏报》，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第2版，第212—213页。
    [11]周作人说：“我们四个——即我和胡鼎，江际澄，李昭文的小组……”，他们“四人小组”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小团体。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
    [12]周作人1951年在《王敬轩的信》一文说：“……王敬轩信是假造，这本不成问题，问题是假造的人，据我所知道这人是钱玄同。我见过玄同的原稿，说不定还贡献过些意见……”（周作人《饭后随笔》（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页）。根据当时钱玄同和周氏兄弟的交往之密切，不仅王敬轩信中有周作人的“贡献”，我怀疑这出“双簧”的创意本身也来自周作人。
    [13] 1903年3月3日记：“闻隔巷寒犬，吠声如豹，闻之令人发指，亟到同学李君闲谈，以避其嚣。”3月5日记：“夜看《夜雨秋灯录》并《说铪》各一帙，读将罄，吠声忽作，蛙鸣聒耳，如置身青草塘。陶子真云：春蛙逞烦吠。”3月6日又记：“四下钟后，学生监听无赖子恶少年，嗾至管轮我诸学生处搜检，该无赖诡称失物，使故作此态，以欺众人耳目，而在人视之，必见其肺肝然。呜呼！我学生乃被犬彘诬为贼，我学生乃与犬彘为伍，呜呼！我八十人何一人无血性也。”周作人后来在3日日记上标注：“此指高先澍骂詈也。”。
    [1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15]周作人日记写道：“夜至航海科仝侠耕（即胡韵仙）闲谈。伊云黎总办廿三见制军后，即令四生（即随往东洋者）草改革章程之条陈，似有意整顿，然此中积垢太深，苟欲改革，必须斩草除根，举凡一切章程规则委员学生抛弃而齑粉之，驱除而廓清之，另立一新学堂而后可，不然无益也。”
    [16]周作人《周作人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第394页。
    [17]如周作人1903年1月27日给鲁迅的信只写西历日期，便遭叔祖周椒生大加申斥，“目予为无君无父”；2月19日周椒生扣留鲁迅从东京寄给周作人的《浙江潮》；3月6日，学生监督受高先澍的嗾使，搜查管轮堂学生宿舍。
    [18]该文在《苏报》发表时作者署名为“爱国学社林蛎”。
    [19]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20]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4页。
    [21]《政府公报》，1919 年第1060期。
    [22]《申报》1930年2月27日。
    [23]《海军公报》，1935 年，第73期。
    [24]周佳荣《苏报及苏报案·前言》，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25]周佳荣《苏报及苏报案》，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26]《苏报案纪事》对《苏报》的转向及影响有这样的概括：“《苏报》之所以大张旗帜，实始于去年（壬寅）之冬，盖增入‘学界风潮’一门，乃大为阅者注目矣。说者以东南学界之屡次破坏，皆《苏报》之罪，亦未始无因。然即令有罪，而《苏报》之所不辞者也。本年之春，《苏报》日益发达，先持渐进主义，至此乃持激烈主义。其所以然者，亦见中国之耻辱社会之腐败，日甚一日，几无可收拾，遂宁冒天下之不韪，而于万籁无声之中，陡发此天空大震之霹雳。此霹雳声旋于诸顽固之顶而不能去，则其惊骇狂叫，谋所以消灭之也，又何待言。由是观之，则润五月十三日之事，不必其非常可怪也。”见罗家伦主编《苏报案纪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83年，第1-2页。
    [27]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3-134页。
    [28]彭小燕《元周作人——周氏早年日记（1898-1906）细读（上）》提出：周氏的日记始于光绪戊戌年( 一八九八)，1898年周作人可算14岁，在14岁到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的20岁（1904年）之间，周氏留给世人的文字不算多，但毕竟也可以说不少，它们是他最初的文字，字里行间有没有一些其实深藏着周作人之“元色”的信息呢？（《上海鲁迅研究》2016年第4期）
    [29]学人多以“浮躁凌厉”概括周作人早期的思想性格，这一说法最早出自1932年11月13日周作人给俞平伯的信中：“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消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见周作人《周作人书信》（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9页。在1934年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引起的风波中，曹聚仁引用了这一说法，并将周作人五四之后的思想变迁概括为从“浮躁凌厉”到“思想消沉”，即“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见曹聚仁《周作人先生的自寿诗》，《申报》1934年4月24日。
    [30]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1]贺麦晓说：“任何阅读民国时代的文学批评的文章，都不可避免地注意到，批评家频繁和轻易地允许自己使用针对人身的（ad hominem）言论，这些言论常常具有‘骂’的性质。当时的文学圈子强烈地意识到这种现象，许多人抱怨这种‘骂’或‘骂人’的做法。”“作为民国时期文学批评文体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研究中，‘骂’的写作应得到比以往更系统和更多的关注。”见[荷兰]贺麦晓《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陈太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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