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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下乡初见猪狗交配惊呆(3)


     “那简直叫倒背如流!”对于这一段,潘绥铭读了许多遍。
     然而,不久之后,这样的革命文学也伴随各种爱情文艺“大毒草”,被革命的洪流无情地卷走,只留下一些无性无欲无爱的样板人物。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启了全面禁欲的年代,刚刚萌芽的性咨询和性教育被扼杀于摇篮。“性-错-罪”几乎三位一体;谁掌握了谁的男女作风问题,就可以对其发动专政。男女差异被抹去,谈情说爱中流行的问答是:“你为什么爱我?”“因为你思想好,爱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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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专家邓明昱写道:“那时,性发育得不到正确的指导。女孩子的月经被认为是‘倒霉’,见不得人;男孩子的遗精也被认为‘有伤元气’;青春期和青年期的性自慰被认为是‘危害健康的不良行为’或‘不道德的行为’。性困惑基本上无处咨询,性机能障碍也无处求治,同性恋更是被当作流氓犯罪行为予以处理。”
     当美国年轻人喊着“要做爱,不要作战”时,中国的年轻人却听从了毛主席的号召,带着满腔荷尔蒙,“到广阔的天地去”。
     3 of 9在潘绥铭的经验里,“上山下乡”运动是他们这一代城里人获取性知识、完成性的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在乡下,他第一次看到猪狗交配,目瞪口呆,还从农民的日常语言中,学到了鲜活的性知识。尽管如此,他从不敢和农民交流。性仍是秘密和禁忌,谈论性仍是极大损害自己革命形象、会遭到唾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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