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与共生: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下的人类学回应(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23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朱剑峰 参加讨论
全球生态危机的人类学回应 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和人类纪、资本纪, 针对克苏鲁纪理论提出的新要求, 人类学仍然是在两大学科特色上予以回应:一个是理论上对文化的理解, 另一个是民族志方法的贡献。有关人类学理论的讨论, 最新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本体论的重新认识上, 这也是主张本体论人类学的一股力量。而有关民族志的贡献则主要集中在多物种民族志 (multispecies) 的出现上。如前文所述, 本体论的回归主要是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追随者在亚马逊流域做田野研究的法裔学者发起的, 其中以德克拉 (Descola) 12的新泛灵论 (animism) 和维维罗·德·卡斯特罗 (Viveiros de Castro) 13的角度论 (perspectivism) 及其提出的自然多元论 (multinatualism) 最有代表性。他们都承袭了列维—施特劳斯利用民族志提供的数据进行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传统, 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困扰欧美学者多年的问题:从康德认知论转向哲学影响下的社会科学领域内社会建构论的局限性, 尤其是仅仅对认知论进行考量, 最终的结论只能是“自然是文化建构”这一看似颇具启发性但又非常无力的结论。由于它最终把改变现实、解决危机的力量都赋予了人类, 从而又陷入人类中心论的怪圈, 无法应对危机。本体论人类学者通过对亚马逊流域人群的研究, 引入他们的当地概念, 指出西方观念认为的只有相似外表而内在精神不同所导致的差异性存在的原因其实是一种西方的“自然主义”, 这导致自然成为游离于我们主体自我存在的客体。尤其是维维罗·德·卡斯特罗提出的自然多元主义, 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以往的人类学是建立在自然/文化两分法基础之上的:自然是普遍存在的, 到处都是相同的, 不同的是文化, 文化是自然的不同表达形式而已。所以, 自然多元主义的提出是想唤起另一种颠覆性的思考方式, 彻底脱离西方思想体系, 看看是否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现实。这里的文化只有一个, 不同的是自然;精神只有一个, 不同的是肉体。毫无疑问, 这些人类学理论的讨论和智力训练, 在回应全球生态危机中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路。但是笔者更加认同哈拉维的观点, 认为他们仍然意在解释一切、计划一切的抽象宏大概念, 比如形而上学。本体论本身带有强烈的性别权威色彩, 不利于我们生产出更多有生命力、给人以希望并生活在当下与麻烦共存的具体故事叙述。这也是哈拉维“情景化知识” (situated knowledge) 的一贯主张。而人类学的另外贡献——民族志恰恰契合了这种要求。人类学家总是具有不停地对既存现实提出疑问的潜力。作为一个类别, 人的边界曾不断受到挑战, 奴隶、女人、残疾人甚至犹太人在历史上都不是“人”, 都是阿甘本 (Agamben) 14笔下的可以被抛弃屠戮的“赤裸生命” (bare life) , 那么很显然, 当下的“赤裸生命”就包括了植物、动物在内的其他物种。当禽流感、疯牛病等健康危机出现的时候, 大规模宰杀禽类的行为屡见不鲜。这样的治理可谓弊端累累。是严防死堵、因势利导还是共生同存?该如何改变思路来思考问题15或改变隐藏在故事讲述背后的故事?而正是这个隐含的故事不断将其讲述的故事规则化、统一化, 或将之作为他者, 或将之作为替代。因此, 假如这个隐形的故事不改变, 就无法真正改变处理全球生态危机的方式, 而寻求新的讲述方式, 是人类学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多物种民族志的目的不应该设定为把声音、能动性或主体性还原给非人类的生物体, 将他们视为“异域”文化的代表, 视为不同的“他者”。它的目的是迫使我们对现有的分析工具, 即这些认识自然的类属方式进行彻底的、激进的再思考。 在讨论多物种民族志的实践之前, 笔者希望先讨论一下两位人类学家的经典理论, 它们是多物种民族志实践者承袭的重要理论谱系。第一个是英国人类学家玛丽琳·斯特拉森 (Marilyn Strathern) 对于亲属制度的贡献和她提出的要学会“自然之后” (after nature) 的思考。斯特拉森认为, 人类学是一种知识实践, 是将关系置于其他关系之中所做的研究。亲属制度这一人类学的有关关系的经典概念, 被用来研究人类和自然世界的关系:“通过亲属关系, 我们需要理解的并不仅仅是亲属之间的互动关系, 而是这些关系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性、基因传递、生育:这些生命事实曾经是夫妻、姐妹、父母和孩子关系形成的基础, 因此也被视为亲属联系的基础。而融入这种生殖模式的是自然显示和社会建构的结合。这些有关亲属关系的想法给予我们的是一个理论, 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关系的理论。”16她针对英国社会的亲属关系所做的演讲很明确地提到, 是关系创造了个人, 而不是个人先于关系存在。以此类推, 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产生了人和非人类的区别, 人类和非人类的存在是置于某种特定文化/自然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她提出, 当自然需要受到保护的时候, 它作为文化表达的基础地位就受到了挑战, 斯特拉森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和哈拉维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也是因为她们都是女权主义学者。斯特拉森的理论建立在她早期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志田野, 她关注的是生殖和性别以及亲属关系。2004年, 她在《部分关联》 (partial connections) 一书中展开了和哈拉维的赛博概念以及自己早年马来西亚有关人格 (personhood) 的对接, 建议使用“部分关联”作为分析工具来思考我们以往对于关系的理解, 希望能够从以往的文化多元论中走出来。她指出这种多元化 (plurality) 的模式给人类学的只能是多个“单一社会” (single societies) 关系并将它们联结起来, 但是它们各自相对于其他社会仍然是外来者。这种思路导致针对外来者的政治只局限于同化、保护和文化多元三种模式, 而它们在现实中都有弊端, 无法真正实现一种融合共生, 无法真正意识到自己和他者的同生共存现实。所以斯特拉森主张用“部分关联”来替代以往对于实体 (entities) 的概念化理解。这些实体从关系中产生, 这种关系不是外在的联结 (inter-connections) 而是巴拉德 (Barad, 2007) 17所说的内在联结 (intra-connections) 。斯特拉森借用了当代几何学上的分形 (fratals) 概念来直观描述这种新的实体和关系的连接, 因为它们的界限允许其他的身形进入, 但又不是到处侵占, 而是一种内含的区分。分形也拒绝“部分和整体”的传统思考:“研究个体例子的时候, 就进入了一个混乱的状态, 没有中心的结构, 没有地图, 有的只是无尽的万花筒式的变化组合。”18分形中的各部分都是像万花筒般的内联关系, 所以关系本身不是置于部分之外而是与部分合为一体。万花筒式的相似和不同的并存以及这种没有整体的关联被斯特拉森称为“部分关联”。这使得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不同的叙事, 即可以说明一些事物是如何能够看起来包含在一起但又维持着不同的特色的。斯特拉森希望超越自我/他者、公共/私有、身体/精神两分论, 找到不同于“总体由部分组成”的这种思路。部分联结给多物种民族志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去探寻各种生态的不同物种共生同存关系。 第二个是法裔社会人类学家拉图尔的理论主张19。他对于我们的启示更多的是颠覆了传统社会学理论, 将描述作为研究和写作的重点。他的社会学不是“社会学” (sociology) , 而是“形成社会的学” (asociology) 。在笔者看来, 他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贡献, 也是哈拉维“情景化知识”的另一个版本, 而不是一个超验的高度抽象的哲学理论体系。他提出最好的解释就是详尽描述, 这种没有解释清楚就是因为没有描述清楚的论点, 笔者深以为然。当然更多的人认为他的贡献在于将人、物都赋予了能动性, 并将之纳入相同的分析框架和体系中进行研究, 这也是很多当下科学技术学 (Science Technology Studies, STS) 学者热衷“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原因。但是拉图尔的ANT所主张的绝对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对称性, 却排斥了各种不同的价值问题, 而价值又是所有政治工程的中心。所以拉图尔的理论缺乏政治性, 看不到不平等的各种制度所带来的不公平正义现实, 这使他长久以来一直受到非难。拉图尔敏锐地观察到了一组平行的现象:政治家总是代言人民, 而生物学家则代言非人类的动植物和微生物, 于是他从2014年开始了他的还民主于自然的项目。他把现代性视为敌人, 他的早期作品主要解构了西方知识体系中“大写的科学”概念。他认为现代化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是人类以进步名义施以各种破坏的“存在方式”的主要推手。他希望通过民族志方法, 尽量少用形而上的东西, 最大程度地描述和获取不同的存在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生态化关系, 并把这视为现代化的解毒剂。但是, 他把现代性视为敌人的做法, 在哈拉维看来, 很可能落入二元论陷阱。因为拉图尔的理论一定要通过批判现代化才能实现, 即是要通过对敌战争来获取和平。这种叙事不能真正改变已有的现实, 要完成拉图尔与地球相连的故事, 我们要减少这种二元叙事及其潜在的危险:英雄式的救赎。我们需要的是与麻烦同在的多触角方式, 关注持续发生的叙事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