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治——基于德保苏铁案例的田野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2 03:11:05 《鄱阳湖学刊》2013年第 付广华 参加讨论
【摘 要】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壮族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生境和物种，德保苏铁、白头叶猴等更是全球范围内独有的珍稀物种。文章以在S屯进行的田野调查为主要资料来源，回顾德保苏铁发现、濒危与保护的历程，揭示德保苏铁保护过程中复杂的权利关系，并试图反思镶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政治属性，为学术界认识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保护；政治；德保苏铁 【作者简介】付广华（1980-），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南方民族和生态人类学研究。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物多样性丧失逐渐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科学和政治事项。随着生境变化、人口的增加以及技术的更新，生物多样性丧失正在加剧。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招集与会的150多个国家签署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全球协议，生物多样性公约获得快速和广泛的接纳因此，在当代环境保护诸领域中，生物多样性保护无疑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深受科学思想影响的自然科学学者们认为：生物物种是否丰富，生态系统类型是否齐全，遗传物质的野生亲缘种类多少，将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几乎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们也开始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去，并形成了诸多极有见地的观察。概而言之，社会科学家们认为，生物多样性跟文化多样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生物多样性减少，则文化内容的多样性将会随之减少；不同的文化对生物多样性有着不同的认知，某些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独特的意义；有时候生物多样性保护还与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相联系，成为整个结构的一部分。如法国自然主义思想家赛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就认为，“对自然的任何破坏都伴随着对文化的破坏，所以任何生态灭绝（ecocide）从某些角度看就是一种文化灭绝。”[1]11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壮族地区也有着自身独特的生境和物种，德保苏铁、白头叶猴等更是全球范围内独有的珍稀物种。在此，笔者谨以在德保苏铁的发现地——S屯进行的田野调查为主要资料来源，围绕德保苏铁的发现与保护进行探讨，揭示德保苏铁保护过程中复杂的权利关系，并试图反思镶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政治属性，为学术界认识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田野点概况 S屯是德保县敬德镇扶平村的一个自然屯。德保县是一个壮族聚居的县份，全县36万人中，壮族人口占97.8%。总面积为2575平方千米，其中石山区面积又占到70%，主要有峰林谷地、峰丛洼地、土被山三种基本类型，德保苏铁即发现于敬德镇扶平村的石山之上。全境西北高，东南低，最高峰黄连山，海拔1616米，后来移植的德保苏铁幼苗就种植在该山所在的自然保护区内。在气候上，德保县具有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特点，冬温夏热、四季分明，降水丰沛，季节分配比较均匀。德保县东部与田东县、天等县接壤，西部与靖西县相连，北面同田阳县、右江区毗邻，是边境地区靖西、那坡县与百色右江河谷相连接的咽喉要道。 敬德镇地处德保县西北部，总面积255平方千米，距德保县城43千米。全镇辖多敬、扶平等20个行政村、292个自然屯，共6198户、27596人。扶平村离镇府所在地14千米，原属扶平乡管辖，后于2005年7月撤并入敬德镇。该村四面环山，东通敬德镇，西通靖西县扶赖街，北通东陵乡和百色市右江区泮水乡。全村有百叫、陇也、巴迷、中屯、街上、谷龙、谷甘、巴边、那莫、上平、那弄、那细、新村、班合、奇马16个自然屯，共617户、3033人。耕地面积1404亩，其中水田1034亩，旱地370亩。近年来，该村积极参与农业结构调整，坚持利用水田进行烟稻轮作。2008年，全村有194户种植烤烟，合同面积1667亩，产量达3870担，产值达295.56万元。 S屯位于扶平村北部，是该村最大的自然屯。年均气温18-21℃，最高气温37℃，最低气温-2.6℃。年雨量1461毫米，冬春季为早季。耕地多为水田，二队人口多，人均仅0.5亩；一队人均达0.8亩。旱地基本上已经退耕还林。同整个扶平村一样，盛行烟稻轮作。不种植烟叶的青壮年农户常年外出务工，留守老人和儿童众多，村屯公共水利维修难以为继。S屯属于多种姓氏杂居的壮族村落，在80户、430人中，有黄、莫、陆、梁、谭、庞等12个姓氏。屯集体拥有的公山众多，有“封山”、“郎卡玛”、“龙眉”、“龙大邦”、“弄江”、“龙古查”、“龙那养”、“龙地巴”等近10座。被誉为恐龙时代的“活化石”的德保苏铁就是在S屯北边的“郎卡玛”石山上发现的。 二、德保苏铁的发现、濒危与保护 苏铁，人称铁树，是现存种子植物中最原始的一个类群。它出现在3亿年前的晚石炭纪，繁荣于中生代的侏罗纪，是恐龙时代的植物。现存苏铁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是当前世界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植物。德保苏铁(Cycas debaoensis)，当地壮族称之为“[?uai2]”，又俗称“竹子铁”，百色市林业系统过去常称之为“叉叶苏铁”。1997年，经钟业聪和陈家瑞先生的努力，“德保苏铁”正式被确定为新种[2]。由于早期村民开垦山林种植茶树或放牧砍柴，目前所剩的植被仅是次生石山矮灌丛 ，德保苏铁是当地植被的优势种之一。伴生植物多为旱生的灌木和一些禾草类，还有一些小乔木。德保苏铁虽然也是叶子分叉的苏铁类植物，但它又不同于叉叶苏铁和多歧苏铁。其最大特点是：叶为三回羽状复叶，叶片多达巧片，小羽叶长而渐尖；大抱子叶裂片线状，多达25对，胚珠多至4-6枚。从其叶片的分裂状况看，它是苏铁类中比较原始的种类。[3] 当1997年该新种正式发表后，引起了植物学界的高度重视，有关专家认为，这一古老物种的发现，意义不亚于以往一些“活化石”的问世。1998年，世界保护联盟派出专家组，专程前来考察，国内研究单位的科学工作者也纷至沓来。德保苏铁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当地村民为那片在他们眼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植物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感到震惊。然而，自从国外专家来看过德保苏铁，并拍摄了照片以后，村民们就逐渐意识到苏铁的重要价值了。然而，由于德保苏铁发现后保护措施没有及时到位，破坏者接踵而至。先是一些商人和“引种”者闻讯前来高价收购，使这种本应严禁买卖的珍稀物种很快流人了百色和南宁的花木市场。见此情况，当地村民则“先下手为强”，抢先上山挖取植株占为己有，以待日后价格上涨时抛出。于是自1999年初开始，德保苏铁惨遭劫难，大量植株被挖走，伴生植物被砍伐。据当年10月上旬的现场调查，山上的植株只剩下大株100余株，小株300余株(小苗不算在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竟然损失了1500余株，所剩不足1/4。那些长在土中的植株已全被挖光，长在石缝中的能拔的几乎全被拔走，昔日郁郁葱葱如翠竹遍布山坡的德保苏铁景观，已面目全非。[4]一些人还在自家的地里面做了些苗圃，然后就从山上挖下苏铁苗回去种；有人将挖回来的苏铁种在自家的院落里。可以说，能挖的都被挖走了，只有那些长在石缝里的才幸免遇难。有些有经济头脑的人，还把它们制作成盆景，远运到广州等地高价倒卖。还有的人把苏铁的种子采集起来，按粒卖给外来的花商。在笔者调查过程中，S屯屯长LFS就曾提及一个案例：邻村的HPN从“郎卡玛”滑落的山石中挖走一株德保苏铁，现在每年产种子300-500粒，每粒可卖30元。虽然他曾经代表屯里向他索取，但HPN并没有归还。 目前，经多方努力，破坏德保苏铁资源的行为已得到有效制止，德保县人民政府已批准建立保护区。同时保护工作也得到国际保护联盟苏铁专家组的肯·希尔和陈家瑞教授的现场指导，甚至还得到美国苏铁协会及国内外有关专家个人的资金援助。现已并初步建立了一个山间苗圃进行繁育工作，实行了原地保护与人工繁殖相结合的保护措施。为了更好的保护德保苏铁，国家林业局决定资助德保苏铁回归自然项目，促进德保苏铁野外种群繁殖扩大。2007年11月10日，国家林业局印红副局长在深圳郑重宣布，德保苏铁回归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珍稀濒危植物的保育工作已由单纯的就地保护发展到以迁地保护促进就地保护的新阶段；2008年4月1-2日，在德保县敬德镇扶平村成立首所以德保苏铁命名的德保苏铁小学，同时500株经过DNA亲子鉴定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德保苏铁”苗木，从深圳国家苏铁种质资源保护中心移植广西黄连山自然保护区，揭开了我国珍稀濒危植物首次系统性回归自然的序幕。[5] 不过，根据笔者最新的实地调查，虽然德保苏铁的异地保护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其原生地保护状况却难以乐观。原来有编号的地方，因护理不到等原因，也已经死掉了。S屯村民因为难以从苏铁保护中得到好处，已经停止了原来的巡山护卫行动，基本上不闻不问，使得社区基础的保护基本上消失。与此同时，偷挖盗窃的风气仍没有完全杜绝。在笔者对S屯不同村民的访谈中，他们都曾讲述过最近的一个案例： 前年，有两个人开着汽车来偷盗苏铁。他们自称是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在苗圃里偷挖了4棵。这事儿被村民发现了，他们慌慌张张地逃跑，一不小心，车子陷进了田里。虽然我们没能抓住他们的人，但幸好车子在，于是傍晚时候打电话给林警，林警连夜赶来处理。后来，听说林警根据车牌号抓住了偷盗者。 值得庆幸的是，最新发现的德保苏铁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上述发现地以外，另外还在德保县敬德镇相邻的百色市右江区泮水乡、那坡县定业乡以及云南省富宁县归朝乡发现了野生居群。据王菊红等人的调查研究[6]，现存德保苏铁野生居群可依据土壤基质的性质分为两大类：一是石灰岩类型，包括本文田野点所在的扶平居群以及桂滇交界地区的几个小居群，其分布范围都十分狭小，多局限在当地孤立的石灰岩山海拔630—1100米的狭窄区域，周围多被农田所包围。另一个是砂页岩类型，主要是沿滇桂交界河——谷拉河及其支流沿岸来分布，分布区跨滇桂两省（区），因人为破坏造成了多个孤立的小居群，其中的2个居群已趋向消失。 通过这一历程的回顾，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德保苏铁在最初发现的两三年间遭受到如此严重的破坏，以致影响到整个种群的生存？谁要为此负上最大的责任？是当地村民，抑或发现者，还是其他的利益相关者？ 在笔者看来，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跟我们整个全球经济进程密切相关，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消费习惯密切相关，跟我们不经意的经济行为密切相关。著名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在其名著《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开篇曾经指出： 人类世界是一个由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和整体，这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个整体分解成彼此不相干的部分，其结局必然是将之重组成虚假的现实。诸如“民族”、“社会”和“文化”等概念只是指名部分，其危险在于有可能变名为实。惟有将这些命名理解为一丛丛的关系，并重新放入他们被抽象出来的场景中，我们方有希望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并增加我们共同的理解。[7]7 沃尔夫在其中所倡导的世界联系的观点如今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在笔者看来，当今世界的联系较之沃尔夫所研究的工业革命前后更为紧密，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都在加速发展之中，由之带来的生态联系也在持续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只是这个全球经济政治生态联系网上的一个结点罢了，要想真正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质，必须要到它被抽象出来的历史场景中去。在本节所研讨的S屯案例中，德保苏铁之所以刚发现两三年就致濒危，固然有当地民众偷挖乱砍的原因在内，但更深层次的是，外部世界的需求导致了这种令人伤心的局面的出现。由于德保苏铁是中国特有种，具备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常常有不法商贩到S屯一带收购苏铁植株和种子，一些当地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大肆采挖野生苏铁资源。根据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黎德丘等人的研究，仅2001年，百色市右江区林业局在境内一次性依法查获偷运德保苏铁的卡车2辆，没收德保苏铁达11吨，预计还有相当数量的野生苏铁植株已经非法流出百色甚至广西。与此同时，一些风景区的苏铁园为吸引游客从百色、崇左等野生苏铁分布区非法收购了近1000株野生苏铁和大量苏铁种子；来自广东的个体老板长期从龙州、宁明等地收购野生苏铁。[8]这样看来，德保苏铁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与整个全球经济政治进程密切相关的，是外部世界对野生苏铁资源的一种掠夺。 不可否认的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跟我们个人不经意的日常行为之间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以美国人日常早餐常吃的香蕉切片来说，它的生产过程就是让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成为消费市场牺牲品的过程。为了供应第一世界便宜的早餐香蕉切片，美国于20世纪初进驻中美洲，砍伐掉热带雨林，以种植香蕉，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严重损失，其后果无法估计。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体系更加剧了殖民主义对生态和小农的负面冲击，因为消费者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竟然牵动到世界另一端的生活，甚至成为剥削别人与环境的帮凶。事实上，这些庞大的跨国企业只注重企业利润和规模最大化，以剥削穷国的劳工和自然资源为主要手段，最终得利的只能是权贵阶级，而受害的则是与全球环境密切相关的热带雨林以及不断遭受驱逐的小农。[9]再比如我们当前的德保苏铁案例，当地民众历史上曾经有利用苏铁茎杆酿酒的传统，而正是这样的传统使得不少德保苏铁曾经毁于一旦。时至今日，当地民众有时又迁怒于德保苏铁，在砍柴、放牧时遇到时，并不加以特别的注意，致使一部分德保苏铁消失。 三、两种权利的冲突 在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国家和学界常常是通过划入自然保护区来实现物种及其生境保护的。德保苏铁的保护也不例外。2004年，德保苏铁的发现地——“郎卡玛”被划入县级的黄连山-兴旺自然保护区，并升格为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区管理机构没到位之前，由县林业局监管。然而，“郎卡玛”是S屯集体所有的山地，壮族民众世世代代在山上放牧、砍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章第二十六条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郎卡玛”划入保护区以后，德保苏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剥夺了S屯民众的上述权利，因此他们与所属的林业部门和外来的保护者们产生了冲突。 德保县林业局是直接管理自然保护区的国家权力机关，负有保护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的不可推卸的行政责任。1999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并附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将中国苏铁全部物种都被列入一级重点保护对象。因此，德保苏铁也就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德保县林业局必须要重视德保苏铁及其生境的保护。对它们来说，德保苏铁是“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物种”，“具有极高的重要科研、生态和文化美学等价值。”对此，德保县林业局还有着更多的考虑： 为什么各国政府和科学家们对苏铁植物保护如此高的重视？除了它的园林观赏、药用等直接的经济价值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苏铁植物本身的科学价值……它们对于研究种子植物的起源演化、植物与动物的协同进化、植物区系、古地质和古气候的变迁等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受到全世界的重点保护。[10] 从上述文本来看，德保县林业局从学理上十分清楚德保苏铁保护的价值所在，而且这种价值并不仅仅是直接的园林观赏或药用价值，更重要还是植物本身的科学价值，它们对于研究种子植物的起源演化、植物与动物的协同进化、植物区系、古地质和古气候的变迁等具有重要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德保县林业局所秉持的苏铁保护的理念是与外来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者们是一致的。德保苏铁的发现者——钟业聪先生认为：“从它目前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来看，是一种非常濒危的物种。”“这一古老物种的发现，意义不亚于以往一些‘活化石’的问世。”[4]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马晓燕等人提出：“对于德保苏铁的保护，首先应建立保护站，加强管理，杜绝偷盗采挖现象；严禁村民继续上山打柴放牧，肆意破坏；限制村民在分布区进行种植耕作；同时提高村民的保护意识，壮大保护队伍。如果不及时采取保护措施，生态环境进一步脆弱化，德保苏铁的数量将继续减少，最终会导致此物种的灭绝。”[3]事实上，德保苏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支持，泰国、美国的学者多次参与到德保苏铁的保护考察中，并捐款资助了“苏铁希望小学”。2005年11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小额资金项目还支持了广西师范大学薛跃规教授组织的“德保苏铁项目组”。 然而，无论是林业部门的德保苏铁保护，还是外部学者倡导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都没有充分考虑社区的参与，没有维护社区民众的合法权益，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正当权利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 S屯自古属羁縻之地。至乾隆七年（1742），清政府设置阳万土州判，S屯及其所属的扶平村就在其辖区之内。S屯壮族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百年，一直过的是靠山吃山的生活。“郎卡玛”石山现属S屯集体所有，不仅为当地壮族民众供给柴薪，还作为天然牧场成为牛羊的乐园。在遭逢灾荒之时，S屯民众还可以从中获取不少救荒食品，即或是现今所谓的“德保苏铁”，以前也曾经成为民众的替代性食品。一位80多岁的老人迄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年食用[?uai2]的情形，他讲述道： [?uai2]这个东西，我们五八年那时候吃过。当时生活困难。为了酿酒，我们就去挖出[?uai2]的根茎，切成片，浸水几个晚上，晒干后，舂成粉。在锅里蒸熟后，即混合一定量的酒曲进行发酵。半个月后，就可以酿酒了。酒量并不多，1斤干料才出1斤酒。不过，没法子，当时粮食少，想喝酒的话，只能采用这种办法了。 当然，上述情况仅仅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粮食生产不足，生活较困难，因此只好通过各种方法来满足民众生活需要。到今日，已经不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了。不必说已经没有足够的苏铁茎杆，单就是当地民众自身来说，自家种植的稻谷都还吃不完，完全可以拿出少量去酿酒，不必要再费那么大的力气。 更为尖锐的还是因德保苏铁发生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S屯民众们认为，德保苏铁是在我们的“郎卡玛”石山上发现的，是我们屯的私有财产。对因此凡是与苏铁有关的活动，都应该由他们来负责，根本不允许别人插手。随着德保苏铁回归自然项目最终落户黄连山自然保护区，S屯的野生苏铁受到的关注更加少，该屯的民众们更加地失落。在笔者到该村进行调查时，村民HJP就曾经抱怨道： 我们是苏铁发源屯，为什么国家对我们这么刻薄呢？国家拨款15万元，县林业局包揽了。资金都用在黄连山保护区和街上的扶平苏铁小学。我们准备改造公路、修筑水渠，林业局才同意给3000元，够干嘛的吗？所以我们现在很失落，偷也好，砍也罢，我们不管了。 在上述谈话中，HJP提及了国家的拨款15万元，其实该项拨款基本上是拨给黄连山自然保护区用来照看500株回归自然的幼苗的费用，跟S屯的野生德保苏铁保护关系不大。同时，他还提及扶平苏铁小学，事实上，S屯曾经被援建有“苏铁希望小学”，只是由于资金和适龄儿童不足等问题，迄今未投入使用，因此才把“苏铁小学”的名头转赠给了S屯所属的扶平街上的小学。据说，当年曾经拨款5万元予以建设。这也引起了S屯民众的不满。 无独有偶，村民MXL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抱怨：“苏铁是我们的，保护也是我们的。国家拨的资金转在苏铁小学那里，而到不了S屯。我们干脆给不管啦！一句话，保护是我们保护的，破坏也是我们破坏的。”据了解，由于当地民众得不到苏铁保护资金，村民们在从事生产活动过程中遇到苏铁时，有时候还会把怨气撒向苏铁，大有“我们得不了好处，你们也别想”的架势。 从笔者进行的多个访谈来看，上述两位村民的陈述基本上代表当今S屯民众的普遍想法，他们因为得不到国家保护苏铁的拨款与好处，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原来成立的巡山护卫队已经解散了四五年，苗圃也没有人管理了，以致基本上放弃了保护野生德保苏铁的努力。在笔者调查时，还曾经亲眼看到有人在“郎卡玛”山脚下砍柴、放牛，有人在山上采集草药。说句实在话，S屯民众在“郎卡玛”石山从事上述经济活动无可厚非。根据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法律法规，保护区的一切归国家所有。在涉及村民个人和集体用地时，保护区管理机构要与当地村民签订用地合同，对土地的使用作出说明。然而，虽然政府有意将“郎卡玛”石山划入黄连山自然保护区，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签订相关的用地合同，未给予S屯一定的经济补偿，土地的归属仍然是S屯集体所有，村民对这片土地的使用方式依旧。[11] 其实，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环保组织与本土民众之间的对话与冲突只是全球性资源冲突的一部分。“当环境群体转向保护少量存续的森林时，他们发现他们不仅与发展者存在着冲突，而且与本土居民的初始权利的诉求之间存在着冲突。另一方面，本土群体发现，一种新类型的大种植园所有者登上了历史舞台。捍卫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的需要要求他们与这个新的“发展者”——环境保护群体相磋商。”[12]美国人类学家里德（Richard Reed）的上述观察也很好地阐释了S屯民众与外来环境保护主义者之间的相互矛盾的复杂关系。其实，有些时候环境保护群体还可能与地方民众实现一定程度的联合，共同抵制跨国性大企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某种意义上说，S屯德保苏铁保护的困境只是全球性经济政治过程中出现的环境维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一个缩影。 四、反思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治 在上述S屯的苏铁保护的案例中，外部世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与当地社区民众维护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诉求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冲突。从民族生态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冲突其实牵涉的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治属性，它不仅是全球经济进程负面效应的一种表现，而且也揭示了本土民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运动中的边缘地位。其实，我们最应该反思的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为谁而保护？谁有权力提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我们是否有权力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理由来剥夺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 在当今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成为统治性的话语模式和思想观念，然而，很少有学者对其展开深入的审视和分析。美国学者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也许是唯一的例外，他认为，有关生物多样性，至少已经产生了四种截然不同的立场：（1）全球中心的视角下的资源管理话语，从全球生态系统的概念出发，推行生物资源的有效管理；（2）第三世界国家立场下的主权话语，强调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国家主权；（3）南方NGO视角下生物民主话语，强调把生物多样性危机的焦点从南方转向北方，认为全球中心的视角是一种生物帝国主义，要求实现自然资源的地方控制、延缓大发展工程和对多样性破坏资本活动的补贴、支持基于多样性逻辑的实践、重新界定反应多样性逻辑的生产和效率以及重新确认生物多样性的文化基础；（4）社会运动视角下的文化自主性话语，与上述南方NGO视角有诸多相同之处，但在概念和政治上具备自身的独特性，试图通过一种自省的和地方化的政治策略来建构一种替代性的发展观和社会实践。[13]以上四种立场分别代表了西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南方NGO以及地方民众四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利益相关者。很显然，埃斯科巴比较支持第四种视角，希望能够为地方民众权益保障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为了破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神圣性，埃斯科巴提出，作为一种历史生产的话语，生物多样性并不在绝对意义上存在，它只是生物无限性的一种同构。事实上，当前的科学方法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并非是走向“理论化的生物多样性”，而是倾向于评估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性，以及确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之间的关系。生物多样性的既有界定并不能创造出生物学和生态学现存界定范围之外的新研究对象，相反，“生物多样性”只是对科学领域之外的实际情形的一种反应。[13]这样看来，同沃尔夫所提的“民族”、“社会”和“文化”等概念一样，“生物多样性”本来也只是一种名头，现在经过全球性环境话语的推动逐渐成为一种必须维护的生存信条，成为一种凌驾于区域民众生存与发展之上的紧箍咒。我们必须把它还原到历史场景中去，透视其本质上蕴含的话语霸权和政治属性。追溯历史，生物多样性话语生发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并且迅速地成为生物危机的主要叙事范式。到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会议上，生物多样性公约签订，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宏大叙事。几年以后，环境主义者们就建立了完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以至于冲击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共领域。 在当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中，无怪乎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形式，其中又以就地保护生物物种及其生境为主要方式，通常又是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办法来实现，并没有考虑到长期以来生存于其中的本土民众的生存愿望和诉求。其实，本土民众的参与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并不见得就是坏事。从理论上说，当今的自然世界基本上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根本不存在人类尚未触及的世界。即使在学者们声称的原始森林中，考古学家们都发现了陶器、农耕遗址等许多人类活动的印痕。就如人类学家瑞德（Richard Reed）所评述的那样，尽管关注人类与环境关系复杂性的理论已经有了许多进展，可是环境话语仍然被限制于自然与文明的简单两分法中。生物学家和生态学意识到人手未触及的“处女林”的概念忽略了数千年的人类参与。本土生产不仅在森林中持续，而且是在维系“自然的”生物多样性的整体所必需的要素。在理想情况下，本土民众应该自己决定如何实践自己的文化和对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生态传统做出反应。[12] 但是，在现行的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中，基本上限制了保护区内民众正常的生产活动，致使他们的生活一度陷于困境。广西人大调研组针对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生活情况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广西的自然保护区中，集体林地约943694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67％，其中人工林184813公顷，约占总面积13％。如此大比例的生产生活资料被划归保护区，且现行的每亩10元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显然不足以弥补林农因全面封禁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而自然保护区又无力安排好群众的生活出路问题。[14]S屯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集体公有的“郎卡玛”被划归黄连山自然保护区，当地民众没有领到基本的补偿，甚至连每亩10元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都拿不到，因为“郎卡玛”现在基本上是灌木丛的天下，没有成林的树木。 因此，在德保苏铁保护的问题上，从法理上讲，我们没有权力要求S屯的民众们远离“郎卡玛”，也没有权力阻止他们去山上从事砍柴、放牧等生产活动，除非我们已经给予了他们适当的补偿。即或如此，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从道义上讲，我们没有资格要求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民众为生物多样性买单。如果我们需要他们配合生物多样性保护，我们就必须让他们参与，给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让他们从心理上认同、从行动上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参考文献： [1]〔法〕赛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M].庄晨燕、邱寅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陈家瑞，钟业聪.德保苏铁——中国苏铁新一种[J].植物分类学报，1997(6): 371. [3]马晓燕，简曙光，吴梅，刘念.德保苏铁居群特征及保护措施[J].广西植物，2003(2):123-126. [4]钟业聪，陆照甫.德保苏铁——极为珍稀的古老物种[J].植物杂志，2000(6): 1. [5]谈欣.“德保苏铁”回归的故事[J].中国林业，2008(3A): 24-25. [6]王菊红.德保苏铁居群生物学及其保护生物学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7]〔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M].赵丙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黎德丘.广西野生苏铁资源现状与保护对策[J].中南林业调查规划，2004(3). [9]〔美〕约翰·范德弥尔，伊薇特·波费托.生物多样性的早餐：破坏雨林的政治生态学[M].周沛郁，王安生译.台北：绿色阵线协会，2009. [10]德保县林业局.德保苏铁采访问答提纲（定稿）[Z].2009年4月10日. [11]范丽娴.社区参与德保苏铁保育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12] Reed, Richard. Two Rights Make a Wrong: Indigenous Peoples Vers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ies[M]// Aaron Podolefsky, Peter J. Brown. Apply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5th ed.).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2000. [13] Escobar, Arturo. Whose Knowledge, Whose natur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 2008(5): 56-63. [14]自治区人大调研组.关于我区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及周边社区群众生产生活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EB/OL].广西人大网：http://www.gxrd.gov.cn, 201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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