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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友文冀荟竹]乡村振兴中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3)


    三、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新性
    (一)发展策略
    《乡村振兴意见》中对乡村做出了文化繁荣、气象焕新的美好展望。把民俗文化资源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需要实现以往自上而下的民俗文化资源管理方式向自下而上的资源转化路径的过渡,让民众、学者、地方政府共同参与到民俗文化创新性发展的进程。一般来说,国家社会文化管理是自上而下,由中央到地方,从上级到下级,逐层下达;民俗文化的产生运行则是自下而上,先是酝酿于民间,蔚成风气,渗入社会各个领域,始可得到领导阶层的重视。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需要推动上下同构,处理好国家公共文化政策与基层文化服务系统建设的关系,处理好国家主导的主流意识文化与区域民俗文化整体建设的关系,处理好乡村振兴的近期目标与远景规划的关系。民俗文化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基本目标是运用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实证性”研究,从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中提取出可参与、可转化、可发展的统领性资源,为民俗文化资源转换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诊脉发声,为建设符合时代需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贡献力量。根据目前民俗文化资源生存现状和创新发展的需求,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思路,其中,融入生活语境是首要准则,融入产业链条和乡风文明建设是两条并行的轨道。
    01.将民俗文化融入民众生活语境
    我们不能就文化谈文化,“不能将具体文化事象与它的生存环境和背景相割裂出来‘保护’,否则只能是切断具体传统文化事象自我更新、自我创造的能力,最终使我们的优秀民族文化的根基受损。”因此,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利用要回归文化生成的土壤——生活,聚焦到文化的主体——民众,立足整体发展观,在生活语境中对文化资源及其所属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性利用。
    这里的生态环境是广泛意义上的,一方面指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则指其自在的人文环境。文化与自然共生共存,自然环境决定了一个文化区内部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赋予区域内部的民俗文化以特定的形式和内涵,人的活动也在自然中留下了印记。人文环境既包含民俗文化的主体,也包含人所创造出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如果说自然环境是民俗文化的物质基础,那么人文环境则是民俗文化的精神血脉,它们共同交织成立体化网络,构成民俗文化产生、发展的生态环境。当一个民俗事象根植的土壤、展演的环境发生变化,它的功能与意义可能随之消逝,以水井为中心的村庄文化,以家族、祠堂为中心的宗族文化,已然不被现代都市的民众所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空悬的符号。把文化从其母体机制中拆分出来,文化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会失去其持续性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民俗文化资源不仅是一种地方知识,更是维系区域稳定的内生性力量,是推动社会凝聚的粘合剂。文化主体与生活语境脱离较为典型地表现在易地扶贫搬迁之中。易地扶贫搬迁的逻辑出发点是一方水土养不富一方人,故而将文化活的载体植入另一生态系统。移民首属文化和移入地文化的差异使移入民游离于两种文化之外,“外来户”和“本地人”之间时有矛盾乃至冲突发生。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在当地人的观念里,移民依旧是外来户,是占用本地资源的“入侵者”。生存空间的重叠不等同于文化边界的消弭,移民户的首属文化在与相对强势的本地文化的交锋中并非都能取得和解,“我们”“他们”的分化对立成为阻拦外来者融入移入地的一道壁垒。移入民个体因为脱离首属文化中“能够使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和自然结合并和谐地在一起的那些场景和途径”,“我”对于“我们”的认同在失去了扎根的土壤之后渐趋消解。迷失在自我身份认定环节的移民,因为情感的迷惘,知识技术的缺乏,理财方式的单一,因为寻找不到有效途径融入新语境而复归于贫困。易地搬迁并非普适性的扶贫手段,对于一些并非因为地理区位问题造成的长期贫困问题,结合当地优势资源,特别是优秀民俗文化资源进行建设的发展方式可能更符合当地人的生活习惯、生产需求和文化心理,能从更深的层次,更长期、更有效地消除贫困。
    02.将民俗文化融入农村产业链条
    产业链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涵盖了商品或服务在创造过程中所经历的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品的所有阶段。”当下农村面临增收点缺乏、发展后劲不足、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经济发展单纯依靠从农林牧产品直接到商品的简单模式,且因信息的匮乏,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活动中处于弱势。将民俗文化融入农村产业链条,促进产业结构向第一二三产业同构转型,延长从生产到消费的产业链条,促进农村地区社会分工,打造具有文化附加值的区域“品牌”,是实现乡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有效路径。
    2017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模式”。“田园综合体”整合了“农业、文旅、地产”中的可利用资源,把农业发展、休闲观光、文化旅游融合为一,在现行农村产权制度的基础之上,探索农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模式的新形态。“东方田园”是无锡阳山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依托本地“桃文化”建设的国内首个“田园综合体”,呈现出农业、文旅、社区三个板块互融开发的结构形态。现代农业是“田园综合体”的基础,农业是乡村的根本,是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的经济命脉,一味发展文旅,失掉农村的重要经济职能并不可取;休闲文旅,尤其是作为消费热点的农事体验活动,延长了农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产业链,让同等资源发挥出更大经济价值;田园社区的建设一为吸引游客,为来者提供更好的优质服务,二为服务当地居民,用宜居的环境留住养家的人。“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因地制宜,文件指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作为新模式试点地,这里的“条件”既包括农业基础、政府财政、基础设施,也包括民俗文化等文化资源。
    “田园综合体”建设的核心以旅游观光作为吸引外来投资、消费的牵引力,从而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随着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热点。如今的民众对文化知识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大多数人期望通过旅游丰富自己的知识,增长自己的见解。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民间传说与旅游资源的结合,使得原本单纯视觉化的景观有了充足的趣味性,深化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它们或是以图像的方式对民俗文化资源进行在地化阐释,或是将美丽生动的传说故事与优美的景致相衔接,以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将传统文化思想表达出来,使游客在观景的过程中获得多种感官体验,精神世界也受到优秀文化的教育与熏陶,成为群众审美理想和情感体验的集中展示。人们通过地名、传说、景观等来建构对地方的认同,文化旅游重在通过一系列的民间传说与旅游景观的结合,借助文化叙事的概念,将景观作为一个能够阅读的文本,为景观注入叙事元素,使之成为兼具欣赏性与文化性的多重载体,为游客带来“多感”体验。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我们应抓住新型城镇化发展机遇,借助跨媒体平台,精准开发民俗文化资源,盘活乡村民俗文化资源,积极地将其转化为文化景观和文化生产力。
    03.将民俗文化融入乡风文明建设
    民俗文化是普通大众在不同的生态、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下积累、传递、演变的类型各异和模式性的文化惯制,承载着数千年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精神。具有道德规范作用的民俗文化是乡村的精神根脉,也是乡村新文化建设的基础。民俗文化的转化不应是单一的商业经济开发模式,而要在活水中看活鱼,结合本土的乡村资源优势,进行因人而宜的发展,构建民众的精神伊甸园。
    民俗控制是“大量的民俗压力形成的习惯势力的自然控制”,它长期影响着该文化场域内部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可以选取其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部分,结合乡风文明建设的需求进行创新性转化。“在几种习俗变迁的实况中,有一个最值得思考的事实使人们在追寻新的外来的文化元素时,总是挑选那些与传统的习俗和价值观念保持连续性的十分相似的新事象,才会纳入到他们的生活中;他们也常常用原有的习俗原则去看待他们的新生活习惯。”文化的惯性让民俗文化成为推动核心价值观生活化的重要力量。
    历经千百年岁月淘洗的乡土村落,“积累了富有地域特色的传统习俗、日常生活经验、民众生活策略”,这是广大民众主体意识和创造能力的集中体现,乡村振兴的提出,就是要唤醒传统民俗文化的精神凝聚力,使其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积极效应。山西运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忠孝文化的发祥地。从2010年开始,运城市举办主题为“德政千秋,孝行天下”舜帝陵德孝文化节,成功打造了当地特有的文化品牌。在文化节上,既有祭祀活动,也包括其它内容,如第一届有“全球舜帝后裔寻根祭祖”“德孝文化讲坛”“孝星评选”,第二届有“重阳大集”“老年人才艺大赛”“大学生德孝传承”。文化节不仅吸引了当地人的参与,对“舜文化”有强烈认同感的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开始参与进来。这些活动一方面将德孝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走进现代文化,推向了世界。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当地旅游业的影响力,带动当地舜帝陵文化旅游产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运城市盐湖区还举办了以德孝为主题的系列性社会活动,如“九九重阳节老年秧歌大赛”“‘和谐家庭’摄影展”“‘德孝在盐湖’主题剪纸展”等。通过摄影家的镜头、剪纸艺人的巧手,充分将舜帝为代表的德孝精神融入其中,将全区的行政村和社区的和谐家庭通过照片、剪纸的形式展现出来。此外,运城市盐湖区还注重宣传孝顺好儿女、好媳妇的好人好事,在深化民众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推动了当地优秀文化的实践养成。运城市通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将国家、政府、民众三个层级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调动了民众积极性。这些活动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的消费;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塑造了乡村民众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将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形式内化为民众自己的文化心理,定格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结语
    民俗文化是散布在中华大地上的乡土村落在长久的岁月中孕育出的各具特色的内生性文化。对乡村振兴中民俗文化资源创新性发展的研究,旨在探索将其作为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内源动力的合理路径。贫困写就了中国农民深沉、坚毅的性格,但贫穷不应是农民甩不脱的重负,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带动农村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循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利益和整体效益需要兼顾,一方面要维护好农民的主人翁地位,让农民能在熟悉的家园,体面地谋生;一方面要在求发展的同时重视生态文明和文化内涵,建设风光美、人情美的和谐乡村。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产业兴旺,难点在于探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促成物质与精神的共生,打破都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让乡村成为诗意的灵魂栖息地,同时也是“本地人”获得切实利益的安身立命之所。站在整体性的高度,以可持续性的眼光,利用作为重要战略资源的民俗文化推动乡村振兴,是关乎民族发展利益,民众生存利益的重大战略,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实践。 
    (文章刊于《民间文化论坛》 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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