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与人类学的中国思想资源(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1:11:17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黄剑波 赵亚川 参加讨论
余论：面向一种怎样的中国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China) 法国人类学家杜蒙 (Louis Dumont) 以印度研究而知名, 他曾就他所倡导的“印度社会学”发表了如此看法——“印度社会学的研究必须置于社会学与印度学的结合之下”。24这是杜蒙倡导的对于“文明社会”研究时对既有历史文献重视的展现。与印度相较, 中国同样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体”, 其历史文献不可谓不浩瀚。在这一点上, 中国人类学之研究便是要置于人类学与中国学 (不仅仅指汉学) 的结合之下。 在中国社会研究中对历史文献的 (以汉文文献为主) 重视, 已有很多学者指出, 如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 等, 但我们要进一步指出, 这种对于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视并非简单地削足适履, 去套用、迎合西方理论。我们对于历史资料的利用, 同样要做到在其具体的时空语境中对其加以理解。这也是学者们在重回历史文献寻求诸多名词, 如“孝”、“德”等时所强调的。这强调与前文我们提到对于晚清以降社会学人类学舶来之初的“译述”问题的重视, 亦是一个道理。我们知道很多具体的概念、术语, 需回到其产生的历史过程当中才能明白其在彼时的“意义”, 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所经历的变迁, 明白其在此时的意涵。 再回到我们所强调的对于中国进行整体认识的话题。我们人类学所关注的往往是一个村庄或社区, 此乃中国这个整体或“一”中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如此表述, 不是说想要去抹杀不同地方、不同区域的多样性。我们所说的“一”与“多元”并非是对立之关系, 而是“多元”含括于 (encompassed) “一”之中。借用史学家的话“中国既是‘一’, 又是‘无数’”。“这个‘一’和‘无数’并不对立, 而且一并不是从无数中抽象出来的, 相反, ‘一’只能借助于无数才能呈现自身”。25我们强调我们的田野点 (村庄、社区) 其本身即为一个整体, 其上的区域又是一个整体, 区域之上国家亦是整体, 那么此层层递进的“阶序式”的含括关系, 正好体现了“中国”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那么我们所试图去表示的“中国”便内含于我们的田野之中, 内含于当地人的具体生活之中。也是我们前文所说的“在田野中发现中国”。 基于此, 我们可以说我们想要去寻求的“中国人类学”是去寻求一种描述, 一种杜蒙所述韦伯意义上的理解。我们同样也强调人类学与大中国学的结合, 强调“一”对于“无数”的含括。强调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 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 求得我们对于“中国”这种生活“样法”的理解。从这些我们试图寻求的意义层面出发, 或许中国人类学的方向不仅仅是更细致深入地研究中国社会, 或者仅仅在拓展研究范围的意义上大力推动海外民族志的研究, 以及仅仅将原来由西方掌握的话语权或叙事权抢夺过来, 更是对于中国思想之于人类学之中国研究, 以及中国人类学之于世界的认识能提供真正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概念和思考资源。或许这并不意味着进入所谓人类学的中国时代, 与所谓政治经济角度上的“中国时代”同步, 而更可能是为复数的“世界人类学”提供一种中国的图景, 或者说 “世界人类学的中国学派”, 正如中国成为这个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的合奏之重要部分一样。 注释 1. [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 孙军悦译, 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2011年, 第130—131页。 2. 参见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导言, 北京:三联书店, 2000年。 3. 2018年9月初, 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召开了“人类学的中国思想资源工作坊”, 根据会上王传、王锐等几位历史学者的发言, 晚清民国的学术“翻译”, 或称之为“译述”更加准确。彼时的翻译作品中, 译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加入很多自己的想法, 未必与原文逐字逐句相对应。故而, 称其“译述”或更加准确。 4. 参见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第6页;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 (上卷) ,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7年, 第73—74页;唐美君:《人类学在中国》, 《人类与文化》1976年第7期。 5. 黄应贵:《光复后台湾地区人类学研究的发展》,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83年第55期;唐美君:《人类学在中国》, 《人类与文化》1976年第7期。 6. 李亦园:《民族志学与社会人类学:台湾人类学研究与发展的若干趋势》, 《清华学报》 (新) 1993年第23卷第4期。 7. 陈奕麟:《重新思考Lineage Theory与中国社会》, 《汉学研究》1984年第2卷第2期。 8. 杜靖:《林耀华汉人社会研究的开创与传承》,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 9. 林耀华:《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 庄孔韶、方静文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15年。 10.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庄孔韶、林宗成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年。 11. 此一系列研究成果可参见杜靖的文章, 杜靖:《林耀华汉人社会研究的开创与传承》,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 12. 当然, 我们仅将此段学术史历程以南北两派这样的二元分类来叙述是过于简单的, 我们需承认的是中国人类学兴起之初的学术研究是多元的, 一些重要的先辈人物 (如杨堃及学者们提到的“华西学派”等等) 值得我们去发掘和研究。 13. 这里我们受到“人类学的中国思想资源工作坊”研讨会上王传、王锐两位老师的启发。 14.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北京:中华书局, 2011年。 15. 葛兆光:《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4年。 16. 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7年。 17. (18) 葛兆光:《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在云南大学的演讲记录》, 《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 18. (20) 汪荣祖:《“中国”概念何以成为问题——就“新清史”及相关问题与欧立德教授商榷》, 《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19. 孙歌:《在生活中发现中国》, 《读书》2018年第6期。 20. 赵旭东:《中国意识与人类学研究的三个世界》, 《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 21. “身世感”的讨论集中于2017年9月下旬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青年人类学家的圆桌讨论会, 参见赵亚川:《时代、责任与中国人类学——“学术关怀与学术共同体”圆桌讨论会综述》, 《民族学刊》2018年第1期。 22. 关于“修行人类学”的关注与讨论可参见, 陈进国:《修行人类学刍议》, 《宗教人类学》第7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 第3—9页;杨德睿、黄剑波:《修行何为, 何以修行?——修行人类学研究倡议》, 《宗教人类学》第7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 第10—22页;杨德睿、陈进国、黄剑波、刘秀秀:《修行人类学:中国人类学家的话语构建——修行人类学访谈录》, 《新视野》2017年第2期。 23. 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茨:《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序言》, 甘会斌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 24. See Louis Dumont, “For a Sociology of India”, in Louis Dumont (ed.) , Religion,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India, Pairs:Mouton Publishers, 1970, p.6. 25. 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6年, 第11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