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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通变与励进(3)


    三、新时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的学术关怀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关怀与学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全面阐释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大势。他在不同场合指出,当今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与此同时,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持续性的紧张和动荡。中国与世界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两者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之下,一些西方国家不断就新疆、西藏、南海等边海疆问题发出杂音,企图借此实施对中国的阻遏和打压。如此一来,原本复杂的边疆问题呈现出亦“内”亦“外”的双重性。毫无疑问,此诸边疆问题如不能谋迅速、合理之解决,势必会由中国内政问题而演变为国际外交问题。
    面对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历史科学。他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一方面要研究历史,“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借鉴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习近平同志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历史研究学术创新与知古鉴今的辩证统一,并为新时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引。
    首先,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中国正在进行着的人类伟大实践和世界正在发生着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新时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繁荣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成为摆在新时代边疆史地学人面前的一项迫切使命。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构建方面,目前学者们所倡导的“中国边疆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传统边疆史地研究的延长。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需要从跨学科的视角构筑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但它决不是多学科的简单叠加,而应是跨学科的深度融合。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边疆史地研究话语体系构建,则应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构建的基础上,以中国边疆治理的内外双重性为导向,扎实推进三个方面的理论创新:一是检讨王朝国家“朝贡体系”与民族国家“自国中心主义”纠结下的领土主权与文化“首发权”问题,消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构建;二是破解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已有的“中国乃汉族国家”“长城以外非中国”等错误观点,构筑基于中国历史与实践的历史疆域理论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理论,在事关国家主权与领土(领海)完整等问题上取得优势话语权;三是反思传统的“中原中心主义”史观,在国家沿边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的背景下,阐释边疆的社会历史地位,揭示边疆与中国、世界的联系,探讨以边疆为“中心”,推进中国与周边睦邻友好、互信合作的可行性。
    其次,新时代中国边疆地区正在经历的内、外大变局,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带来了一项重大现实课题:如何认识边疆治理的“内”“外”关系?从历史大视野观察,所谓边疆治理的“内”与“外”,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边疆议题的“多元性”。任何一个具体的边疆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问题,还可能在一定情势之下发散为一个双边或国际性议题,诸如近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疆、西藏、南海等议题的渲染与利用,即可作为明证。二是边疆事务的“外向性”。具体的边疆事务如沿边开放、边界交涉、跨境民族、区域文化共享等问题,显然不单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还涉及与周边国家关系之协调。三是边疆空间的“开放性”。边疆并非天然处于国家的尾闾,在特定时期,因地缘政治之变化或国家战略的实施,边疆地区在地理上亦可成为“区域性中心地带”。
    总之,新时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肩负学术理论创新与重大现实关怀的双重使命。因此,研究者需要从世界大变局的高度认知新时代中国边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新方向,回答“变化中的边疆”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显然,中国历史上丰富的边疆治理实践和思想积淀,以及边疆地区正在经历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均可成为新时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阐释边疆历史、构建边疆理论的鲜活资源。同时,研究者亦应以学术关怀现实,发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镜鉴”作用,基于历史主义视野,探讨当代中国边疆地区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只有回归历史,梳理各个时期的边疆政治实践与边疆社会文化,才能创建对重大、复杂边疆现实问题的理论解释框架,才能深刻把握边疆的“地方格局”与“世界意义”。
    结 语
    两百年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史表明,“经世致用”与“学术成长”显然并非一种对立关系,相反,“经世致用”在学术与时势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促发了学术与时势的“共振”。一方面,学术受惠于时势,因通变而励进。从近代以至当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与特定时局下的国运表现出紧密的关联性,在时势变动之际往往更能吸引国家、社会与学界的深切关注,获得不竭的成长动力。另一方面,学术亦可反哺时代,藉经世以致用。近代以降中国三次边疆研究高潮皆发轫于边疆史地之学,几代中国边疆史地学人坚守“经世致用”优良传统,将学术旨趣与时代要求紧密结合,从理论建构、学术创新、话语表达等方面及时回应国家和社会关切,赢得了普遍赞誉。
    展望新时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仍将坚持“会通”与“运变”之统一,从时代中汲取营养,励精求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亦必有“力行求治之资”的担当,为新时代的边疆治理提供“经世致用”之方。
    (作者冯建勇,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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