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江南寒士的 “三不朽”与民间生活伦理——以《王韬日记（增订本）》为中心(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1:11:36 《历史研究》2019年第４期 徐茂明 参加讨论
四、“入城”与“归隐”的纠缠 儒家向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追求，因此，“出”与“处”一直是传统士人所面临的艰难选择。明清以来，科举制度选拔的功名之士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国家机构所能提供的职位，那些通过正途获得低级功名的生员或贡生能够进入仕途的比例极低，这导致大量士子滞留于社会。据统计，1818—1850年间，苏州府生员入仕的比例为1.3%，举人入仕比例为43%，进士入仕比例为96%；1851—1883年间，生员入仕比例为2.6%，举人入仕比例为22%，进士入仕比例为95%。因此，绝大多数生员及没有功名的童生，为了谋生，一般只能充任塾师或担任地方其他公共性的事务。所以，对于举人以上功名获得者而言，决定其“出”（出仕）与“处”的因素可能是政治性的入仕机会；而对于广大底层儒生而言，决定其“出”（入城）与“处”的主要因素还是经济性的谋生机会。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外国商行即开始入驻上海城北划定的租界。据统计，从1848年至1854年，上海城北门外的洋行数量迅速从24家增至120家。上海成为吸引江南地区下层士人谋生的中心。仅从咸丰二年王韬日记中所记录的朋友看，绝大多数是到上海谋生的江南各县生员或致仕官员，如林扶益（王韬续弦之养父，闽中举人，曾为县令）、张筱峰（云间人，以明经授元和教谕）、钱莲溪（娄县诸生）、雷约轩（华亭诸生）、张若愚（金山诸生，人颇恂雅）、顾秋涛（上海诸生）、林会庵（上海诸生）、蒋敦复（字剑人，宝山诸生）、李善兰（字壬叔，海宁诸生，精天文、善算学、能诗）、孙正斋（名启榘，昆山诸生，能诗）、蔡湘滨（昆山诸生）等；还有一些虽然没有获得功名，但也是挟一技之长或品行特出的文人，如陈循父（檇李人，工铁笔）、朱少谷（精篆刻，工书法、善画梅）、吴雪山（苏州人，性甚孝，恂恂儒雅）、杨近仙（苏州人，精风鉴），“董晓庵工篆刻，唐芸阁善丹青，张云士书法极佳，皆僦居庙中，以笔墨为生涯者。”（第37页）如果加上其他各类谋生的人群，其规模更加庞大。据咸丰九年王韬估计：“自西人互市以来，中国无赖亡命之徒，皆往归之，其门一逋逃之薮也。贫而庸者仰其鼻息，寡廉鲜耻者藉以滋事。今只计海滨一隅，出入其门者，已不下万人，他省可知矣。”（第256页） 当时在沪上洋行谋生的文人薪水普遍高出在乡村担任塾师。据学者研究，19世纪有绅士身份的塾师年收入约100两银子，没有绅士身份的普通塾师年收入约50两左右，而一般劳动者年收入为10两左右。塾师的收入标准在王韬日记中也得到证实。据载，咸丰九年胡舒塘“设账于粤人家，岁得百金”。（第284页）但是，供职于洋行的文人年收入可达到200两银子左右。如管嗣复受雇于美国传教士合信，“修脯月止十五金”（第266页），折算年薪为180两；而王韬因为其文字水平和敬业态度深得雇主欣赏，“岁得二百金”。 从传教士和王韬双方的记录看，佣书墨海书馆的工作（主要是对传教士口译的内容进行中文梳理与润色）是比较轻松的，每天的工作时间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半，如果传教士们外出布道，王韬们一般也就自然放假了。轻松的工作，相对丰厚的报酬，使得王韬有余暇和余钱游走于茶楼、酒楼和青楼之间。但所谓报酬丰厚，也只是相对于乡村塾师而言，如果每日出入于茶楼酒馆，乃至访艳、吸食鸦片，那么即使年薪二百金，也是捉襟见肘，所以在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王韬陷入经济窘境，被迫典当、借贷、赊欠。咸丰五年七八月间，王韬几次被债主“吴老”当街追打辱骂，甚至到王韬供职的墨海书馆逼债。（第161—162、168—169页）咸丰八年底王韬再次陷入困境，写信四处乞求，言辞卑谦，腊月二十四日上海首富郁氏“遣人馈吕宋银饼六枚至，以为卒岁之需”。（第243页） 除了经济上的入不敷出，最让王韬感到不满的就是佣书西馆的工作没有成就感。对于一个学养深植的青年才俊，现在每日的工作就是帮助“夷人”翻译一些通俗性的传教文字，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与理想。尽管如此，这份工作还是许多底层文人羡慕而争相竞争的。昆山徐杏林“尝三至海上，欲出西人之门”而不得，趁王韬到昆山考试之时，“殷勤延接”。（第270页）太仓才子柴文杰，18岁中举，完全有希望进入仕途，但也“贬节求利”，到沪上请求王韬帮助谋职。（第228、239页）除此之外，王韬多次接待“到海上谋升斗粟”的家乡人或朋友（第162页），帮助租房、介绍工作、推销诗文集等。生存的压力，使得口岸城市上海聚集了大量下层文士，从而导致文士身价贬值。王韬曾“偶入西园观剧，见其台上所悬一牌，乃为驱逐文士秋风计”，让他顿感“斯文扫地，名士不值一钱”。（第292页） 在激烈的生存竞争面前，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礼仪规范被一步步突破，洋泾浜的风气让坚守传统道德理念的士人无法忍受。管嗣复痛斥说：“往来于洋泾浜者，大抵皆利徒耳。”（第227页）即使行事变通如王韬，对于沪上文人的风气也深为不满。他批评说：沪上名士皆“为名利之奴”，“意气伪也，标榜滥也，性情漓而不真，学问驳而不纯。”“此风开自明季，而盛行于乾嘉之际，至今浸染未变，而沪中来者尤多。”（第293页） 由于对自己职业的性质和沪上人文环境的不满，王韬始终有一个归隐的梦想。而且刚到上海时，伴随王韬的还有孤独与贫穷，所以他一开始非常排斥上海的城市生活。咸丰二年七月，王韬说：“余僻处于兹，与世少合，龌龊苟且之流，日接于目，胸鬲间殊属愤懑，人情世故久已了了，行将入山为僧，脱此名利枷锁，不与此辈俗物为伍。”（第34页）八月，王韬与友人“论及时事，辄为欷歔欲绝……欲为名僧”。（第37页）九月又说：“余迩来颇思逃禅。”（第46页）王韬写给妻子梦蘅的家书中，亦说一切名利都是虚空。咸丰五年王韬开始由愤懑逃禅，转向对归隐耕读的期盼，感叹说：“予颇有季鹰莼鲈之味，奈故乡无田可耕，为可虑耳。”（第162页） 然而，任何感慨与牢骚在现实生活面前都是无力的。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朝的社会危机已经日渐凸显。这一危机在江南地区首先是由频繁的自然灾害与钱贱银贵的货币体系所引发，学者称之为“道光萧条”。从嘉兴士绅沈铭彝的日记可以看出，“道光萧条”导致江南乡村“寒士谋生不易，且士习卑污益甚”，乡村主佃矛盾加剧，“迁居城镇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地主的现实选择。”此外，士人阶层中生员群体的急剧膨胀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活困境已经成为嘉道年间严峻的社会问题，其中江南地区尤为突出。从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所收录的清代寒士诗人的地域分布看，“江南占了泰半。”而穷困潦倒的生存状态也成为寒士群体作品的主题之一。王韬在给杨引传的信中非常现实地分析了自己为什么必须坚守在上海。他说：“今兹卖文所入，岁得二百金，尚且以布衾质钱，金钗贳酒，倘一旦归来，更将何以为计？念之真堪堕泪。足下葆素含贞，五年伏处，所储无十日米，得味惟一囊书。”上海租界与家乡甫里村相差悬绝的收入，是王韬无法解决的问题。 随着王韬在上海生活的时间越长，他也慢慢地适应并享受着这里的繁华。“入城”与“归隐”这两种生活方式对他都有吸引力，同时也都有着难以两全的缺憾。“入城”不仅可以获得较为优厚的生活保障，而且可以有一个相对密切的交游圈，可以日日载酒看花，放言高论，从中获得士人群体的归属感。当他真的因为养病回到故里的时候，忽然发现乡村的宁静其实并不能让自己安心，长期与乡村的疏离，不仅与家乡人有了陌生感，同时在生活方式上，也出现了种种隔阂，他又开始怀念起沪上曾经梦幻般的生活，内心百感交集。正如他在《沪城感旧》诗序中所说：“春申浦上浪迹八年，问柳寻花，间有所属。……今归里门，郁伊寡欢，追念绮游，真如梦幻。”所以尽管他在诗中不断反省说：“久已冥心思学佛，安能抱疾再寻花。”但实际上，王韬内心是追念不已，梦之不得。 王韬治愈足疾后立即重新回到上海，而且他进入茶楼啜茗、酒楼轰饮、青楼访艳、吸食鸦片的频率更高了，即使在1860年苏州陷落、上海告急之时，王韬也不改其“访艳”、“啜茗”、“轰饮”、吸食鸦片的生活方式。（第355—361页）此时的王韬虽然也有“归隐”的愿望，但归隐的条件不断提高，如咸丰八年说：“何年摆脱世虑，遂我初衷，置五亩之宅，买半顷之田，葆真养素，共乐邕熙，撷蔬栗以供宾客，洁鸡豚以娱慈亲。”（第232页）同治元年称：“苟得二顷田、万卷书，即欲杜门谢事，采芝饵术。”可见王韬之“归隐”，与其说是对渔樵耕读的憧憬，毋宁说是对现实处境不满的表达。后来他终于由香港返回故里，也没有真正“隐于野”，而是选择“隐于市”，寄居于沪北淞隐庐。 结 语 嘉道以降的社会危机（内忧）与道咸以后的列强入侵（外患）构成了晚清士大夫寻求改革的根本动力，但在近代以来由缓而急的社会改革过程中，社会上层与下层的脱节、城市与乡村的脱节，始终是一种常态。王韬在墨海书馆谋生的13年正是晚清社会脱节的开端。在这一阶段，虽然西方列强已经打开中国的大门，少数有识之士也开始睁眼看世界，但整体而言，士大夫对于世界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天下观”的体系中，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建议并未得到重视。上海最初给王韬留下的震撼印象，是葡萄酒之醇醪、钢琴之令人意消、印书机之巧捷、飞甍画栋之琉璃世界等；之后感召于雇主麦都思之恩情，受洗入教，“获罪名教”，摇摆于“夷夏”之间。但这种变化还属于浅层次的感官刺激与谋生需求，当“夷夏大防”还是整个社会的主流观念时，王韬作为底层的功名之士，其一以贯之的思想核心还是儒学，儒家“三不朽”之立德、立功、立言一直是王韬的理想追求。 综观王韬的一生，可谓丰富坎坷而又矛盾多变。强烈的功名之心与生活之窘迫，迫使其在科举入仕与挟策干禄之间摇摆不定，甚至冒险与太平天国暗通款曲；其务实的民间生活理性，又使得他在中儒西耶之间游离周旋，这种权宜多变的生存策略自然会招致正统士人的鄙视与抨击，但在嘉道衰世与西学东来的“变局”之中，王韬权宜多变和敢于冒险的“狂士”性格，决定了他或成功，或失败，但绝不甘于平庸。因此，王韬在墨海书馆期间，虽然其思想根基是儒学，但当他受到清廷通缉、游历英法之后，其权宜务实的性格则成为他接纳西学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清廷内部的政局与思想也在发生变化，王韬眼界的扩大与思想的转变，可谓适逢其时，与时俱进，成功转型为“变法自强”的积极倡导者。 随着清廷“自强求富”运动的兴起，从“讳言洋务”到“人人皆知洋务”，“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王韬这位“名教罪人”也一变而成为洋务导师，并获得当道者的谅解，返回沪上，主持培养科技人才的格致书院，走到了时代的前列。尽管如此，在积极倡导洋务的同时，王韬仍然强调：“夫废时文，非为习西法也。……而本根所系，则在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由此可见，即使王韬出走海外，视野与思想获得飞跃发展，其内心深处儒学为“本”的观念也并未消失。因此，对于王韬早年思想的评价，既要看到其一生之多变，同时也要看到其一生之不变，不能简单地以“传统—近代”的标签去解释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用王韬后来变化之思想去拔高其早年思想，那样既不符合历史之真实，同时也有违历史唯物主义之求是原则。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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