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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重点破解问题及路径设计——以朝鲜族聚居区为例


    内容提要: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将会使我国乡村发展出现一系列的新变化。东北边疆民族地区作为欠发达地区,其贫穷落后、空心化严重的乡村地区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驱动下逐步打赢脱贫攻坚战,摆脱贫困生活状态,实现乡村经济社会蓬勃发展。东北边疆民族地区通过乡村振兴应破解乡村人口流失、民族传统文化淡化、乡村治理体系不健全、乡村生态保护及乡村经济萎靡等五个重点问题。为此,应从科学的顶层设计出发,以建设现代乡村为根基,培养现代农业人为驱动力,实现乡村脱贫致富目标,建设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美丽乡村。
    关 键 词:东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重点问题/路径选择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农村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18XMZ003)。
    作者简介:沈权平(1989- ),男(朝鲜族),吉林延吉人,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吉林 延吉 133002;沈万根(1963- ),男(朝鲜族),吉林珲春人,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吉林 延吉 133002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顺应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规律,我国在积极借鉴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1],将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显现出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乡村建设的重要价值。随着我国进入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叠加推进时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已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在此背景下,贫困地区较为集中的边疆民族地区将成为我国破解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的主战场。在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内,东北边疆民族地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便是乡村衰落问题,主要表现在乡村永久空心化严重、乡村经济萎靡、返贫风险较大、乡村传统文化消亡等方面。乡村振兴不仅关系到地区发展,对边疆民族地区而言,还关系到国家边疆稳定和国防安全。因此,对于东北边疆民族地区来说,乡村振兴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为实现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前处理城乡关系的行动指南,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理论研究日益深入,从各个角度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探讨。李周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四个转变升级入手,剖析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我国乡村应有的变化[2];叶兴庆也是从四个变化着手,在此基础上提出两大原则、三个关键,并强调要关注边远村落和贫困群体[3];张军通过对乡村价值的再思考,概括梳理出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4];姜长云提出乡村振兴要规避战术化、“一刀切”、目标理想化、政策支持盆景化、支持重点错乱化等倾向[5];刘润秋、黄志兵提出乡村振兴需要避免运动式振兴、输血式振兴,实现乡村多元化和内生振兴[6];陈秧分等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中农业的地位,强调应处理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乡村农业与非农产业、传统农业与特色农业等三组问题的相互关系[7];谈慧娟、罗家为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逻辑和多维意涵进行了整理分析,并提出以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为核心的发展路径[8]。可以说,相关研究主要从内涵界定、实施价值和路径探索等三个方面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9],为边疆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然而,乡村振兴需要的是全面富裕,边远地区、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乡村振兴消除“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才能更好地体现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意义,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学者们对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也进行了大量研究。梁爱文指出,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建设存在着建设主体不清晰、盲目效仿城市风格、缺乏特色和个性等现实偏误,提出生态、产业、文化、人才、组织等五个维度的实施路径[10];邓磊针对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空心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人,乡村振兴首先要破解人口流失的问题[11];潘文良、张国平以云南民族地区为研究核心,从分类规划的视角,提出了稳健增长型、快速打造型、公共财政兜底型等三类乡村振兴策略[12]。
    从研究对象的地域分布来看,西南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颇具规模,但针对广大北方地区,特别是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这不利于提升东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水平和效果。因此,笔者将视线锁定在东北边疆民族地区,以朝鲜族聚居区①为例,探讨乡村振兴问题,以期为东北边疆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措施提供参考,也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及边疆地区提供借鉴。
    二、东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面临的主要难题
    朝鲜族聚居区是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独有的发展特征,并衍生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破解的几个重点难题。
    (一)乡村人口流失严重
    中国朝鲜族作为跨境民族,是东北边疆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但是,其定居历史仅有100余年②,加之其民族特性,使得守土观念并不强烈。这种历史特征和民族特性是导致朝鲜族聚居区乡村“空心化”严重的历史原因。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东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经济社会功能迅速退化,乡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特别是1992年中韩建交后,大批朝鲜族人口加入涉外劳务输出大军中,并利用赚取的外汇收入在城市买房定居。不仅常住人口的减少引发了严重的乡村“空心化”,而且离乡、出乡人口永不回乡的趋势不断加剧,直接引发乡村永久性“空心化”的问题,使一些乡村走向消亡。据统计,近10年来,整个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乡镇的行政村规模减少了5.6%,其中多数来自边疆地区。如,2016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行政村数量比2006年减少了21个,乡村人口减少了近1.5万人,减少2%;凉水、鸡林、东明等朝鲜族乡人口减少幅度分别为5%、12.7%、11.4%③。
    人口的大量外流导致乡村振兴无能为力,这是东北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首要问题。东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几个典型困难,如“谁来引路”“谁来种田”“谁来振兴”“谁来传承”等,其困难原因都指向“人”。首先,乡村振兴缺乏引路人。由于能人、青壮年劳动力离乡进城,村领导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大多数村支书、村主任平均年龄在六十岁以上,不仅老龄化、弱势化严重,而且没有青年党员、年轻干部愿意从事该工作,导致向外获取资源、引领村民发展产业的能力低下,工作方式几乎看不到创新性和前瞻性。其次,缺乏优质劳动力。懂技术、懂经营的现代农民和有知识、有热情的青壮年劳动力严重匮乏。由于东北边疆民族地区多年的劳务输出,乡村人力资本结构体系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抛开优质劳动力不说,连传统农民都处于紧缺状态。假设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路”,那么,东北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人”,只有“人”的问题解决了,才能产业兴旺,村村通路、村村通信号,漂亮的传统民居才有存在的意义。
    (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面临挑战
    长期以来,因人口和资源的外流,东北边疆朝鲜族聚居区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民族文化不断弱化,失去了原有的差异化、特色化的内容。传统习俗只是由一批年长者来维持,后继人才严重匮乏,这导致传统习俗在简化和消亡,节庆活动开始被普通聚餐所取代,婚姻礼仪不断简化和西化。据笔者实地调查,在东北边疆朝鲜族聚居区,除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外,半数以上的朝鲜族在朝鲜语会话、写作等方面已经有着不同程度的障碍。在普通朝鲜族家庭中许多传统饮食的工艺已近消失,朝鲜族传统节日习俗、人生礼仪等活动的程序、意义及内涵被遗忘或简化,朝鲜族特有的社会组织也逐渐解体和消亡。这给朝鲜族乡村的治理带来了挑战,乡村居民的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年轻人,得不到归属感,宁愿在外,也不愿意留在家乡发展,加剧了朝鲜族乡村的衰弱[13]。
    地域文化的民族性弱化使得民族传统文化的保留和传承面临巨大挑战。生活在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而这些传统文化都是以乡村为依托形成和发展的。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程中,朝鲜族对当代中国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朝鲜族文化遗产以乡村部落为核心,形成了独有的民族特质和价值观。因此,如何加强对朝鲜族乡村的文化保护,防止过度的商业化开发,对历史文化名村和拥有历史名人故居的乡村进行修缮保护和宣传,使之成为朝鲜族乡村的名片,充分发挥其文化传承载体的作用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乡村治理体系不够健全
    东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因而乡村治理水平低、治理体系不健全。首先,乡村收入水平低,脱贫后返贫风险较大。笔者调查发现,2017年朝鲜族乡村年收入分布呈“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年收入为3 500~5 000元的比例占近60%。经济上的滞后必将引起思想意识的落后,影响整体乡村治理的成效。其次,协助乡村进行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较为缺乏。如,在朝鲜族聚居区中兴起了“协会+农户”“协会+基地+农户”“协会+公司+农户”等三种模式的社会组织,而这些社会组织主要分布在家庭养殖业和特色种植业上,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因此,其社会治理功能必然减退。此外,公益性社会组织面向乡村和农业的程度仍不够,发挥的影响有限。最后,长期以来“等、靠、要”思想的常态化,村民的自治能力较差,对乡村社会公众性事务的参与热情不高,村务无人问津,乡村治理无从谈起。
    构建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新体系是必要的发展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德治是根本,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对于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及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东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自治缺位、法治不健全、德治真空等困境,不利于乡村居民积极主动参与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三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的治理新思维[14],按照乡村治理新思维,去激发乡村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凝聚力,使乡村居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角。
    (四)乡村生态环境恶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东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但也对原本脆弱的乡村生态环境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首先,水资源锐减,影响河流流量。随着用水量的增加和水污染的严重,许多河流水流量严重减少,一些小溪濒临消失,很多水源地失去了原有的水源供给能力。以图们江为例,年径流量由2000年的83.3亿立方米减少到2016年的72.9亿立方米。其次,生物种类骤减,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以蜻蜓为代表的昆虫、以青蛙为代表的两栖类动物、以鸽子为代表的鸟类是该地区减少最明显的物种。此外,滞后垃圾处理方式的也对乡村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要留得住绿水青山、系得住乡愁”,而这样的生态环境现状无法“系得住乡愁”。东北边疆民族地区85%以上的面积是乡村,乡村的生态环境质量对整个区域的环境质量至关重要。对于东北边疆民族地区来说,相比于“谁来种田”,“谁来居乡”是更深刻的现实问题。保护好乡村的生态环境,才能满足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追求,才能实现美丽乡村的建设,吸引更多的人考虑到乡村生活和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从改善乡村居民生活环境设施、减少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减少工业污染、加强江河湖泊及土壤的治理、扩大生态区保护等五个方面[4]入手来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对东北边疆民族地区而言至关重要。
    (五)乡村经济萎靡
    “富饶的贫穷”这一描述形象地反映了东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经济落后的现状。首先,该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朝鲜族聚居区位于举世闻名的“长白林海”,活立木储量近4.5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近85%,拥有人参、五味子、灵芝、紫貂、梅花鹿等优势资源,近50种可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和较为丰富的水利资源。其次,该地区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龙井红色文化遗迹群、海兰江平岗平原、渤海遗迹、中国民俗风情园、中朝俄边境游等都是富有少数民族特色、边境特色的人文景观。尽管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但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至今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4个国家级贫困县,而且贫困程度深,部分属于连片特困地区。因此,东北边疆民族地区必须重视乡村经济建设和发展,因地制宜发展地区特色产业,通过“农业+手机”“农业+互联网”等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乡村竞争力。振兴乡村经济是东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基础性方向。
    此外,东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因长期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无论是分享发展红利还是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等方面都与城市差异巨大。如何对各种资源进行再布局,构建城乡一小时公共服务圈,让乡村也能享受优质的医生、教师、心理咨询师、康复师及老人护理师等专业人员的服务也是需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