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论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建设——基于“三个方向”与“三种能力”的分析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6:11:15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继焦 刘仕刚 参加讨论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中国人类学应当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三大体系成为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工作者的时代使命。然而，中国人类学进入到一个没有大师引领的时代，学科现状依然是议题多元化、方法碎片化、学科理论僵化老化。当下，国内人类学学科发展面临的诸多困境中，最主要的是“依附式发展”的问题。此外，人类学研究需要直面现代社会、研究现代社会，特别是要能够研究和解释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问题。所以，如何走出学科发展困境，进行理论创新，实现学科的现代化就成为当代中国人类学者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我们认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学科体系，人类学研究者们应该致力于以下三个努力方向，提高三种学科能力。 一、实现本土化：减少学科依附性，增强自主能力 人类学的本土化意味着人类学的自主化，即人类学自主性的增强或者说是自主能力的提升。就现阶段而言，要实现人类学本土化，增强其自主（性）能力，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努力构建地方性知识体系，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概念和理论。作为西方舶来的学问，中国人类学要实现本土化，必须增强本学科的自主性或自主能力。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特有理解，努力构建起地方性知识体系和解释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本土化的概念和理论。还有一些学者根据本土研究的实际，对西方的一些理论进行了修正。在人类学本土化理论建构方面，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理论成为认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指导理论。 二是创建人类学中国学派。与西方人类学相比，中国人类学发展存在的一个明显的差距就是本土学派的长期缺位。中国人类学学者实际上没有一个主要阵地，没有形成统一战线，这种各自为战的局面导致了中国人类学理论的发展长期处在一种自发的、分散的、不系统的、脉络难以梳理的状况之中，从而使得中国人类学在国际人类学界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所以，中国人类学要缩小与西方人类学的差距，就必须实现本土学派的整合，综合各田野点的情况，形成地方性的知识体系，为国际人类学界贡献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理论，逐步提升中国人类学的地位。可喜的是，根据目前的学术进展以及相关成果，若以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为依据，中国人类学已逐步形成两大学派，即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李安宅、田汝康等学者为代表的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阮星云、周大鸣、张继焦等学者为代表的“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 二、实现现代化：减少学科惰性，增强适应能力 人类学在新时代里，要想做出自己的成绩，就需要对现实问题做出有意义的解释。具体而言，目前，人类学已有和现有几个学派的理论都只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或者某一特定主题进行研究之后提出来的，其中任何一种理论都难以对现代复杂社会做出充分的解释和分析，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社会现象。因此，中国人类学要想对现实社会问题提出真知灼见，需要走出传统的乡村研究范式，直面和研究现代社会，特别是要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实现本学科的现代化。 一是直面现代社会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面临巨大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发展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但同时也带了诸多新情况、新现象、新问题，比如城市流动人口、食品安全、经济结构转型、产业转移、文化遗产保护、医疗卫生、民族地区城镇化、民族地区生态保护等问题亟待中国人类学展开研究。除了研究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实现问题之外，中国人类学还应该紧随国家政策导向，从国家层面上来开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议题。比如，开展“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人类学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等，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努力使本学科在新时代成为一门能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的显学。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历史的角度介入到现实议题当中，其中讨论最多的是对民族走廊、藏彝走廊等相关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民族走廊与“一带一路”关系的探讨。 二是在人类学视野下探讨“传统-现代”转型。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向现代转型，许多学者开始注意到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与适应问题。通过对以往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立-同化”二元划分的反思，我们提出理解传统-现代关系的“四元论”，即对立、同化、联结、并存，其中“并存”与“联结”是理解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核心，我们将其称之为 “并联”模式。这种“并联”模式是一种多元并存的模式，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第一是从文化层面来理解传统—现代的“并联”模式，即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变迁与适应问题，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第二是从社会层面上来理解传统—现代的“并联”模式，即传统社会结构在现代社会的转型问题，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采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解释经济社会结构转型。 三、实现国际化：走向海外，减少学科封闭性，加强国际对话能力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人类学的国际化作为一个与中国人类学本土化并存的概念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目前，中国人类学国际化的努力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不断走向海外，进行海外民族志研究。虽然中国的人类学自引进之初，就一直从事着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但也有少数前辈学者涉及海外异文化研究，开创了中国学者海外研究的先河，为后继中国人类学者开展海外研究积累了宝贵经验。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海外异文化研究重新进入到中国人类学者的视野当中。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走出国门，开展海外研究。就目前而言，无论是海外实地田野调查的开展，还是海外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无不体现出海外民族志越来越成为国内人类学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要有中国特色。尽管当前国内人类学界关于海外民族志的定义还未达成共识，但大家比较认可的是，海外民族志是中国人类学界在中国语境下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所以中国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需要采取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立场来看待和理解海外世界。 二是积极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加强与国际学界的合作。2009年7月27-31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简称“昆明大会”）在昆明圆满召开，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类学界所举办的规模最大也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议。从国际合作的角度看，这次大会成功地完成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多学科对接。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界参与国际活动越来越频繁，参与规模也越来越大。以中国人类学界单独或联合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为例，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正在与美国、加拿大、新加坡、荷兰、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法国、泰国、西班牙、印度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广泛地开展合作，中国学者开始以一种大国学者应有的自信积极参与国际对话与交流，为中国学术积极走向世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机会。 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是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一直以来孜孜以求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学科现状并未得到较大改善，反而在新时代里面临更大的困境。自从习总书记发表“5•17讲话”之后，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学科体系成为当代中国人类学界的学术使命。目前，我国人类学研究工作者们已在人类学本土化、现代化、国际化三个方面均作出了努力，也提出了不少本土化的概念和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学派如乡村学派和城市学派，开始关注当代中国重大现实问题比如民族走廊、“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并逐步走向世界各地，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积极广泛地参与国际交流与对话，提升自身的影响力。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学科体系一定会构建起来，中国人类学也一定会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赛音/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