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泳超]互文形塑：刘猛将传说形象的历史辨析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1:11:32 中国民俗学网 陈泳超 参加讨论
摘要：刘猛将是产生于江南吴越地区以驱蝗为主要职能的民间神灵，关于其原型及历史演变，此前有很多考订。然而，基于前人之上的分析可知，民间知识的考据学应与文人知识有所差异，其名号、功能都可能比实际记录的时间要早。祂最重要的历史节点是在雍正年间非常戏剧化地改换了民族身份，从区域神一变而为全国性神灵，这一过程可以得到最充分的还原，从而为神灵的演变提供一个绝佳案例，但我们没有必要夸大其中民族政治的对立关系。而从信仰实践来说，与官方系统对应的民间系统，它们关于刘猛将的叙事、形貌等完全不同，各自并行不悖，互文型塑。 关键词：刘猛将；驱蝗神；民间叙事；民族身份；互文型塑 关于以驱蝗为主要职能之民间神祇刘猛将的来历与流变，最早有影响的成果是日本学者泽田瑞穗写于1978的《驱蝗神》，该文主要倚重清代的文献资料，列出了刘猛将的6个可能原型：刘锜、刘锐、刘宰、刘鞈、刘承忠、刘璋，并对其多样性和清代后期的不断加封等现象予以说明。中国学者的力作首推周正良1989年发表的《驱蝗神刘猛将流变初探》，三年后，车锡伦和周正良又在前文基础上合作补充而成《驱蝗神刘猛将的来历和流变》（以下简称《来历》），文中第一部分对前述几位刘猛将可能原型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比较集中的是刘锜或其弟刘锐”，他们都是抗金名将，在南宋景定年间被敕封为“扬威侯天曹猛将”，除了驱蝗职能之外，“自然也有向敌方示威的意思”。后又被加封“吉祥上义中天王”，在苏州建祠立庙，即“吉祥庵”，俗称“猛将堂”。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刘猛将信仰曾经被苏州巡抚汤斌禁毁，但在雍正二年（1724年），由于时任直隶总督的浙江嘉兴人李维钧“编造了一个‘刘猛将军降灵’的神话”，被雍正帝接受并下令全国建庙祭祀。《来历》一文详细分析了刘猛将自宋至清的整体流变过程，特别强调其中包含的民族对抗立场和情绪，显示出作者的卓异之见。该文成为国内此项研究的不祧之祖，但其所引材料亦均出清朝，对于刘猛将从南宋到明代的演变过程尚未交代，对其中的各种封号、形象之演变尚未详细辨析，与刘猛将历史的复杂性相比，仍有较多补充与开拓的空间。 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在此问题上也有精深的研究，尽管总的脉络与《来历》一文相似，但他罗列了明《洪武苏州府志》、明《正德姑苏志》等一批明代史料，将刘姓神、猛将、驱蝗神首先视作不同性质的对象分别予以考察，对南宋敕封等一些旧说表示怀疑，提出了许多沉实颖异的观点，后文将会时有提及，此不赘述。笔者注意到，《来历》与滨岛的研究成果发表时间差不多，互相之间应无参考关系，同归而殊途，成为有关刘猛将渊源考辨的“双璧”。只是因为中日两国学界的差异，此后所见国内为数众多的相关研究，很少参考滨岛的成果（其中译本2008年才面世），大多沿袭《来历》的史料和观点。笔者目力所及，唯有南京大学董圣兰2017年的硕士论文《惟其功德之宜：民间力量对清代苏州信仰文化的型塑》（以下简称《功德》）中关于刘猛将的章节，不仅同时吸收了“双璧”的精华，且在史料钩沉与辨析方面颇有进步，后文将不时提到，此暂不表。 一、明代驱蝗神刘猛将的成型历程 拜当今大数据之赐，我们在搜检资料方面要比前辈学者远远便利，所得既多，对此问题便也有些新的认知。这里，笔者借鉴滨岛敦俊较为严格的思路，先将刘姓神、猛将和驱蝗神分作三事对待。明代最早的相关记载有如下两条： 1.明《洪武苏州府志》卷十五吉祥王庙，在西中街路。景定间因瓦塔而创，神姓刘也。 2.明《正德姑苏志》卷二十七“坛庙”上 猛将庙，在中街路仁风坊之北。景定间因瓦塔而创，神本姓刘名锐；或云即宋名将刘锜弟，尝为先锋，䧟敌保土者也。尝封“吉祥王”，故庙亦名吉祥庵。互见寺观。一在阊门南濠、一在文德桥东、一在嘉定县马陆镇。 这两条材料显然有直接的承继关系。滨岛敦俊发现洪武年间该庙只说刘姓神而无猛将称号，参以其他资料，倾向于认为二者尚未结合；而“刘姓神与猛将的结合，首次见于明《正德姑苏志》”。从现有文献来看，固然准确。但是否表明刘姓神与猛将的结合此前就不能存在呢？民间流传的实际情况当然比文字记录要复杂得多，文字记录只能表明该情形的时间下限，其上如何，可以依据材料做出一定程度的推测。就刘猛将问题而言，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考察—— 方志在记载各种神祇时，是有一定等级顺序的，明《洪武苏州府志》卷十五“祠祀”下属之“庙貌”栏目里，先载“本朝载在祀典”的各种祠祀，其中列有诸多先贤，无论是集合的（如“府学先贤祠”）还是单独立庙的（如陆龟蒙、周孝子等），均无刘锜、刘锐之名；此后才出现地方土神，“吉祥王庙”夹在“五通”“皮场大庙”和“百花王庙”“卜将军庙”“显应行祠（长兴李王）”之间，且很快本卷结束，“吉祥王庙”名列倒数第四位，可见祂只是地方土神性质。《正德姑苏志》卷二十七“坛庙”更是开首就表明了记载排序的原则： 吴中祠庙列祀典者，祝文并从内降。岁二祀或一祀，惟其功德之宜。而郡人所私祀，亦或有义，故悉列之。若郡县常祀，已具洪武礼制，此特著其建置岁月耳。 其正文也将神祇明确排序为“通祀”（全国的）、“祀典”（本地的）、“先贤”和“土人私祀”四个递降的等级，上引“猛将庙”列入最后一级的“土人私祀”，其前有五通、水仙、金天王等，其后是祠山庙、显应行祠（长兴李王）、总管、晏公等，其属性参差可比。而在该志卷二十八“坛庙下”（记录苏州府下属各县情形）中记录常熟县的神祇时，却有“中山永定公庙祀宋名将刘锜，元至正三年建”的记载，与春申君、张旭等一起列入第三等级“先贤”之中。 可见，苏州吉祥庵所供奉的刘姓神，从洪武年间以来一直都是“土人私祀”而非“先贤”，地位很是低下，故其名号来历都比较随意，那么洪武年间的刘姓神即有猛将称号只是未被重视记录，亦完全可能。事实上，其他方志记载基本都将猛将与刘姓神合而为一，比如前引明《正德姑苏志》中所举的嘉定马陆镇庙，据明《万历嘉定县志》卷十八“杂记考下”记载：“宋刘猛将庙，在马陆村，元至正十一年里人陆纯杰建，祀宋将刘锐，即锜弟也。”只是这些志书的时间都晚于明《洪武苏州府志》。 不过，洪武到正德之间毕竟相隔100多年，期间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这就牵涉到另外一条聚讼纷纭的史料了。清初长洲（今苏州）人褚人获（1635—1682）《坚瓠集》记载： 《怡庵杂录》载：景定四年三月八日，皇帝勅曰：国以民为本，民实比于干城。民以食为天，食尤重于金玉。是以后稷教之稼穑，周人画（尽）之井田，民命之所由生也。自我皇祖神宗列圣相承，迨（迫）兹奕（数）叶。朕嗣鸿基，夙夜惕若。迩年以来，飞蝗犯禁，渐食嘉禾，宵旰怀忧，无以为也。黎元恣怨，末（未）如之何。民不能袪，吏不能捕。赖尔神力，扫荡无余，上感其恩，下怀其惠。尔故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官淮南江东浙西（四）制置使刘锜，今特勅封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尔其甸抚（同群）庶，血食一方。故勅。 泽田瑞穗、《来历》等许多文章相信此条材料，认为驱蝗神刘猛将为南宋抗金名将刘锜，早在南宋末年即已受敕封，那么前述分作三事之讨论就没有意义了。问题是这条“南宋史料”并无宋元时期的任何记载，是被一本叫作《怡庵杂录》的书所记录的；而《怡庵杂录》一书，又未见任何著录，目前所知明人号“怡庵”者有数人，时代、经历及著作名称最相近者，只有《千顷堂书目》卷十五著录有陈继之《怡庵杂说》，可惜此书也无处可寻。陈继（1370—1434），字嗣初，号怡庵，吴县（今苏州）人，我们退而查阅其存世的《怡庵文集》二十卷，其第十九卷中确有“杂说”一目，亦未见相关记载。目前最早引录此书内容的，便是前引《坚瓠集》，所以滨岛敦俊认为：“仅以这些记录为据，很难让人相信宋代已有敕封的事实”，这是非常正确的。 问题在于，宋代敕封虽非事实，但这条材料到底出于何时？它只能当作清初伪造史料对待吗？会不会是《怡庵杂录》（或类似书名者）中原有记载被清人摘录，此后该书散佚而使今人无法得见呢？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清代引用《怡庵杂录》这条记载的文献很多，有些并未说是从《坚瓠集》转引，尤其是尤侗（1618—1704），乃明末清初长洲人，在世时间与褚人获相仿而年长，他在《看鉴偶评》卷四中也提到：“景定四年，以锜驱蝗有功，封为扬威侯猛将，敕载《怡庵杂录》。”，故不能完全排除他们有直接引用《怡庵杂录》的可能性，因为最可能的作者陈继乃明初苏州著名文人，在当地后代文人中颇有声望，故意伪托似非易事。况且，《怡庵杂录》所引文字，清人多有记载原碑在苏州郊外灵岩山下丰盈庄，此碑今可见于《缪荃孙全集·金石3·江苏金石志（下）》，其形制为：“拓本，高一尺四寸五分，广二尺二寸，行书十四行，行十六字，字径六分。”本文前引《坚瓠集》原文中括号内文字，即据此填入，以辅考辨。而且，该碑文中的封号“扬威侯”，最晚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即已存在，明代长洲人王稚登（1535—1612）《法因集》内，就收有《吉祥庵建佛阁疏》《重建扬威侯庙疏》两篇有关刘猛将的疏文，尤其后者，明确提到“侯号扬威，神称猛将”，“四野民氓，旱蝗祝之以无害”。 尽管以上论证并不充分，笔者还是倾向于清代吴县人沈钦韩（1775—1831）《刘猛将考》一文中的观点。他见过此碑，经过详细考辨确定为后人伪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然则是敕乃元明间村学究取屏风儿点窜出之，述刘锜略不及生前勋绩，决非凤阁舍人本色。”也就是说，虽然此碑是赝品，但作者依然相信《怡庵杂录》的记载是陈继原文所有，故不妨视为“元明间”下层文人为抬高民间信仰而造作的模拟敕文。事实上，前引明《洪武苏州府志》、明《正德姑苏志》里的所谓“吉祥王”，显然也是民间流传的封号。 当然，以上推论尚无法落实，只能等待今后发现更多资料了。但无论《怡庵杂录》及其所载文字是真是假、究出何时，关于刘猛将与驱蝗神的联系，滨岛敦俊的判断确实太晚了，他说：“可以肯定，把‘刘’姓神与‘驱蝗’神、‘猛将’号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的趋势，大致上始于明代后期，并于清代前期走向普遍化。”“明代后期”的说法很模糊，学界一般认为万历以后才算后期，《功德》一文承袭滨岛敦俊的说法，更是将此时间定在了“崇祯时期”，实甚不妥。今查王稚登《吴社编》中有专门对吴地庙会情状之记录，其中说到： 会有松花会、猛将会、关王会、观音会。松花、猛将二会，余幼时犹及见，然惟旱蝗则举…… 王稚登生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此处既云“幼时”及见，当小于10岁，则其时不晚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考虑到文字记录肯定晚于实存情况，再联系到明《正德姑苏志》等其他文献中刘猛将“土人私祀”的神灵属性，则刘猛将作为驱蝗神，最迟应该不晚于16世纪初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