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珩]情感的公共与私密：一个人类学研究的新视角(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0:11:29 中国民俗学网 刘珩 参加讨论
对于造假团体的社会网络而言，文化亲密性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文化亲密性的一个重要维度是说，某些在外人看来颇为尴尬的文化特质却是这一群人在内部维系其共同社会性的纽带。希腊克里特高地山区的牧人盛行一种相互窃羊的行为，这一互惠式的盗窃行为在外人和官方看来野蛮愚昧、必须取缔，但在牧人中间却是一种男子气概的体现，是他们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外，这种勇敢人的游戏所带有的英雄主义气质使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希腊人的真正代表，即敢于藐视权力、抵抗侵略。同样，山寨品的生产销售团体同样需要对外掩饰这一“造假”、“售假”的行为，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一在外人看来非常尴尬的文化亲密性却强化了家族和同乡之间的身份认同和亲密关系，并构成了这一群人在城市中特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林怡洁也有同样的发现，她说，山寨产品非法的本质使得假冒伪劣的生意必须严重依赖个人的关系网络(Lin, 2011)。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她并没有进一步地详细论述这种“非法”生意是如何依赖个人关系网络，给人以太多遐想的余地。反倒是她的老师，哈佛人类学家贝斯特(Bestor，2004)对于东京鱼市的考察给我详尽地描述了这种个体的关系网络是如何在鱼市中运作的。[9] 当然，将某种通常被外人看作非法、愚昧、落后的文化特质作为内部共同社会性的联系纽带只是文化亲密性的一个面向。文化亲密性的另一个面向是说，这一内部的人在面对外部的嘲讽和诘难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对外的“社会诗学式”的表述体系和展演的策略。正如希腊克里特高地的牧羊人将内部的互惠式的窃羊说成是男子气概和藐视权威的品格的体现一样，意大利蒙蒂(Monti)区面临“士绅化”的小商小贩和手工艺人竟然会充满乡愁式地“怀念”这一社区曾经的“高利贷”、“小偷小摸”以及“如何钻法律的空子”等陋习式的传统，因为这些陋习在他们看来恰恰是地方道德世界的社会交往规则和一套可以依赖的信用体系和信任体系(Herzfeld, 2009: 118-155)。林怡洁考察的山寨品的生产者也有这样一套社会诗学式的表述策略，用来表达他们生产这些“非法”产品的无奈并力图在国家层面的话语体系中发现“默许”这些非法生产存在的痕迹，从而为这种行为获得道德的借口。上海一位生产家具的人告诉作者，中国的造假文化或者仿冒文化(copy culture)就像这个国家的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各种背离(social disruptions)、对策和仿冒不但在所难免，其中自然也蕴含着大量的商机，让人发财致富(Lin, 2011:27)。显然，仿冒者也认识到“唯一真实性”的荒谬之处，他们也认识到通过政策指令甚至法律的强制执行来保证这种“唯一真实性”在实践中的不可行可能导致的政府对“仿冒”行为的放任自流的态度，从而也就为自身的“非法活动”寻找到了恰当的道德借口，也就是人类在面对被界定为唯一性和真实性对象时所普遍具有的嘲弄戏谑的人性。同时，这可能或多或少也是其在仿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创造性、高超技艺以及对“真品”的超越的一种自我认可。 对于消费者层面的文化亲密性而言，现实的情况是，这种标记着何为品味、何为时尚并且限制着社会流动的政治经济支配方式的奢侈品在其顺着生产、销售、消费各个环节推进的时候，并非一帆风顺。它往往会发生阿普杜拉所谓的商品附加价值的断裂、分歧或者逆转(diversions)，[10] 从而给山寨产品的消费提供足够的空间。人们通过生产或者购买仿冒产品多多少少类似于对时尚产品“唯一真实性”的标榜和定义的一次集体性的戏谑嘲弄，也就是说消费仿冒品是消费者在有限的范围内对于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一种抵抗，同时也是一种生产符合自身群体的文化附加值的手段。所以消费层面的文化亲密性就在于限定消费规则的政治经济与发生断裂和逆转的消费现实(也表现为一套政治的反抗符号以及对文化的自我定义)之间的宰制和抵制(domination and opposition)的对立。 消费层面的文化亲密性当然不仅仅表现为宰制与抵制的简单对立，事实上这种对立构成了消费者衍生自身文化意义的竞技场域(arena)，也就是说，如同假冒商品的生产者一样，消费者也必须有一套社会诗学式的表述和展演策略来对外解释内部的这种“陋习”。消费者在这种张力中引申出来的第一层文化意义就是编织了一个“消费山寨产品”的亲密性网络，使得山寨产品的流通至少在这个网络中是道德的，山寨品作为这一网络中的礼物的接受和馈赠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网络式的道德空间，各种另类的审美经验连同叛逆嘲弄的个性化体验有了分享的场所。林怡洁的调查很好地揭示了这种由亲朋好友构成的山寨礼物的亲密网络所构成的“消费的社会性”(consumption as sociality)。在这些馈赠亲友的礼物名单中，不乏大的奢侈品牌，比如LV、劳力士金表，很多购买山寨商品的人来都来自欧美，他们都表示这些礼品有助于朋友之间维持社会关系(Lin, 2011)。总之，另类、反叛经验的交流分享、以及消费的社会性共同构成了消费山寨产品群体的社会展示策略。 显然，对于山寨商品和山寨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从根本上而言还是出于一种私密的情感的体验和交流的需要，这种私密性和种种不能与外人道的尴尬特质向公共领域的延伸表明了这一生产和消费的群体与国家在何种程度上进行了文化互动，又达成了何种默契甚至共谋关系。民众在与国家的互动过程中，总是会动用地方性道德世界的各种价值观念将国家具体化、日常经验化，这是因为在地方性的道德世界来建构一幅民族国家的图景，不但加深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同时还方便将自身的困惑失败、世事的多变和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日常生活经验、现实的习语和观念中去寻求解释。与情感体验密切相关的各种家庭的、身体的、亲属的、血缘的、山寨的观念不但帮助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体认国家的存在，而且还为他们承认和接受社会的各种弊端提供了方便的以地方性经验为基础的阐释体系。 对于国家而言，如果我们动用一点想象力，将山寨产品和文化想象成国家一直试图应对的各种地方性的、杂乱无章、即兴、断裂以及偶发的叙事方式和社会时间观念，将打击假冒伪劣想象成国家建构一种连续一贯和简约的正统观念的努力过程，那么国家与各种地方性社会实践方式的关系多多少少类似于正品与假货的关系。国家致力于厘清是非对错，而各种替代性的解释和实践方式必然在这一界定对与错之分类体系的藩篱之外蔓延开来。当然，这种对与错的界定和对抗绝非像清除野草那样简便易行。民族国家有时也会刻意抑制某些太过正式的意识形态，努力去适应和界定种种缺少规范的实践方式，一个现成的做法就是将这些实践方式收编在国家的理念的程式化表述中，这些替代性的异义性的叙事被主控叙事所覆盖和遮蔽，并形成一种一致对外的表述策略。正是在这样一种略显宽松的氛围中，国家与民众达成了妥协和谅解，国家收获了最为重要的民众的忠诚意识，文化亲密性空间得以产生。 五、结语 文化制度是亲密性的，是属于情感维度的，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经验、感知和呈现的。一群人生活在一起首先是要觉得亲切，愿意相互交流，而不是依靠一套板着脸的冷冰冰的制度和规范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尽管这些亲密性的文化特质在外人看来常常是落后、愚昧甚至是违法的。所以，文化机制从根本上而言是内部的共同社会性的基础，同时也是文化黏合剂，只不过因为其碎片式的以及交往互动式和偶发性等散漫的特点被当作琐碎和无足轻重，从而长期被传统的社会科学所轻视。事实上，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诸如宗族、民间宗教、仪式等关键观念类似于杜赞奇所谓的乡土社会的权力文化网络，但是情感的图景和网络却一直缺失。然而，从情感这一维度去把握其社会结构的衍生模式——亦即情感由“私”而“公”的导向路径以及变迁的历程，同样重要。 此外令人遗憾的是，当下中国社会学领域一些有关中国公民社会如何建设的论著中不乏要消除中国社会的以“利己主义”为中心而衍生出来的“差序格局”，从而建设良性公民社会的论点，因为差序格局不可能成为“公共性”发育和生长的沃土，认为这是建设理性社会的最大障碍(李友梅等，2012)。邓正来在论述民间社会与市民社会之区别时也将民间社会斥为带有亲情血缘、侠胆义气残余并且与国家不可能形成良性互动的散沙式的组织。诸如此类论点事实上忽略了“公”与“私”的转换关系，从而也不能从日常生活以及文化亲密性的层面来分析亲情血缘、侠胆义气等“陋习”与“理性”的公民社会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