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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哲语的濒危、保护与传承


    摘 要:语言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赫哲语目前处于极度濒危状态,其保护和传承至关重要。目前,赫哲语的保护和传承主要依靠家庭、学校和传习所三种途径。国家政策的扶持、不断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以及跨境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是保护赫哲语的有利条件。保护赫哲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掌握赫哲语的人数极为有限、缺乏语言使用环境。少数人语言态度消极以及没有恰当的书写符号导致教材和教辅资料质量不高。本研究认为,政府的进一步扶持,聚居区的语言环境建设,跨境民族的往来以及赫哲族精英、普通民众与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是赫哲语传承的保障。
    关键词:赫哲语; 语言濒危; 语言保护; 民族文化传承; 双语教育;
    作者简介:史春颖(1991—),女,黑龙江双鸭山市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
    基金: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生专项课题“非遗传承与濒危语言保护——赫哲族史诗伊玛堪保护经验为个案”(项目编号:GTTZX-2019-46)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众多语言趋于消失的现象引起了语言学家的关注。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推动下,联合国有关机构及国际社会开始关注语言濒危问题。2015年,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牵头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1]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开展全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以来,我国语言文字领域又一个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大型语言文化工程。这项工程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语言类项目,必然会对濒危语言的保护和传承产生积极作用。2018年,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召开“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大会发布了《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倡导各国制定语言资源和语言多样性保护事业行动计划及实施方案。[2]
    赫哲族是跨境民族,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异名同语的那乃族约2万人,两地赫哲族的语言文化相通。随着中俄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加强,赫哲族与那乃族的往来日益频繁,有助于两地赫哲语的传承。国家和地方语言保护工程的规划和实施、本民族的保护意愿和跨境民族的往来,推动了濒危语言的保护;法律和政策文件的出台将语言文化保护纳入了法制化轨道。《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区分了保存和保护,前者指濒危语言的认定、记录和建档,后者指濒危语言的传承和传播。[3]本文重点探讨赫哲语的保护问题,即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和手段保护和传承赫哲语。
    一、赫哲语濒危的过程
    赫哲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渔猎民族。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赫哲族共5354人,其中黑龙江省3613人,占总人口的67%,主要分布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江平原和完达山余脉,集中居住于“三乡两村”,即同江市的街津口赫哲族乡(以下简称“街津口乡”)和八岔赫哲族乡(以下简称“八岔乡”)、双鸭山市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以下简称“四排乡”)和佳木斯市敖其镇敖其赫哲族村、抚远县抓吉镇抓吉赫哲族村。[4]赫哲族有本民族的语言,无记录本族语言的文字。孙宏开(2006)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9条判定语言活力的参考指标,结合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和分布情况,认为赫哲语是活力很差的濒危语言。[5]
    为了解赫哲语的现状,2018年1月和5月,笔者两次赴饶河县饶河镇和四排乡,访谈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以下简称“非遗中心”)的工作人员、四排乡主管文化教育事业的乡长和干事、四排乡中心校校长及历任赫哲语教师。同年10月,笔者前往同江市、街津口乡和八岔乡,访问了赫哲民族文化村、伊玛堪1传习所、民俗馆等地,对非遗中心主任、民族乡中心校的教学主任和赫哲族教师等进行了深度访谈。笔者将调研获取的第一手材料与相关文献相结合,从历时角度梳理赫哲族语言转用的过程,以期为赫哲语的保护提供经验。
    20世纪30年代初,中央研究院民族学家凌纯声前往松花江下游地区调查,记录了赫哲族的生产生活,搜集了近千个单词和部分长篇语料,整理了赫哲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他认为“赫哲语中融入满语、蒙古语、古亚洲语及小部分汉语,实则是一种混合语”。[6]这一时期,赫哲族与其他民族的接触和交往,语言受到了周边民族的影响,融入了其他民族语言的成分。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安俊在街津口、八岔、四排等地调查后指出,“赫哲族由于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都已将汉语文作为口头和书面交际工具,除特殊情况外,极少使用本民族语言”。他介绍,30岁以下的赫哲族对本族语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40至55岁的人只能听懂或说一些简单的话语;55岁以上的尚能用本族语交流。[7]据《黑龙江省赫哲族志》(送审稿)记载,截至1985年,赫哲族中5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用赫哲语对话,但不常用,能完整、熟练地用赫哲语讲话的为数不多;40岁左右的能听懂一大部分,会说一少部分,少数人只能听懂个别词句;30岁以下的既听不懂,也不会说,赫哲语处于自然消失的边缘。[8]这与同一时期赫哲族学者尤志贤、傅万金的调查结论大体一致,“现在的赫哲族当中,除中老年人能讲赫哲语外,多数年轻人只会听不会说,赫哲语在生活中正逐步消失。”[9]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末的近60年间,赫哲语使用者的平均年龄升高,掌握赫哲语的人数随年龄段的升高而增加,但年轻人不再使用本族语,语言转用扩大至各个年龄段,代际传承中断,赫哲语使用功能衰退,语言严重衰变。
    21世纪以来,戴庆厦、何学娟、吴宝柱等人陆续调查赫哲族的语言生活。《濒危的赫哲语》(2005)全面描写并分析了黑龙江赫哲族语言使用现状和特点,作者选取赫哲族聚居区和散居区的10个调查点,采用问卷、访谈等方法,以掌握赫哲语词汇的多寡判定其语言能力。据调查统计,掌握2000词以上的共42人,他们是赫哲语能力最强的人群。调查表明,大部分被试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语言能力,他们无法用赫哲语自如表达思想和感情,赫哲语已失去使用场所和使用者,处于极度濒危状态。[10]金莉娜(2016)在赫哲族聚居区调查,认为相比十年前,赫哲语掌握者的人数进一步减少,使用领域也缩小到极个别场合,仅以碎片化形式留存于乌日贡大会、文艺演出等传播场景中,已完全退出家庭语言环境。[11]可见,随着时间推移,赫哲语使用范围缩小,语言功能衰退,濒危程度日趋严重,赫哲语的保护刻不容缓。
    二、赫哲语保护的途径
    目前,赫哲语的保护主要有家庭、非遗中心以及学校开展语言教学三种途径。
    (一)家庭传承
    家庭是少数民族儿童接触母语的第一场所,也是母语传承最主要的家园。赫哲语没有文字,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因此,家族内的长辈往往就成为了赫哲语和伊玛堪的传授者。部分赫哲族精英自发在家庭教赫哲语和伊玛堪。饶河县尤XX(女,74岁,赫哲族)受父母兄长熏陶,自然而然地学会赫哲语,从事赫哲语教学工作多年。1997年退休后,尤XX积极搜集和整理赫哲语材料,编写赫哲语学习教材,女儿王XX受其感染,开始学习赫哲语并辅助母亲的教材编写工作,王XX的赫哲语能力显著提升,母女二人合作出版了《赫哲语口语教材》。四排乡尤XX(女,84岁,赫哲族)流利使用赫哲语,她的女婿付XX(男,60岁,赫哲族)长年向老人请教、学习,几十年潜心研究赫哲族伊玛堪、嫁令阔2和桦树皮技艺,是《希特莫日根》3的主要编写人员,还是“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赫哲语”的发音合作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有声资料。伊玛堪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吴XX,省级传承人葛XX、尤XX等人都是在家族长辈的熏陶下学习赫哲语和伊玛堪。黑龙江省级伊玛堪传承人尤XX,在孙子孙女嘤嘤学语时就经常在家哼唱伊玛堪,在她的培养下,付XX姐弟俩已掌握了赫哲语基本词汇和伊玛堪说唱的片段,成为伊玛堪说唱的新生代力量。[12]
    部分赫哲族知识分子和精英积极倡导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开展赫哲语教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人朋友,并逐渐得到本民族成员的高度认可。这种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的保护和传承形式不断发展,在饶河、同江、佳木斯等地逐渐形成区域性语言保护团体。
    (二)非遗中心传习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掌握对语言学习有促进作用,会民族语是口传文化保护的前提。非遗中心开办的伊玛堪传习所和嫁令阔学习班均教授赫哲语。
    伊玛堪是传承赫哲族语言、信仰和民俗的主要载体之一。2011年,“赫哲族伊玛堪说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保护和传承伊玛堪,非遗中心在赫哲族聚居区建立伊玛堪传习所,每周两次统一学习,每次2—3小时,授课教师为国家级或黑龙江省级伊玛堪传承人。2013—2017年,黑龙江省伊玛堪传承人葛XX(女,60岁,赫哲族)担任饶河县传习所的授课教师。据她介绍,省非遗中心发放了《希特莫日根》作为教材。“我先教最基础的单词,然后是句子,最后教段落说唱,直接唱伊玛堪难度太大。”非遗中心鼓励各民族参与学习,每节课给予授课教师200元的报酬,学员也有20元的奖励。在系列措施的带动下,传习所人数大幅度增加。据饶河县非遗中心提供的数据,伊玛堪传习所开办以来,已累计培训200课时,参与学员450余人,大部分学员掌握《希特莫日根》的3—4章,几位优秀学员能说唱全篇共12章。
    2007年,“赫哲族嫁令阔”被列为黑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后,饶河县非遗中心号召当地赫哲族文化传承人和音乐爱好者共同研究学习嫁令阔。2012年,非遗中心开办嫁令阔学习班,组织传习课程100余课时,培训学员总计2000余人,录制影像资料500分钟;编著的《赫乡放歌·情满乌苏———饶河赫哲族嫁令阔歌曲集》收录、整理和翻译嫁令阔小调51首;培养省、市级嫁令阔传承人各2人;在当地年均演出20余次,组织传承人和学员在全国演出共计150场,增强了赫哲族语言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规范化、系统性的伊玛堪和嫁令阔传习促进了赫哲语保护,语言传承工作初见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语言学习者人数逐年增多。2012年,伊玛堪传习所成立之初,学员不足10人,大部分是授课教师的亲朋好友。近年来,在非遗中心的努力下,传习所的影响力不断增强,部分传习所学员超过百人,实现了以点带面的语言传习。二是学习者语言能力提升。非遗中心组织专家学者和赫哲老人商议选取了伊玛堪的“希特莫日根”篇作为统一的传习内容,编写“汉—赫—国际音标”对应的《希特莫日根》教材,发放给教师和学员。学员尤XX(女,54岁,赫哲族)介绍,参加传习班以前只能凭记忆,说几句“你好”“你吃了吗”之类的口语。系统学习后,赫哲语水平显著提升。“刚开始就跟着老师学单词,后来单词知道的多了,句子看得懂,我自己没事儿就唱,一段一段的自然就会了,《希特》学完了,我还自学了《木竹林》,会的赫哲语越来越多,现在我基本能想什么就用番话4说什么。”三是语言保护意识增强。在“非遗热”的影响下,文艺演出活动增多,赫哲语使用机会增加,学员学习的成果有了展示的舞台,学习积极性提升;本民族语言使用频率的增多,语言保护意识日益增强,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本民族还是要会说(赫哲语)的,这是我们民族的标志和特色,每个赫哲族都应该学习和保护赫哲语。”
    (三)学校开设赫哲语课
    学校教育是语言传承的重要途径,在民族语的保护中起重要作用。2001年,新课程改革要求学校开设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自此,街津口、八岔和四排三个民族乡学校接连开设赫哲语课。笔者访谈了3所学校的十余位赫哲语教师,以下从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效果三方面描述学校赫哲语教学情况。
    基础教育阶段3所民族乡中心校的教学模式为汉语授课、加授赫哲语。该模式是人口较少民族的聚居区学校教授民族语的主要方式。学校的赫哲语课每周2节,每节40分钟。开课之初,学校考虑到一二年级学生初学汉语拼音,认知水平有限,九年级学生面临中考,课业压力较大,故选定授课对象为三至八年级的小学和初中生。同江的街津口乡和八岔乡中心校教师使用教育局统一发放的教材,赫哲语教学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是语言课,选用《赫哲族语言》为教材,书中用拼音和汉字标记赫哲语发音,教师根据学生情况自行选择标记形式开展教学。三四年级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数字的认识”“数量词”“亲属称呼”“时间词语”“方位词语”等。教师依据教学进度,每课时教授5—10个单词不等,教学难度逐年级增加,五六年级的教学内容为“关于服饰的对话”“关于渔业的对话”、赫哲族小故事、谚语以及伊玛堪选篇。笔者在八岔乡中心校听课发现,学生能说出教师考察的单词,问候语表达准确,课堂表现积极。二是文化课,主要讲解赫哲族历史故事、渔猎文化等,力求让学生了解赫哲族历史和民俗文化。学校开展赫哲语教学以来,学生从零基础到逐渐掌握赫哲语的数字词、亲属称谓词、动物词、日常用语等。
    伊玛堪和嫁令阔传习所的学员,出于对民族语言文化的热爱和传承的责任感而学习;学校设置赫哲语特色课程,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本民族语言文化,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家庭是少数民族母语传承最重要的阵地,家族中的知识分子和精英往往是倡导学习本族语的关键性人物,他们积极倡导子女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三种语言传承途径互为补充、共同作用,使赫哲语掌握者的人数逐渐增加,延缓了语言衰变的速度。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