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地理环境决定论视野下的中亚人群性格及成因探析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21 《西北民族论丛》2019年第 僧海霞 参加讨论
摘 要：20世纪初，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用4年时间进行中亚考察，他归纳行经的各地人群性格并探析其成因。他认为，中亚人群的排外冷漠与热情好客、闲适与勤劳等性格的形成，受地貌、交通、生产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其变迁途径有三:一是居住环境的变动，二是外来人群的影响，三是外出游历。由此视之，亨廷顿对中亚人群性格及变迁的认识，是对20世纪初盛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深化和改进，对解析20世纪初的中亚人群有重要意义，也为认识地理环境决定论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中亚; 性格; 动力; 决定论; 《亚洲的脉搏》;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批准号:17YJA770015); 19世纪以来，欧美地理学家中被归入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不乏其人。其中，德国的拉采尔和他的美国学生森普尔被认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在地理学界的代表人物，森普尔“是近代地理学中用决定论观点阐述地球作为人类之家这一主题的集大成者”1。同一时期，美国另一位多产的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1876-1947)亦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广泛的旅行和阅读，加以敏锐的想象力和流畅的文笔，使得他的气候与人生关系的概念十分引人入胜。他对一些地区的生动描述，在历代地理著作中是最佳典范”2。亨廷顿对气候与文明的关系给予大量关注，他通过对中亚气候的考察证明“气候变化说”，促使他成为“气候决定论者”。3在中亚考察中，他对人群性格进行的观察极具典型性，可惜学界鲜少关注。笔者拟以亨廷顿的中亚考察记《亚洲的脉搏》为中心，较之以同时代其他考察者的观察，归纳中亚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探讨20世纪初在环境决定论影响之下对中亚人群性格成因及变迁的认识。与同时代的环境决定论者相比，亨廷顿的环境决定论更微观，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不当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亨廷顿笔下的中亚人群性格 亨廷顿的中亚考察从1903年持续到1906年，重点关注气候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成书于1907年的《亚洲的脉搏》4是此行的考察记，“这部著作使他在研究气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方面走上了成名的道路”5。亨氏以写实的笔触，记述了他从“克什米尔山谷”至“低地吐鲁番”即当时中亚部分地区的所见、所闻、所感，将生活于其间的人群性格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亨廷顿的考察记分区书写，除班公湖及喀喇昆仑高原等地少有固定居民外，主要涉及克什米尔人、拉达克人、帕米尔的柯尔克孜人、罗布盆地(即塔里木盆地)人和吐鲁番人。亨廷顿解读人群性格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对柯尔克孜人的简要描述中，我试图举出一些他们生活及性格中的主要事实，以说明他们与天山高原地区的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6。基于这样的认知，亨廷顿以地理学家的感性，呈现出20世纪初地理环境决定论视野中的中亚数个地域人群的性格特征。 1. 胆小的克什米尔人 “克什米尔”一词取自梵文。“克”的意思是“水”，“什米尔”是“使之干涸”之义，“克什米尔”即“水竭之地”。我国汉魏时称此地为“罽宾”;玄奘于631年游历克什米尔，称它为“迦湿弥罗”;《明史》称“克失迷儿”;我国藏民又称它“卡查尔”(意为“雪山”)。7目前克什米尔包括七个地区，亨廷顿经过的是克什米尔谷地。 亨廷顿以优美的文笔渲染克什米尔山谷的景物，“温暖的阳光，山谷布满了河流，四周是喜马拉雅山雄伟的雪峰。好像是用魔法变幻出的宽广的山间平原，覆盖着绿茵茵的青草，蜿蜒的运河与溪流缓缓流过，还有无数成荫的果园、鲜花盛开的花园点缀其间”。在美景中，“居住着黑眼睛、黑头发，有着迷人的橄榄色皮肤、俊美的相貌、快乐的克什米尔人”。经过此地的斯坦因引用玄奘的描述，“他们灵巧、轻浮、脆弱、胆小，外貌姣好却很狡黠，好学而有教养”。至20世纪初，“克什米尔人形成了胆小、排外和多疑的特性”;“直到最近，他们对所见的少量外国人仍然是仇恨和惧怕的，总怀疑那些‘老外’会加害他们，所以自然就想把他们赶走”。在杰赫勒姆河畔的村庄巴拉穆拉，“他们令人遗憾的冷漠让人不舒服，这大概是习惯吧”。8从亨廷顿的观察看，千余年来克什米尔人的性格基本稳定，即胆小、冷漠和排外。 无独有偶，数十年后，勒柯克行经此地，她说:“舍瑞的三个随从都是个子很高、身体强壮的年轻人，都是克什米尔人，是非常勇敢和聪明的山民，但另一方面，同他们的同胞一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那么胆小，他们几乎不会独立干点什么事。”9从玄奘至勒柯克，千余年间克什米尔人的胆小给行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好客而勤劳的拉达克人 亨廷顿沿印度河谷前往拉达克。在海拔9000英尺10与12000英尺之间，“狭长的山谷地区便是阳光明媚，温暖宜人的拉达克”11。拉达克是西藏的一部分，常被称为“小西藏”，为今西藏阿里以西、以列城为中心的地区。拉达克在9世纪以前是吐蕃政权的一部分;13世纪作为西藏的一部分统一于元朝，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前，拉达克都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下。12 20世纪初，拉达克由英国控制下的印度政府统治，“在很多方面它都更接近西藏，例如，种族、语言、宗教等。居民大部分信奉佛教，在列城和西部村庄也有少数穆斯林”。亨廷顿总结拉达克人的性格:“最值得提到的是当地人特别的性格特点:如较为坦诚，虽然迷信，但很勇敢、勤劳、热爱家庭、困境中充满乐观情绪等”。而这些性格特点，被亨廷顿视为山区人的特征，“这一切造就了山区人的特征，造就出比生活优裕的平原地区居民更为优秀的男子汉”。13据此观察可知，拉达克人有点儿迷信，但他们坦诚、勇敢、勤劳、热情、乐观。 戴安娜经过拉达克时说:“这里的人民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那种对人的友好态度，对任何事情的容忍之心，都会使你着迷”;“从总体上来说，拉达克的妇女都很勤劳，而且富有独立性”。14友好勤劳的拉达克人让戴安娜深感愉悦。 3. 勇敢而勤劳的柯尔克孜人 经过班公湖和喀喇昆仑高原后，亨廷顿进入罗布盆地。为证明罗布盆地居民和高原地区居民间的差别，他将笔锋转至帕米尔高原上的柯尔克孜人。 柯尔克孜人最早生活在叶尼塞河流域和阿尔泰山，后逐渐迁徙到天山和帕米尔地区。亨廷顿笔下，“柯尔克孜人的生活方式磨炼了他们耐饥、耐渴、耐疲劳的能力，……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经历中，柯尔克孜人学会了依靠自己，在任何一种情境下，他们随时都可能遇到陌生人，这又使他们养成了乐于助人、沉着镇定的个性”。受生活条件影响，“柯尔克孜人经常迁徙的生活导致他们的好客和重礼节。还要再一次说明，艰苦的游牧生活形成了某种精神道德方面的特性，比如勇敢、刚毅。最后，游牧生活还决定了柯尔克孜妇女的社会地位与性格特点，形成了较高层次的道德特征，如较为严格意义上的道德观，自立能力，甚至包括对家庭的爱”。15柯尔克孜人的性格可以概括为:热情好客，乐于助人，勇敢刚强，自立能力强，有极强的忍耐力。在生活中，他们喜爱运动，经常举行与骑马相关的活动。 在斯文·赫定笔下，“柯尔克孜是一个半原始的民族，但有能力、健康、性格温厚，他们喜爱称自己为凯撒克，即勇敢战斗的人，并满足于在大草原上孤独生活，崇拜自由，看不起那些住在城镇或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他们的语言不是很丰富，当他们在一起交谈时，他们靠着非常生动的手势来弥补相互理解上的不足”。16对柯尔克孜人的耐劳，马继业的夫人也深有感触，“柯尔克孜男人常年离家放牧牲畜，或是要在庄稼地里劳动，所以柯尔克孜人的妇女们就承担起了照管住宿营地的责任。营地里的一切都由妇女来完成，……妇女们还要擀毡、绣东西，编织各种各样的绳子和其他装饰毡房用的小物件。……他们长大成人，无论男女，都耐劳强悍。柯尔克孜妇女骑乘马和骆驼的本领高强，不在男人之下。我们常常看到，妇女骑马或骑骆驼出没于最陡峭、最难行的山路上”17。这些认知，无疑是对亨廷顿观点的补充。同样，西普顿夫人也对此做了总结，“(柯尔克孜)这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比起绿洲上的人民个性更为鲜明，更为强悍”，“这些妇女极其勤劳能干，干活极为认真和努力，受到了人们的尊重。……柯尔克孜人通常都很有礼貌”，“这位柯尔克孜人和他的母亲一样，对我们非常友好，非常热情”。18西方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通过观察认同柯尔克孜人的群体性格特点。 4. 温顺的罗布盆地人 亨廷顿将塔里木盆地称为罗布盆地，“我认为这个盆地最好还是以河流末端的终点湖命名为好，……而用‘罗布盆地’作为亚洲中心盆地的名称”19。然而，罗布盆地之名并未被广泛使用。 亨廷顿在昆仑山北部峡谷遇到一位维吾尔族朝圣者，“他们性情温和、谦恭有礼、性格胆小，这都是由于亚洲腹地沙漠绿洲那封闭、沉闷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在桑株峡谷乌拉奇村，“按照西方人的生活标准来看，他们似乎极端贫穷，却并无所求”，“乌拉奇村简单但热情好客的贫苦农民”。至桑株，“这是约有6000人口的城镇，这里的维吾尔人谦恭有礼的举止表现更加淋漓尽致”。 罗布盆地人无欲无求，“只要有足够的食物，不愁穿，有地方睡就够了，他们的索求很少，后来，我又遇到过其他一些同样为富有地主们像奴隶般干活的人们，虽然有一些温和的抱怨，但大多数看起来对自己的命运很满意”。亨廷顿感到震惊，“无法想象还有比这小绿洲更封闭、更自足自乐的生活模式了”;“我意识到维吾尔人可能是很好的伙伴，除了有些懦弱之外，他们和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20亨廷顿认为，他们冷漠，缺乏好奇心和激情，懦弱顺从却又坚韧。 戴安娜也以其喜爱观察的特性，观察到塔里木盆地西部的喀什人，“喀什噶尔的人们恬静平和。他们就如此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在这样的治理下，他们的生活又是那么的轻松悠闲，所以他们并没有养成爱斯基摩人的那种刚强和坚韧，也没有养成帕坦人那种好战的性格，更没有养成藏族人的那种勃勃生机和克什米尔人的那种多才多艺。但是，这里的维吾尔农民和任何地方的朴素的人们一样，友好、好客，他们随时都愿和你分享哪怕仅仅是一个笑话”21。在欧美人看来，塔里木盆地的人群性格温和，但也明显地安于现状。 5. 计较而麻木的吐鲁番人 进入吐鲁番，“虽然两个盆地的自然地貌相差无几，两地居民人种相同，但我仍然感觉到与罗布盆地相比，这里的景色与民俗所特有的微妙的差异。”吐鲁番人的性格如何呢?“根据我仅20天短暂的逗留期间所做的观察，从罗布盆地(塔里木)移居而来，人民并不粗鲁无礼，也不冷淡，只因为生活艰难，他们对于是否浪费时间和钱财非常在意”;“在吐鲁番盆地正相反(与罗布盆地相比)，人民的生计艰难无比，百姓不得不寻找地上和地下的每一滴水”。此外，“吐鲁番人已变得不同于在罗布盆地(塔里木)的同胞，倒更像波斯人”。22 亨廷顿对中亚人群性格的考察，与同期其他考察者对区域人群的观察基本趋同。此时，正当地理环境决定论大行其道，美国地理学家森普尔正在用地理环境解释气质的差别:“气质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北方人‘精力充沛，有远见，严肃，理智，谨慎’，而南方人则相对更富感情色彩，想象力丰富，易于冲动”。23若依森普尔之说，中亚人群气质用北方人的气质足以概括。但显然，在亨廷顿看来，中亚人群性格差异明显，这就需要从更微观的层面来解读。 二、中亚人群性格形成的动力机制 透过亨廷顿的观察，我们窥见20世纪初中亚人群性格的多样性。亨廷顿的出发点是阐释环境与人群性格形成的关系。在他看来，人群性格的形成，既有决定性因素，也有促使其变化的推动因素。 1. 人群性格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普遍认为，对人的性格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气候。亨廷顿在归纳人群性格时，也不断阐释环境要素与性格之间的关系。 (1)交通条件影响下的排外冷漠或热情好客 从他者的角度看，对外来者的态度就是对外界的态度，即冷漠排外或热情好客，是他者最易感受到的。在亨廷顿笔下，克什米尔人冷漠排外，罗布盆地人对外界亦漠不关心，而拉达克人、柯尔克孜人则热情好客，这是由什么因素主导的呢? 克什米尔人的排外由来已久，“在中世纪，克什米尔的排外情绪相当严重，几乎所有外国人都会被驱逐出境，就跟目前的西藏差不多。甚至在今天，尽管克什米尔和大英帝国已经有了许多接触，但旧的观念仍然顽强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与外界接触较少是克什米尔人形成排外特性的关键。而与外界缺乏交流的主因是交通条件，“因为翻山的通道很难走，克什米尔几乎是与世隔绝，外乡人很少进入这个国家，本地人也不常出去”。而在克什米尔谷地，“道路状况很糟糕，对外交通被大山挡住，驮畜很少，而带轮的大车事实上被限定在通往杰赫勒姆的唯一道路上，所以交通运输只能靠船只，一些短距离的货物就只能靠人背肩扛了”。24闭塞的地理环境造成外出交通不畅，内部交通设施也薄弱，这使克什米尔人与外界接触很少，这是其排外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 而在罗布盆地，维吾尔人对外界的人和事也很少关注。罗布盆地内部交通看似四通八达，其实众多绿洲之间也少有往来，他们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无法想象还有比这小绿洲更封闭、更自足自乐的生活模式了”;“当地人的顺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置身高山沙漠之中，与世隔绝造成的”;“他们没有机会到新的领域去活动，满足于自己的命运，所以不论从内从外都没有什么激励他们到外面的世界去闯闯的动力”。25 克什米尔人和罗布盆地人对外界都不感兴趣，实质有相似之处。克什米尔是山脉的阻隔，使其与外界少有往来。而维吾尔人虽身处绿洲，但绿洲间因交通不畅或空间悬远，仍然被阻隔。封闭的地理环境是人群排外和冷漠性格形成的主因。 在生存环境艰难的拉达克，人们对外来者非常热情，“不由分说，我必须进屋喝杯茶。……我被领到屋角专供客人坐的座位，那里有个小小的四方形的褥垫，又硬又薄，供我用的”。这种不由分说的恭敬有礼，是拉达克人热情性格的最好见证。柯尔克孜人的好客真诚，“人们随处都有可能接待客人，通常的惯例是不做特别的款待。尽管柯尔克孜人生活很孤独，但在他们遇见旅行者时，比起那些住在离城市较近的村庄里的、见多识广的村民来，却要真诚得多”。他们也会为经过的行旅提供马匹，“进入天山高原以后，我发现我和随从每天都能得到新的马匹，甚至驮行李的马也可替换”。“柯尔克孜人的谈话内容主要是关于道路和旅行方面的。你向一个人打听到某地有多远，他立刻会告诉你，而且还提醒你行程的状况以及重重困难。他们对自己生活的高原了如指掌，实践经验丰富。”26柯尔克孜人因游牧的经历，对高原交通非常熟悉，对旅程中可能发生的困难有更多的感触，因而乐于助人。 从亨廷顿对人群排外冷漠和热情好客的性格分析看，交通的通达程度和对生活各种遭遇的体验，是这种性格形成的主因。排外冷漠的性格是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相对优越的生存条件的产物，而热情好客者除位于交通线周边外，其艰难的生存境遇使他们对外来者产生同情，故尽显包容和热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