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龙白玉帅]“讲好中国故事”语境下哪吒神话动漫化传承发展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2:11:40 中国民俗学网 徐金龙 白玉帅 参加讨论
摘要:哪吒最初是印度佛教的夜叉神，伴随佛教东传和中国本土译经活动，在唐后期与李靖将军产生联系而成为中国本土神，经元明话本小说的加工，最终跻身佛、道护教神的行列，纳入中国神话体系。时至今日，哪吒民俗信仰仍然广泛流传于中国、泰国、柬埔寨等国家，被贴上治病救人、镇水、惩恶扬善、多子多福的标签。神话动漫化是神话资源活起来的传承发展策略，广大民众通过动漫影视大众化传媒“再认识”中国神话，也是传承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途径。基于对哪吒形象演变、神话隐喻、信仰播布的分析研究，可知中国神话原型、故事元素可在神话动漫化过程中解构并重构。国漫《哪吒之魔童降世》在讲好中国故事语境下，深度挖掘神话IP资源，探索神话动漫化传承发展的新路，其成功之道不无启示。 关键词:讲好中国故事；哪吒信仰；神话动漫化；IP资源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会议上首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大论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文化贸易逆差日趋严重，国际话语体系构建愈发困难，这都要求中国尽快发出自己的声音，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为广大民众提供更多更好更健康的精神食粮。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让故纸堆里的IP人物活起来是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举措。 令人欣喜的是，2019年7月26日，改编自哪吒神话题材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震撼来袭。截止9月22日，其票房已突破49亿元，跻身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第一名、电影票房总榜亚军(直逼冠军《战狼2》)，被视为“国漫英雄”。影片火爆的背后有其成功之道，也有让人冷思考的沉疴弊病。如何讲好中国神话故事，创造性地转化为新时代人们喜闻乐见的动漫影视产品，打造中国“神话动漫宇宙”，实现神话动漫化传承发展，值得每位有识之士深入探究钻研。 一、哪吒形象来源及其演变 (一)哪吒称谓的来源 “哪吒”是由梵语转换为汉语以后的称谓，梵文名叫Nalakuvara或者Nalakubala，据《大正新修大藏经》所载，哪吒由梵文翻译过来，大致有九种译法，分别是：那罗鸠婆、那吒鸠伐罗、那吒矩錢喫、那吒鸠鉢喫、那吒俱妳罗、哪咤具蛛罗、那吒俱伐罗、那拏、那吒。宋代以后禅宗兴盛，受此影响禅宗典籍多记为“那吒”，因此，宋以后“那吒”成为一种普遍的流行说法。明代小说《西游记》认为哪吒降生之时左手有“哪”，右手有“吒”，以唯心论的哲学为其命名“哪吒”；受敦煌俗文字和俗文学字形无定、偏旁无定、通假无定的影响，加上元杂剧的深化拓展，发展到明清小说时，“那吒”已经明确改为“哪吒”，并且沿用至今。 (二)哪吒本土化的演变 “哪吒”最初是佛门偈语而不是神话人物的姓名，后来受到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双重影响，哪吒成为信仰佛陀的人、印度的佛陀守护神、具有中国血统的佛教神、道教的护教神。 哪吒最初属于印度佛教系统，其义本是信仰佛陀的人。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中佛陀曾明确告诉阿难尊者；“我灭度一百年后，有么士罗兄弟二人，一名哪吒，二名婆吒。”可见哪吒的身份曾一度是凡人。随着时间的推进和佛经典籍的不同记述，哪吒身份又出现不同的解释。据《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载“哪吒鸠钵罗药叉大将”，此处哪吒属于夜叉神；又据《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般怛罗大神力都摄呪王陀罗尼经》载“召哪吒鸠伐罗天王”，此处哪吒属于天王神；而又据《释迦陀野仪轨》所载“曩谟……哪吒鬼神王”，此处哪吒又是鬼王。由此可见，哪吒身份在佛典之中最初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身份，这和佛教典籍转译有极大的关联。 随着佛学东渐，哪吒发生本土化倾向，并与佛教毗沙门天王产生联系。在市民文化崛起、佛教典籍世俗化的推动下，哪吒本土化的进程大致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北宋及以前。哪吒与毗沙门天王的关系有两种：一是父子关系，二是祖孙关系。其职责大致是辅佐毗沙门天王维护佛陀，扫除邪恶。据《佛所行赞》载：“今王生太子……毗沙门天王生那罗鸠婆”、不空《毗沙门仪轨》载：“唐天宝元载壬午岁……令第三子哪吒捧塔随天王”、晚唐郑綮的笔记小说《开天传信记》载：“某非常人，即毗沙门之子哪吒太子也”。(三种记载都认为哪吒与毗沙门天王为父子关系。可见，至迟晚唐时期，无论是佛教典籍，还是笔记小说都有哪吒为毗沙门天王儿子的说法。十六国至唐朝时期是哪吒本土化的初始，但这时名将李靖还并不是毗沙门天王的“化身”。至于另外一种祖孙说，不空《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载：“尔时哪吒太子，手棒戟，以恶眼见四方，尔时毗沙门孙哪吒。”唐朝不空和尚所译佛经表明哪吒与毗沙门天王关系有不同于父子说的记载，但此后并没有见到赞同这个说法的其他记载。随着通俗文学《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的盛行、民间戏曲的“高台教化”，再加上国人喜欢构建父子说的心理，哪吒是毗沙门天王太子一说，遂成为主流说法。 第二阶段是南宋至元朝，受民间信仰、市民文化影响，佛教毗沙门天王演化成唐朝名将李靖，而作为毗沙门太子的哪吒也成为李靖的儿子，由印度神系统转化成中国神血统。李靖演化成毗沙门天王，即常金仓先生提到的“历史的神话化”。久远的历史人物受佛道宗教、民间信仰影响部分转化成神话人物，身处世俗系统和神话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戏曲中哪吒的形象逐渐世俗化和中国化，撇去佛经中晦涩的阐释，明显体现在哪吒的穿衣打扮上。“鱼鳞砌铠甲重重，凤翅盎斜兜护顶”；《猛烈哪吒三变化》中的哪吒受佛陀的派遣，变身三头六臂降服各种山精妖怪。但此时哪吒形象并未完全抹去佛教色彩，在一些戏曲中仍受佛陀派遣、形象依然为三头六臂。哪吒的形象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即便是南宋时哪吒已经成为具有中国血统的神，但是部分元杂剧也把哪吒包装成具有佛教色彩的神，这从侧面可以看出，自南宋以降，佛道二教的斗争与融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共生的。 第三阶段是哪吒开始由佛入道，是外道内佛的道教护法神。《西游记》第四回描述他“神奇多敏悟，秀骨更清妍，诚为天上麒麟子”。第五十一回描述他“玉面娇容如满月，朱唇方口露银牙”。这些描述表明哪吒大致已经摆脱了印度神佛系统中的“忽若忽怒”的形象，逐渐有了中国小英雄形象。他与孙悟空打斗时“变做三头六臂，恶狠狠”，三头六臂、敦煌飞天这些都是印度佛教所有，可见明朝小说中哪吒属于典型的佛道融合形象。《西游记》中哪吒为降魔大元帅托塔李天王的三太子，敕封“三坛海会大神”，表明他是一个具有佛教色彩，开始由佛入道、外道内佛的道教护法神。 第四阶段是哪吒完成由佛入道，成为一个地道的道教护教神。《封神演义》中第十二回描述哪吒刚出世，写道：“金镯是乾坤圈，红绫名曰混天绫、太乙真人弟子灵珠、奉元始天尊掌教符命”。从哪吒出世到其向龙王、石矶表态，小说下的哪吒已经演化为道教护法神。不过，“哪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后化为莲藕人，至于谁帮助哪吒化为莲藕人，有不同的记载。明朝《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一书中说：“世尊亦以其能降魔故，遂折荷菱为骨，藕为肉，系为胫，叶为衣而生之”，这里重新赐予哪吒生命的是佛陀；到《封神演义》中太乙真人分离龙、坎虎，用荷花、荷叶、金丹赐予哪吒新生命。由此可见，至少在明朝初期，哪吒还是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并未完全道教化，其“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后是佛陀给其生命。只是到《封神演义》成书的明中后期，哪吒的生命是道教的太乙真人所给，其法术、武器也都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至此，到明朝中后期哪吒大致已经完成了由佛入道的过程，成为一个地道的道教护教神。 总之，哪吒由最初具有浓厚的印度血统色彩的神演变而成中国神，经历了上千年。哪吒身份和形象的流变应该是宗教信仰与民间构造综合而成。哪吒由佛入道的过程，可以看成中国释道紧密的交流、融合。 (三)哪吒神话的隐喻 哪吒本土化的进程经历了上千年，最终演变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神话人物。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关于哪吒神话故事的描述可以直观分析其故事背后的隐喻。 哪吒生母殷夫人怀胎三年零六个月才降下哪吒，据载哪吒乃是道教灵珠子转世，他降生之时“滴溜溜圆转如轮”“遍体红光”。哪吒从出世之际，就带有离奇色彩，这和大禹“化生于石纽山泉”、商朝始祖“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一同反映了原始社会的感应生殖崇拜。哪吒的灵珠转世、孙悟空的化灵石而生、贾宝玉的衔玉而生，又都直观反映了原始社会的“灵石崇拜”。哪吒追杀凌霄殿御笔钦点的夜叉李艮、抽了龙王太子敖丙的龙筋、戏弄龙王扒掉龙鳞、无意射杀石矶娘娘的童子，到后来不连累父母的“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幸遇太乙真人相助成为莲藕人终化成神，这一连串故事的背后有相关的隐喻和崇拜。“灵魂并不与肉体一起死亡，它在肉体弃世之后仍然继续存活”，可以看出哪吒身灭而灵魂不灭反映了原始“灵魂不灭”的崇拜。道教的太乙真人用荷花、荷叶、金丹帮助哪吒变成莲花化身，这应该和原始的图腾崇拜有关。 哪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以后，其灵魂得到太乙真人的救赎，成为莲花化身，这在一定程度暗合了弗雷泽讲到的“人与图腾交换生命的仪礼”，哪吒复活依赖的是“图腾注入的新生命”。《封神演义》中，哪吒经历了“降世-顽皮-自杀-转世-建功-封神”的人生成长过程，这和远古的成年礼仪有着同构关系。哪吒东海杀夜叉、扒龙筋龙鳞、射杀石矶童子，到最后的自杀行为，哪吒完成了其“远古成年仪式”，但是“远古成年仪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必须经历考验和挑战的，之后哪吒成为西岐伐纣先锋，经历重重困境，建功立业，最终得道成圣。 二、哪吒信仰的形成及其播布 现在关于哪吒信仰产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已不可考，但哪吒信仰的产生必定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哪吒本土化进程的完成，与汉族文化和谐相处；第二，哪吒具备超自然力量，满足信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第三，民间拥有信仰哪吒的群体。虽然明代笔记小说记载宋代庙宇供奉哪吒，但宋代哪吒并未完全本土化，因此宋代可能出现哪吒信仰，但民间大规模的哪吒信仰应出现在明清。由东南沿海产生，经战乱的移民带入内地，加上政府政策引导，形成由“异乡”到“家乡”的蜕变。 (一)哪吒民俗信仰的文化内容 第一，哪吒治病救人、护佑平安的民俗信仰。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医疗方面的落后，一些疾病现象无法得到合理解释，人类就诉诸非理性的方式，通过宗教、巫术等方面的信仰来合理认知。哪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后化身莲藕人，这是生命再生的“现实案例”，哪吒间接的“再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人们把治病救人的标签贴在其身上，才会产生如四川江油地区“邑有供太子神者，凡人户有疑难症，咸往请之”的现象。 第二，哪吒镇水的民俗信仰。民间认为龙司命施云布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年收成的好坏。哪吒大闹水晶宫、降服恶龙后，民间予其镇水、保平安的信仰元素。哪吒镇水信仰其实是水崇拜的一种民间反映。 第三，哪吒除暴安良、维护一方安定的民俗信仰。哪吒最后定型是西岐的伐纣先锋，为推翻商纣的残暴统治而不遗余力，在这一点上，民间信仰哪吒，也是对正义感、安全感的祈盼。 最后，哪吒送子的民俗信仰。多子多福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认同，佛道二教都有自身的送子神。佛教的送子观音、善财童子；道教的碧霞元君、金华夫人，都是民间极力崇拜的送子神。哪吒身穿中国红式的肚兜，其形象和善财童子十分接近，象征民间多子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民间也对哪吒进行祭祀、祈福，江油乾元山庆祝哪吒的重生法会、翠屏山的真人法会。台湾也有神圣性的哪吒法会，部分哪吒庙宇的僧人、道士、信众不远千里到江油进行大规模的祭典，十分隆重。哪吒的民俗文化信仰是民间将其塑造成“他者”所进行的信仰赋能，从这方面说，民间信仰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哪吒信仰同哪吒本土化是同向性运动，哪吒信仰加速哪吒的本土化，哪吒的本土化也会进一步促进哪吒信仰播布。 (二)哪吒民俗信仰的形成过程 民间信仰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外来信仰更需经历本土化才能在民间组建广泛的信仰群体。本土化即“域外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性改变”。传统说法认为，哪吒信仰起源于印度或是伊朗。季羡林认为：“印度佛教之传入中国，开始时实有吐火罗人之媒介，并非直接自印度传入者”。的确，印度佛教东传过程中，发生了邓启刚所认为的“添附”现象。佛经梵语并不是直接翻译成汉语，而是要经过吐火罗语、波斯语等语言媒介，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上文所述的哪吒信仰起源伊朗说。随着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话本、戏曲、文学小说的推动，哪吒信仰在宋朝时已经开始形成。明代话本小说《三遂平妖传》记载：“寺内不塑佛像，元何塑哪吒太子？”这可以在两种语境下理解，一是明代人认为哪吒不属于佛教神，否则如何会出现这样的疑问；二是宋代民间已明确祭祀哪吒并出现信仰哪吒的现象。成书于清雍正年间的《江油县志·杂记》记载：“邑有供太子神者，凡人户有疑难症，咸往请之。”可见在清朝中前期，已经形成了具体的哪吒信仰—治病救人。值得注意的是，哪吒信仰在大部分地区仅限于底层社会，普通百姓的信仰具有很大的功利性和随意性，他们在乎的是能否从信仰的载体上找到自身所需要的福泽，如健康、财运、官运等，并保证这种福泽能够延续到子孙后代。哪吒信仰并没有脱离传统国人信奉多子多福、神医相助、祈盼风调雨顺的信仰层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哪吒信仰具有普遍性、世俗性。 (三)哪吒民俗信仰的空间分布 哪吒信仰大致分布在中国的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沿海地区，四川、河南等内陆地区，泰国、柬埔寨等海外地区。农历九月初九被认为是哪吒出生的日子。四川江油是哪吒信仰的原发地，台湾是哪吒信仰最兴盛的地方，也有认为四川宜宾是哪吒信仰的故乡。黄永江在《哪吒与宜宾》一书中描述：哪吒托梦黄樟让其去“翠屏山、两江汇合、三江并流”之处寻找断左臂的哪吒金身，于是黄樟率领信徒开始寻根之旅，先后踏足南京、自贡等处，和梦中场景皆不符合，在偶然的机会下，在四川宜宾发现年久失修的哪吒行宫，至此确认四川宜宾为哪吒信仰的发源地。前往宜宾祭祀哪吒的台湾同胞有一套自己的流程，其中有趣的是祭祀需要的乩童。乩童是能够与神对话的人，他们充当人与神沟通的媒介，以达到绝地天通的效果。人口迁徙是不同地域文化交融的重要途径，推测四川江油、宜宾产生哪吒信仰和清初“湖广填四川”有关。更有认为，哪吒曾为北港朝天宫妈祖出巡平息曾文溪涨潮确保了妈祖出巡的平安，才直接造成我国东南沿海信仰哪吒。邓卫中先生指出：“哪吒是由丰富的水文化衍生、演化出的神话形象。”目前台湾地区有将近千座哪吒庙，庙里的塑像大多是一种小战士形象，雷厉风行，而四川江油供奉的哪吒更倾向于小可爱造型。可以看出，受不同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哪吒的神像崇拜在各个空间范围也是不同的。近期产生的哪吒故里之争也能表明哪吒民俗信仰的某些特点：哪吒信仰是动态的双向传播过程，且不限于局部地区；哪吒信仰有较为广泛的信众；海外传播表明哪吒信仰影响力较大。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让文物活起来”，同样也应该让故纸堆里的神话人物、神话故事活起来，其“活起来”的途径之一就是合理的动漫化，神话动漫《哪吒之魔童降世》成功地让哪吒活了起来。总结分析其成功之道，不仅能更好认识哪吒和该部电影，更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神话故事资源的动漫化传承发展。 三、神话动漫《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成功之道 《哪吒之魔童降世》创新记录，成为全球单一市场票房最高的动漫电影，大大刺激了中国的动漫市场。导演饺子曾说“并非为了颠覆而颠覆，一切都为主题服务”，该电影在理性传承与大胆创新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动漫奇迹。 (一)角色造型的颠覆重塑，引发大众情感共鸣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人物造型大多经过了重塑。传统的太乙真人是个胡须飘飘、仙风道骨的真人形象，然而电影中的太乙却被赋予“新潮”特点，成为一个操着四川话、骑着肥猪、好酒贪杯的喜剧“丑角”。哪吒给人的传统印象是俊秀的正义小英雄，改编后的哪吒顶着烟熏妆、冒着黑眼圈、露着两排大白牙、走路吊儿郎当，十足的“丑萌”造型。哪吒、太乙的丑可以理解为是“以否定美的方式来表现美的审美形象”。敖丙造型的改编也同样引起人们的惊叹。一直以来，敖丙给人的印象就是傲慢无能的“官二代”，无所作为。改编后的敖丙，成为一个面如冠玉、对人友爱的谦谦君子。三位动漫角色的造型，已经达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长久以来，我国创造的动漫角色大多缺乏新意，已经出现审美疲劳。“不能引起受众情感共鸣的动画角色，是无法真正深入人心”。毫无疑问，《哪吒之魔童降世》动漫角色造型的成功改编极大地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博得良好的口碑，这是其火爆的重要因素。 (二)情节内容的改编创新，提升故事编讲能力 首先，增加了哪吒与社会的冲突。哪吒作为魔丸转世天然遭到社会的排斥，为此，哪吒也曾冲动地“报复”社会。其次，引入人类与龙族的冲突。人类在得知敖丙是龙族之时，大惊失色，害怕龙族侵害人类，最后龙族也作出了“冰盖”陈塘关的行为。再者，哪吒与李靖的关系不再是你死我活的较量，而是爱心父亲与叛逆儿子之间的冲突。改编后的李靖为了哪吒四处奔走，不曾为魔丸的身份而放弃哪吒，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去换取儿子的生命，哪吒也不是不听训导，也在努力配合父母。最后，电影在叙述哪吒与敖丙的关系上引入双生现象。二人同是混元珠的不同转世，一是魔丸，二是灵珠。哪吒承认敖丙是他的“唯一朋友”，而敖丙背负着龙族使命，是要在将来的某一天趁哪吒遭受天劫咒时杀死哪吒。双生现象的引入使故事的情节充满悬念，观影者并不是沿着传统的套路去想象、理解电影的发展脉络，而是要代入创新思维去理解这部双生动漫。 整体来看，该动漫电影取得成功依靠的是强大的讲故事能力，并不是沿着陈旧的造型、过时的故事情节来打磨动漫，而是有一套独特的故事结构，并且自成体系。美日动漫风靡世界的原因之一，便是有独特的体系和强大的讲故事能力。以美国漫威动漫为例，蜘蛛侠、钢铁侠、黑寡妇、雷神都能自成体系，他们的合作又构成了复仇者联盟，升级为漫威宇宙。可以这样认为：《哪吒之魔童降世》是继《大圣归来》以后又一部精品力作，孙悟空、哪吒已经开始构建中国的神话动漫宇宙，哪吒的火爆大大推进了中国神话动漫化的进程，让人依稀看到国漫民族化崛起的曙光。 (三)全龄意识的增强提高，吸引不同年龄受众 长期以来，中国动漫遭受诟病最多的莫过于“幼稚化”，屏幕上充斥着“羊”和“熊”，除此之外，很难见到别的不同形象。2015年，动漫《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大大推动了中国动漫全龄化的步伐，之后的《大鱼海棠》《大护法》等等，也是相继沿着动漫成人化的步伐一步一步推进。如果说《大圣归来》是中国动漫成人化的星星之火，那么《哪吒之魔童降世》就是形成燎原之势的又一次大的冲锋。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观看该部动漫的角度是不同的，低龄看的是炫酷的特效、精彩的打斗，青少年看的是哪吒不屈的精神和他与敖丙的友谊，父母思考的是子女的管教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家长是主动带着子女去看该部动漫的，这与之前子女要求父母一同看动漫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部分家长已经开始摒弃“动漫只为儿童服务”的观念。动漫制作方全龄化的思考、设计、制作，与观影方的全龄受众一同缔造了《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奇迹。 四、中国神话动漫化传承发展的启示 中国本土神话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中文“神话”二字也是脱胎于日文的“Shinwa”。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被视为现代中国神话学的诞生标志，奠定了中国神话学的理论基础。后来受顾颉刚、杨宽等人的“疑古思潮”，认为中国上古的人都是由神话演变而来，其最初形态都是鸟兽，这种观点“与用西方进化论研究中国神话的茅盾等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不过中国神话无论是量还是质都是缺乏的，大致因为“因儒教实用为教，不尚荒唐玄想之说”。神话故事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话人物的架构。作为神话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女娲、夸父、后羿、嫦娥、刑天、孙悟空、猪八戒、哪吒等在内的神话原型，都是值得深入探究挖掘的经典IP故事资源。 (一)打造全龄化原创精品 动漫的受众不应该局限在低龄幼儿，应该是全龄化喜闻乐见的动漫。我国的非低幼动漫起步较晚，十年之前，我国动漫90%以上还是面向低龄的，而当时的美国，以迪士尼、梦工厂、皮克斯为主的制片公司，对动漫制作与推广已经有了全龄化的概念，从这一点来说，我国全龄化动漫发展至少与美国有着代际的差距。当然，国产动漫的全龄化也受限于我国不完善的电影分级制度以及伪成人化动漫电影充斥其间，动漫的多龄化和全龄化仍然任重道远。2015年的神话动漫《大圣归来》开启了神话动漫的热潮，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推动这一趋势继续深化，相信2020年上映的《姜子牙》会继续促进神话动漫化。中国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国度，并不缺乏神话元素，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一大批神话故事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事实上，想象力、创造力直接影响能否打造全龄化的动漫精品，因此，国家、社会、家庭、学校、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培养和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二)强化艺术与技术融合 《哪吒之魔童降世》电影制作前后历经五年，可谓是用心良苦、精工出细活。两年时间修改剧本66次，哪吒外在造型修改100多稿，在关于哪吒的1800多个镜头中，有将近1400个特效镜头，这些都是遍布全国的20多个特效团队合力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哪吒与敖丙6秒的“火莲花融化冰盖”特效，是团队历时三个月完成的，申公豹脸上“长毛”的特效历时两个月有余，另外影片还使用了NVIDIAGPU公司的渲染技术，极大提高了动漫的画面感。从影片的特效数据、人物形象的打磨、人物关系的颠覆性创新来看，影片做到了艺术与技术的深度融合。美国动漫借助故事情节和技术的深度融合，成功打造“漫威宇宙”，中国何尝不能通过这一路径来构建“神话宇宙”呢？这应该是屡试不爽的成功妙方。 (三)完善动漫电影产业链 当今世界动漫电影产业链最完善的当属迪士尼公司。其单部电影的衍生品收入能占到电影收入的70%，“迪士尼用卡通—快乐—利润的模式，一手缔造了动漫产业链”。以星球大战为例，据InsiderMonkey统计，从1977年到2015年，其打造的7部电影全球票房共64亿美金，更让人惊叹的是，其电影衍生品的收入超过320亿美金，受2019年《复仇者联盟4》和《玩具总动员4》的影响，迪士尼第三季财报电影衍生品商品授权和零售业务营收较去年上升8%，达到9.93亿美金。反观《哪吒之魔童降世》，虽然创造了动漫全球单一市场最高票房，但是其动漫衍生品却很滞后，在电影上映4天以后，才宣布与末那公司合作，生产手办，价格从188元到438元不等。然而，美国电影衍生品从电影上映一个月前，公司就开始授权生产相关的产品。因此，借助于动漫搬上荧幕的中国神话人物，不仅应该继续打造像哪吒这样火爆的荧幕形象，更应该借助电影的火爆，充分开发系列的毛绒玩具、手办、书包、旅行箱、水杯、充电宝等文创产品。中国神话动漫在开发衍生品、完善产业链这方面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构建神话动漫化体系 神话动漫的成功依赖神话动漫元素体系的构建。从动漫角度来讲，成体系建制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获得成功的机率更大。以“漫威宇宙”为例，从2008年的《钢铁侠》到2019年的《复仇者联盟4》，个体性的人物逐渐分成不同阵营的团体性人物，每部漫威动漫单独来讲都可以独立存在，合并来讲又构成“复仇者联盟”，成功打造了漫威动漫宇宙体系。毫不讳言，中国神话并不是一个成文的统一体系，更多的像不同地域的原始先民搭建的五颜六色的房子，但这并不影响中国神话动漫体系的构建。中国存在不同领域、不同形象、不同时间段的神话人物，完全可以通过合乎逻辑的故事手段将之串联起来。以《封神演义》为例，横向、纵向两个角度勾连其中的人物、故事。横向上的哪吒、杨戬、姜子牙、申公豹等，纵向上的商周敌对阵营，这些都为建立中国神话动漫体系提供了富有原创性的素材，从事动漫研究的学者、动漫拍摄的导演可以从中汲取灵感，共同推进中国神话动漫体系的构建。 结语 哪吒是中国神话领域十分重要的人物形象。从1979年的《哪吒闹海》到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这两部经典动漫见证了中国动漫的成长，四十年以来中国动漫似乎经历了“V”型的发展轨迹。国漫起步时间、起步基调是处于领先地位的，但为什么又出现后天发展乏力的局面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产动漫民族化的弱化。长久以来，国漫一直在学习日本、美国，试图将两个国家动漫的成功之道搬到中国以实现国漫的突破，“拿来主义”必不可免，然而由于没有处理好民族的、世界的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造成民族化的冷落，也没能实现国漫的突围。 神话动漫《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的成功无疑给苦苦挣扎的中国动漫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接下来是否会有这样的“爆品”不得而知。但这个现象级的典型案例启示人们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文化自信，树立动漫民族风格，打造中国独特的动漫体系。毕竟国漫复兴崛起不是想当然的一蹴而就，当务之急应该总结经验，加强文化创意，讲好中国故事，以动漫为纽带融通古今，致力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才是迈向动漫强国的必由之路。 （原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20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