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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一些特殊国际事件的作用，原先潜沉在毛泽东思想里的“世界革命”的理念开始获得现实条件并浮出水面。毛泽东将“世界革命”寓于“反帝反修”之中，“反帝”又寓于“反修”之中；而“反帝反修”又寓于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中。这样“世界革命”的目标，经过一系列过程转换，最终表现为支持边缘地区第三世界民族运动。

1956年在成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开始朝两个趋势发展，一个是正确的方向--继续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一个是错误的方向--在国内开展防修反修的阶级斗争，而国内政治演变的结果是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这一运动趋势同样反映到中国对外关系方面，原先强调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目标开始减弱，对外关系中“革命不输出”的原则逐渐被放弃，革命的思潮逐渐抬头，外交的目逐渐演变为国内进行的防修反修的革命创造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一场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

以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著名的演讲为标志，中国的外交开始悄然的发生转变，“逐步背弃了和平共处的万隆路线”，斗争、革命的一面开始发轫，直至1965年，中国外交开始公开向世界宣扬“世界革命”的理念，自诩自己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号召亚非拉落后国家进行革命，走“广大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道路。“世界革命”的提出表明中国外交的任务不是为了经济建设，而是为了革命；外交政策不再是实行国际统一战线，而是放弃国际统一战线，实行“两个拳头打人”，进行“世界革命”。本文所要探讨的几个关键问题是，这种“世界革命”的理念是怎么产生的？“世界革命”的内容与途径是什么？“世界革命”与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又是什么关系？

一、“世界革命”的形成

事实上，“世界革命”的理念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对于信奉马列主义，接受共产党信仰的建国一代的共产党人而言，“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世界”的革命理想早已深刻的浸淫在他们的骨子里头。而毛泽东是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典型代表，他的革命理想集中反映了这一代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毛泽东对于理想中的“世界革命”毫不隐讳，“他有一个说法，叫做‘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相结合，毛理解的‘国际主义’，一句话，‘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而且当斯大林肯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表明“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运用到实践中去，你们的经验值得学习”之时，毛泽东显然为中国革命的世界性意义感到自豪。

但毛泽东这一潜在的“世界革命”理念，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处于蛰伏状态，并没有立即转变成具体的对外政策和革命宣言。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没有能力进行“世界革命”。这一时期中国的实力毕竟弱小，革命胜利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因战争所破坏的国内经济，利用战后的有利时机尽快发展自己。因此，中国这一时期外交的一个目标，是要为国内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创造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而不是立即向外发动革命。其二，在当时关于“世界革命”以及如何进行“世界革命”，如何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话语权是掌握在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手里。中国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中国革命所经历的道路、所具有的革命影响力也都具有特殊性，但相对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无可替代的“老大哥”地位，作为“学生”的新中国，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能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其发挥的方式、发挥的程度首先要经过斯大林的认可和配合。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后曾说，“重要的是要记住革命不能输入，同理革命也不能输出”。但这种立场在当时的背景下与其说是一种坚定的原则立场，还不如说是出于暂时偃旗息鼓的策略需要。

但是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一些特殊国际事件的作用，原先潜沉在毛泽东思想里的“世界革命”的理念开始获得现实条件并浮出水面。一是中苏两国在50年代中期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中国从苏联那里移植而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管理体制，在其形成初期，表现出了巨大的效率性及超强的政治经济动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