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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迅速恢复了因战争破坏的国内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又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经济工业化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而苏联则在经济、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苏联于1956年先于美国发射人造卫星极大的提高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威信。这一切使得毛泽东对东西方关系的认识又重新发生了变化，认为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原先“两个互相平行的对立阵营”演变成“东风压倒西方”，社会主义对资本主在总体上已占“压倒优势”，西方世界“被永远地抛下去”了。

因此，毛泽东进一步认为，由于东西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国际上的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学会利用国际紧张局势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其次，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以及之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批判，彻底推翻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驱散了长期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斯大林权威的畏惧心理和神秘光环。毛泽东显然乐意看到对斯大林的批判，称它“打破了‘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客观上这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提高威信、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机会。因为以当时情况，除斯大林外，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哪国领导人其资格与威望能超过毛泽东。以上两点从正面为毛泽东思想里的“世界革命”的理念重新迸发准备了客观条件。

而从反面促使毛泽东认识到进行“革命”必要性的事件却是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和这一时期美国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言论。“匈牙利事件”敲醒了毛泽东对中国国内可能存在资产阶级再次复辟威胁的认识。为防止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毛泽东这一时期正在思考在国内发动一场整风运动，目的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以利于挤出脓疱”。

而这一时期美国杜勒斯“和平取胜战略”理论使毛泽东认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策略有变化”，企图用隐蔽的方法，通过在社会主义国家寻找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方式来推翻无产阶级的统治；而国内的资产阶级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必然会与国外帝国主义结合起来。这正如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中共强烈主张的一条：“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应该说，这两个事件是从反面促使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国内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继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防止中国走向修正主义，而为了在国内开展防修反修的革命，就必须在国际上推进“世界革命”，为中国内部革命融造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

二、“世界革命”的内容与实践途径

但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革命思想，并不是表明中国要单独进行反帝斗争，更不是要绕过苏联或代替苏联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斗争，而是希望以苏中两元领导的方式、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后盾来推进反帝斗争。但令毛泽东吃惊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对其本人极力强调的反帝思想反应冷淡，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畏惧美国的实力，甚至连在国内宣传反对美国的勇气也没有。毛泽东因而在1957年的演讲中给东欧领导人打气，强调“物质力量的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社会主义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优势”。

企图借此唤起这些国家的反帝精神。然而毛泽东的这些鼓励在东欧国家收效甚微。而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的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最强大的国家苏联，竟然对毛泽东的反帝、革命思想也无动于衷，拒绝苏中合作，共同推进共产主义运动；反而提出要与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搞和平共处的思想。这在毛泽东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作为马列主义的继承人，毛泽东始终认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本性是不会变的，对付战争只能通过列宁认定的革命制止战争的办法，和平共处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实力孱弱时的一种权宜之策，而不是长期的政策。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实力强大了，当然用不着继续推行和平共处的政策了。而且，在毛泽东看来，对美国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上就是“向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屈服”。

而中苏不能联合推进反帝斗争、协调革命立场集中体现在1958年发生在黎巴嫩的中东危机。这一次危机的爆发是美国干预中东问题所致。在毛泽东看来，这一事件是中东人民反对美帝的集中体现，也是进行革命、打击美帝的一次机会，因而对黎巴嫩的行动给予极大的支持，并且敦促苏联运用自己实力和实际行动对美帝国主义对中东地区的入侵“给予坚决回击”。但苏联对这一事件一开始就表现出畏缩心理，不敢支持黎巴嫩，害怕苏联的支持会引发美苏战争的危险，因而拒绝了中国对黎巴嫩提供支援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