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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非洲），为毛泽东这一深奥复杂的“世界革命”观念提供了一个可以大胆试验的广阔舞台。毛泽东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地区。这些地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两大历史潮流。”中国作为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这些国家民族民主革命是理所当然的，是中国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也是中国进行反帝反修“世界革命”的直接诉诸形式。所以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将外交目光集中投向了亚非拉地区，思考中间地带作用及其对中国外交的意义。

毛于1957年重新恢复了对亚非拉地区使用“中间地带”的称呼，并提出了中国外交在中间地带“大有作为”思想。这些思想表明，毛泽东的外交探索开始日益强调中间地带对中国“世界革命”目标的作用。应该说，在当时中苏关系继续恶化、中美依旧对峙情况下，将外交立足点转移到中间地带，既是中国支持世界革命的需要，也可以直接避开与美苏的正面对抗，不失为一种客观、谨慎的选择。因此从毛泽东关于中国外交在中间地带会“有所作为”的思想中，可以清晰的端视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的外交思路，即将“世界革命”寓于“反帝反修”之中，“反帝”又寓于“反修”之中；而“反帝反修”又寓于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中。这样“世界革命”的目标，经过一系列过程转换，最终表现为支持边缘地区第三世界民族运动。这便是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的思路或道路的选择。它既具有激进性，同时又具有相对安全性与现实性。

三、“世界革命”与70年代“一条线”战略的关系

总体而言，60年代狂飙突进的“世界革命”战略是毛泽东思想中“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世界”极端表现，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国际关系的实际，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夸大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去分析国际问题，把国家关系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把中国的前途同世界革命联系一起等都带有这种色彩”。毫无疑问这种理想主义的革命战略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以一个孤立、愤怒的革命者形象向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人民摇旗呐喊，但中国所能得到的呼应却是为数有限的几个第三世界国家激进政权和激进派别的支持。1963年第二次亚非会不能如期举行，表明中国世界革命立场并没有能得到多数的亚非拉国家的支持。中国立足于亚非拉中间地带，推进“世界革命”外交目标落空了。中国外交也因此面临一个空前孤立的局面，“不但没有一个国家同中国建交，而且中国的外交关系处于中断”，原先行之有效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被放弃了。

到1969年，形势的发展使毛泽东本人也认识到了这种局面。“我们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并且语带责备的质问，“革命干嘛要搞这么援助”。又说，“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至于马列主义之外，还带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当尼克松于1971年当面夸奖毛的思想改变了世界时，迟暮之年的毛则叹息：“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外交上的孤立局面反应到实际一个最大的后果是无法有效保障中国的安全。由于这一时期同时与美苏为敌，中国的周边安全大大恶化，中国几乎面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安全威胁。

1962年是安全最为威胁的一年。随着苏联的威胁特别突出，毛泽东实际上在1964年前后开始思考中苏战争的可能。1969年中苏之间预期而至的珍宝岛冲突表明苏联已公开成为中国头号威胁，到这时毛不得不开始酝酿对外交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提出了“两霸总要争取一霸”的思想。从这一层意义看，60年代的“世界革命”是以失败的案例为中国外交重新调整提供一个反面教训，为日后以现实主义态度实施对美“一条线”战略、重新采用国际统一战线奠定基础。

但应该说，从60年代的“世界革命”战略到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并不是简单的由经验教训所带来的一次外交政策的大转变。事实上，这种政策大转弯的背后仍然流淌着某种相同的政策理念。正是这种相同的理念，从“世界革命”到“一条线”的转变才有了可能。这就需要对“世界革命”战略所包含的理念做一深层次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