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与人文之间：马林诺夫斯基的现代性人类学(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33 《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 马威 哈正利 参加讨论
三、新人文主义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一）探索“不可测度”面向的人类学方法 当同时代的人类学家还在试图用问卷、图表等研究工具尽可能地呈现土著人的文化构架和社会构造，热衷于“具体证据统计文献法”（the methods of statistic documentation by concrete evidence）时，马林诺夫斯基意识到这种“调查工作”虽能够构造出一副精致的骨架，却缺少血肉。“在这框架内部，我们感受不到或想象不到人的生活，以及在节庆或某些独特事变中偶发的兴奋。”“这种格外的精确与真实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真实的生活从未死板地依附于任何原则。”［33］马林诺夫斯基更为着意“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theinponderabilia of actual life）。他“居住在村落里，一遍又一遍地看到风俗、庆典和交易”，看到土著人赖以为生的信仰，或者参与土著人的游戏，跟着他们串门和散步，坐下来倾听他们的交谈，记录下土著人的观点、意见与说法，并领会其作为社区成员的思想及情感体验。 1915 年 3 月，完成在迈鲁岛的田野工作后，马林诺夫斯基在阿德莱德进行民族志写作，整理来自田野调查的材料，形成《迈鲁》。与田野工作一样，马林诺夫斯基在第一次撰写民族志的过程中，也体现了他的探索精神和创造性。作为民族志作者，他并没有夸大自己的权威性，反而总是坦诚地承认他所提供的信息不足，一丝不苟地告知自己的读者，哪些事件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哪些不是。在《迈鲁》中，读者能看到作者生动的观察，当地人的评论和研究者自身经历的逸事，以及理论的旁白，其精彩之处都超出了《人类学的询问和记录》上条目限制的内容。为了尽快写出所有东西，他不得不将日记、田野笔记和正式的出版文本并列地放置在一起。日记部分充满文学性，处处流露出马林诺夫斯基对自我的剖析，呈现调查者角色，形成了具有实验性的文体。 民族志文体的探索精神更好地体现在其后创作的《巴罗马》中。塞利格曼指定马林诺夫斯基为《皇家人类学学会学报》撰写一篇关注丧葬活动的“一般社会学”文章，但马林诺夫斯基在其中体现出的方法论自觉和民族志撰写的先锋性，都使其成为历史性的基础文本，成为第一部真正的现代民族学专著，是一场辉煌的展演［34］。 “巴罗马”（Baloma）是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祖先灵魂，是岛民建构信仰的核心概念，普遍存在于丧葬仪式、重生信念、神话和巫咒中。在米拉马拉“万灵日”丰收节上，也能够发现巴罗马的踪影。马林诺夫斯基采用了多声部呈现民族志材料的方法，让他的信息人面对同一主题的问题给出自己的解释，并向他们展示他们所声称的信仰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再通过反复诘问挑战信息人的陈述。马林诺夫斯基凭借对同一文化内部主题的集中呈现，将研究集中在文化内部的信仰上，而推翻了以往尤其是以弗雷泽《金枝》为代表的，将来自不同文化的材料简单并置而形成的粗糙的人类学假设。 在行文中，马林诺夫斯基不断穿插一些来自参与观察的逸事，使文本变得生动起来，他的表述在场感非常强烈。他不断让读者意识到，作者从来没有将自己抽离出当地人的生活场景作鸟瞰式的全景观察，而是围绕着对某一问题的思考对当地人进行认知上的探问。《巴罗马》通篇没有实证主义者常用的被动语态，马林诺夫斯基用文本让读者明白，精密的观察是优秀民族志的必要基础，与此同时，作为观察者的人类学家也与研究对象具有共同的人性。 在对当地人信仰的研究中，马林诺夫斯基有些伤脑筋，因为他并没有发现当地人信仰的本质性内容，他反而发现涂尔干关于集体灵魂的推断站不住脚，因为“在田野里……人们必须研究处理集合在一起的众多个体灵魂，这些方法与理论概括必须在考虑到这种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行特殊设计。对一种集体意识的假象，对民族志观察者来说是难有成果，毫无用处的”［35］。他用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实际经验发现，“社会观念或信条”与“神学或关于信条的解释”不同，前者包括镶嵌于传统习俗、制度、巫术-宗教性中的准则、仪式与神话，它们引发情感反应并在行动中得到表达；后者包括三种类型的解释：专业人士的意见，大多数村民所持有的流行的或公开的意见，最后是个人的独特思维。 马林诺夫斯基发现的是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人性，在他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人类社会普遍具有的特点，即复杂。“原始社会并非一个连贯一致的、合乎逻辑的规划结果，而是一个由相互冲突着的各种原则翻腾混合而成的合成物。”［36］其中，人们具有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弱点，“说一套、做一套”，习俗从意识形态上来讲并不是铁板一块。马林诺夫斯基在民族志中呈现人类人性的多变，展示人们嘲弄规则的冲动。“文化的制度王国永远都在不断地被为自由而挣扎的个体所颠覆与买通。……文化并非同质的，在规则和冲动之间，结构与情感之间总会存在冲突。社会永远都在向其自身妥协以适应其内部争斗。”［37］ 而对于不可测度的呈现，还包括了对美的描摹。作为曾经浸淫于波兰现代派运动的宠儿，马林诺夫斯基常常将自己的现代精神透过美表达出来。马林诺夫斯基虽然并不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确实是一个拥有审美能力的人文主义科学家，他对周围环境有高度的意识。从民族志到日记，马林诺夫斯基无处不体现出对美的细致描摹，以及对土著人情感的细腻揣摩。他的日记里充满了画家般的描写，各种关于快乐的表达跃然于纸面。小岛与弗格森紫色的高山形成对比，大海、天空、岩石和丛林的韵律使他狂喜，他感到音乐和海景的默契合奏。当然，这种仅仅停留于感官的审美体验并不足以说明马林诺夫斯基对于深层次美的探寻，他要求自己经常保持进行精神交流的状态，拥有“干净的心灵”，能够为本质上的整合和思想上的胜利而达到涅槃般的满足［38］。 与其他人类学家不同的是，马林诺夫斯基由于长期身处田野，进入土著人的日常生活中，常常体会那种超脱心灵的超脱、涅槃式的、纯净的和谐之美。有天傍晚，他看到了日落时分泛起涟漪的海面上的金银色彩。他是如此迷醉在阿姆弗莱特景色的荣耀里，他总能有所体悟，在改变意识的瞬间他看到了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跃出这个世界的外观。这是一种超越于具体客体、接近于“本质”真实的体验，引发了他对世界的终极思考。 （二）开启现代语言学的“情景语境”研究 马林诺夫斯基幼年时就具有极高的语言天赋，在田野调查期间，他与当地人互动对话，并掌握和使用他们的惯用语，“直到说出来的话好似出自一个当地人之口”［39］。马林诺夫斯基十分倚重语言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作用。1932年，他教导自己的学生一定要掌握无文字社会人们的语言，因为“田野研究的成功有四分之三需要依赖对语言的正确态度与学习”，“不懂语言就没法深入！”［40］在梳理语言重要性的过程中，马林诺夫斯基指出：部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相互影响的，若是把它们中的一小部分切割开来看，会导致整体的破碎，语言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他说：在特罗布里恩德岛期间，“每当土著人所说的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意念，一个独特的思想、相当完整的想法，或者特别含糊、意义不清的语词时，我便赶忙原样记下。很多文本，除了它们在语言学方面的重要性之外，还可作为体现土著观念的，没有外来杂质的文件看待”［41］。但是，这作为文本的语言还无法直接理解和使用，因为“它的形式十分浓缩，全无联系，几近电报，但我们要记住，无论这些文本怎样重要，它都不是民族志研究者唯一的信息来源”。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研究者要在土著生活的语境中去了解它，另一方面，对语言表达方式有更深的了解和更多的掌握，使这语言对不只认识它，而且使用它的人更有意义。”［42］这种将语言放置于情境中加以理解的思想开启了20世纪30年代伦敦语言学派的研究思路。 语言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当我们想要理解一个部落的社会心理即他们的思维方式时，因为这受到他们特有文化的支配。至此，马林诺夫斯基具有启发性地指出，他并不是研究语言，而是去研究语言背后的意义，即研究语义，这是传统语言学中所缺乏的。“只有在语义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志学者才能得到真正的帮助。”而这种将语言研究与言语研究区分开来，通过语言了解人类世界观的看法比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早提出了二十多年［43］。马林诺夫斯基关注基里维纳语言的特征，即词语分类和量化名词的使用，“分 类”“构成成分”或“分类粒子”从语法上定义了说话者指称对象的实体。分类为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世界观提供了线索，“他们创造了语义的范畴，比如说人、动物、书和木质的东西、山药、身体部位、数字、火、时间、质量、形状、器具、服装和装饰品，还有仪式用品”［44］。这些分类使知觉被有序地呈现出来，他发现了分类的实用性，有差别的功能为经济思想的建构提供帮助，而那是全人类的心灵所需要的［45］ 四、结 语 1914年11月8日，在迈鲁岛停留了两个月的马林诺夫斯基迎来了到访的哈登一行。哈登的目的是要搜集大洋洲地区独木舟制作的资料，随行的还有他的女儿，她的目的在于搜集“翻线游戏”。他们只停留了几天，但是这次相逢有着两个时代人类学交替的隐喻。 “翻线游戏与家户调查相对，独木舟的相关技术与交易的经济学相对，总之，是哈登的巡回游走式调查与马林诺夫斯基停留在一地深挖的方法论热情之间的对立。”［46］以搜集材料为目的的旧式人类学无力担负以民族志来挖掘复杂人性，关照人性普同价值观的使命。马林诺夫斯基通过人类学呼应了20世纪初那场试图通过新人文主义思想解救人类困境的思想浪潮，而人类学也通过马林诺夫斯基进入到了贯通人文与科学的现代学科平台。如果说，我们可以将田野工作的开创性贡献归属于哈登带领的托雷斯海峡探险团队的话，那么现代人类学的开创者仍然非马林诺夫斯基莫属。 如果仅仅根据成名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来评价马林诺夫斯基的学术贡献，那么他可能仅仅是一位成功的民族志作家，一位田野工作方法的开创者。他将人类学的学科价值放置于新人文主义的思想脉络中，同时又通过严谨的科学实践支撑着人类学不断帮助人们走向对异文化的理解，走向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将人类学带出了工具人类学的局限，使人类学不仅是一种在自己的话题领域进行研究的科学，而且有对于文化进行科学研究的责任，借助于理论展开对人类文化的更深层次理解。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一方面承接人类学模仿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范式，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人文关怀开启了人类学关注原始人的宗教观、价值观，通过阐释来理解人性复杂及其共同性的人文主义范式。正如吴文藻引介马林诺夫斯基作品时指出的，马林诺夫斯基赋予民族志撰述以思想价值，他的民族志描述细致入微，总是充满着现实和思想关怀［47］。 马林诺夫斯基培养出英国人类学三杰——弗斯（Raymond Firth）、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利奇（Edmund Leach）。其中弗斯承继马林诺夫斯基的语言学研究，成为伦敦语言学派的奠基者，在语境语义学方面贡献卓著。埃文斯-普里查德推动了人类学的人文主义转向，将历史维度纳入人类学研究。利奇则将结构视角纳入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开创了英国新结构主义学派。虽然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摈弃了切片式的功能主义，但新人文主义所凝聚起来的对人性探知的热情，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以及对科学方法的不懈坚持，则在后续的学人中代代传续。而马林诺夫斯基在民族志撰写中大胆注入主体性视角，呈现人性中不可测度的情感张力，在田野的“悬置”过程中，与土著人发生情感的共鸣等做法，则在面对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如象征学派、符号主义、阐释主义等的作品时，仍不过时。也许是因为人文主义价值的永恒性，马林诺夫斯基在这个层面也应该是永远谈不尽的话题。 参考文献： ［1］Greertz，Cli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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