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兼谈中国人类学的当代使命与责任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25 《思想战线》2020年第4期 石硕 参加讨论
摘要：在“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当下，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肩负着什么样的时代使命？如何看待和发挥好人类学的作用？这是新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简言之，人类学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至少有三个明显作用：人类学能够提供一种“和”的思想与观念；人类学能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自己，也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人类学是我们与世界沟通对话的重要学科领域。以当下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与发展现状而言，人类学的基础作用不容忽视。人类学的基础性乃由文化的基础性所决定，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基。正如习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人类学是一门强国之学，我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需要大力发展人类学这门具有世界眼光和人类视野的人文基础学科。 关键词：人类学；中华民族；文化包容；“和”的思想；新时代使命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研究成果；作者为基地首席专家。 作者简介：石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有三个学科的关系极为密切，这就是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费孝通先生曾用“各科并列，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努力发展”来概括三者的关联性。[1]但是，三者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问题，比较偏重于应用；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是民族问题，也有很大程度的应用性；相对而言，人类学却是基础性较强、应用性偏弱的一个学科，因为它的主要关注对象是“文化”，它所提供的是一套认识和理解文化的方法与视野，是一套看待和研究人类文化的知识体系、理论和思想观念。所以，若从“有用”“无用”的角度讲，人类学常被归入“无用”之列。很大程度上这或许是为什么今天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低于社会学、民族学的原因。[2] 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一种追求实用的倾向，这已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削弱了我们的创造力。近年有一个道理渐渐为人们所明白，这就是“无用乃大用”。这个思想最早来源于先秦诸子，《庄子·人间世篇》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3]后人将之总结为“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近些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领域，作为“无用之用”的基础研究逐渐受到人们重视。哲学上有一对概念，叫“形而上”和“形而下”，《易经》对于二者的差别有一个精辟诠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4]“器”是什么？“器”就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并且可以直接拿来用的东西。“道”是什么？“道”是世间万物背后起支配作用的那种东西，这种东西是无形的，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可见，“形而上”是抽象的、属于虚的思维范畴的东西；“形而下”则是指具体的、属于实的、有形且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形而下”因大多可作“有用之用”，故受到人们重视。相反，“形而上”因多属原理和思想观念，看不见摸不着，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如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等即是如此。具体就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三者的关系而言，三者所以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乃因这三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均与文化密不可分。社会学研究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而人的社会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社会制度的深层次根源也是文化。民族学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什么是民族？所谓“民族”，简单理解就是指“特定的文化人群”，所以民族学的研究归根到底也是关注文化，关注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故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根，这就是文化。因此，让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三者发生紧密联系的纽带正是文化。 由于人类学关注的对象是文化本体，故虽然它的实用功能最弱，但在三个学科中，它却是最基础、最人文、最形而上，同时也是最“无用乃大用”的一个学科。正因为如此，社会学与民族学的研究，实际上均离不开人类学的理论、视野与方法。在中国，最能说明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三者关系的，乃是费孝通先生本人。费孝通是一位集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于一身，并分别在三个学科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费孝通最早接受的学术训练是跟随吴文藻、史禄国以及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人类学是其学术生涯的基础和起点。正因为早年受过严格的人类学训练，在费孝通后来的学术生涯中，文化意识及由此生发的问题意识明显高人一筹，无论是从事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均得心应手并成绩斐然。所以，从学科意义上说，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三个学科中，虽然人类学主要关注的是文化本体，实用功能最弱，但其基本理论、方法与视野却是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人类学第一个不容忽视的功能，是对社会学、民族学构成重要支撑。这正如费孝通所言：“对我来说，从人类学开始用实地研究方法来研究我们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学术道路。”[5] 既然人类学在认识人类文化上具有独特优势和难以替代的学科地位，那么，在当下，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在当今中国，人类学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人类学的研究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什么是中国人类学的当代使命？由于这些问题甚为重要，本文拟就此作一讨论。 一、人类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今天中国的社会，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内部转型升级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与风险。在这些挑战与风险中，既存在重大的发展机遇，与此相应，不确定因素也明显增加。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以及人们的道德伦理及价值观日趋多元且较为紊乱的背景下，人类学肩负着什么样的时代使命？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我认为，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使命和作用主要体现于以下三点： 首先，人类学能够提供一种“和”的思想与观念。 人类学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过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现代学科，也是应全球化过程中人类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理解之需要而产生的。从根本上说，人类学知识体系所提供的正是如何与异文化、多元文化相处的观念和思想方法。对于一种文化应当如何与异文化、多元文化相处，人类学至少有以下两个突出贡献： 第一，在全球化过程中，通过文化间的频繁接触而产生的人类学，认识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定律——任何文化都只能通过“他者”才能认识自己，“他者”是认识自己的“镜子”。一个文化乃至一个文明，如果处于封闭状态，不与其他文化、文明进行充分的接触与交流，他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这也是《庄子·齐物篇》所说“非彼无我”的道理。事实上，正是在全球化所推动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过程中，人们才开始真正了解和认识自己。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要数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明。人类学知识体系是伴随西方殖民扩张的浪潮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建立，却走向了与西方殖民者所秉持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相悖的方向——人类学恰恰是在打破和修正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现代学科。在西方殖民者凭藉船坚炮利进行全球殖民扩张之际，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在西方殖民者心目中，西方文明是全球最优越的文明。但是，在殖民扩张过程中，随着西方殖民者在世界各地建立起大量殖民地，在对被殖民者视为“野蛮”“蒙昧”“原始”的殖民地进行统治过程中，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开始遭遇挑战。为了对殖民地进行有效管理，殖民者不得不放下身段，开始致力于了解和认识殖民地的文化。这项工作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和一些学者进行。正是在对世界各地殖民地的人民、文化及社会进行调查、记录、描述与研究的基础上，诞生和形成了以认识不同文化为对象的人类学知识体系。出乎西方意料的是，随着对世界各地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社会、民族、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入，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开始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人们开始意识到，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内在结构和独特价值，都自成一体。正是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开始打破和改变了西方中心主义，使西方逐渐改变和放弃了西方文明中心观。就这一点而言，人类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已具有认识文化之“天下公器”的本质。 1920至1921年，应梁启超“讲学社”邀请来中国讲学的罗素，其在关于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演讲中，即清晰地表达了人类学的立场与观点：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然而这种古代文明现在正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以往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几乎完全独立于欧洲，因而中国文明较之西方文明有着自己明显不同的优点和缺点。试图对中西文明的优劣下一个定论是徒劳无益的；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胆敢贸然宣称，在总体上，我们今天的西方文明比较17世纪传教士在这个天朝帝国发现的中国文化究竟孰优孰劣。但是，有一种观点轻率地认为我们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优越，也有人认为，我们西方文明不如中国文明。假如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将会是有益的，那么，我们必须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种优等文明的传教士，不再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从而极端无耻地自认为有权去剥削、压迫和诈骗中国人。我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相信中国人比我们西方人低劣；并且我认为，绝大多数对中国有着深刻了解的欧洲人，都会持有和我一样的看法。［6] 罗素作为一位英国哲学家和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在1921年所表述的对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看法，乃充分吸取和反映了当时因人类学的发展而逐步放弃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立场和观点。这一立场和观点，无疑使西方文明开始走出妄自尊大的藩篱，进入对自己的定位与认识更趋理性、客观和批判性的阶段。 因此，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揭示了每一种文化都只能通过“他者”才能认识自己这一重要文化定律。 第二，人类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则是提出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与思想。这是人类学在认识和研究人类文化方面做出的另一重要贡献，并已成为当今世界人们看待文化的一个普遍共识。文化相对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文化是相对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生成环境和发展历史，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独特价值，文化之间在根本上并不存在高、下之分。我们不能说某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高明，也不能用自身的文化标准去评判另一种文化。正如我们不能说英语比汉语高明，不能说某一种生活方式就比另一种生活方式更优越，不能说某一个民族的服饰比另一个民族的服饰更好，等等。文化相对论不但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之间相互看待以及如何与异文化、多元文化相处的基本立场、态度和思想方法，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沟通、认识与理解的正确路径。 综上，人类学揭示的两个基本文化定律，无论是每一种文化都是通过“他者”、通过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来认识自己，还是其所秉持的“文化相对论”这一看待不同文化的基本立场、态度和观念，其思想精髓都是一种“平等”和“包容”。而这种平等地看待不同文化、包容文化之间差异的观念，其思想内核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和”。因此，从根本上说，人类学在文化上所提供的正是一种“和”的思想与观念。 需要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源远流长、贯穿始终的思想观念正是“和”。倘若把中华文明置于世界文明的大格局中来审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演进，正如钱穆先生的概括，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扩大”，二是“绵延”。[7]以“扩大”而论，贯穿中国历史演进的总趋势即是由分散到统一，由局部到整体，由“多元”走向“一体”，最后成为一个地域广袤和多民族的大国，一个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绵延”而论，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她的民族与文化，疆域与统一，数千年来代代相传，绵延不绝，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诸多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绵至今而未曾发生过大的断裂和中断的文明。事实上，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一部多民族聚合的历史。顾颉刚以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洞悉指出：“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融合问题。”[8]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则作了这样的归纳：“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9]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能够把如此众多的民族、众多的文化逐渐揉合到一起，整合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变成一个统一国家，原因很多，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一种包容与“和”的思想。《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论语》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所谓“文德”，正是指文化。钱穆认为：“《春秋》的学者所谓‘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乎诸夏则诸夏之’，此说决不错，而夷、夏界限在‘文化’不在血统，即此可证。”[10]所以，在中国古人的思想观念中，夷、夏的界限在“文化”而不在血统，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正如钱穆指出： 依照中国人想法，天时、地理、血统不同，民族性不同，均不碍事。只要有一番教化，在此教化之下，有一番政治，“教化”与“政治”便可形成一个文化而发出大力量来，自然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自然可以尽己之性而尽人尽物之性；自然可以会诸异于大同，而天下自达于太平之境。试问此是中国文化理想中所含蕴的何等见识，何等抱负？宜乎在此文化大理想之下，可以形成一伟大无比的大民族，而直传至今依然坚强不衰，刚毅不屈。在将来，它依然会发生大作用。[11] 正是在这种以“文德”即以文化来看待和包容民族差异的基础上，自先秦时代起，中国就开始形成了“以夏变夷”“有教无类”“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观念与思想。事实上，这种重文化，并以文化上的包容为主要特点的夷夏民族观，不但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始终，而且也使得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尤其是“夷”“夏”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成为可能。而这种以文化包容为主要特点的夷夏民族观，其真正的内核与精髓正是一种“和”的思想。从很大程度上说，“和”的思想正是自秦统一以来，中国的地域与民族得以不断“扩大”，文化得以“绵延”乃至中华民族最终得以形成的一个关键。 今天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能够成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所依赖的同样是一种文化上的“和”与包容。如果我们把中华民族看作是一个长城，把构筑这个长城的各个民族和各种不同文化看作是一块块砖，那么，要把砖变成长城是需要有粘合剂的，这个粘合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和”的思想与文化上的包容。对此，习总书记曾有如下深刻阐述： 各民族和谐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三和”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微观和宏观景象，紧贴各民族共同的美好心愿，既是我国民族关系基本形态的现实描述，又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目标导向。[12] 习总书记用三个“和”即“和谐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来描述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指出“‘三和’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这是对我国民族关系本质的深刻认识与概括。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依靠“和”来连接与维系的。 《国语·郑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3]“和”才能产生新事物，才能成为发展动力；“同则不继”，就是说，完全同质化的事物难以持续和发展。古人的智慧我们需要充分尊重和吸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简单的8个字，包含了很多哲理。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和为贵”的道理，“和”的观念成为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中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14]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从“和”的思想与观念来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的基本特点。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的最大特点是“多元一体”。事实上，在“多元”和“一体”之中，“一”和“多”是一个互为前提、相互支撑的结构。“多元”是客观现实，今天中国版图内的民族及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这种差异性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华民族多姿多彩、充满活力及内在发展动力的原因所在。那么，“一体”是什么？为什么说中华民族是“一体”？其实，今天中华民族的“一体”，深刻地体现于“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现实。习总书记指出：“‘三个离不开’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三个离不开’精辟概括了我国56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结成的休戚与共、互助合作的紧密联系，集中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15]很显然，“我国56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结成的休戚与共、互助合作的紧密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三个离不开”，正是中华民族“一体”的重要体现。故“一体”“集中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依据。所以，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中，“一”是由“多”支撑并生发出来的，而“多”则是以“一”即“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为发展前提。所以，“一”和“多”乃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二者既不能相互否定，也不能相互替代，否则无论对“一”或“多”都只会造成损害。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是要处理好“一”和“多”之间相互支撑、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和谐与平衡。中国古人对待世间万物，有一个重要观点，叫“中庸”。“中庸”就是平衡，不走极端，走极端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从“中庸”又发展出“中和”的思想。所谓“中”就是追求平衡和不走极端，所谓“和”，就是用“平和”“和缓”“圆润”的方法来处理问题，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思想方法。毫无疑问，要在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之间建立一种和谐与平衡，从根本上同样离不开“和”的思想。 习总书记在谈到我国的民族团结时指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16]这里，习总书记用了“六个相互”来概括我国各民族之间的紧密依存关系，这“六个相互”，归根到底正是一种“和”的思想。需要强调，习总书记用“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来比喻我国的民族关系，这一比喻也生动、明晰地道出了中华民族“一”和“多”之间的内在结构。 上述事实表明，要在“一”和“多”之间建立和谐与平衡，离不开“和”的思想。那种企图用“多”来消解“一”，或是通过消灭“多”来达成“一”的想法不但违反常识，而且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是非常愚蠢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和”是世间最强大、最持久的力量。只有通过“和”的方式，让“多”更紧密地结为一个整体，即习总书记所说“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确路径。 毫无疑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文化上的包容与“和”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所秉持的平等看待文化的思想与观念，同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和”的思想及以文化包容为主要特点的民族观，竟然完全吻合。原因在于，中国是在东亚地域板块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多民族国家，数千年来众多民族和不同文化在该地域频繁地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在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先人们以极高的智慧和远见卓识，形成以文化上的包容及“和”的思想来处理民族及文化问题的传统。从很大意义上说，历史上中国各民族能结成休戚与共、互助合作的紧密联系并进而成为一个整体，正是有赖于这一传统。故文化上的包容与“和”的思想，正是中国人处理民族及文化问题的智慧结晶。需要指出，人类学同样是应全球化过程中人类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理解之需要而产生的，人类学提供的与异文化、多元文化相处的观念和思想方法，特别是文化相对论等平等看待文化及以“和”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与“和”的思想完全吻合的事实，意蕴深长，且耐人寻味。它至少揭示了两点：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学在处理民族及文化问题上不但殊途同归，且具有同等智慧。二是充分印证中国特色处理民族及文化问题的先进性、优越性，印证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和”的思想及以文化包容为特点的民族观在当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 很显然，在文化包容与“和”的思想观念上，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学乃“貌异而神合”，二者在思想内核上是高度契合的。这意味着，人类学作为一门现代人文基础学科，其所倡导和秉持的平等看待文化即文化上“和”的思想，对中国特色处理民族及文化问题的思想观念与方法可以形成强有力的学科与学理支撑，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总结和提升中国特色处理民族及文化问题的思想观念与方法，可使之通过与现代学科体系的融合而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而为中国特色处理民族及文化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更为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其次，人类学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自己，也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 当下，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中国开放与融入世界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且步伐逐渐加快。在此背景下，中国不但越来越需要正确地了解和认识自己，也越来越需要深入、客观和全面地认识世界。人类学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功能，恰恰是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他者”，并且人类学的研究证明，只有通过认识“他者”，才能找到真正能够了解和认识我们自己的“镜子”。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个国家乃至个人，都是通过“他者”才认识自己的。正如苏轼诗中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认识自己的途径是“超越”自身，而超越的途径则是了解和认识别的文化，认识“他者”。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生活在封闭的环境里，他永远都不可能认识自己。而只有当他处在一个群体之中，通过接触和认识周围的人，他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个性与特点，知道自己在群体的地位与角色等等。其实，对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个国家的自我认识来说，道理完全一样。前已提到，人类学起源于西方对殖民地的研究。在殖民扩张以前，西方文明是非常自负、非常自我中心的，但在殖民扩张过程中，通过对非西方社会和殖民地的研究，反过来则大大促成了西方文明对自身的认识。随着人类学知识体系的产生与发展，随着“文化相对论”观点的确立，西方文明的傲慢与盲目妄自尊大在很大程度上竟逐渐被消解，而开始趋向更客观、更理性地来认识自己和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从清代开始，由于长期自我封闭和盲目自大，我们逐渐落伍。进入近代，西方殖民侵略使我们不得不打破封闭，开始睁眼看世界。如果说前一百年，我们主要是认识世界，学习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和制度，是“从中国看世界”，那么，在后一百年即20世纪后期及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随着中国的崛起和逐步融入世界，我们现在面临的重要任务，则是要“从世界看中国”，明白“我们是谁”，这是真正认识我们自己的基本路径。由“从中国看世界”转为“从世界看中国”，正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重要使命。无论是“从中国看世界”还是“从世界看中国”，都是我们了解和认识中国，认识世界并进而认识自己的必要途径。例如，李济先生曾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上古史须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看，不宜夹杂褊狭的地域成见。”并认为：“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里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17]李济先生192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他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眼光和见识，正得益于人类学的视野与学科训练。张光直先生曾用“人类学派的古史学”来概括李济先生的中国古史研究体系与方法，认为：“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里面来研究的态度，却是李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学派古史观的一个重要部分。”[18] 记得1997年，我作为一名青年学员参加在云南昆明举办的“国家教委第二期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参会的有很多人类学界的前辈先贤，如林耀华、李亦园、田汝康等先生。其中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田汝康先生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语重心长地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人类学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要“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他讲到他们当年学习人类学从国外留学归来，一个强烈的使命和愿望就是想“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正因为如此，他们回国后就一头扎在中国的田野之中。他讲到了当年的“魁阁”，[19]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白天做田野调查，晚上在油灯下整理调查材料和进行讨论，大家只有一个强烈的信念，这就是“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田汝康先生反复强调“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重要性，反复强调人类学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就是了解和认识中国。当时因为我人年轻，阅历和见识尚浅，对田先生的观点体会不深，今天回过头来看，田先生所言相当深刻和中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是田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对人类学使命与人类学家责任的深刻认识与感悟。 当下中国，由于社会转型，新旧更替和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处于一个思想、观念较为复杂的时期。这一点，只要每天看看微信上面的信息就会明白。微信上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奇谈怪论都有，有些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但其中也有很多是违反常识，甚至是荒诞不经。这种混乱，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我们自我认识和自我定位的混乱，根源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中国是谁，更缺乏对世界的正确了解与认识。世界上有一个东西是最难的，那就是认识自己。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同样如此。人类学之所以在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乃至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主要缘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人类学的关注焦点和研究对象是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基。文化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与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政治和经济。所以，文化是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础。 第二，人类学对于文化的观察、分析、比较与认识，已经形成一套较为成熟、完整的理论、方法和独特学科视野。尤其是人类学立足于田野调查，“通过参与观察的田野作业、社区民族志和文化比较，追求对个人、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完整性理解”[20]这一点，为其他任何涉及文化研究的学科所无法比拟。 第三，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文化，并以增进人类文化之间的平等、尊重和相互沟通与理解为宗旨。人类学所提供的正是如何与异文化、多元文化相处的观念和思想方法。这一基本特点，使人类学成为一个最无文化偏见，最具有世界眼光和人类视野的人文基础学科。如果我们要想从学科层面正确、全面地认识世界，进而客观地认识我们自己，而不是从经验层面主观和支离破碎地认识世界并进而片面地认识自己，那么，我们就离不开人类学，离不开人类学对于人类文化的完整性理解、认识与研究。 最后，人类学是我们与世界沟通、对话的重要学科领域。 我们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数、理、化等学科无国界。人类学同样没有国界。这是因为，从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看，人类学的宗旨正是增进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人类学的视野、理论、方法与话语均是国际化的，因此，人类学也是最有助于我们与世界进行沟通、对话的一个重要人文学科领域。 当前，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崛起，中国正以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融入世界的姿态出现。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提出，都向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提出了新时代的重大课题。比如，就“一带一路”而言，我们应当如何来认识“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民族与文化？应当如何达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如何建立文化互信与民心相通？再比如，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应当如何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与时代内涵？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困境与挑战是什么？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需求和基本趋势是什么？什么是人类的共同意志和愿望？如何求同存异？如何在尊重人类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发扬人类的共性？要很好地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都离不开人类学这一现代学科的参与。 需要指出，当今随着走出国门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世界的观察与认识也越来越丰富、具体，越来越多元化和见仁见智。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思维多偏向于感性和笼统，经验式的观察与思维较为发达，所以，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比较容易偏向于主观与感性。相对而言，却比较缺乏从人类学学科层面的更具客观性且更系统、理性地对外部世界的考察、分析和认识。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观察、认识外部世界的视野，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我们与世界进行沟通、对话的能力。人类学是一个国际化的人文学科领域，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并积极地融入世界，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逐年上升，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更多地到海外发展，中国企业所遭遇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问题也将越来越普遍和凸显，这些均需要有人类学的研究参与其中，需要有人类学的调查、分析与研究。从此意义上说，人类学将日益成为中国与世界进行沟通、对话的一个重要学科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